在这行里干了40多年，走路都练得很轻；一张纸有多厚，手指捻一捻就知道了。杜伟生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拿到一本残破的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作为一个医生，你是什么感觉？”

杜伟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两只手能数得过来，他是其中一个。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他也参与过《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匠心暖心

杜伟生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古人把书当做朋友，修书人就是医生，做医生最好做名医。拿到一本残破的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作为一个医生，你是什么感觉？”

有些行规不需要强制，进入工作的状态，身体自然就会服从。比如修古书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能大喘气，避免口水溅落纸张；手臂轻放轻抬，防止汗水黏起书页。有的古书薄如蝉翼，一阵风吹过，都有可能破碎。修书的时候，人必须进入忘我状态，身边有人说话，充耳不闻，全部的意志只聚焦两件事：书和身体。

杜伟生在这行里干了40多年，走路都练得很轻。与古书的对话，需要靠身体来完成。一张纸有多厚，手指捻一捻就知道了；修完的书放进仿制民国的压书机里，每本书需要拧几圈力，只能靠经验。

杜伟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两只手能数得过来，他是其中一个。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他也参与过《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全国现存5000多万册古籍，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他推算，一两百年大概能修完一遍。这个行业虽然不大，但只要有书，就有人。

老规矩

国图的古籍修复组在一间开阔的大办公室里工作，近二十张工作台中，最长的近3米，可以舒展地铺开卷轴和经卷。9月初的一天，杜伟生坐在自己的桌前，拿出一把补书的工具，一字排开：长长短短的竹尺、镊子、剪刀、针、木槌、裁纸刀。

棕毛刷是修书行业特制的工具，得用棕榈树皮扎成。一把好刷子十分难得，中部要硬，使得上劲，刷尾则要软，不伤书。早先有人专门做这些工具，但行业太小，现在几乎没人了。杜伟生从网上买了一大把棕毛存着，打算闲下来自己扎几把。

早上八点半，修复师们到岗，最先响起的是哗啦啦的水声——净手。手不干净不能摸书，这是流传下来的老规矩。

杜伟生年轻的时候，老师傅们的规矩更多，净手、净口、焚香，氛围和情绪都要安静下来，才开始修书。现在规矩没那么多了，但最关键的规矩演变成操作规范，被一代代严格执行。比如，书必须双手捧着，尽量用木板或书架托底，千万不能拎着走。

他1974年从军队转业到北京图书馆（1988年改称国家图书馆）图书修整组，那时候干活儿，办公室听不到声音，“在这种状态下，进来之后就自觉小心翼翼，起码不要妨碍别人，动作要慢，要轻。”现在修复组里年轻人多了，倒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死气沉沉，杜伟生感觉到年轻人就算不说话，也有一股内在的活力。

这天，修复组里最大的一个活，是修复一幅古画，平摊在桌面上近乎两米长。五六个年轻人围着画，先商量再下手。有的操作要两三个人一起配合，手持镊子和毛笔，屏住呼吸，同时出手。将古画修复与古籍修复合并到同一个组，是杜伟生1987年上任古籍修复组组长以后决定的，因为两者技艺类似，修画更复杂，学会修画对修书有帮助。

40多年前，文津街上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修整组只有他一个年轻人，师傅们都四五十岁以上，“两肖”肖顺华、肖振邦都在，全国修书圣手的半壁江山，都在这间屋子里。

名义上他们都是杜伟生的师傅，但谁也不会主动教太多，主要靠观察。“拿来两本书，师傅修一本，我在旁边看着，同时修另一本，就这么会了，没有人跟你讲为什么。”老师傅们大多是琉璃厂书铺店员出身，经验丰富，但不太会教，问多了还恼火。

“老师傅们认为这就像一加一等于二，没什么可以解释的。”杜伟生说，“抹上浆得粘住，粘不住，就是浆少了；粘上又揭不开，就是浆稠了，就很简单。”

后来他越来越体会到，师傅们的很多做法，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一个简单的操作：做封面。师傅们都是先粘在书上，再把三面内折，严丝合缝；有人改掉次序，先折好三面再粘，就会对不齐。

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师傅没说，但方法就摆在那里。

敦煌遗书

全国古籍保存量据统计大概有5000多万册，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修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在2007年之前，古籍修复行业只有不到100人。

