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提示】本文整理自《通化县文史资料 第10辑》于志国先生同名文章，本文以叙事的方式，记录了主人公的一生和其时代的变迁，正如同作者文中所写：“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事，对子孙后代来讲，是一部活生生的乡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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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景维和他的于家大院

铁道缘何出弯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了分割朝鲜和我国东北，日本和沙俄在辽河以东爆发了日俄战争。3月12日，日本武官小山尚成率领1千多日军进驻通化，俄军被击退，日军获胜，从而进占通化立足脚跟。

日本鬼子为了掠夺大批森林资源和七道沟的铁矿石，抓劳工修铁路(就是现在的梅集线）。

修筑铁路应该是遇山开洞，见水架桥，尽量取直。可是铁路修到万隆桥至果松桥之间，也就是梅辑线铁路166KM—167KM间，应从景德屯(今先锋村）的西山根下走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段路正好通过于家大院，而且还需扒掉“护仙堂”。这可动了于景维的心肝，他坐不住了。

指挥修铁路的有个日本小队长叫桥本，他看到于家大院的气派，也有些敬佩，但是按照设计图纸干是这个小队长应该做的，效忠“天皇”是军人的职责，他不敢违抗。

于景维脑瓜就是有道，他和官府早有来往，这回他怕于景爽出面不好使，就亲自出面找人，凡是有用的人他都去找，还真的和桥本拉上关系。

他把桥本请到家里，八盘八碗伺候着，“景德泉”随便喝，把个桥本喂得好快话:“花姑娘的有?”

于景维家木排上有花房，花姑娘当然有。这个桥本有花姑娘陪着，就忘了天皇，竟竖起大拇指说于景维大大的好。

这段铁道也就拐了弯，从于家大院外面走了。

桥本临走时，也不知于景维送给他多少银两，花姐也给带走了。

这些花姐大多是生活所迫而卖身的，有的就是于景维寻欢作乐的。但是二弟于景珩和三弟于景爽很了解大哥，凡是大哥玩过的女人他俩从不动一下，说是那样的话，不仅对不住大哥而且还丢人。

花姐被桥本带走后，好色的桥本又有新的花姑娘，就把花姐给拋弃了。

花姐们回到于家大院，于景维没有小看她们。因为她们为保于家大院有功，于景维再也没动过她们，愿意走的，给些银两走人。无家可归的，嫁给长工为妻，于景维不但给布料做嫁妆，还给腾出房子让她们住。给些散碎银子或者给些于家自己的纸币，让她们购买生活用品，告诉她们好好过日子吧。

现在，站在六道沟村的北台上观望先锋村的这段铁路线，怎么看都觉得别扭，越看越觉得不合理，而且还经常出现冻害，给养路工人带来不少麻烦。

于家巧护官兵

日俄通化之战后，就兴起大刀会。使用兵器为大刀和红缨枪，故称为大刀会。主要活动在通化、临江、辑安（今集安)一带。

果松境内的大刀会，是由六道沟住户牛宝山和王书章组建的。

1927年，军阀混战，匪患无穷。牛宝山和王书章家里有人被绑票，土匪明侃“交银放人”。当二人去交赎金时，却“交银不见人”。土匪不讲信义，把“票”给撕了（把人质弄死）。这使牛、王二人非常气愤，大为恼火:“不报此仇，誓不罢休！”并结为生死兄弟。

8月16日，他们从山东日照请来法师匡香圃，在六道沟传播法术，其目的是向土匪讨还血债。按照法师指点，只要心诚，就可刀枪不入，光着身子，枪弹都打不进肉体。

大刀会有严明的纪律，入了会的人要戒荤吃素，不抽烟（土）、 不喝酒、不耍(钱）、不嫖(娼）、不抢劫(百姓），对违者要严惩，旨在除暴安良，因此深得人心，很多人加入，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牛宝山、王书章推举匡香圃为首领，经常和红土崖张树声（从山东胶南请来的大法师)领导的大刀会和警甲联合行动，先后擒毙“老得红”、“海山”等有名的匪头和土匪一百多人，解救人票20多人。大刀会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但却都能相互联系，一处有事八方相聚，采取统一行动。他们见土匪就打，抓住头目就杀。在通化、临江、辑安等地就杀死土匪一千多人。

1927年深秋，六道沟和红土崖的大刀会被临江警甲剿匪队约去打金川土匪获得胜利。杀死土匪二十多人，缴获骡马、大小枪支和大烟土，还有票洋三万元。这些战利品由临江大刀会丁官印携带。于11月26日路经四道江时，被巡官孙克禄、巡长柴子阳获悉，两人见财生歹心，乘大刀会吃午饭时不防备之机，将会员围捕。将烟土、票洋私分，把人马和枪支送交县署，人员关押起来，枪支全部没收。

