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打交道的战士
大风吹开了山上的重重大雾,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林子深处,“死亡地带”露出了美丽的一面。战士们的歌声在林间回荡,可队伍中,却少了一个身影⋯⋯
@文 / 本刊记者 徐吉鹏
重症监护室的白色病床上,杜富国从一阵疼痛中醒来,眼前漆黑一片。他只感到头部、面部被纱布层层缠绕,什么也看不见。
他很想伸开双手,却不知为何,总感到拳头攥得紧紧的,无论怎么使劲儿,手掌就是伸展不开。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整整昏迷了三天,只能隐约回忆起昏迷前的最后一个片段:
在清除一个加重手榴弹周围的浮土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在那生死一瞬间,他下意识地倒向了组员艾岩那一侧去保护他⋯⋯
“艾岩怎么样了?”他急切地问身边的人。
“富国,你放心吧,艾岩很好,就受了点儿皮外伤。你就在这儿安心疗伤休养吧!”看到杜富国醒来,病床边,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总算稍稍宽心了些。
自2018年10月11日杜富国被炸伤住院以来,他就全程陪护在这儿。
“队长,我的手怎么伸不开啊?”
“这⋯⋯就是⋯⋯在治疗期间嘛,你失血过多,还在加压止血包扎,会暂时麻木,以后⋯⋯就慢慢好了。”
李华健强忍着泪水,他吞吞吐吐,不知该如何开口告诉杜富国,他的双手已被截肢、双眼眼角膜也已被摘除的事实。
“队长,下次给我送菜的时候,多带点儿肉和牛奶来,我要尽快把肉长好,早些康复,我还要回到雷场继续作业呢!”
“好⋯⋯好!”李华健连声应答,转身走出病房,泪水倾泻而下。
那天,由于滴眼药水比较痒,杜富国下意识抬起手臂想去蹭两下,却瞬间感到了一些异样:为什么手够不到眼睛了?怎么会短了这么多?
心中产生疑问的同时,他其实也明白了些什么。医生最终还是告知了他全部伤情。杜富国没有哭闹,没有发泄,只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整个病房死一般沉静,谁都不愿再多说一句话再去刺痛他的心。
(扫雷战士杜富国)
麻栗坡有个“地雷村”
麻栗坡县,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东南部,南界紧挨越南河江省,距离云南省会昆明近四百公里,山路崎岖,汽车单程就需七八个小时。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曾埋设了130万余枚地雷、48万余枚(发)各类爆炸物,形成了大小不等、断续分布的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
虽经前两次大面积排雷和勘界排雷,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地雷和爆炸物。麻栗坡县就是其中雷场分布较多的县之一,丛林里、山峰上、道路旁,骷髅头像和雷场标识的警示碑还随处可见,让人毛骨悚然。
随着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据统计,仅文山州2000年以来就发生触雷事件84起,致伤(残)77人,致死14人。
当地一个有“地雷村”之称的沙仁寨村,曾因“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剩下78条腿”而为人知晓。
而在位于麻栗坡县的边境村落八里河村,200多名村民中就有超过100人被地雷炸伤,有10人至今仍须靠义肢过日子。
杜富国所属扫雷四队负责的麻栗坡县猛硐乡,雷场面积达14平方公里,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当地群众被地雷炸怕了,无人再敢进去耕种,只能撂荒。
201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启动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明确除破坏生态环境、水源地等情况外彻底清除雷患。
同年6月,中越边境云南段扫雷部队成立,来自4个军级单位的400余名官兵经过4个月的集中骨干集训和临战训练后,正式开往雷区。
据悉,这次行动涉及113片雷区,总面积达81.7平方公里,横跨6个边境县、31个乡镇、35个村委会与183个村民小组。
杜富国就是在那时递交了申请书,从原边防某团教导队炊事员岗位上来到扫雷大队、奔赴扫雷一线的。
“阴阳道”上的“雷神”
“我知道扫雷是一项艰辛、艰苦、艰难的任务。在了解到我有这个想法后,无论是身边的战友、领导还是家人,都纷纷劝我慎重考虑,领导也更是希望我能够扎根连队为连队作出更多的贡献。
可是,正如我五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
我看到,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时至今日,我的想法并没有丝毫改变。
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三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这是杜富国当初申请加入扫雷大队时向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的一段文字,字迹算不上工整,却质朴无华、情真意切,落款处的红手印至今仍清晰可见。
申请获批后,他将微信昵称改成了“雷神”,QQ名则标为“征服死亡地带”,以此激励自己平安出征。
雷场看似寂静无声,实则凶险万分。而此次扫雷行动需要清除的雷区,都是前两次扫雷遗留下的“硬骨头”,主要分布在战役战术要点、阵地、哨所周围及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情况十分复杂。
由于山高坡陡,即便最先进的扫雷设备,在此也难以派上用场,只能采用扫雷爆破筒爆破后,再以人工搜排的方式进行。
加之历经30多年的雨水冲刷与自然环境变化,很多地雷与植物根系缠绕一起,性能极不稳定,排除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战士们脚一滑,甚至一块石头滚过,都可能引爆地雷。
这意味着,扫雷战士们时常要站在“阴阳道”上与死神擦肩。
“跟死神打交道,没有真本事不行。”杜富国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队友眼中,杜富国动手能力特别强,是队里的“三小工”,平日修电灯、水龙头之类,找他准没错。
到了排雷场上,杜富国依然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甚至被战友誉为“雷场工程师”。谁也想不到,刚到扫雷队学习扫雷理论时,在首次摸底考试中,其他战友普遍在80分以上,杜富国垫底,只得了32分。
“杜富国初中毕业,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副班长刘新未介绍说,“没办法,只好允许他将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一个问答题,他经常拼音连拼音,写得像英语。”
为了尽快弥补扫雷理论短板,杜富国把知识点写成小纸条,时不时拿出来记背,其他人看半小时,他就看一两个小时,晚上别人睡觉了,他就披着衣服在走廊背知识点。
八九月份的雨水特别多,湿气大,等他回来时,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雾水打湿。就这样,杜富国硬是把各种地雷的性能和排除方法都掌握得烂熟于心。
方法虽“笨”,却也格外扎实。从32分到57分,再从70分到稳定在90分左右,杜富国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临战训练综合性考核,如愿拿到了通向雷场的“准入证”。
“离我远点!”
