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绿色和平特邀作家王蕾供稿

光线早早从草坝和溪流上撤走，把一天最后的气力凑紧在山尖，三江源特有的干净空气中，几块裸露的岩石被照得成眩目的金字塔，三只雪豹卧在石上，身披金光，君临天下。突然，一个小小的身影试图闯入这个世界，野生动物摄影师彭建生正小心接近雪豹……

五千米高原攀岩走壁，

差点成为雪豹嘴里那块肉

这里是被誉为“雪豹之乡”的青海省杂多县索加乡。一个小时前，彭建生还瘫在几公里外的草地上晒太阳，此次的三江源生物考察已持续了三周，休憩难能可贵……同行的摄影师董磊开车杀了回来，他坏坏地说：“晒太阳舒服吧，雪豹也在晒太阳呢”。这句话如飓风横扫，一草地的人立刻消失，又被齐齐卷进车里。第一个跳进驾驶室的是彭建生，还有科学调查员、后勤师，连索加乡的僧人也都兴奋地跟上来：“挤一挤嘛”——即使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雪豹也很难一窥真颜。大家刚刚把自己塞进车子就马上后悔了，因为急疯了的彭建生把越野车开出了卡丁车的癫狂。

冲、冲、冲！彭建生身上的狠劲被点燃了。雪豹作为青藏高原的顶级食肉动物，直接遭遇还是罕见，而且它的保护色极为成功，白底黑斑点让它完美融进高原长着地衣的岩壁背景之中，骗过一批又一批眼力极好的摄影师。到了地点，仰望河边高耸的山坡，彭建生本能地想找个同伴，但那已是海拔五千米的地方，普通人走几步都困难，更别提小跑上山。大家都识趣地看了看山，又爽快地拒绝了他。

外拍时的彭建生（图片由受访者彭建生提供）

看来只能凭这副肉身单挑了，他纵身直上，身影有岩羊般的敏捷。彭建生是藏族人，即使那时年近五十，还是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好身体和好腿脚。大家本以为他只是尝试接近，但没想到他眼中的安全距离是离雪豹垂直距离100米……山脚的人们有点急了，但此刻的彭建生已经听不到山下队友的喊声，他想再继续上到起码可以与雪豹平视，甚至俯视的高度，但，雪豹此刻已警觉起来。正好，他倚靠岩石，支起相机，雪豹从崖口慢慢拖出整个身子，还有那条毛茸茸的长尾巴。它从天的纯蓝与阳光的锐利中，带着王者的威严走进彭建生的镜头，彭建生还在等待更一个更加精彩的瞬间，雪豹尾巴卷起，那是攻击的号角……突然，雪豹消失在长焦镜头后，彭健生的汗毛也顿时竖起，似乎看到雪豹已经转到他所在的岩石侧面，正准备暗中伏击，给他致命一口。逃！他急步下山，终于回归人群，没有成为雪豹嘴下的肉。

另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徐健一直站在下面远眺，拥有十几年的野外拍摄经验，他的解读和其它观战者截然不同：“雪豹的肢体语言一直很从容，没有出现惊恐，一直控制距离的都是雪豹，而不是人类”。但是大家的惊恐阻止了彭建生的进一步探险，即便如此，此次拍摄到的雪豹图片也为他夺得了好几个当年的摄影大奖。

每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天然地关注大型野生动物，但野生动物拥有极为灵敏的感官，而人类在野外偏巧就是行走的“警报发射器”，两者相遇的机率实在太低。

彭建生和董磊曾在西双版纳遮天蔽日的热带原始森林深处结伴拍摄过一个月，野外拍摄并非时时兴奋，更多的则是在隐秘帐篷中一时复一时，一日又一日的蹉跎等待，没有动物，连鸟都不赏脸，他们无聊得要疯。突然，脑后的森林轰响，像一整个军队在快速移动。