又因警察第一区东江沿驻所巡官张佳良，在东江沿截扣大刀会马玉文，没收所带财物枪支，并将马玉文等人送交县署关押起来。

这两件事引起大刀会的愤慨，誓与警甲势不两立。12月1日各地大刀会宣布起义，把大刀对准了官府。首先砸了红土崖的税捐所，然后向通化进军。他们的口号是:“杀尽贪官，除暴安良。”大刀会四次攻城，县署无奈，被迫放出丁官印、马玉文等七名大刀会的头领。战斗中，打死官兵100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大刀会起义造反，吓坏了各级官府和官员，先后派大批队伍前来镇压。

1928年1月初，张作霖在北京得知大刀会造反的消息后，急忙奔回奉天（今沈阳），命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外号吴大舌头）率两个骑兵团会同奉天的巡警队及东边道各县公安队三万多人披星戴月赶到通化，誓与大刀会决战。

大刀会闻讯后迅速撤离县城，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万多军警公安队扑了空。

民国十七年（1928)正月初一，吴俊升属下骑兵一个团，由邬团长率领来到六道沟。第二天奉命去肖家岗攻打大刀会。由于山高林密又是大雪封山，马在雪地里走不动，雪太深了，这些骑兵也迈不开腿。但是大刀会的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大显神威，刀枪不入的法术鼓舞他们奋勇向前，把骑兵团打个落花流水，一个团的骑兵只剩下18个人（其中有邬团长），跑回于家大院。他们浑身是血，狼狈不堪。

于景维当时就傻眼了。他和官府有来往，不想得罪这18个人。他又惹不起大刀会的人，怕大刀会找他麻烦，把这些人放在家里又不是办法，急得他直转悠。

在这伙残兵败将吃饭的时候，于景维终于想出法子来。他让这18个人脱掉满是血迹的军衣，换上伙计们的衣裳。并派上四个伙计套上马爬犁连宿大夜的把他们送到通化。

吴俊升看见邬团长被大刀会打败，气得大发脾气，把邬团长痛斥一番。

第二天，就派一个旅由张复旅长带兵前来血洗六道沟。张旅长来到景德屯，直奔于家大院，从于景维家中翻出18套带血的军衣，硬说于家大院的炮勇就是大刀会的人，说于景维是头目，杀了骑兵团的骑兵。

于景维真是有口难辨，怎么说张旅长都不信，命令一声：“拿下。”官兵呼拉就把于景维家里在家的五十多口人全都五花大绑的绑起来了。于景维被绑的最结实。炮勇和门岗的枪支被收缴。四周有官兵把守，就准备把于景维全家人处死，然后放火烧掉于家大院。

幸亏邬团长带队及时赶到景德屯，他看见于景维全家被绑就明白张旅长是搞错了。

由于邬团长证实，张旅长这才把人放了。于景维全家50多口人才有幸没成屈死鬼。

得匾“望隆徳备”

张旅长和邬团长带兵驻在景德屯，相处的不错。于家大院恢复了正常。但是官兵多了，客人少了，而且少得可怜。

酒后吐真言，说话间，张旅长和邬团长泄露了军机。说大刀会造反不光是大刀会的人干的，而是六道沟一带的民变，督军吴俊升初四就带兵来血洗六道沟，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杀个鸡犬不留。

于景维听了，大吃一惊：“那得死多少人哪！”他没说出口。心里核计着：“血洗六道沟，这六道沟不就全完了吗？”

晚上睡觉，他没有心思跟老婆玩了。他要想办法不让督军血洗六道沟。

正月初四早晨，于景维起了个大早，吃完饭就到景德屯西台子顶上跪着，邬团长和张旅长让他起来，他就跪在那里不起来，一直跪到八点，吴俊升带重兵来了（这是必经之路），经张旅长介绍，吴俊升问:“于景维，你为何跪着不起来? ”于景维跪着回话：“吴督军来血洗六道沟的民变，我敢用全家一百多口人的性命担保，六道沟没有民变。”吴又问：“那骑兵团是怎么回事？ ”于答:“那是大刀会的事，不是民变。不信，请吴督军进屯子里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民变 了。”

吴俊升进了景德屯见小孩在玩耍，妇女在推碾子(这是于景维事先安排好的），看不出有民变的迹象。旁边又有邬团长说话，是于景维送他们回通化的。吴俊升对于景维跪那么长时间迎接他，又救过他的属下好感动，便赞扬说于景维是好人。六道沟就不洗了。但从六道沟以东到肖家岗全洗。那里有大刀会。

于景维说：“不可洗。那里不都是大刀会，也有好人。”吴问： “怎么能分出好人和坏人(指大刀会)？于回答：“门口挂羊肚手巾的便是好人。”于是，吴俊升命令:“不挂手巾的全杀。"