艾岩再也不愿回忆起10月11日的那个下午。
当天,老山主峰西侧雷场浓雾弥漫,排雷战士们从身下的泥土里细细找寻雷弹的踪迹,树林里探雷器“滴滴滴”的报警声音此起彼伏。杜富国和与他同年入伍的战士艾岩,在同一个作业组。
在接近坡顶的土地上,他们发现了一枚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杜富国初步判断,这是一颗当量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根据以往经验,下面很可能埋着一个雷窝。
“你退后,让我来。”在接到分队长张波“查明有无诡计设置”的命令后,杜富国以作业组长的身份让艾岩向后退。
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小心翼翼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时,意外发生了。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刚刚转身走了三四步的艾岩下意识地扭过头来,只见红色火光腾地而起,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被掀翻的头盔向山下滚去,面部和耳部一阵剧烈的疼痛,瞬间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
艾岩整个人都懵了,他想叫人但怎么都叫不出,双腿也像被钉住了,无法动弹。
余光中,他看到杜富国面朝上躺在地上,浑身黑黢黢的血肉模糊,特殊材质的防护服已被强大的爆破力和冲击波炸成了棉絮状⋯⋯
“担架!担架!停止作业,退出通道!停止作业,退出通道!”队长李华健冲到现场,不停地大声呼叫。
艾岩已记不清自己和杜富国是怎么上的救护车,但他心里清楚,那一刻,他正与死神擦肩而过,而杜富国瞬间的侧身一挡,帮他捡回了一条命。
在去县医院的路上,艾岩始终不敢看杜富国那张满是血痕的脸,只死死抓住他已经缺失了双手的胳膊。
记忆中的画面开始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眼前闪现。2016年12月,艾岩被分到了杜富国所在班,还和他分在了一个组。
记得第一次上雷场,心里难免忐忑,杜富国就让他踩着自己的脚印走。那天,两人发现了一枚72式防步兵地雷,头一次在雷场看见地雷的艾岩,愣在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离我远点!”还是这句话,说罢杜富国就动手把这枚地雷排除了。两年时间里,每次遇险情,杜富国都会让他退到安全地域,自己独自上前处置。
一套珍贵的防护服
“杜富国负伤,有偶然,但也有必然。”五班老班长许猛回忆起与杜富国排雷的点点滴滴,感慨道:“他排雷经验丰富、技术很好,谁受伤也不会想到是他。但他又总是冲在最前面,接触危险的几率自然就比别人更大。”
那次是在马嘿雷场,同在一个作业小组的许猛和杜富国发现了一枚59式反坦克地雷,差不多有脸盆那么大,找着这么个大家伙,两人既紧张又兴奋。
59式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杀伤威力大,全队排雷以来首次遇到,没有经验可循。谁去动手排除?
许猛命令杜富国退后,他来处置。但杜富国直接拉下头盔面罩,抢在了前面。许猛执拗不过,只好后退到一旁当起了助手。
用毛刷、排雷铲轻轻清理浮土后,杜富国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顶端竟是凹陷的——这是一颗精心布设的诡计雷!