“你觉得是什么？”董磊小声问彭建生。

“你觉得呢？”彭建生从来不愿意说“不知道”，他掌握了反问的艺术。

声音像加了扩音器，地也开始摇动，两个人的胆量迅速萎缩，跑，还是不跑？他俩都认定是象群突袭。突然，一个黑乎乎的刺毛儿脑袋戳过来，眼睛黑黝黝、圆滚滚。“野猪”，两个人松了气，一阵快门，野猪被吓了回去，但很快，一群小野猪赶集一样“叽里咕噜”地主动滚到他们镜头前……大象到野猪，这个落差有点大，俩人笑了个歪斜。

野生动物摄影师工作的地点一般为人类罕至的原始自然，拍摄靠等、找、遇，靠努力、也靠运气。最终潜入大自然的秘境，面对盛大的视觉盛宴，每个摄影师的作品却差别极大。与雪豹的相遇中，董磊也成功拍摄到了雪豹，但徐健认为：“两人照片差别很大，反映的是两个摄影师完全不同的性格”。董磊镜头下的雪豹静静休息，背披金光，感觉摄影师也正陶醉其中。而彭建生的照片则反应了他对戏剧性和冲击力的美学追求。

彭建生镜头下的雪豹 © 彭建生

“如果雪豹就在我们身边，每一个合格的野生动物摄影师肯定都选择靠近，但那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极度缺氧的地区，还要爬山，我们其它人都刷下来了”，徐健解释：“老彭特别能吃苦，我说他有轻度狂躁症”。并非揶揄，毕竟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轻度狂躁症。彭建生精瘦的身体里充盈着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体力和毅力，他对自己也能“下狠手”。徐健还记得在四川石渠做影像调查的日子里，山里骑马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彭建生突然来势汹汹地发起高烧，吓得徐健和董磊硬喂了他一大把降烧药，再捂上最厚的棉被，恰巧这时当地向导骑着摩托来报信：“ 棕熊”，彭建生不由分说地从被窝中直立起来。拍摄永远第一，这成了他的条件反射。就是这股狠劲，他把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就锻造成国内有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野生动物摄影爆发的年代，

被野生动物“揭开了”天灵盖

彭建生镜头下的塔尔羊 © 彭建生

彭建生的家乡是云南泸沽湖边的宁蒗县，但祖籍在云南省迪庆州，他祖上顺着挖金矿的沟一路向北，在这条金脉的尽头安了家。1989年，他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跟着大学同班同学妻子回到香格里拉工作。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和自己生长的农业区截然不同的藏地风景：湖泊、雪山、草甸……县城只有一条土路，举头便是山，起伏山线上偶尔泛起祭祀的五色风马，又荒又野，但，正是这份荒野，一直流淌在每个藏族人的血脉中，也正是这份荒野，有力地把彭建生召回藏地。他把家安在这个滇西北的边地，一路拓荒建业，做起生意，后来独挑起一家旅行公司。

家业安稳，他又收到一份命运大礼：摄影。

高山兀鹫 © 彭建生

彭建生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风光摄影，四十出头才跟着一个朋友自驾可可西里，这是他第一次拍摄野生动物。“一上手就完全着迷了，我被野生动物揭开了天灵盖”，这个比喻让笔者吃了一惊。听过很多摄影师描述过自己与野生动物的首次相遇，大多是“美丽、幸运、想哭……”，只有他，直接祭出自己的头盖骨。只有结合他的个性和经历才能领悟：去到荒野寻找野生精灵，对他并非只是人生的锦上添花，而是全力去奔赴那场命中注定的战役，他必须保持充沛体力与旺盛的求知欲。他不断拍出自己的代表作：大紫胸鹦鹉、黑颈鹤、高山兀鹫、白尾海雕……每一张都是对命运打去的响指，瞧，我不但赢了，还要让你大吃一惊。

