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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苏联解体还未满月,邓小平嘱托深圳市委书记:搞得快一点

1992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关注娱乐八卦的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让我欢喜让我忧》《吻别》《红日》《飘雪》……诸多经典歌曲,都是在那一年井喷而出。其实,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历史大事件,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苏联解体还未满月,邓小平嘱托深圳市委书记:搞得快一点

前有车后有辙,邓小平南方谈话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切还要从1978年12月18日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此次会议,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并启动了农村改革新进程。农村怎么改革?

当时,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僵硬的人民公社制度,老百姓种地积极性不高,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有生动的体现:在集体生活中,孙少安的叔叔孙玉亭总是偷懒耍滑,不愿意上工干活。

孙少安为了提高队员积极性,就打起了猪饲料地的主意,后来,孙少安因私自划分猪饲料地,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大多数人对猪饲料地,可能没有一个概念。路遥在原著中交代得很清楚,公社每年要向国家上交肥猪,支援亚非拉国家。

可怎么喂猪成了一个大难题,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里,老百姓想要吃一口饱饭都很困难,更别说养活一头肥猪了。

县上为了提起老百姓的养猪积极性,定了一个规矩:谁家养猪,就给谁家补贴150斤高粱。于是,老百姓争着抢着要养猪。随着国家生猪政策的调整,老百姓按照之前的养法是不可能养出大肥猪的。路遥用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猪是咱的祖宗!

所以,上级又想了一个法子:给每户庄稼人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孙少安是一个有想法的年轻后生,带头把猪饲料地给分了。此举,不仅解决了如何喂猪的大难题,还解决了队员口粮的问题。

然而,这件事还是被田福堂捅了上去,孙少安面临公社的批判。石圪节公社副主任对孙少安的定性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轮到孙少安发言的时候,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这是喂猪八戒啊,还是喂林黛玉!这就是改革开放前后,农村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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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实例,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率先吃起了“螃蟹”,他们签订生死文书、实行包干到户,结果在第二年,就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由”。当代人为“财务自由”焦头烂额的时候,殊不知老前辈为了实现“填饱肚子”进而实现“粮食自由”有多拼。

天佑中华,小岗村的分地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央的干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充分肯定了凤阳县的“大包干”,说得很明白: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在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他们搞得很好,增产幅度很大……”

话音未落,农村的局面打开了。同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一份关于“完善和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相关文件,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发展生产,联系群众,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必要措施。实行包产到户,是依托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因此并不可怕。

笔者听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讲,都伸着大拇指头为中央的政策“点赞”。农业是百业之本,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央将目光投向了城市。彼时,党和国家已经批准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而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这对于前进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深圳街头很常见,这对当年的中国人震动很大:原来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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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超、董洁主演的《相爱十年》,见证了深圳的发展,剧中,肖然是在1992年到深圳打拼的,这一年是深圳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笔者也出生了,成年后了解更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前后后,就总是抱怨老爷子,当年为啥不去深圳?老爷子说:人老几辈都是种地,当时咱们这里不时兴(河南方言流行)打工……

笔者当时,为什么要抱怨老爷子?那一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顾舟车劳顿去了深圳。可惜的是,那个年代,河南农村连黑白电视都没有,信息相对闭塞,没能从中感受出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邓小平为啥要去深圳?这还得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说起。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公有制打头阵,不允许私有制露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确实是创造了工业神话,让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能生产核武器、卫星、导弹的工业强国。然而,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很明显,详情可以参考苏联。

苏联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占据绝对优势,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企业,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斯大林凭借计划经济,让苏联成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强国。然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让苏联百病丛生。此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代雄主,都没能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开始着手国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五花八门,经济改革核心就是变相全面推行私有制,迎合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很简单:

他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了,人民同国有制关系变得疏远,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们缺少主人翁的精神,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因此,要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国有资产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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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苏联是一个“跛脚巨人”。戈尔巴乔夫倒好,非但没有解决跛脚问题,直接让苏联经济滑向了自毁式改革的深渊。截至1990年,苏联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解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退出历史舞台。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出了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可以理解为老百姓的家底,家底厚实就能做其他事情。反之,家贫万事衰。家事尚且如此,更别说一个国家了?

苏联解体后,冷战正式宣告结束,这是西方国家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面对世纪未遇之大变局,我国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取舍上犯了难。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就没消停过:棉花大战、钢材大战、蚕茧大战等各种战,搞得国内经济形势很迷茫,最明显的就是1988年,20%的通货膨胀导致老百姓抢购成风,经济秩序变得扑朔迷离。

经济低迷让一些人思想动摇,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回计划经济老路?甚至于有些人还非议深圳经济特区……值此多事之秋,邓小平决定南巡: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冒一下险,不冒一下险,什么事都不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封绝密电报发到了广东省委机要室:中共广东省委,邓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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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决定南巡,路线怎么选择?时间点如何确定?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认识到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战略性的大动作,很有可能要再一次见证历史。于是,陈开枝向先遣组建议:

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在当地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马上坐船回深圳,一定要让小平同志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变化很大。

先遣组还是担心,就问道:“那些路怎么能走?”

