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6期

感谢李贵老师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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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零壁从镇到县，从宋朝灵壁县到金国灵璧县，见证王朝兴衰和国族更替，是典型的基层区域。北宋的张园（兰皋亭）书写最早赋予灵壁以地方性，苏轼的作用尤为显著。纵贯两宋的灵壁石书写呈现个体玩好与家国天下交织的状况，灵壁石成为一种关涉个体、家国、天下的“尤物”。南宋文学在书写灵壁时为北宋招魂，寄寓故国之思，“灵壁断流”意象是压抑的政治现实的象征。小县镇灵壁的兴替，见证了两宋大时代的变迁。宋代文学创造了灵壁，也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的自我认识。因此既要关注地理如何影响文学，也要细读文学如何界定地方。宋代文学的灵壁书写对基层地域的研究也有特殊意义。

关键词 宋代文学 灵壁书写 基层地方 文化地理学

作者简介:

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等。

一 引言：关注宋代基层县镇的地方书写

空间已成为并继续成为人文社科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任何存在都处于一定的“空间”（space）之中，但并非每个抽象的空间都会成为具备标记的具体“地域”（locality）和“地方”（place）。在“空间”向“地方”的转变过程中，档案、文学（包括历史书写）、绘画、影视等文本对“地方”的建构、形塑起着关键作用，文本的描述直接构筑了“地方性（placeness）”。晚近英美“新文化地理学”关注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其所谓“文本”即指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电影、音乐、广告、新闻、网络和其他媒体等[1]。

就宋代文学而言，以往研究的地方书写多是大城市、大区域，对县邑、驿铺、市镇等基层小地方的文学文本缺乏关注。史学界对基层的研究较广泛，但着力处多在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等领域，鲜见文学视角。事实上，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帝制时代，县制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县承担着基层政权的职能，是整个国家行政体系运行的基石。另外，宋代也处于中国市镇制度的嬗变期，镇的职能由军事转变为经济，是乡村商品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政府赋税征收最前沿的基层机构。因此，基层区域的文学书写更能体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方风貌和历史变迁，需要进行文学分析。

在宋代众多的县镇中，宿州灵壁（今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是一个典型的基层区域。灵壁县本为零壁镇，后升为县，以灵壁石著称于世，北宋灭亡后被金占领，是南宋使臣使金必经之地，两宋涉及灵壁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本文即以宋代的灵壁书写为对象，探究宋代文学如何建构基层的地方特征、作家如何通过地方理解世界和自我，以及市镇兴替过程中呈现的时代变迁，从而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二 从宋零壁镇到金灵璧县：小市镇与大时代

先是，唐代有灵璧驿，但无法明确其所在。《太平广记》有吹笛者“许云封”一节，出《甘泽谣》，其文载：

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2]

按韦应物仕履，当今学者考证甚明，并无刺和州（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事[3]，此乃小说家言。文中“灵璧驿”已不明其所在[4]。

北宋的灵壁县，则班班可考，系由淮南东路宿州虹县零壁镇发展而来。

自北宋设立的灵壁镇县与秦汉灵壁并非同一地点。《史记·项羽本纪》载：“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灵壁故城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5]知秦汉之灵壁在符离的西北方向，在睢水边上。北宋后期孔平仲咏史诗《灵壁东》“麾兵大战灵壁东，血流争波入海红”[6]，即咏此楚汉战争的故地旧事。

与此相反，宋代的灵壁（零壁）则在符离的东南方向，位于汴水边上。《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宿州》载，当时宿州领县四：符离、虹县、蕲县、临涣，州治在符离，楚汉战争的灵壁旧城则在符离县西北八十里[7]。此书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约986—989年）期间，主要反映宋初太平兴国时期（976—984年）的政区建制，未载专门的灵壁县镇名称和建制。但《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天禧元年（1017）三月辛酉条下载，“宿州言灵璧镇蝗虫生”。[8]则至迟在天禧元年以前，北宋已有专门建制的灵壁镇。

反映元丰年间（1078—1085）政区建制的《元丰九域志》“淮南东路·宿州（治符离县）”下云：“县四。望，符离。望，蕲。紧，临涣。中，虹。”下记虹县的位置和范围：“州东一百八十里。四乡。新马、通海、零壁三镇。有朱山、汴河、淮水、广济渠。”[9]这是零壁镇首次出现在地理总志的文本之中。

据此记载，零壁镇所属的虹县有汴河、淮河及广济渠流经，交通便利，位置重要，零壁镇的地位也随之确立。苏轼《零壁张氏园亭记》（详见下文）说此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明言零壁在汴河岸边；又说张氏“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则零壁镇位于汴水之北、泗水之南。汴河是联系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大纽带，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对北宋的漕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之历史地理学家推测，汴河开通以后，宿州和虹县相距过远，往来船只须在中途停靠过夜，停泊地点选择在位置适中、又是运河两岸唯一有石质山丘的南麓，即今天灵璧县城所在的位置。该地逐渐出现为过往船客服务的店家，有桥相连，取名零壁[10]。

此地又名献齿头。南宋周煇使金，尝宿灵壁县，其《北辕录》云：“灵璧旧为镇，亦名献齿头。”[11]日本入宋僧成寻在日记里记载，熙宁五年（1072）九月廿五日，晚宿泗州通海镇，次日，过三十八里，到宿州虹县。第三天：

廿七日，天晴。寅四点，出船。卯三点，得顺风飞帆，终日驰船。酉四点，过七十三里，至史头县大桥下宿。……廿八日……过四十五里，至静安镇宿。[12]

“史头县”所指地点不明，从其位于虹县和静安镇（故址在今宿州市埇桥区大店镇）之间判断，当为零壁镇；“史头”或为“献齿头”之音讹[13]。成寻言在零壁境内的河道上“得顺风飞帆，终日驰船”，真实而生动地记叙了零壁在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

至和三年（1056）春末，梅尧臣从扬州出发往汴京，中经泗州，至零壁时作《至灵壁镇于许供奉处得杜挺之书及诗》，加之此前的《阻浅挺之平甫来饮》，[14]详细记叙了淮河、汴水行舟的宜忌，就中可见零壁地理位置重要、过往船只繁忙、官员文士多途经的真实情状。

韦骧《宿零壁驿》诗透露出官府在零壁设立驿站的消息[15]。吕本中《舟行次灵壁二首》则可窥见零壁的商业、交通信息：

往来湖海一扁舟，汴水多情日自流。已去淮山三百里，主人无念客无忧。

小市荒桥贯浊河，故人虽在懒谁何。只因远地经过少，更觉新年坐卧多。[16]