彭建生镜头下的黑颈鹤 © 彭建生

彭建生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本世纪初数码相机的大发展，视觉世界掀起革命，中国一大批野生动物摄影师也应运而生。他更感谢能加入徐健、董磊的摄影团队，他们正尝试用"快速影像调查”的方式做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影像样本：像科学研究一样顺着调查样线，每个物种、群落，生境，都要仔细而完整地拍摄记录，有条件的话还要做不同季节的底调。用镜头细细梳理，“地大物博”不再只是概念，怒江金丝猴、高黎贡羚牛、棕尾虹雉、大紫胸鹦鹉、黄腰响蜜䴕等众多罕见种或特有种都是第一次通过影像呈现给了公众。他们团队被多个保护区和自然圣地邀请，梅里雪山、老君山、西双版纳、思茅、雅鲁藏布大峡谷、鲁朗、苯日神山、巴松措、阿里…… 2009到2015年，一跑就是七年。

珠峰绒辖沟 © 彭建生

彭建生感谢这样的历练，跟一群优秀的摄影师赛跑，想赢的本性像鞭子一样不停抽打他。物种大世界的开启还必须具备知识，他必须逼迫自己不断学习。上千种书籍在他的书房站岗，随时准备在他的下一场战斗中发挥效力。念大学时最喜欢的闻一多还勉强可以占据一角，其它所有书籍只有两个主题：自然科学中有关物种的一切：植物、动物、地理、动物行为学……第二个主题有关藏区，小到地方志，大到历史人文。他坦诚地说不少书开始都看不懂，但他头皮硬，顶着读。

在遇到雪豹的这次调查中，他在通天河边与一条小蛇偶遇。只有铅笔粗细，筷子那么长，小蛇在河边石滩中出没。彭建生把照片发在微博中，很快收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博士生史静耸的私信，他希望可以得知拍摄的准确地点。彭建生却并没有和盘托出，他不认识这个科学家，不能确认背后的企图，而对物种最好的保护就是远离好奇的人类。两年后，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蝮蛇专家为了解救西安一个被银环蛇咬伤的人，亲自去医院调出血清又连夜送过去，这个人就是史静耸。彭建生这才放心地把拍摄地点交了出去。图片拍摄的整整五年后，一篇文章在英国的专业刊物《两栖爬行动物》发表，史静耸的论文把这条蛇定为新种，正式命名“红斑高山蝮”。

红斑高山蝮 © 彭建生

拍摄野生动物的秘诀

正在野外拍摄的彭建生（图片由受访者彭建生提供）

严谨的拍摄可以找到新种，促进科学，但科学图谱和自然摄影毕竟不同，尤其是目前很多自然摄影作品还停留在记录物种的范畴。很多摄影师想找出突破的口，但其中没有秘诀，只是需要回归最简单的“观看”，热忱持久耗费巨大时间的“观看”。观看产生理解，理解才能营造深刻的美感。

正在野外拍摄的彭建生（图片由受访者彭建生提供）

彭建生有长达三年的时间都在香格里拉郊外的纳帕海拍摄鸟类。他心疼当时读高中的独女，三年间每日接送，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他把家和工作的间隙都留给了纳帕海，三年下来，彭建生出版了《纳帕海的鸟》。

纳帕海与鸟 © 彭建生

彭建生的镜头中出现了晨曦中的雪山、森林、云烟、朝霞，纳帕海醒了，水边坝子上的藏族人家燃起祭祀的香柏，一群黑颈鹤恰时齐鸣，湖面山谷荡出金属器乐般的清冽之声……镜头里有藏地的风景符号，加上黑颈鹤纤细优雅身姿，便是副能让很多摄影人满意的自然和谐美图。镜头拉近，一只鹤的脚上带了个冰坨，另一只脚忙着去解套。黑颈鹤总是寻找有水的地方做夜栖地，这是利用水的天然隔离保护，夜晚便不会担心被侵袭。但野生世界没有万全，保住安全，就要忍受香格里拉冬日深夜可达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冷。彭建生在长时间镜头追寻中，明白了黑颈鹤为什么晚上睡觉一般单腿独立，另一只脚藏在怀里。“它的腿那么细长，但是有血管和神经元素”，他仿佛也感同身受到水结成冰的缓慢煎熬。长久的观看带着他发现了黑颈鹤细腻幽微的生活。

