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是一种既麻烦，又奇怪的学问。如今的中国家长，给小孩起名，也是极其慎重。只是，有种大趋势，往往是越时髦，或者越有文化逼格的，就以为越好。

笔者过去曾滥竽充数，去某学校教课，就豁然发现，如今的90后呀、或者00后呀，那些小伢子们的名字，多是往雅致一路飞奔，各种“雅”、“轩”、“笙”横飞，恍然错觉跑到了偶像剧的殿堂之中。

记得有一位学生小友姓浦，他的名字就是“浦萨蛮”，很直接，是挪用宋词词牌名“菩萨蛮”而来，乍听之下，尽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也朗朗上口，实际还是觉得挺突兀的。这种还是极好的，最麻烦的是堆难僻字，好像名字越难念，就越显有文化深度似的。

那回，教两个班，总数不过百号人，可点名时，抖开花名册，触目都是啥燊呀、鎏呀、烎呀、芔呀，我平日还偶自诩读过几本中国旧书的，到了此刻，也只剩懵逼如木鸡的份了。

民国以前的中国家庭，稍微有点条件的，取名也一贯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便是乡下没文化的农民，真随便安插个什么“阿猫”、“阿狗”，给孩子乱取“大名”糟蹋的，其实也是极端少数派。

尤其是对那些有学问的中国文化人而言，至少形式上，比现在的我们以及高级知识们还要讲究的多。什么名与字相符呀，什么名必有典呀，什么捉周之类呀，规则和仪式都是一套一套的，可以窥见一点端倪。

看古籍《礼记·檀弓上》上有关给子女取名的记录，也不难看出这个门道的讲究与繁复。讲取名的方法，更是很早就有人论及。最经典的言说，当是《左传·桓公六年》里的概括：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生命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这一段话，就是春秋时，当时人定下的取名时的五大方法、与六条限制。后来几千年，我们的名字取法，正经的，都基本按这套路来。

这套遗风，即便是鸟不拉屎的农村，以前也是多普遍遵守的。比如，取名一般都会请教书先生来，也多是有规定的，在一个大家族内，一般取名要三个字，第一字是姓，第二字是家族里的字辈，第三个字才是名。是以，在一个小地方，介绍自己时，别人一听前面两个字，就大体可以判断你是哪里人、你家族啥情况，一目了然。

我家僻出岭南，家族不大不小，五服内堂兄弟妹有个四五十人。清一色，名字都是劳请当中学老师的伯父所取，中间字也相同，表示辈分。说明几千年过去，都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了，这套规矩还被默默谨受着。

位在深圳南山区铜鼓路的“郑氏宗祠”，号称中国最贵祠堂

近20年来，随着“乡土中国”的崩溃，宗族制的塌陷，这套取名学的讲究，才真正慢慢地，远去消失在人海。

具体实践上，古人的文集中，也有大批诸如《名说》、《字说》这样“量贩式”的文章出现。

典型案例，是汉末大学者王昶为他子、侄子起名的故事，也足以印证以上说法。《三国志.魏书.王昶传》里如此说道：

王昶给子与侄取名、字时，都费尽心思。反复揣摩，他给大儿取名为浑，字玄冲;二儿名为深，字道冲；大侄起名为默，字处静;二侄名为沉，字处道。搞完，他还按“惯例”写文章预先告诫日后要成人的他们。

“我给你们取得名与字，用意是想让你们明白，为人处世必得遵循孔、孟的教诲，实现老子与庄子的主张。所以拿“玄、默、冲、虚”这几个圣贤的基本理念，作为你们的名字。

我的核心想法是，日后你们终生带着自己的名字，就会想到这些作人的道理，而不至于违背。古时的人们，他们剩东西的器物，乃至桌子、手杖上都会刻有铭文或诫言，随时可见，从而可以自律自己的言行，不犯或少犯错误。

普通器物、那些铭文与诫言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自己的名字，能不顾名思义、引为警惕吗?”

