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的价值表现在其具有一定娱乐性和观赏性。这主要通过动物戏和动物表演表现出来。动物戏包括马戏、斗兽、斗禽、驯兽、驯禽等，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初步形成以斗兽为主的动物戏，唐代驯兽、驯禽至为繁荣。

斗兽、斗禽较为原始，盛行于秦汉及以前的历史时期。张骞通西域后，外来的驯象、狮子、犬、马、熊、虎、大雀，皆“食于外囿”。三国时，魏国任城王曹彰可“手格猛兽”。唐代仍有斗象之戏，神龙元年( 705)，中宗曾到洛阳城南门，“观斗象”。

斗禽活动中，以驯斗鸡最为流行。春秋时期已有斗鸡戏，鲁国季氏与郈氏斗鸡，用金距将鸡武装到了爪子和牙齿。秦汉时期，斗鸡之风盛行，京城富家子弟无不喜好斗鸡走、走马、鞲鹰、继犬，“弋猎博戏”。

在唐高祖时，斗鸡戏已发展为寒食、清明时节的重要娱乐项目。斗鸡时，鸡头上戴有漂亮的头饰，鸡爪配以金属套，其时“峥嵘颠盛气，洗刷凝鲜彩”，“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场面血腥。唐玄宗和几个兄弟无不爱好斗鸡戏马、架鹰走狗之事。

玄宗还于宫中设鸡坊，任命巧解鸟语、善驯斗鸡的贾昌为鸡坊五百小儿长。每有宴会，贾昌便会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手执铎拂，立于斗鸡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京畿内外斗鸡成风，“贵臣外戚皆尚之”。睿宗时，诸王以“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游玩弋猎，岁月不绝。穆宗时，“十宅诸王皆好斗鸡”。

唐中后期，代宗、穆宗、文宗皆好此戏，僖宗也以“斗鸡为乐”。文武百官退朝后，也匆匆骑马去斗鸡，所谓“喧喧斗鸡道，行乐羡朋从”，“尘起春风过玉堤”，“红罗系顶斗回鸡”，都真实反映了斗鸡风气之盛行。有些爱好斗鸡的“贫者”，虽然无法购买高价的名鸡，但也以“弄假鸡”、“弄木鸡”为乐。

唐代斗鸭、斗鹅之戏也颇为流行。贞观时，齐王李祐“喜养斗鸭”，让其于水池中争斗。斗鸭们离波折冲，奋振前却，“始戳力兮决胜，终追飞兮袭弱”。鹅戏源于魏晋时期。东晋桓玄年少时，兄弟们“各养鹅共斗”，桓玄因自己的鹅每每不胜，夜里偷偷杀害其他兄弟的鹅。唐禧宗尤好斗鹅戏，常至兴庆池“与诸王斗鹅”。

唐人以臂鹰走狗为乐。唐代窦巩诗“汉皇无事须游猎，雪乱征飞锦臂鞲”，影射了当时上层贵族饲养猛禽的风尚。丞相姚崇少时，“以呼鹰逐兔为乐”。李栖筠的父亲李载，“常臂鹰携姬以猎，旁若无人”。元稹诗云:“养禽当养鹘”，表明了他的志趣。

贞元末，南阳人张简栖，“以放鹰为事”。懿德太子墓有两幅壁画对此有所反映:《架鹰驯鹞图》展示了唐人臂鹰、驯鹞的情景；《架鹤戏犬图》中右边男子左臂架鹞，侧身凝视猎犬，鹞子驯伏乖巧，黄犬颈挂项圈，前爪趴于主人腿上，望着主人和其臂上的鹞鸟，神情机警。两幅图中，驯兽师均为头戴黑幞头，浓眉虬髯，深目高鼻，上着翻领胡服，下穿窄腿小脚裤，足蹬低筒乌靴，呈现明显的胡人特征，反映了唐代胡人驯兽的情况。