其一表明灵壁距离淮河边临淮县之淮山大约三百里。其二反映出灵壁跨汴河两岸，商业、交通均发达，汴河终年浑浊。

得益于独特便利的地理优势，这个运河边上的小镇日渐繁盛。熙宁十年（1077），零壁一镇的商税岁额就高达2156贯632文，比它所从属的虹县2042贯894文还要高[17]；盐额也达到1588贯747文，在宿州所辖柳子、蕲泽、静安、零壁、荆山、西故、新马、通海和桐墟共九镇中位居第三（《宋会要辑稿》，第11册，第6468页）。零壁镇的交通和商业地位如此重要，以致北宋政府加强了该镇的监镇设置。元祐七年（1092），苏轼上《乞罢宿州修城状》，反对将零壁镇升级为县，披露了零壁镇的官吏配置众多而强大[18]。由于零壁镇地处交通要道，商业经济繁荣，朝廷为了加强控制，不仅派遣初级命官出任该镇镇官，而且从虹县抽掉县尉和弓箭手，加强武装力量，零壁镇的繁盛景象于此可见[19]。

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针对的是将零壁镇升级为县的动议。早在七年前，朝廷已有此举措。综合《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历史文本的记载[20]，以及苏轼此状，可知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户部主张将零壁由镇升为县，朝廷同意，七月，又复为镇；元祐七年，又出现将零壁升为县的提案，苏轼上奏反对，但亦知事难中辍，最终朝廷仍准许零壁再次升为县；徽宗政和七年（1117），零壁被改名为“灵壁”（从土之“壁”何时改作从玉之“璧”则难以确定）。

是年正是徽宗大兴土木、搜罗奇珍建设艮岳的一年，来自零壁的奇丽灵石深得徽宗喜爱，零壁被改名为灵壁（后作灵璧）当与此直接相关。明代的舆地志在解释秦汉灵壁故城与宋代零壁县镇之关系时引用当地文献说：“地志云：‘旧为零壁镇，取其音同而名之也。宋元祐中升县，易零为灵，以县产磬石，珍之如璧，故名。’”[21]这个古驿站在宋代不再零丁孤单，已发展成为灵异如璧之地。

自此，在反映北宋末政和之制的《舆地广记》中，灵壁就正式被作为淮南东路宿州的一个管辖县而被著录：宿州“今县五”，含苻离、蕲县、临涣、虹县、灵璧。[22]这是灵壁作为一个建制县第一次出现在地理总志的文本之中，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宋朝地理总志的文本之中。

北宋灭亡，灵壁成为金国的统治区域，灵壁等宿州区域自此成为南宋人心中的沦陷“故国”。《金史·地理志·南京路·宿州》下记有“灵璧”县，解释云：“宋元祐元年置。”[23]同书卷二七《河渠志·漕渠》又载，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第2册，第686页）。可见直到金朝后期，灵璧的重要水运地位仍不稍减。地方还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归属的国族已经变异。

金朝对灵壁的统治与中原王朝相比有同有异。一方面，金朝也重视族长在乡村中的治理作用，如元好问记述，“灵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华观。庄子之后余二百家，族长以行第数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给杖印，主词讼。”[24]这是相同的一面。另一方面，金朝实行严格的保伍制，要求民众必须聚居，不可散居独处，如1169 年（南宋孝宗乾道五年，金世宗大定九年），楼钥使金，十二月初二日记：“饭后乘马行八十里，宿灵壁。行数里，汴水断流，人家独处者皆烧拆去。闻北虏新法，路旁居民尽令移就邻保，恐藏奸盗。违者焚其居。”[25]这是相异的一面。

时移世易，小镇零壁从镇到县，从宋朝灵壁县到金国灵璧县，一个基层镇县见证了王朝兴衰和国族更替。

三 张园兰皋亭：灵壁“地方性”的最早建构

由于灵壁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北宋士人时常路过，写下作品；即使未曾涉足，也会因其著名的兰皋亭而提及。在灵壁诸多地方元素中，首先被宋代文学建构起来的标志性景观是张氏兰皋园亭。

最早明确书写张园的是欧阳修。其《于役志》载，景祐三年（1036）五月廿一日，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廿六日，众亲友到汴水岸边送别，武平、损之等“皆来会饮”。六月初三：

过宿州，与张参约泊灵壁镇，游损之园。会余有客，住宿州，参先发，檥灵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灵壁，独游损之园。[26]

武平是胡宿的字。损之谓谁？从《于役志》五月日记看，欧阳修、胡宿、损之在汴京时相过从，关系密切。损之在零壁有私家园林，且名声在外，故欧阳修舟过宿州时要与张参相约共游，即使晚至零壁，仍要独游。欧集另有《题张损之学士兰皋亭》诗，记夜游之事。则损之姓张，职事为学士，其私家园林有亭名兰皋[27]。

据此，胡宿（995-1067）《寄题兰皋亭》诗亦系为零壁张氏园亭而作[28]。人不到而犹寄题，足见兰皋亭名动当时。

与欧阳修同时的宋祁有《兰皋亭》诗，题下自注：“张学士充别墅。”[29]按宋祁曾出知淮南各地，《有诏换淮阳》自述：“比出淮上守，今移寰内州。”[30]多次经过宿州，《答宿州王素都官》回忆：“当年弛镫避清尘，此地联麾喜故人。”（《景文宋公集》卷三一，第2b页）则此兰皋亭即系宿州零壁张氏园亭，张学士充与欧阳修所记张损之学士乃同一人，张学士名充，字损之，语出《老子》，字与名互相补充，符合取名表字的原则。北宋后期，黄裳作《灵壁游张学士园》，许景衡有《过灵壁阻雨不得游张园二绝》，知张氏兰皋亭又名张学士园、张园。

距欧阳修的记载四十多年后，张充之子张硕成了兰皋亭的主人，园林仍称张氏园。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作《灵壁张氏园亭记》，自称经过张氏园亭时：

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璧，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一一，第11册，第1163页）

张氏的父辈自别处迁居零壁，张氏创为此园以奉养至亲，名兰皋亭，传至其子张硕，逆推五十多年，正好是张充生活的时代，则文中所谓张氏亦即张充。

贺铸的记录堪作佐证。其《游灵壁兰皋园》诗序云：“集贤张校理治此园以奉亲，因名兰皋。戊辰二月，余舟行次灵壁，访张氏子硕，于园中诸亭壁间，得故人东莱寇元弼三四诗。”[31]此戊辰乃元祐三年（1088），在苏轼作记后十年。苏轼明言邀请者是“张氏之子硕，”贺铸也直接说集贤院校理张氏创治兰皋园，他往访的是“张氏子硕”，则张硕乃张氏子无疑[32]。

张氏之子张硕请苏轼作记时尚未入仕。据《乌台诗案》载，苏轼作记当年七月，国子博士李宜之状告苏轼，提及：“昨任提举淮东常平，过宿州灵壁镇，有本镇居止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灵壁张氏园亭记》。”[33]既称“秀才”，则只是一般的科举应举者，尚未中式[34]。

又，张方平所撰李迪神道碑文，载宰相李迪（971—1047）次女嫁“祠部员外、集贤校理张充”[35]，与此灵壁张充当系同一人。则兰皋亭主人张氏的家族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名望，无怪四方士人要纷至沓来。