于景维当晚就派出伙计挨家送信，家家户户都挂了手巾。

正月初五，吴督军、张旅长、邬团长带兵前往肖家岗，看见住户都挂着手巾，便一户也没动。但是肖家岗下面“恒盛德”大院里的大刀会就是不听邪，没挂手巾，被包围了。什么刀枪不入的法术也不灵了。30多名大刀会人全被杀死。

初六那天，有官兵报告：“石湖老岭山上有大刀会，黄旗老道是大刀会的头目。”

吴俊升下令：“从郝家街(今东胜村)往上全洗。”于景维这回说话不好使了。吴俊升就是要洗。于景维便暗地派人送信让老百姓赶快逃命。

初七早晨八点，吴俊升从望远镜里看到有很多人在木掀头沟和砬子沟的山上匆忙奔走。忙问在身边的于景维：“他们那些人干什么？ ”于景维说：“是逃命的老百姓，怕洗了。”

吴俊升看着看着掉下泪来：“唉！兵，是我的兵；民，也是我的民，不该洗呀!”

正在这时，恰巧石湖一个姓张的汉子用爬犁拉着老妈逃命到此，娘俩跪下求饶命。吴俊升让卫兵把这娘俩扶起来，并拿出一张名片给了老人：“拿这张名片回去，就不会杀你了。”于景维在旁边乘此机会说：“像他娘俩这样的善民多得很哪！”吴俊升听后便写了很多名片叫逃命的老百姓都回家安生，不洗了。

吴俊升在于家大院住了四天，临走时，给于景维三支手枪，让他们哥三个每人一支护身用。还给了10支匣枪，50支步枪，让炮头、炮勇和门岗用来护院用。

吴俊升告诉于景维：“我回黑龙江给你挂匾，你救了很多人，你是个好人哪！”

后来，真的让通化县的罗县长将匾送来。匾长两米、宽一米，上写：“望隆德备”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落款是“黑龙江省省长吴俊升，民国十七年四月十七曰”。

放粮救济灾民

民国十六年（1927年）各路官兵你来他往，各路土匪到处流窜，打家劫舍，弄得鸡犬不宁。又赶上这一带遭受风雹灾害，粮食大面积减产。天灾人祸，很多人家没粮吃，1928年，地也种不上了。逃荒要饭的人越来越多。于景维就在四合院外支起两口大锅做粥给难民吃。当他听说很多人家因种不上地要背井离乡出走时，他急了。

因他自己从山东闯关东，亲身经历过背井离乡的滋味。为了不让乡亲们出走，他当机立断:“进他妈的！放粮。”

他对乡亲们说：“没粮吃，我于家大院借给你。春天借一石，秋天还一石，不加利。”还说:“吃饱了，好干活，把地种上。进他妈的！不种地吃啥？”

几天功夫，八道沟（石湖）、大西岔、南岔、红土崖、万隆等地方圆几十里远的难民都到于家大院来借粮。于景维让伙计们打开十多个粮食囤子全部放掉。烧锅几乎停了火。

管家和管帐先生记帐，于景维说：“乡里乡亲的，用不着记帐。秋后来还不就得了。”他也真的做到了放粮时不记帐，还粮时也不记名，你还多少就是多少。还真有借粮没还的，他也不要了。

于景维说：“进他妈的！给我点就够烧的了（指烧酒）。”

就在这一年，于景维的二房老婆高氏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于世德。

生儿育女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但在于家大院那可是天大的喜事了。喜得贵子，说道可就多了。

于景维哥三个，正宗夫人有六位。于景维有两房，于景爽三房。在那个年代，无儿为绝户。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吃喝玩乐富贵门户，就愁没儿子。不怨天、不怨地、就怨娘们儿不争气，光生姑娘不生儿。

万般无奈，只好过房儿子顶门户。老二于景珩的过房儿子叫于世盛。老三于景爽的过房儿子叫于世度。虽然过房儿子也喊爹叫娘的，但总不是正宗的。这也就成为于家哥们的心病。

于世德的出生给于家大院带来莫大欢喜，高氏也就成为功臣。娘家也跟着风光。于景维跑到大孤山去老丈人家报喜时，在大孤山搭台唱戏三天，并建庙立碑表达喜悦之情。

于家大院有了于世德，不少人前来祝贺。有人说：“吴大舌头 (吴俊升的外号)要血洗六道沟时，是于景维救了这一带人的命积德了；也有人说：“东家开仓放粮行善事了”；还有的人说：“这是善有善报!”