人手不够，只能捡最重要的项目先做。国家图书馆最早启动的一个修复项目是《赵城金藏》，4814卷佛教经典《赵城金藏》1949年进入北京图书馆，由于抗战时期为避免被日本劫掠和破坏，被藏在煤矿坑中，不少经卷受潮后长满黑霉，粘连在一起，“黑得像木炭、硬得像木棍”。

1949年至1965年，国家图书馆用时16年修完《赵城金藏》，其间建立起最早的古籍修复队伍。20多年以后，主持修复敦煌遗书的任务，落在了杜伟生肩头。

敦煌遗书、《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一起，并称国图的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发现书籍，大多为唐朝时期，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北朝，距今1500多年。全球现存敦煌遗书近5万卷，其中1.6万余卷收藏在国图，大概有4000到5000卷需要上手去修。

动手之前，杜伟生系统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过程，他更关注的是教训。在《〈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一文里，他总结称，《赵城金藏》采用蒸揭，全部托裱，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

托裱，是以前修书的通用方法，在书页背后托上一张大纸，旧书页全部贴在新纸上，加固作用很强。但这样一来，纸张的很多信息就被掩盖了，研究造纸史的专家只能望纸兴叹。杜伟生决定，以后能不托裱就不托裱，只对书作最小的干预，“能补一公分坚决不补一公分半”。

时隔数十年，两代人的修复观念发生变革。以前，修书讲究天衣无缝，尽善尽美，后来，保留书上遗留的历史信息，被视为与修好书同样重要。

敦煌遗书修复之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潘吉星先生来馆里做讲座，他眼里看到的，是敦煌遗书的规格、厚度和纤维。潘先生说，对于敦煌遗书，“纸比书重要”。

“修书不能追求天衣无缝、以假乱真，隔着两米看要协调，看不出来新旧。但放在眼前，必须一眼能看到修复的痕迹。”杜伟生说，如果修到看不出痕迹，非但不能表明修复技术高，反而干扰了历史信息。

有些遗书上有古人修缮过的痕迹，当时技术原始，只是用麻绳缝一下。以往修缮一般会纠正古人错误的修法，替换成新方法。但杜伟生坚持不动，麻绳修书，也是古代同行留下的信息。

1990年，受邀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帮忙整理敦煌遗书时，他发现英国人也是同样的理念：尊重古籍原貌，同时尽量保留前人的修复痕迹。相比于师傅们那一代人，杜伟生这一代与国际同行接上了轨。

中药黄柏是国图修复组寻找到的纯天然颜料，可用于古籍修复，黄柏还有防蠹防虫效果。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黄柏入书

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室里，立着一个一人高的柜子，像中药铺里的药柜，隔出四五十个小抽屉。抽屉里装的是颜料，材质却是五花八门，有水粉颜料、皮革染料、矿物颜料，有荣宝斋、思序堂出的国画颜料，还有同仁堂的中药，黄柏、姜黄、栀子等等。

杜伟生拿出一袋黄柏，这是近些年他们找到的新材料。之前他们做过一个项目，找来各种有颜色的中药，挨个试色。最终试出了黄柏的颜色，非常适合用作古籍修复。中药是古籍修复中流传千年的极佳原料，纯天然，对书籍没有损害，黄柏还有防蠹和防虫的功效。

他们创造新的修复原料和方法，依然是通过诉诸最古老的经验。

杜伟生认为修书的理想状态，就是用做那本书时同样的材料与方法去修。古籍太老，留给后人创新的空间很小，一些没经过论证的新材料，他不敢用。

虽然化学颜料已经几乎可以调出任何需要的颜色，但杜伟生不会轻易使用，因为化学品即使眼下对书籍健康没有损坏，未来如何，并不能判断。

“所谓创新，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杜伟生回忆，修敦煌遗书的时候，有些经卷展开并不是横平竖直的方形，而是弧形。按传统做法，装裱后要上墙挂起来，但一上墙，弧形纸张上下左右力道不同，经卷会被张力扯碎。杜伟生想，既然是弧形，说明唐代写书的时候就不上墙，后人贸然去做可能伤到书，就改为摊在桌上，铺上木板，用石块压。

另一种被“逼”出来的技法，是在修复《永乐大典》过程中。《永乐大典》是原装的明代古籍，十分难得，他们决定修复时不拆页，也就不能取下每张单独修补。杜伟生只能“掏”着补，工具伸进折页中间慢慢补。这样增加了难度，质量控制也更困难，但学者专家都很满意，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这种技法被称为“掏补”，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两百年轮回