至此可知，灵壁张氏园，有亭名兰皋，故以亭名园，称兰皋亭，或称张学士园、张园，系集贤校理、学士张充创治之私家园林。张充字损之，乃宰相李迪的女婿，逐步增建园林，远近闻名，传至其子张硕。从景祐到元祐，张园历经欧阳修、宋祁、苏轼、贺铸等重臣名家游览、书写而声名远扬。

遍考两宋文献，宋代共有18位作者、22题28篇作品明确描写了灵壁张园[36]，除两宋之交的杜绾外均为北宋时人，北宋的张园书写可谓作者众多，作品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试列简表如下。

作者

题目

体裁

出处

欧阳修

于役志

行记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五

题张损之学士兰皋亭

五律

同上卷五六，第7b页

胡宿

寄题兰皋亭

七律

《文恭集》卷五

宋祁

兰皋亭

五排

《景文集》卷二一

曾巩

过零壁张氏园三首

七绝

《曾巩集》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135页

刘攽

灵壁张氏园亭二首

五律

《彭城集》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第1096册，第116页

刘挚

宿州灵璧张氏园亭舟过始知之

七律

《忠肃集》卷一九，同上，第1099册，第665页

王安礼

题灵壁兰皋张氏园亭

七律

《王魏公集》卷一，《豫章丛书》本，第106册，第4b页

苏轼

灵壁张氏园亭记

记

《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一一

留题兰皋亭

七律

《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卷二五，第4册，第2763页

兰皋园奇石题名

题名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0页

蒋之奇

兰皋园奇石题名

题名

同上

黄裳

灵璧游张学士园

七律

《演山先生文集》卷八，《宋集珍本丛刊》影清钞本，第24册，第725页

李之仪

题兰皋

七律

《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宋集珍本丛刊》影清钞本，第26册，第772页

戏子微兼次韵陈君俞寄题兰皋

七律

同上

陈某字君俞

寄题兰皋

七律

诗已佚，见上引李之仪诗题

贺铸

游灵壁兰皋园

五古

《庆湖遗老诗集》卷三

刘跂

题张氏园亭二首

五律

《学易集》卷三，《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第550—551页

谢逸

和陈倅灵璧寄莹中二首

七律

《溪堂集》卷五，《豫章丛书》本，第111册，第1a—b页

许景衡

过灵壁阻雨不得游张园

二绝

七绝

《横塘集》卷六，《四库全书》本，第1127册，第215页

吴师礼

兰皋园张园奇石题名

题名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第40页

杜绾

灵璧石

笔记

《云林石谱》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

上述作品从不同方面描述了兰皋亭的特点和美景，共同建构起这一地标景观。苏轼的《灵壁张氏园亭记》描述得最为简要清晰：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天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璧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菇可以馈四方之客。

文字虽短，却描述出张园的六大优点：其一，距京师八百里，位于汴河之北，对长途跋涉的人是极大安慰；其二，园外竹木茂盛，周边环境优美；其三，园中陂池活水，山石怪奇；其四，花草树木生机勃勃；其五，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多姿多彩；其六，张园物产丰饶，主人热情好客。后世总结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三要素为山水（包括假山、园石、湖池溪涧）、花木（各种植物）和建筑，[38]苏轼对张园内部的概括描述与之若合符契。

通过上述作品，无法亲游张园的读者也能复原出园林实况。园中假山叠秀，奇石竞巧，多列灵壁巧石，各高一二丈许，最奇者名曰“小蓬莱”。有静态的百亩清池，有动态的溪濑涯涧。奇花异草来自各地，春桂秋菘四时不断。红花倚墙并蒂，绿树翻槛交柯。曲径通幽，游园尽日。阶砌留花叶，亭轩隐林山。农地肥沃，楼阁崔嵬。除了视觉享受，还满足听觉嗅觉。鸟啼蛙鸣，水流石响。嗅觉美则来自花、草、果、蔬、香及酒。

古典造园名著《园冶·借景》认为：“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39]在作家们的笔下，张园尤善于借景。利用居于水边的有利条件，引汴河水入园，造溪围池，源头活水，事半功倍。再起亭台楼阁，即可开阔视野、扩展空间。园外借景，见水边芳草轻浪，天上晴云夜月，江中船帆烟波，周围修竹乔木。园内借景，见窗含霁景烟姿，帘拂晨香露气。虚实相生，小中见大，由此而获得象外之象、景外之景[40]。

张园的自然环境不仅有山林江岸，又加田园风光。此地有农地田野，物产丰富。曾巩诗中描写得最为具体：梨枣累累，麦粟丰收，鹑兔争肥，高粱酿酒。主人悠闲自适，客人在园中盘桓竟日，尽兴醉归。他甚至说零壁已不需设置馆驿迎宾，行人直接到张园即可受到款待。《园冶》卷一《相地》最推崇的造园基地是山林地和江湖地，同时也喜爱村庄地和郊野地。张园可谓集四种基地于一身，既得山水林泉之乐，复具田园郊野之趣，出世啸傲之情和入世生活之味兼而有之，堪称“完全的风景”[41]。加上主人热情好客，宾主琴酒自怡，曲水流觞，诗文唱酬，园林风景之上，独具一种人文气息。

完全的风景，人文的气息，正是宋人对园林的理想追求。欧阳修《酬张器判官泛溪》（《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第1b页）说园林之美要丰富多样、变化多端，兼具人文交游。而王安礼《题灵壁兰皋张氏园亭》描述的兰皋园亭完全符合：

池塘脉脉春泉动，亭馆阴阴夏木凉。砌叶乱风摇月色，檐枝留雪宿年芳。四时气象谁长见，一夜追游我太忙。从此与君携酒后，梦魂应不隔沧浪。

园中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典型而富于变化，身处其中的士人自由随意地交往，尽得隐逸之趣，充分满足了知识人的人生追求。张园因此吸引众多士人前来游玩、书写，成为灵壁的标志性景观，首次确立了灵壁的“地方性”。南宋以后人提到灵壁，首先会想到灵壁石，而在北宋末期徽宗大兴花石纲之前，外地人提到灵壁，首先会设想张园如何[42]；若路过灵壁却不能游览张园，则要心生怨念、引以为憾[43]。

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在北宋进入成熟期，洛阳园林尤为繁盛，耸动天下。画家郭熙在画论名著《林泉高致》里道尽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自然山水美的强烈渴求，揭示一个难题：世人或因地僻路遥，或因齐家治国，难以满足亲近山水之愿，但“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他认为山水画解决了这个矛盾，使人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山水之美[44]。然而，绘画只是二维平面，既不能让观者身处风景之中，也不能提供完整的感官享受，更不能让观者与风景互动。真正很好地解决“郭熙难题”的不是绘画，而是塑造真实风景空间的人工园林（刘天华《园林美学》，第21—22页）。欧阳修在给张园主人张充写信时表达了对园林的强烈向往：

湖园野趣，近郡所无，梦寐在焉，何尝忘也！若得偶逃罪责，归老其间，遂养慵拙，何胜幸也！[45]