陈开枝早有准备说道:“你们也有 8 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老人家一起去看看,现在广东变化很大,交通也好,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的桥也通车了,路很好走。看完了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时,可以到中山、顺德等地去看一看……我们省的领导班子想见见老人家、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也想见见他,我们在广州火车东站等着老人家,合影留念,然后,再启程去上海看一看,好不好?”

陈开枝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的认可,先遣组也采纳了陈开枝所建议的路线,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南巡路线怎么走的问题算是定了下来,接下来就要考虑南巡时间的事情。

邓小平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老革命,凡事追求轻装简行:此次“休息”,并无外人随行,都是邓小平的家人、办公室的人。因而,邓小平要等到萌萌、羊羊等孙子辈放寒假了,才能正式出发,时间也就定格在199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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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专列抵达深圳。下车后,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早已在那里等候,邓小平一一与他们握手,握手时,三位“改革闯将”各自表露心声:

“我们非常想念您。”(谢非)

“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李灏)

“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郑良玉)

没错,邓小平不是第一次来深圳。1984年1月24日,距离邓小平拍板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过去了5年,邓小平很想看一看深圳发展成什么模样了。“深圳奇迹”没让邓小平失望,当他来到高20层的大厦天台楼顶时,饱含深情地看着热火朝天的罗湖新城区工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撼了邓小平:“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临走之际,邓小平留下了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当时的深圳还有不少低矮的房屋、水田、鱼塘,可用不了几年,这里将上演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此番故地重游,广东方面考虑到邓小平年纪大了,当天上午就安排在深圳迎宾馆桂圆休息,留下陈开枝一人陪同。邓小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换了一件衣服就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

接下来,深圳市委开始安排行程。陈开枝则联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陪同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下午,深圳市委安排妥当后,邓小平便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车游览深圳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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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与8年前相比,已经初具现代大都市的模样,令邓小平感慨万千: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这条路没有错。

还是这一天,邓小平还来到了皇岗口岸,他特意地站在深圳河大桥的桥头,向对岸的香港看了看,此时,距离《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订,已经过去了八年,邓小平多么希望早日到香港的土地上看一看。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还是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20日上午,邓小平登上了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市容,观看相关规划图,再一次领略“深圳速度”的雷厉风行。邓小平听取广东省市领导相关汇报后强调:争取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间不等人。

根据《深圳特区报》随行记者陈锡添回忆,他在听到邓小平的讲话后,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听了席间发言,我感觉老人家不像来度假的,也不像一般的老人,有很多话不吐不快,整个参观过程,虽然是闲谈聊天的方式,但他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指导性很强。

我感觉,如果人们能真正理解他讲话的内容,理解讲话的精髓,在全国势必会再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当即我就下定了决心,没有接到任务,也要坚决做好采访工作,日后再另找机会发表,此事若不报道,将是我记者生涯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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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下午,邓小平再度抛出金句,核心只有一句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接下来,邓小平说了句载入教科书的经典语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要纠结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

还有后来,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这句话寥寥数语,可当时的人们很难转过来这个弯:一直在纠结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打破了这一思想禁区,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

23日上午9时40分,邓小平打算从蛇口码头乘快艇去另一个经济特区珠海参观,他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然后与深圳的领导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然而,就在邓小平准备登船之际,他突然转过身子,握着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手说道:“你们要搞得快一点……”此时,距苏联解体的时间尚未满月,邓小平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精神,推动着改革。

其实,邓小平南巡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面临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深圳以及其他的特区们,改革局面看似大不开了,邓小平决定南巡,面授机宜,谁能想到这看似平常的讲话,却揭开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序幕,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便有了“特区奇迹”……

现在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落后的小村庄,已经是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深圳市委书记不仅跻身广州省委常委,而且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任,如此高规格的背后,是行走的GDP狂魔。

援引广东省2020年GDP数据,全省GDP达到了11.1万亿元,深圳GDP高达2.27万亿元,贡献了广东省24.95%的GDP。2.27万亿是什么概念?超越了广西(2·22万亿)、山西(1·77亿)、天津(1·41亿)等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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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说,时势造就英雄,但也需要有拼搏的勇气,在《相爱十年》中的肖然,能够在深圳发家致富,并非他绝顶聪明,而是他摸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倘若提及肖然觉得遥不可及,那么,深圳土著马化腾的成功经历更能说明问题。

马化腾当年以739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创办没几年的深圳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放眼当年,知道计算机的有几个?真正理解深圳大学的又有几人?所以说,不要总是怨天尤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有为的时代,不要被所谓的阶级固化绑住手脚。

我们虽然没有马化腾的富贵命,可并不乏马化腾的运……以史为鉴,普通人的财富密码并非无迹可寻。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金一南的一句话: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几乎断裂,只有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此话不假,此言更不虚。

借此文章,向邓小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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