唐代还有驯小动物的节目，主要有驯刺猜、壁虎、昆虫等。《尚书故实》载：京国顷岁，街巷中有百姓围观斗刺渭戏，其对打之时“既合节奏，又中章程”。唐宪宗朝侍卫韩志和驯养的绳虎子(即壁虎)，可舞《凉州》曲，“盘回宛转，无不中节”。开元、天宝年间，还盛行笼养蟋蟀。夏天，宫女们纷纷捉取蟋蟀，放在笼子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

这种风气还流传到了民间。唐代有女性七夕时笼养蜘蛛乞巧的风俗，有诗为证:“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每年七夕节，唐玄宗于华清宫设宴，由宫女们摆放瓜果，捉取蜘蛛，将其放在小盒子里养起来。第二天清晨，“开视蛛网稀密”。蛛网越密者，巧多；反之，巧少。之所以抓蜘蛛用以祈祷，是取蜘蛛善结网之性，来象征宫女们女功技能的高低。

此外，舞兽表演是驯兽活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特殊形式，“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唐代的驯兽表演，有马舞、象舞和猴戏等形式。其中，以马舞的艺术水平最高。马舞源于魏晋南北朝。曹魏陈思王曹植曾得大宛紫醉马一匹，“教令习拜”，“能行与鼓节相应”。吐谷浑人擅长驯马，能把骏马训练得随音乐而应节起舞，故称之为“舞马”。

在唐代，吐谷浑是宫廷舞马的主来源地，《旧唐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出良马”，尤其是青海地区出产良驹“青海驰”，“能日行千里”。李商隐《思贤顿》有“舞成青海马”之说。从唐代张说诗“天马来仪自海西”和薛曜诗“不辞辛苦来东道”推测，唐代的舞马主要来自西域地区。据考证，唐代舞马的来源地应有大宛、吐火罗、大秦、疏勒等西域诸国及唐境内的银川和幽州地区。

唐以前的舞马数量较少，且以单马独舞为主，动作简单。唐代，舞马成为一种独特的表演节目，列入宫廷乐舞之中。不论是舞马的数量、包装，还是马舞的动作都远超前代。唐薛曜《舞马篇》详细记载了武则天时代马舞表演的盛况：“奔尘飞箭若麟璃，蹑景追风忽见知”，“紫玉鸣坷临宝镫，青丝彩络带金羁”，“婉转盘姗殊未己，悬空步骤红尘起”。唐中宗时的马舞表演，舞姿甚整，婉转中律，配以《饮酒乐》之曲，舞马能衔杯祝寿，“卧而复起”。

唐代的马舞表演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最盛。其时，共有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两部，“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玄宗亲自为它们取名，称作“某家宠”、“某家骄”。每到表演之时，舞马都披金戴银，装饰华丽，再配以乐曲。配曲中，尤以《倾杯乐》最为著名。

根据曲子节奏，舞马皆能“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唐玄宗时期的舞马表演加入了很多杂技的成分，由人和马合作完成，颇为惊险。在三层高台之上，舞者“乘马而上，旋转如飞”，再由壮士将床榻举起，舞马在其上舞姿弄态。钱起诗:“顿缨而电落朱震，骧首而星流白颠”，张说诗:“腕足齐行拜两膝”，“鼓怒骧身忽上跻”，“喷含云色且徘徊”都是对马舞表演的逼真表现。

表演时，舞马个个顿缨嚷首、左右徘徊、腕足膝行、振鬃跳跃、蹲踏旋转，健美可爱。曲终之时，舞马口衔酒杯，前驱祝寿。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舞马衔杯银壶，是对此情景的生动记录。

在舞兽表演中，驯犀、驯象更为引人注目。魏晋时期，己有关于舞象的记载。吴王孙权曾以舞象表演来为大臣贺齐送行，“孙权出祖道，作乐、舞象”。晋代马钧发明的“水转百戏”中，也有舞象表演。隋薛道衡诗:“狡貌弄斑足，巨象垂长鼻”，反映了隋代舞兽表演的情景。