前代文人渴盼的是归隐山林，欧阳修念兹在兹的却是归老园林，前者是自然风景，后者是人文艺术。郭熙和欧阳修都用了“梦寐在焉”一词，前者概括的是世人对自然风景的普遍愿望，后者表达的则是宋人对人文艺术的时代理想。园林是宋代知识人栖息身心之地，也是挥洒艺文之所。小县镇灵壁的张园塑造了大自然，陶冶了参观者和书写者，书写者的作品则反过来建构了张园。风景与书写之间呈现一种互动关系。

张园是一个人工产物，是园主人根据时代文化主潮和个体美学视角，对真实的自在之物进行规划、改造的结果。书写者从个人遭际、当下情绪和意识形态出发，去发现、欣赏、选择、描写风景。没有这些多重书写，张园不可能广为人知，其面貌美感不可能完整动人，更不可能在荒废后依旧为人所知，达致不朽。宋代文学建构起张园，也建构了基层县镇灵壁。阅读张园书写，就如同在观看灵壁风光。最早赋予灵壁以“地方性”的是北宋的张园书写。

四 地方与自我：灵壁与苏轼

无论是园主人的设计，抑或书写者的描写，都是对灵壁的构造。在此过程中，北宋文人士大夫对张园的爱好和书写体现出一种群体趋同。而苏轼在其中又认识到自身与他人的差异，透过地方灵壁发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identity）。

苏轼一生先后三次经过灵壁。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途中游览张园，应张硕请，作《灵壁张氏园亭记》，在交代作记缘起、描写园林美景后，荡开一笔，发挥议论：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茍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仕隐矛盾一直是中国士人的心结，宋人又普遍具有范仲淹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苏轼也认为出处的选择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何做到在政治上完成个体的社会使命，同时在道德上又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受到张氏园林的启发，他指出，“隐于园”可以缓解这种紧张，人生的出处原则应该是适可而止，不必强求。正如王水照所分析，苏轼在“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议论中，着重以“不必仕”来自警自戒，反映出他追求自适的人生理想[46]。苏轼总结道，园林既能在物质层面“养生治性”，又能在精神层面“行义求志”，最终达致“无适而不可”的境界。栖居园林是解决矛盾的途径，自适心性则是个体人生的目的。因此他期盼将来能“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人文地理学提出，“地方”是安全的，“空间”是自由的。人们都想依赖地方的安全而又追求空间的自由，这就是如同“家”一般的地方。地方乃生物所需感觉价值的中心所在，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关涉停驻和休憩，指向“价值”和“归属”[47]。苏轼通过游览张园，指出其意义，确立了自身的身份归属和价值追求，从内心深处认同了灵壁的地方感受。“地方不仅是世界上的一种事物，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决定突出什么、贬低什么”，这就涉及地方与认同的联系。地方是身份认同的创造性生产的原材料，而不是身份的先验标签[48]。灵壁张园为苏轼发现自我、确定认同提供了思考的场所和契机，他在这里强调不用强求出仕的原则，表露自持自适的人生理想。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他越深入内在，对灵壁及张园的地方认同感就越强烈，因此渴望能在灵壁北边买田归隐，以便“南望灵壁”，“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南宋吕午、文天祥作亭记时都曾指出苏轼此记中园亭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49]。

纵观苏轼的一生，他从未找到这样的居处，这篇表露人生理想的亭记却成为其“乌台诗案”的一大罪状。据前引《东坡乌台诗案》载，国子博士李宜之抓住苏轼的上述议论大肆发挥，指控苏轼扰乱取士之法、教人无忠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废为臣之道，显涉讥讽，须深挖以治罪。苏轼终获罪入狱。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政治空间里，写作是危险的。但出狱后的苏轼仍不停止对灵壁的书写、对心迹的表露。元丰八年（1085）正月，苏轼离开泗州北行，途次灵壁，作诗《留题兰皋亭》：

雪后东风未肯和，扣门迁客夜经过。不知旧竹生新笋，但见清伊换浊河。无复往来乘下泽，聊同语笑说东坡。明年我亦开三径，寂寂兼无雀可罗。

“东坡”典出白居易，“三径”典出陶渊明。作者决意熔铸陶、白二贤的人生态度，开出自身的生活境界，既不必钟情仕宦，又不致贫寒困顿，而是隐于田园、自适卒岁。张园先是激活、继而强化了苏轼的自我认识。

元祐七年（1092），苏轼本在知扬州任上，八月，兵部尚书除命下，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离扬州至京师赴任，九月，途经宿州，上《乞罢宿州修城状》，反对将零壁升为县，理由是该镇现有治理机构、人员已足以维持，无需添置一县；升格为县只是本镇豪民为了个人私利而煽动欺骗，导致下层百姓被迫缴纳钱物，甚为扰民。这体现出他对处于沉重负担下的百姓的同情，以及对欺上压下的官吏豪族的愤慨。苏轼解释，他之所以上奏反对将零壁镇升作零壁县、以及宿州展筑外城，实因此乃本人“前任部内公事，而改镇作县，又系兵部所管”，这是他职责所在。其实也反映出他对灵壁的深厚感情和强烈认同，故虽深知“改镇作县事，系已行之命，兼构筑廨宇，略已见功，恐难中辍”，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此事直接关涉其自我认同。

苏轼与灵壁相互影响。一方面，他与北宋其他士人共同书写从而建构起灵壁这个“地方”。尤其是《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深受士大夫和普通读者喜爱，其精神主旨及行文笔法皆广受推崇，垂范百代，在文学建构张园及灵壁的过程中作用突出，后世因此在灵壁造东坡祠以纪念，甚至有“张氏之园，得坡公一游，而世始藉藉焉，有所品目”之评[50]。另一方面，苏轼通过灵壁认识了自我、确立了身份认同，辨别出自身与他人的差异究在何处，在群体的共同性中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并践行终身。“生活就是在某个地方生活，认知首先是认知人所在的地方。”[51]苏轼对灵壁的地方认知是他本人的一种生命体验，通过认识灵壁而认识自我。以往学术界在研究苏轼与地方的关系时，多据其晚年自述而聚焦于黄州、惠州、儋州，本文所论若不虚，则尚应关注宿州灵壁的根源性、奠基性作用。

五 尤物：灵壁石、个体及天下

灵壁石由来已久，至宋代更是声名鹊起，臻于极盛。两宋有关灵壁石的文献异常丰富，难作定量分析，以下试择要作定性描述，以见灵壁石在宋代文献中的多种面相，呈现出个体玩好与家国天下交织的状况，两宋围绕灵壁风物的书写也建构起人们对灵壁的地方印象。