于家大院的败落

大帮土匪虽然被大刀会杀死不少，但小帮土匪却越来越多。大刀会与官府誓不两立给这些土匪带来空子可乘。大南岔有一个叫于福的人，平日游手好闲，抽大烟、好耍钱。一天晚上，他同帮伙一起就抢劫了七家。“金山好”到头道沟绑票，绑了六家开荒种地的，有一家实在没有钱，就有十个鸡蛋。“金山好”也不嫌弃，十个鸡蛋就把票赎回来了。

兵慌匪患，搞得人心慌慌，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前来于家大院换酒、换油、购货的人越来越少。给方圆几十里送酒的酒驼子经常被土匪劫去。也没人敢往安东送酒了。做木头放排到安东的人经常被一些兵把钱收去，有时还把人绑走。于家大院的炮勇们能护院，却护不了外出的人。实逼无奈，于景维只好把安东的酒铺子停了。“护仙堂”也不灵了。“黄家”也不和小鸡玩耍了，有时还把鸡鸭咬死。“狐家”叨着鸡走了。“黄家”排成行也走了。柴堆边的长虫也不见了。往日繁华的于家大院一天比一天冷清。酒卖不出去，只好停下烧锅，猪群越来越少。铁匠炉、粉房、大车店、饭店、油房也先后停了下来。有家的伙计结帐回家，无家可归的和上了年纪的长工就留在大院干点杂活。

眼看日渐衰落的于家大院，于景维心里难受极了。他把两个弟弟叫到跟前，研究分家。把留在院里的老伙计们分开由哥三个分养。

过房的儿子也是儿，分家都有份。

于世盛分老宅和学校，于世德分酒柜和杂货铺，于世度分油房和饲养房。各房原有的东西归各房所有。哥三个含着泪把家分了。

分家后，于家大院的哥们儿之间、爷们儿之间相处的不错，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好像还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没有往日那么兴旺发达了。

有一天，于景爽跑外交回来。

进院一看，满院子都是满洲兵，把院子造得乱七八糟。于景维被看押起来不准随便走动，整个大院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满洲兵把粮食囤子打开，用粮喂牲口，连吃带祸害，弄的满地都是粮。

于景爽上去理论几句，就被满洲兵拳打脚踢的鼻子、嘴出血。还骂他：“通匪，良心坏了。”吵吵把火地喊叫着：“崩了他!”

于景爽哪受过这么大委屈，一气之下，跳进院内几丈深的大水井里死了。他的三房老婆和孩子放声大哭。满洲兵喊叫着不准哭，再哭就崩了你们，但是也阻止不了娘儿们的哭叫声。

于景维这些年来闯得红红火火，从没受到被看押起来不准随便走动的侮辱，心里早就不是个滋味了。看到弟弟投井自杀，当哥哥的却无能为力。于景维泣不成声，悲痛万分，只听他大叫一声：“老三哪，你白瞎我的一口井了！”就一头栽倒在地。

从此，他精神失常了。

满洲兵走后，破烂不堪的于家大院就有老二于景珩支撑着，炮勇和门岗看护的更紧了。

于景维一天到晚喜怒无常，说笑就笑，说发火就发火。不管见到谁，总是摆着手说：“白瞎我的那口井了！”要不就说：“我的那口大井，让老三给毁了！”

于景维的病情越来越重，长期处在悲痛之中，医治无效，离开于家大院，走了。

有人说他是80多岁死的。有的资料记载他是1929年卒于“景德屯”。但是，于景维的儿子于世德说：“我今年(2002)74岁，我爹死的时候，我8岁。”

由此可证：于景维死的时候是76岁，1936年。

土改于家被斗

1947年土改的时候，农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严惩罪大恶极反动分子，翻了身的农民，无比喜悦，衷心感谢共产党。

于景维虽然死了10多年，于家大院也已经衰败，但是那瘦死的骆驼也要比马大。在六道沟区管辖内，于家大院土地最多为全区首户，房子150多间也是全区第一多。把他家的家庭成分划分为大地主是农会成员一致通过的。

土改时，除了给于家的人留下住房和生活必用品之外的房屋、土地和财产一律分掉。把枪支、弹药、手枪都上交给人民政府。后来，于景维住过的五间正房给先锋村小学做了校舍。酒柜和杂货铺给先锋村做了供销合作社。其余房都分给农民，后来有的做了生产队队部或生产队的伺养场。

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对于景维的儿子于世德开了两次斗争大会。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于世德挨了两次打，他是替他母亲挨打的。除了有个海南人之外，大都走走打的形式，因为大伙还记得果松免遭血洗，于景维放粮救民的事。

1948年，人民政府成立，六道沟区辖17个村。把“郝家街”改名为“东胜村”，用“先锋”取代了“景德”。从此，景德屯和于家大院彻底结束了，先锋村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图文整理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