修书这行要坐冷板凳，修着修着也有感到枯燥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杜伟生学了英语，那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邀请他去深圳，当翻译。他动了心，但想了想，觉得那是伺候人的事儿，没多大意思，还是留下来继续修书。不仅因为喜欢这个，也因为北京图书馆属于行业顶尖的平台，保存着修不完的好书，他感觉自己会永远有事可做。

1992年，在一个敦煌遗书国际研讨会上，杜伟生就修复计划做了一个发言。会后，几位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尼姑找到他，见面就合十行礼。杜伟生赶忙谦称受不起，她们说您受得起，您修佛经，做的是最大的功德。这件事对杜伟生留下长久的感动，原来当个修书匠，也是一件功德。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古人把书当做朋友，修书人就是医生，做医生最好做名医。拿到一本残破的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你作为一个医生，是什么感觉？”

修书，是与古人对话，也是与后人对话。

杜伟生总想着给后人留一些空间，以后会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现在如果贸然修，反而画蛇添足。想起年轻的时候，杜伟生手快，一天能修一本。那时候大家都比着干，你修一本我就修两本。速度快了难免有些遗憾，后来杜伟生还把以前修得不好的书再拿出来，揭掉以前修补的材料，重新再修一遍，压平，完好地归库。

还好，当时用的方法是可逆的，才有弥补遗憾的可能。国图古籍修复组至今粘书仍然以面粉为主要材料，将其中的面筋提取出去，黏度适度降低。以后如果发现更好的材料、更合适的纸，稍微喷点水就能揭下来，替换更好的材料。

一个反例就是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使用的浆特别黏，一千多年后还不开裂。这也带来了问题，因为很黏，修复的时候拆开，就会撕开上下的纸，所以修复时他们罕见地没用古方，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可逆。

修书，两百年一个轮回，修好的书两百年以后也要再修。一代代修书人以书为媒，展开对话。

杜伟生的工作台，桌上摆放的是他修复古籍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路又窄又长

2007年全国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前，曾对古籍修复行业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全国从业人员不足百人。中心成立以后，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初级班、高级班、研究班，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大概办了将近200期。最有意思是初级班，面向零基础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杜伟生亲自教过的就有法医、律师、会计师、幼教等等，有一位退休的老先生，比杜伟生还大一岁，成了他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对古籍修复感兴趣，以后大多也不会入行，但自己会修着玩儿。

社会观念正在转变。以前这个行业陌生，不太受到尊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来敬意。带来的好处是，热爱这行的年轻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门，人才源源不断。现在，全国50多家高校都开了古籍修复的专业，国图古籍修复组新招的都是研究生学历。

现在全国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但大多是近几年入行的新人。据统计，5年前行业才200人左右。而高水平的人大多已经老了，像杜伟生这样的老专家，成了全国各地“抢手货”，被邀请去各地授课，指导修复项目。杜伟生理想的状态，是建立一批国家一级的古籍修复机构，至少每个省都有一个，这样全国古籍修复水准就能总体提高一个台阶。

全国5000多万册古籍，杜伟生推算，按照目前行业的规模，100到200年大概能修完一遍。古书修复周期为200年，正好实现轮转。

如果投入很大力量，用很短时间把所有的书都修完，杜伟生相信是可以做到的，技术并不复杂，培养一两年就能上手，完全可以利用很多人把所有书修完。然而，修完之后就没书可修了，技术就停留在原地，人也会流失，再过100多年开始下一轮修缮，技术很可能已经失去传承。

他认为，1000多人的规模已经够了，可以维持行业的发展。不过，还缺高水平的人。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很多行业在迅速更新换代，但修书这行变化很慢。敦煌遗书已经保存1500年了，杜伟生说，在现在的保存环境里，再放1500年、3000年都没问题。

书可以等，等更好的修复方法，等更合适的修复材料。“只要有书在，我们就得跟着。”他说。

寻找材料，自始至终是杜伟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从纸库里翻出一张一米见方的蓝色瓷青纸，相传是乾隆年间的旧东西，已经有200多年。这种纸据说是以前用在宫廷建筑顶上的藻井里，画师在上面画龙，颜色高贵典雅。这批纸后来辗转来到国图，躺在仓库里，几十年后被杜伟生翻出来，发现是用作古籍封面的上等好纸。

他握住两端，胳臂使力，猛得一绷：啪！清亮又浑重的一声响，纸张毫发无损。

“韧性极高！”他露出得意的神色。

新京报记者 倪伟

编辑 陈思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