首先，皇帝的持续征采和围绕“花石纲”的多重书写将灵壁石的地位推到至尊。

北宋真宗、仁宗时期，江淮地区就有大批花石被发运使征运至京师以讨好皇帝[52]。徽宗之前，灵壁石虽已闻名，但尚未被过分倚重，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叶梦得落第返乡，道经灵壁，发现茶肆多有求售奇石者，“公私未之贵，人亦不甚重”，他购得其一，长尺许，价仅当八百[53]。至徽宗，营建御花园主景“艮岳”，大兴花石纲，令朱勔等人大肆搜刮“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54]，持续二十多年，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终引起民众造反。灵壁石亦因之盛极一时。苏轼侄孙苏元老谓：“灵壁之石，天下奇玩也，盖仅有岩穴处耳，徒以其近于中都，故取重当世。”[55]道出了最高统治者的偏嗜与灵壁石的极盛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此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围绕花石纲和艮岳的书写形成三类。第一类是对其中的花石极力描摹赞美，歌功颂德，虚构太平盛世之象，以徽宗为典型。据说，政和建艮岳时，“灵壁贡一巨石，髙二十余丈，舟载至京师，毁水门楼以入，千夫舁之不动”。有人进言：“此神物也，宜表异之。”徽宗乃亲笔题字表彰：“庆云万态奇峰。”“仍以金带一条挂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顷刻至苑中。”[56]宣和四年（1122），徽宗作《御制艮岳记》，明言“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兴泗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取瓌奇特异瑶琨之石”。又命李质、曹组各制赋呈进，并令二人共同完成《艮岳百咏诗》。李质赋中有“灵壁之秀，发于淮之北”之语（《挥麈录·后录》卷二，第56－59页）。灵壁奇石之名遂在朝野上下传诵。

第二类是批评花石纲扰民，以灵壁石为题材讥时刺上，以晁说之为典型。其《灵璧石有未上供者狼藉两岸》诗：

凤凰山石与石殊，敕使督贡倾舳舻。擎空不数碧菡萏，媚日宁顾女珊瑚。但识天囿箫韶底，岂期汴岸沙砾余。炀帝锦帆几来往，曾不得汝恨何如。[57]

凤凰山在灵壁县境内。首联言灵壁石与众不同，徽宗令官吏搜求进贡，舳舻相接。颔联谓官吏为迎合圣意，一心只想着采石运石。颈联指为了给朝廷上贡，灵壁的石场过度开采，导致环境破坏。尾联以隋炀帝当年未得灵壁石，反衬宋徽宗溺石误国。全诗的批评大胆直露，将作为玩好的灵壁石直接与天下兴亡相联系。

邓肃诗案亦与此相关。艮岳告成后，太学生邓肃给徽宗进呈《花石诗十一章并序》及《进花石诗状》，开篇描述了从东南各地络绎不绝给御花园运送奇石的盛况，中间批评官吏借机大肆扰民、中饱私囊，最后劝说徽宗应以天下为家，安抚民众，与民同乐[58]。邓肃因此被用事者逐出太学，贬归乡里，亦由是名震一时[59]。当时江公望亦有诗讽谏，全诗已佚，仅在刘克庄《跋江民表三贤帖》里见到残句：

余旧诵江公谏书，知其为邹、陈辈人尔。后见其《题艮岳》云：“春光吴地减，山色上林深。”比之邓肃《花石纲诗》，彼刻露而此含蓄矣。[60]

清翁方纲则比较说：

“春光吴地减，山色上林深”，此江公望民表题艮岳句。刘后村跋云：“比之邓肃《花石纲诗》，彼刻露而此含蓄矣。”然《栟榈集》中《花石诗》，气格亦自远大，不减少陵。[61]

江公望以东南风光减退、宫苑风景增色来批评花石纲扰民，委婉含蓄；邓肃的诗、序和状篇幅宏大，用语刻露直接而气格远大。二人皆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第三类是在北宋灭亡后藉花石纲中灵壁石的遭遇来感叹历史变迁，抒发兴亡遗恨。金兵侵入汴京，百姓争相涌入寿山艮岳避难，蜀僧祖秀因得在其中“周览累日”，惊叹“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翌年再游，已被民众损毁，“太湖、灵壁之石”自难逃厄运[62]。张淏综合历史资料和徽宗、祖秀诸作，撰《艮岳记》，中云：“金人犯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63]奇石的命运跟随国族的命运而起落兴废。

当南宋使者北行过灵壁，兴亡之感尤其强烈。乾道五年（1169），楼钥随团出使金国，在汴河灵壁段见到：“西去两岸皆奇石，近灵壁东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纲所遗也”；在开封城外，“河中有乱石，万岁山所弃也”（《北行日录》卷上，第12b、20b页）。作为北宋太平盛世象征的灵壁奇石被随意遗弃，家国沦落，一至于此。又有《灵壁道傍怪石》诗，写路边奇石曾显赫一时，“只今零落荒草中，万古凄凉有遗恨”（《攻媿先生文集》卷一，第12b页），停步太息。绍熙四年（1193），许及之出使贺金主生辰，途中作《灵壁道傍石》诗：

花石纲成国蠹盈，贼臣卖国果连城。陵迁谷变犹横道，反作傍人座右铭。[64]

灵壁石的遭际折射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时刻警醒着后人。

其次，文化权威的赏玩推扬带动了全社会对灵壁石的收藏热潮，米芾和苏轼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米芾搜藏灵壁石研山（砚山）的故事在两宋是一个热点话题，在后世更演变为传奇。蔡绦记载，南唐李后主宝爱一研山，“径长尺踰咫，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掌，左右则引两阜坡陀，中凿为研”。南唐亡后，辗转为米芾所得，米芾晚年在镇江以此砚与苏仲恭之弟交换，换得一古宅，砚归苏氏，终被征入禁中[65]。

米芾另有一方灵壁砚石，其传奇源自楼钥等人的作品。楼钥《陈顺之灵壁石砚山》诗序：

陈顺之吏部灵壁石砚山，中有双涧，低处为砚。下米元章题云：“唐弘文馆校书李群玉有诗，南唐李重光故物也。”蒋教授文会有诗，次韵。（《攻媿先生文集》卷二，第13b页）

从唐代李群玉为之赋诗，到南唐李后主宝爱，到北宋米芾，再到南宋陈顺之，此灵壁石砚山历经数百年，传藏不绝，经米芾收藏、品题后更是耸动天下。南宋蒋文会、楼钥的吟咏突出了这段历史。楼钥诗云世人皆欲得此天然灵壁石砚，米芾费尽心力始能如愿，“米氏研山”在士大夫之间流为传奇。

米芾研山在南宋末期归于天台戴觉民及其族人。元揭傒斯《砚山》诗序对宋末以前研山流传的记述与楼钥相同，其称研山后归天台戴觉民及其族人[66]，亦有周密的多种著述作为旁证[67]。宰相贾似道觊觎此奇石的材料则再次加深了灵壁石的传奇色彩。两宋围绕米氏研山的事件及其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赏玩灵壁石的热潮。

苏轼对灵壁石的喜爱亦传为佳话。据前引《墨庄漫录》载：

宿州灵壁县张氏兰皋园一石甚奇，所谓小蓬莱也。苏子瞻爱之，题其上云：“东坡居士醉中观此，洒然而醒。”子瞻之意，盖取李德裕平泉庄有醒醉石，醉则踞之，乃醒也。蒋颖叔过，见之，复题云：“荆溪居士暑中观此，爽然而凉。”吴右司师礼安中为宿守，题其后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读二题，一笑而去。”张氏皆刻之石，后归禁中。