这样一来,原本几百公斤以上重量才能压爆的反坦克地雷,步兵一碰就炸,威力巨大。
杜富国慢慢扩大着雷坑,然后用一只手扶着地雷,另一只手轻轻地试探着地雷底部的副引信。
“有拉线,诡计设置!把剪刀给我,你退远点。”富国的命令传到许猛那,立即照做。
现场静得能听到呼吸声,3分钟后,只听剪刀“咔”的一声响,拉线被剪断,地雷终于被取出。两个人都一身汗,但仍笑得像孩子,许猛还特意请队长给杜富国拍了张照片留做纪念。
每年扫雷队老兵退伍后,他们的防护服都会上交并重新发放。当时杜富国所在的五班多了一套,班里每位同志都希望得到,以便于更换。
这时,许猛打开了话匣子:“平常不管是搬运物资还是扫雷作业,富国的工作量比我们都大,干活儿最积极、最卖力,他两双防雷靴磨损严重,其中一双后跟还破了洞。”战士们都一致服气赞同,最终,杜富国得到了这套珍贵的防护服。
“娃娃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杜富国出事那天下午四点多,父亲杜俊正在贵州遵义湄潭县的公路上开着车。突然,儿媳王静打来电话,哭着告诉他:“部队领导来电话了,富国可能出事了!”
杜俊心里阵阵发慌,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盘。他知道,如果不是有大事发生,部队是不会轻易给家属打电话的。
来不及多想,杜俊直接把车扔在县城路边,带着女儿和王静连夜赶往云南。
凌晨的街道,清冷无比,杜家人站在云南开远解放军第926医院门口焦急地等待着。
两小时后,载着杜富国转院至此的急救车呼啸而来。躺在担架上的儿子终于被抬了下来,浑身是血,面目全非,生死不明!女儿和儿媳哭喊着冲了上去,杜俊强忍着悲痛,把她们拉了回来。
“首长,你告诉我孩子的真实情况吧,我能挺得住。”杜俊对扫雷大队领导说,“我也是一名党员,有战斗就会有流血牺牲,我们能理解。”
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记得,事发当日部队联系杜父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杜富国的家人,没想到杜俊在电话那头说他有心理准备,已做了更坏的打算。
双眼眼球严重毁伤,双手手掌缺失,双腕被毁损成“拖把状”,全身还有多处爆炸伤口,大腿根部甚至还残留着雷管⋯⋯
为挽救杜富国的生命,医生迫不得已为他进行了双眼眼球摘除和双手手掌截肢手术。
重症监护室里,当看到儿子失去了一双眼睛、两只手时,杜俊如五雷轰顶。他牙齿颤抖,死死咬住嘴唇,为了配合医生治疗,只能强忍着没发出任何声音。
过了一会儿,向来坚强的杜俊再也忍不住了,冲出监护室,蹲在走廊上痛哭了整整半个小时。
“娃娃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有哪个父母不珍惜。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只能坚强地面对,未来希望富国能早点儿康复。”面对采访镜头,杜俊几度哽咽失声。
杜富国出生在贵州遵义这片革命老区和红色土地上,从小走着门口的“长征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
父亲杜俊是一名农民老党员,育有四个子女,分别取名为杜富国、杜富强、杜富民、杜富家。他打小就向儿女们灌输着质朴纯粹的家国情怀,“我是农民,没为国家出多少力,孩子这一代一定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2009年,杜富国18岁时,杜俊亲手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当兵锻炼。2013年,已经转了士官的杜富国第一次探亲,杜俊把全家亲戚都请到了家。
身着军装的杜富国一进门,杜俊就安排他坐在中间,照了一张全家福。合影后,杜俊还穿上了儿子的军装,说这也算圆了他的“军装梦”。
2016年,杜俊又将小儿子杜富强送去了西藏山南地区,成为一名戍边巡逻战士。
杜富国负伤住院后,和他一起经历生死的战友艾岩,依然每天在扫雷,还没机会去看杜富国,他也害怕面对战友的父母与妻子。
起初,他只知道杜富国失去了双手,等双眼球被摘除的消息传来时,他更加寝食难安。
11月2日,杜俊强忍着悲痛来到扫雷大队,看望扫雷官兵们并为他们鼓劲儿。一见到艾岩,他就问,“孩子,你没事吧?”
感觉无法面对杜父的艾岩不知所措,哭了出来。杜俊拍拍他的肩膀:“孩子,没事,扫雷任务还要继续完成。”
他们蹚过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
11月16日,杜富国负伤后的第36天,中越边境云南段已扫雷场移交仪式在杜富国负伤的雷场举行。
移交仪式上,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的数十名官兵手牵手,一边高唱军歌,一边过雷场,用这种特殊的徒步检验方式向老百姓证明,他们过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
这也标志着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云南段任务圆满结束。
据统计,经过3年艰苦奋战,此次行动共扫除雷区57.6平方公里,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种爆炸物19.82万枚(发)。
负伤20多天后,在杜俊的鼓励下,杜富国逐渐接受了自己失去双眼和双手的现实。经过多次手术,杜富国恢复较快,已经能够在战友和父母、妻子的陪伴下离开病房,到楼下散散步、晒太阳了。
“虽然富国现在双眼看不见了,但我希望他的内心一直是光明的,心中能升起另一个太阳。”面对记者,杜俊满眼悲伤中又透着希望。
《中国青年》杂志2018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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