唐朝以前，舞犀、象仅作为一种是附带表演，安排于外邦朝贡之时，以示四夷宾服的盛世风貌。及至唐代，舞犀、象逐渐成为宴酣庆典之际的佐兴之观，并进入宫廷艺术的行列，是类似舞马的一种艺术表演。玄宗时，每逢宴会，勤政楼下即有驯犀、驯象表演。其时，犀象被精心打扮一番，“以金羁络首，锦谵垂身”。

与马舞表演相似，舞象、舞犀表演也要配以音乐，著名的配乐有《破阵乐》、《上元乐》和《太平乐》。《岭表录异》载，蛮夷酋长曾为大唐使臣安排舞象表演，舞象都能伴着音乐，“随膝腾踏”，“动头摇尾”。唐朝宫廷里的舞象极有可能是对蛮夷舞象习俗的模仿。可以想见，犀象的动作缓慢、粗笨，表演也不过是“摇头摆尾”之类，不如舞马之活泼灵动，但却带有一种淳朴强健、雄浑滑稽的风韵。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攻破长安，“牵制犀象，驱掠舞马”，置于洛阳。肃宗平叛之后，便访民间，寻求不得，“归于京师者十无一二”。中唐以后，随着局势的稳定，舞兽表演暂得恢复。代宗大历六年(771)，文单国进献驯象11头，能当场拜舞，“与百兽而率舞，如知礼乐之节”。大历十四年(779 ) ,代宗宣布将文单国所贡的三十二头驯象置于禁苑中饲养，“以备元会充庭之饰”。

贞元四年(788 )，德宗召集群臣于麟德殿观赏马舞表演，舞马们“俯仰腾跃，皆合曲节”。陆龟蒙有《舞马》“骄骧轻步应金鞞”，“回望红楼不敢嘶”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乾符四年(877)，占城国进献舞象，卢纶诗:“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生动反映了当时犀象表演的情景。此后，随着唐国势渐衰，盛极一时的象舞活动，也归于沉寂。

驯兽表演中较为流行的还有猴戏。魏晋南北朝时期，猴戏逐渐发展。阮籍《猴赋》描写到“整衣冠而伟服”，“举头吻而作态”。唐代的猴戏较前代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载，唐代百戏表演中有“称猴缘竿”，是唐代驯猴表演的一种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真实的驯兽表演，汉代就已出现模拟动物姿态的“拟兽戏”，最有名的当属华佗所创的健身操——“五禽之戏”，即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姿态而舞蹈的拟虎戏、拟鹿戏、拟熊戏、拟猿戏和拟鸟戏。唐代出现了模仿禽鸟姿态的拟禽戏和以“狮子舞”为代表的拟兽戏。

武则天时，宫中养有能言鸟，常呼“万岁”，所以乐师们创制出模拟此鸟的乐舞，即《鸟歌万岁乐》，“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鹦鹉，冠作鸟像”。演出时，舞姬装扮成鹦鹉之像，模仿鸟的动作起舞。此外，天鹅舞、孔雀舞都是由拟禽戏发展而来的舞蹈形式。

狮子舞，即由舞者假扮成五只大狮子，每方狮子由十二人合作。舞者皆“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缀毛为衣”，分立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中间的狮子为黄色，代表皇权，其它狮子则饰以青、白、赤、玄四种颜色。表演时，舞者都要模仿狮子行止，“像其俯仰驯狎之容”，并配以太平之乐，颂扬帝德。

“唐代‘狮子舞’采用龟兹乐和胡服，既反映了西域使者贡狮来朝的历史史实，又迎合满足了唐人猎奇慕异的胡化心理。”白居易《西凉伎》中描写了“凉州狮子舞”表演的情景，西凉伎假扮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度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

除此，唐代还出现了模拟犀象舞姿的拟兽戏。开元时(713-741)，玄宗于五凤楼下，宴请群臣，欣赏此表演。其时，舞者、乐工皆“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作犀象舞蹈之姿态，观者皆惊诧不已。拟兽戏和拟禽戏的发展从侧面说明了这些珍禽异兽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来稿/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