这方张园灵壁石“小蓬莱”，经苏轼品题，引起众人效仿，身价倍增。另据苏轼《书画壁易石》自述：

灵壁出石，然多一面。刘氏园中砌台下，有一株独巉然，反复可观，作麇鹿宛颈状。东坡居士欲得之，乃画临华阁壁，作丑石风竹。主人喜，乃以遗余。居士载归阳羡。元丰八年四月六日。（《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七〇，第19册，第7922页）

苏轼有浓厚的嗜石兴味，欣赏天然怪石的“坚姿”与“秀色”[68]，以上灵壁石中，“小蓬莱”的奇，刘氏园石的丑，皆中其耽玩之心。苏轼对灵壁石的品题自然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宋人对灵壁石的研究、品鉴、吟咏在全社会传播了它的声名，确立了它的形状、质料、意气、比德等多方面标准，灵壁石作为观赏石的美学风格从此成熟定型。北宋末期，饶节《向居卿所藏灵壁石歌》云：“灵壁之石妙天下，奇姿异质穷变化。”（《全宋诗》第22册，第14541页）已道出灵壁石耸动天下的名声和奇幻变化的性状。南宋前期，陆游反复赞扬灵壁石乃名动宇宙的“尤物”[69]，则藉助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的语典高度肯定了灵壁石的殊绝之处。范成大《小峨眉》诗序：“近得灵壁古石，绝似大峨正峰，名之曰小峨眉。东坡常以名庐山，恐不若此石之逼真也。作《小峨眉歌》以夸之。”亦在诗中夸灵壁石为“尤物”，甚且许为天下第一：“太湖未暇商甲乙，罗浮天竺均鸿毛。”[70]

既是尤物，遂引发全社会追捧热潮。曾几《吴甥遗灵壁石以诗还之》自称往复百封书信，只为一片灵壁石。（《全宋诗》第29册，第18510页）曹勋《山居杂诗九十首》其三八比较众多名石，最推崇灵壁石。（《全宋诗》第33册，第21203页）宰相贾似道命人将定武《兰亭序》缩小字刻于灵壁石上，号“玉板兰亭”[71]；儒学家魏了翁以灵壁石向虞刚简祝寿[72]。灵壁石在达官贵人圈里已然是高雅奢侈品。

比至南宋，博物类、考辨类著作最终确立了灵壁石的崇高地位和赏鉴标准。前引博物学家杜绾的《云林石谱》是中国第一部论石专著，开篇即专列灵壁石，详载其产地、采法、声色形质、奇闻轶事及注意事项。程大昌《演蕃露》卷三“怪石”一则，考察贡品“怪石”与戏玩“奇石”之异同，特别标出“今世所玩如灵壁、太湖之石”[73]。赵希鹄专门论述古玩器物的著作《洞天清录集》，乃玩家鉴藏指南，《怪石辨》一辑，首列“灵璧石”一则，描述其特异之处及辨伪之法，特别使用了触觉[74]，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南宋的灵壁石书写蕴含着故国之思及恢复之志。南宋失去了对灵壁的控制，人们对故国的思念常常通过灵壁石表现出来。如：

几朵连峰峻，千年古镜浮。气分灵壁秀，声逐泗滨流。笑我成孤影，从渠老一丘。山川多胜地，击拊叹中州。（袁说友《灵壁蹲石》，《全宋诗》第48册，第29934页）

一自风尘没泗滨，英遗何敢漫嶙峋。崩腾直自天边落，拳握空夸席上珍。（赵蕃《周愚卿求所藏灵壁石名堆云》，同上第49册，第30716页）

胜地落入异族手中，虽有尤物可鉴，亦徒增国土沦丧之痛。王居安（号方岩）得到一方灵壁石，名碧云，友朋吟咏唱和，释居简《方岩侍郎得灵壁一峰名碧云》痛惜南宋只剩半壁江山：“坡陁巨璞韬玄质，壤断虏尘天半壁。”（《全宋诗》第53册，第33056页）戴复古《灵壁石歌为方岩王侍郎作》感慨：“我来欲作灵壁歌，击石一唱三摩挲。秋风萧萧淮水波，中分南北横干戈。胡尘埋没汉山河，泗滨灵壁今如何。安得此石来岩阿，郁然盘礴中原气，对此令人感慨多。”（《全宋诗》第54册，第33461页）诗人多发山河之叹、故国之思。

故国之思化为恢复之志。张孝祥作长诗《赋王唐卿庐山所得灵璧石》，描述灵壁石乃天帝遣下凡间的“神物”，奇形异质，历数千年，随着连年战乱、中原陷落，神物亦难以寻觅。诗人希望将王世杰（字唐卿）所得之灵壁石进献南宋皇帝，以敦请朝廷任用贤良，收复失地，一统天下，到时再用灵壁石奏乐颂德。[75]有闲阶级的“玩意”至此被寄寓了北伐主张和天下重任。

灵壁石本是国家宗庙的礼乐神器，到宋代成为个体娱目怡情的日常玩好，声名臻于极盛，广受朝野各界喜爱推举。由于宋徽宗的花石纲事件以及南宋对灵壁领土的最终丧失，灵壁石又涉及国家、天下的兴亡。苏轼《宝绘堂记》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一一，第11册，第1122页）宋代文学所呈现的灵壁石，就是这样一种关涉个体、家国、天下的“尤物”，而灵壁石由此取代张园，成为徽宗朝以后人们对灵壁的第一认知。

六 断流：灵壁与南宋人的故国之思

南宋建立初期，灵壁、虹县等宿州区域成为宋金政权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

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金和议成，金还南宋河南、陕西之地。四月，郑刚中随楼照前往陕西宣谕，作《灵壁驿有方公美少卿留题戏和于壁》：

君把使旌临洛水，我参枢幕过潼关。秋风想见吹归渡，先看淮南第一山。[76]

此时灵壁在南宋治下，诗人的心情是愉快的，尚能以诗为戏。

南宋失去灵壁之后，这种心情再难觅踪影。1163年，南宋孝宗发动“隆兴北伐”，宋军相继收复灵壁、虹县、宿州州城，后在符离被金军击败，史称“符离之战”，宋金议和。1206年，宋宁宗发起“开禧北伐”，宋军相继收复泗州、虹县、灵壁等处，旋在进攻宿州州城等地时受挫，最终全线失败，宋金再次议和，灵壁自此一直是金国的统治区域，直到金国灭亡，被蒙元占领。王阮《和戴倅韵寄苗侯》：

灵壁归师愤已平，黄河戍役又虚声。人言万事总由命，天设五材难去兵。国有典刑元老在，地无形势大江横。西风若得淮南信，烦致空山慰客情。[77]