黑颈鹤在巴松措 © 彭建生

纳帕海平均海拔3266米，是一个高海拔的季节性高原沼泽湿地，2004年便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停留越冬的鸟类超过170多种，其中不乏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彭建生是纳帕海综合治理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能清楚指出纳帕海十八个落水洞的位置，也能告诉你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水灾，还有影响这里环境的种种因素：挖沙、污水排放、过度放牧以及缺乏管理的旅游……他和专家组的成员们一直在努力推动环境的改善。在徐健眼里，彭建生和他的朋友们都很了不起，了解官方立场，又站在民间角度，知道怎么做事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于彭建生，这并非仅是“热爱”，而是他对家乡的炙热。据他自己考证，他外婆一家就曾住在龙潭河的河道边，河水最终流入纳帕海。这条水道旁曾立了几个水磨，他祖上的藏族房名为“加池古达”，意为“推水磨的人家”。

纳帕海 © 彭建生

做“三江主人”

森林中进行拍摄工作的彭建生（图片由受访者彭建生提供）

彭建生给自己取名“三江主人”。2003年，三江并流区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三条中国重要的大江在滇西北层层挤压的山体中并驾齐驱，是地球演化史上的奇观。他自认为已经踏遍这片放眼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属独特的区域，并了解这里的物种。有次，他偶然来到东巴文化的发源地白水台，读到一个石碑中落款名为“长江主人”，他一下子就觉得被点醒了， “一个丽江土司能当长江主人，那我怎么也能当个‘三江主人’吧”，彭建生笑着说。立于三江之上，望尽古往今来，有着主人对这片土地的熟悉，还要担起主人必须的责任，再加上豪不掩饰、绝不谦让的个性，也只有他敢说自己是“三江主人”了。

万里长江第一湾 © 彭建生

董磊和彭建生一起出野外的次数最多，两人的最大不同，是彭建生拍摄中注入了很浓的“藏地情结”。彭建生是藏族人，藏地对他意味着身体和灵魂的归属。何况，这是一方多么独特的土地。1988年，基于物种的多样性以及特有物种的丰富性，“生物多样性热点”的概念被提出，全球范围内有34个热点地区被筛选出来，中国西南山地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地区。在这里，大自然挥霍了一把，这里不仅是古热带植物的避难所，更在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中分化出了不少特有种类。为了这样的生物，很多人不惜万里探宝。

爱上那朵“poppy”花

1995年，彭建生刚刚做起旅游公司，突然，一笔大单从天而降，英国皇家植物协会的人组团来看花。彭健生第一次是被这些英国人带着找到那些野生高山花卉的。

嘎隆拉 © 彭建生

跨过森林、越过高山草甸，一步一步向上爬到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流石滩，观花团的人兴奋起来，“poppy……poppy”的声音此起彼伏，彭建生知道他们终于寻到了目标。那个叫“poppy”的花，需要人类俯身观看：茎枝有如钢丝般的纤细和韧劲，茎和叶长满绒毛，花朵硕大，几乎占据了花株的三分之一，花瓣有着丝质的脆弱。原来，在这大家认定只有荒芜的流石滩上，坚强的生命已经生存了一代又一代，它们独自抵御极致寒冷以及强烈的紫外线。高山植物因为必须在高原极短的夏季完成传粉任务，花朵通常体积大、颜色鲜艳，以提高昆虫传粉的机率。它们的美丽生于自身生存繁衍的压力，人类是这个生命秘境的外来者。