所以，过去的中国读书人，给小孩取名，非常繁文缛节，非常郑重其事。学问越大，基本也讲究越多。

可是，不难发现，学者、文化人给子女取名，到了民国，似乎是个分水岭，有一股无形中逆转的趋势。

我们阅读，有心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突兀地发觉到，他们的子女，尤其是那些留洋家庭出来的，他们的名字，普遍都不再那么穷讲究，甚至非常平易，极其随便，很没“文化”和逼格。

我自己揣想原因，可能在于彼时社会，弥漫的理念就是平等主义的，加之其时的这些学者，往往多有留洋的经历，即便没出洋镀金的，也多还涉猎西方书籍、学说，受此影响甚深，不管有意无意，取名也就自然多西派作风。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民国学者给自各的子女取名，大部分都是极其平淡无华的，朴素、简洁、亲切、家常，反倒是一种新常态。再往深想，人的心理吧也许都一样，越缺什么就越喜欢去显摆什么，拥有的人反倒不会大措意，以至于我等平民百姓给子女起名总爱往高逼格想，而大学者们反倒心态平和，更随意些。

我们可以随意举几个例子，看看我们耳目能像的大学者给子女弄的名字：

现代文坛宗师迅哥儿压阵

鲁迅：周海婴——只因为孩子在上海出生，就这么任性。

周作人：儿子周丰一，长女周静子，次女周若子——老婆是日本人，女儿带“子”，实际可视为周静、周若，平淡无华。

胡适之：长子胡祖望——出生距胡适母丧仅4个月，取名“祖望”有望祖之意；幼子思杜，出生日为1921年12月17日，恰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感激美国恩师哲学家杜威的“再造之恩”。

陈西滢：与其妻子才女凌淑华生的女儿，直接就叫“陈小滢”——因为陈西滢本名陈源，笔名西滢，小滢似有纪念的意思。

老舍：这老兄就更干脆了，给子女们的名字直接以“甲乙丙丁”顺延，现如今在文化界较为有名的舒乙先生，就是“甲乙丙丁”中的一位。

傅抱石：国画大家傅抱石，有两个儿子，分别就叫傅小石、傅二石。这个看似突兀，似乎也不奇怪，现在才多能找出例子来。比如常州吴家，吴祖光儿子名吴欢，吴欢先生的独子就叫吴小欢。

再比如有名人物，稍微讲究的，蔡元培的儿子叫蔡怀新；罗家伦的女儿叫罗久芳；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顾颉刚的女儿叫顾潮，钱钟书的独女叫钱媛。

这样一些名字，即便也寓有什么意思，论字都是挺稀疏平常的了，并没啥用典之类，仿佛平常百姓家，并不奇奇怪怪。

所以说，民国以降，文化人即便是大学者，给子女取的名字，也往往以平易、亲和面目出现，很少刻意去渲染，文从字顺居多。

当然，异类总也是有的，尤其是那些以传统文化守卫者自居的国故学者们。最有名、最离奇的人是谁呢？自然又非学界大咖、素以特立独行自显的“章疯子”章太炎莫属。

太炎先生有4个女儿。他分别给取了什么名字：长女章㸚，二女章叕，三女章㠭，四女章㗊。

㸚、叕、㠭、㗊，这四个字简直就是火星文对不对？饶你煌煌百年名校中文系博士毕业出来的，不勤翻字典，请诚实一答，如张大春书名：“识得几个字？”

是以，据传八卦，当年章太炎曾放言，想要上门提亲的，要先认出这几个字来，否则免谈！简直把女儿们的终生大事当“文字游戏”有木有？

这几个字，怎么念呢，又什么意思？汗颜，也是我查的：㸚，读lǐ，意为“稀疏明朗样子”；读作lì时，有“停止”、“系”之意。叕，读zhuò的时有“连缀”与“短、不足”之意；读yǐ时是“张网的样态”；读jué时意为“速”。㠭，念zhǎn，其实就是“展”的古字。㗊，读jí之时有“众口喧哗”之意；念léi的时就通“雷”字。

朋友，怕了吧？亏了有网络，不然，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