灵壁一失，大势已去，恢复无望，尽是悲痛失望之情。

灵壁是宋金之间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南宋使者过此常多发故国之思。楼钥使金北行，途中作《灵壁道傍怪石》，沉叹兴亡遗恨，已见前述；又有《灵壁道中》诗：

高丘祠汉祖，荒草葬虞姬。垓下空陈迹，鸿沟怆近时。膏腴满荆棘，伤甚黍离离。[78]

在灵壁境内多见古墓陈迹，北宋的膏腴之地如今遍生荆棘，灵壁引起的是黍离之悲。

南宋使者对汴河灵壁段断流的记述充满象征意味。楼钥《北行日录》卷上载，十二月初二，“宿灵壁，行数里，汴水断流”。“淮北荒凉特甚。灵壁两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初三日，“宿宿州。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这是乾道五年（1169）冬天的环境变迁。九年后，淳熙四年（1177），周煇随张子正使金，二月初二，“晚宿灵璧县，汴河自此断流。自过泗，地皆荒瘠，两岸奇石可爱。”（《北辕录》，《全宋笔记》第5编，第9册，第194页）春天的汴河断流愈加严重，灵壁一带土地依旧贫瘠荒芜。又过十多年，绍熙四年（1193）六月，许及之使金，有《灵壁坝》诗：

入泗行来汴似渠，坝成灵壁水全枯。汴流可遏从渠遏，思汉人心遏得无？（《全宋诗》第46册，第28435页）

即使在夏天的丰水季节，汴河灵壁段依然完全干涸。人心思汉或出自想象，河水全干则有目共睹。水流易枯，故国难归，随着宋朝彻底失去灵壁，灵壁汴河也全部断流，二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对应象征的关系。

断流的灵壁寄寓着南宋人的故国之思，南宋文学在书写灵壁时为北宋招魂，使者的故国之行几乎成为凭吊之行。如果说，灵壁在南宋具有“地名的时代政治象征”的意义，[79]那么，“灵壁断流”则更具体地象征着南宋的政治现实：通贯南北的大动脉被彻底切断，回不去的故国，日渐黯淡的未来。《夷坚志》有《毕令女》故事，建炎元年（1127），灵壁县令毕造长女死后将要复活，却为次女所坏，终致失败。[80]这一人鬼婚恋故事反映出南宋人对故国灵壁的怀念，也隐喻着宋廷对灵壁的权属变迁：管辖——沦陷——收复——再度沦陷——彻底失去。

七 结语：文学对地方史的意义

文学中的人地关系是双向的。文化地理学家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81]宋代文学与灵壁的关系即是如此。作为一个实体空间，灵壁是由当地官民建设的，其物质形态和日常生活是自然、政治和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作为一个“地方”，灵壁是由宋代文学建构起来的，空间被赋予意义，其在王朝更迭、宋金对峙时期的转型变化也在这些作品里丰富多样地呈现出来。北宋的张园（兰皋亭）书写最早赋予灵壁以“地方性”，苏轼的作用尤为显著。纵贯两宋的灵壁石书写呈现出个体玩好与家国天下交织的状况，灵壁石成为一种关涉个体、家国、天下的“尤物”。南宋文学在书写灵壁时为北宋招魂，寄寓故国之思，反复出现的“灵壁断流”意象是压抑的政治现实的象征。这个北宋小县镇的兴替，见证了两宋大时代的变迁。

宋代文学创造了灵壁，也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的自我认识。这些丰富的作品，其作者、时段、体裁、目的和效果各不相同，彼此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交叉，通过文本互涉互补最终创造出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文学空间，包含了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和自我，属于“第三空间”[82]。这是人类的文化经验，能保存历史记忆，将空间时间化。宋代的灵壁业已消逝，但宋人的书写已将它融入读者的记忆，并传之久远。只要这些作品不朽，宋代灵壁也将永存。因此，不能只关注地理如何影响文学，也要细读文学如何界定地方。

宋代文学的灵壁书写对基层地域的研究也有特殊意义。地方史研究近年渐成热点[83]，落实到具体案例，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地方志。但宋代方志有时过于追求意义世界，反而不强调地方个体信息的特殊性，甚至在编纂时出现消解地方特征的“去地方化”现象[84]。相反，文学的基层书写充满地方细节和多重面相，构造出一个充满文化感和历史感的立体“地方”，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同一空间的现实认知和历史记忆，其间的人地关系是相互定义的，无疑直接决定着对地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宋代文学对灵壁县镇的建构就是这样的典型个案。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灵壁本地作家的作品岁久难觅，但以上外来游览者、途经者的叙咏和未曾涉足者的想象，以及全社会围绕灵壁风物而展开的书写，共同构筑起关于灵壁的地方话语，在本土文人文献阙如的情况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了解宋代基层、理解作家自我、观察小县镇投射出的大时代变迁以及感知生活细节都有重要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唐顺英、周尚意《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地理科学》2011年第10期。

[2] 李昉等编，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会校》卷二〇四，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8册，第3097页。

[3]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册，第173—181页；第5册《补正》，1995年版，第196—198页。

[4] 有学者定此灵璧驿位于淮南道的宿州境内，但未加考证，盖依今天的安徽宿州市灵璧县逆推。参见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册，第322—323页。卷八《高祖本纪》亦记项羽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城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第2册，第371页。

[6] 《清江三孔集》卷二二，《宋集珍本丛刊》影傅增湘校补《豫章丛书》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6册，第637页上。

[7] 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册，第327—328页；校勘记，第343页。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册，第2052页。

[9] 王存著，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193—194页。

[10]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此据网上发布的作者修订本，2016年5月23日访问链接如下：

[11] 周煇《北辕录》，《全宋笔记》第5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9册，第194页。

[12] 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13] 前引李孝聪文分析“史头县”也说：“从前后行程推考，当指灵璧，时尚未升县。”

[14]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第873、855页。参见朱东润《梅尧臣传》，《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卷，第169—175页。

[15] 韦骧《钱塘韦先生文集》卷五，《武林往哲遗箸》重雕瓶花斋吴氏影写宋乾道刊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版，第20a页。

[16] 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六，日本内阁文库藏宋乾道刻本，第11b页—12a页。

[17]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商税二商税岁额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册，第6321页上。

[18] 《苏轼文集校注》卷三五，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册，第3513—3514页。

[19] 参见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20] 《宋会要辑稿》方域六，第15册，第9385页，方域一二，第16册，第9516页下、第9528—95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第26册，第9310页，卷四○七，第28册，第9898页，卷四六九，第31册，第11207页。参见《宋史·地理志》：“元祐元年，以虹之零壁镇为县，七月，复为镇。七年二月，零壁复为县。政和七年，改零壁为灵壁。”《宋史》卷八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册，第2179页。

[21] 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卷一四《凤阳府·灵璧县》，《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明崇祯刊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册，第1673页上。

[22] 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黄丕烈校吴门士礼居重雕曝书亭藏宋刻初本，1963年版，第371—373页。

[23] 《金史》卷二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598页。

[24] 元好问著，常振国点校《续夷坚志》卷三《潼山庄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页。