彭建生被震撼到，回家后赶紧查资料，才知道误听来的“poppy”，指的是绿绒蒿 “Meconopsis”。一个世纪前，欧美植物猎人早就跟着大航海时代的步伐来过这里探险，他们留下的地图和日记指引着这些观花团的人们来重续花缘。之后，他和植物专家潘发生联手出版了《横断山三江并流腹地野生观赏植物》。机缘巧合，他又认识了一位在他看来堪称绿绒蒿的世界级专家——日本人吉田外司夫。按《中国植物志》，绿绒蒿一共45种，而吉田外司夫走遍藏地和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找寻绿绒蒿，在他执著的搜寻中，记录了全球的绿绒蒿达101种加三个变种。彭建生跟着吉田跑过很多高山寻找绿绒蒿，他们在山尖岩边寻宝，一种一种地发现、认识、了解，这个过程浪漫又繁杂，每当幸运眷顾，他会对着新发现的绿绒蒿欣喜若狂。彭建生终于体会到当年威尔逊在四川松潘历经艰辛终于找到红花绿绒蒿之后，他把它称为“我的植物伴侣”的心情。

那拉错地区的贝利氏绿绒蒿 © 彭建生

但，在女儿央楚卓玛的回忆中，他与绿绒蒿的故事并非浪漫。流石滩的石头碎而尖，是岩石在高原环境反复暴晒和反复冻融中爆裂，比刀尖锐利。有一次，她的父亲和同行的植物专家徐波，在她眼前一同滑倒，就在这样的流石滩上飞速下滑，她眼看着两人慌乱地在碎石中寻找支撑点，徐波先停下，他的父亲则继续又滑了十几米，起身时已是血痕满手。女儿默默抹去眼泪，她突然明白为什么好几次父亲远行归来，身上都带着伤。

建一座图像的“喜马拉雅”

近年来，一个宏大的想法在彭建生心中渐渐成型，他要去攀登喜马拉雅。此喜马拉雅是“物种影像”的喜马拉雅。“一座雪山、一个寺院、一个森林、一只岩羊、一朵绿绒蒿……这些青藏元素拍摄到、收集全，就构成一座喜马拉雅。你必须精雕细琢，一个一个物种深度地去拍摄……”彭建生解释。青藏高原，上万种植物，至少四五百种哺乳类动物，还有数不尽的鸟类、昆虫……这个系统的物种影像记录，攀登难度甚于“喜马拉雅”。

© 彭建生

终于，彭建生累了。结束了珠峰一个半月的物种考察，又连续一个月带团出行，连他的家人都感觉这次他力气使得狠了点。彭建生时而沉默，是在心里算一笔账——年龄的账：今年他56岁，估计自己身体干到66岁没问题。10年，人生最后冲刺，要去哪里？还能出多少作品?

他还展望不能再出野外的将来，他要写一部回忆录。

喜马拉雅旱獭 © 彭建生

我一直想，这该是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想起彭建生讲过的一段年轻往事：那年，他刚刚跟妻子在香格里拉安家，高原激涌了他太多内心的劲头，但又无法言说，只有随时兴起的激动，随时都能奔腾的力气。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只跳跃的生灵，一只毛冠鹿穿过草甸。他不知为什么也跟着奔跑起来，毛冠鹿跑过草甸，越过灌丛，他一路紧紧跟随，好像自己成了另一只…...

彭建生徒弟镜头下的毛冠鹿 © 丁文东

这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个隐喻，他的人生一直都在跑。跑，飞跑，跑出肾上腺素的快感，跑出生命中闪耀的阳光和露水，跑出雨后挂在高大冷杉间的彩虹，跑过歌唱的河流，跑过啼叫的飞鸟。只有奔跑，他才能跑进这世间的万物齐鸣，跑入这惊心动魄的百兽共跃，才能最大限度释放自己最原始的野性，只有奔跑，他才能拥有他愿意深深付出、并值得经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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