[25] 楼钥《北行日录》卷上，《攻媿先生文集》卷一一九，《中华再造善本》影宋刻本，第12b页。

[26]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五，《中华再造善本》影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第2b页。

[27] 冈本不二明以为此张损之系张大有，见《夷陵への旅————欧陽修『于役志』を読む》，鹿儿岛县立短期大学《人文》第16卷，1992年8月。其说实误。按张大有字损之，长沙人，其里籍、仕履均与灵壁、学士无涉。

[28] 胡宿《文恭集》卷五，《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5a—b页。

[29] 宋祁《景文集》卷二一，广雅书局影武英殿聚珍版，光绪二十五年（1899），第6b页。

[30] 宋祁《景文宋公集》卷三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刻残本，第1a页。

[31]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三，宜秋馆校刊《宋人集》乙编，1916年版，第8a页。

[32]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一八据此材料判断“知硕官集贤校理”，系误读文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册，第432页。

[33]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丛书集成初编》据《函海》本排印，第785册，第3页。

[34] 胡宿有《吴几复张硕……并可加骑都尉张太初可加轻车都尉制》（《文恭集》卷一七，第8页a），论者以为此张硕乃苏轼为之作记的张硕，亦误。参见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84年版，第3册，第2306页；《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第1165页注五。盖胡宿与欧阳修、张硕父亲等为同辈，卒于治平四年（1067），而十多年后灵壁张硕犹未中举，故与胡宿制文中之张硕绝非同一人。

[35] 张方平《大宋故文定李公神道碑铭并序》，《乐全先生文集》卷三六，《宋集珍本丛刊》影清钞本，第6册，第168页。

[36] 强至有《丙午岁与府中诸君重游张氏园慨然成诗》，考诸强至生平，此丙午岁当英宗治平三年（1066），时在元城（今河北大名）或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韩琦幕府，均与灵壁张氏园无涉。《强祠部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排印，第2册，第106页。

[37]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

[38] 刘天华《园林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39] 计成著，陈植注《园冶注释》卷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40] 关于园林的借景，参见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475—479页；陈从周《建筑中的“借景”问题》，《梓翁说园》，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4页。

[41] 主张“美是生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美学概念批判》中说：“没有村落和田地，没有畜群和牧童，我们的风景也就不完全。” 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卷，第33页。

[42] 前揭谢逸《和陈倅灵璧寄莹中二首》其二首句即想象“风搅张园万木摇”，原注：“灵璧有张氏园。”

[43] 前揭许景衡《过灵壁阻雨不得游张园二绝》其一云：“何须风雨遮来客，应怕莓苔有屐痕。”其二是对早年游览张园的回忆和如今的怀恋：“当年诗酒早盘桓，无数萧萧碧玉竿。雨箨风梢如好在，故应知我转头看。”

[44] 旧题郭思编《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四库全书》本，第812册，第573页。

[45] 《答张学士书》其四，《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五一，第8a页。按此简答复张学士有关湖园野趣之论，前一简云前日舟次专访张学士，对方不在，略见其子，与前引《于役志》记独游张园相合，故此张学士当即张充。

[46]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7] 段义孚著，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第1—4、173—191页。

[48] Tim Cresswell, Place: An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5, pp.18-20, 71.

[49] 吕午《摇碧阁记》将方元美之摇碧阁与张园相比拟，引用苏轼“行义求志，无适不可”之论，阐述方元美营造此阁“得非有见于坡翁记张氏之意乎？”见《竹坡类稿》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集部影清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88页。又文天祥《萧氏梅亭记》描叙喜爱萧元亨梅亭之情，亦引苏轼对张园之爱作对比。见《文山先生全集》卷九，《四部丛刊》影明刻本，第9b—11a页。

[50] 张江裁《灵璧苏东坡祠记》，《同声月刊》第3卷第11号，1944年。

[51] Edward S. Casey,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 Feld & K. Basso eds., Senses of Place, ,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6, p.18.

[52] 程民生《宋徽宗花石纲之渊源》，《中州学刊》1987年第5期。

[53] 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中，《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第339—340页。

[54] 陈均著，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718—719页。

[55] 苏元老《龙洞记》，碑刻现存陕西宁强县文化馆，录文据陈显远《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6]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57]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影旧钞本，第34a页。

[58] 邓肃《栟榈先生文集》卷一，《宋集珍本丛刊》第39册影明正德刊本，第706页。

[59] 邓肃献诗被贬一事，当在艮岳完成的宣和四年，而非《宋史·徽宗本纪》所载宣和元年。参见王兆鹏、张静《邓肃传》，王兆鹏主编《宋才子传笺证·词人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410—411页。

[60] 《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册，第351页。

[61]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430页。

[62] 祖秀《华阳宫记》，王称《东都事略》卷一〇六《朱勔传》附录，《四库全书》本，第382册，第687—689页。

[63] 李濂著，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1页。

[64]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册，第28439页。

[65]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全宋笔记》第3编第9册，第237页。参见蔡肇《得奇石于岘山》：“君不闻米家砚山入禁中，蕞尔卷石谁为容？”《全宋诗》第20册，第13657页。

[66] 揭傒斯《砚山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67] 周密反复说“米氏研山后归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觉民家”，实将两方砚石混而为一。参见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米氏研山”条，《十万卷楼丛书》本，第36a页；《志雅堂杂钞》卷上“米氏研山”条，《粤雅堂丛书》本，第21a—b页。

[68] 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69] 陆游《吾家旧藏奇石甚富今无复存者独道石一尚置几案间戏作三绝句》、《寄题李季章侍郎石林堂》，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三、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98、3537页。

[70] 《石湖居士集》卷二六，《宋集珍本丛刊》第48册影明弘治活字印本，第468页上。

[71]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碑帖”条，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6页。

[72] 魏了翁《虞万州生日（刚简）》其一，《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影明嘉靖铜活字印本，第682页上。

[73] 程大昌《演蕃露》卷三，《中华再造善本》影宋刻本，第1册，第10b—11b页。

[74] 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怪石辩》“灵璧石”条，《读画斋丛书》本，第21a—b页。

[75]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徐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76] 《北山集》卷二三，《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第255页。

[77] 王阮《义丰文集》卷一，《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影宋淳祐刻本，第382—383页。

[78] 《攻媿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352页。

[79] 刘珺珺《许及之北征组诗中地理信息的诗学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

[80] 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夷坚乙志》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239页。

[81] 迈克·克朗著，杨淑华等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82] 索亚指出，传统的“第一空间视角和认识论”主要关注空间形式的实在物质性，“第二空间视角和认识论”视空间为人类精神意识所构想、再现出来的形式，前者强调空间的真实性，后者强调空间的想象性。而他所谓的“第三空间”是二者的重组，对二者既吸纳又超越，是一种“真实和想象”交织的空间。參见Edward W.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Malden,MA: Blackwell, 1996, pp.6、10-11.

[83] 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84] 陆敏珍《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编辑】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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