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的游者，会知道在林芝有一座小小的古城，叫做太昭。这座小城的名声，远不如大峡谷等林芝景点，甚至不如其旁边一座叫做中流砥柱的河中巨石。偶然会有脏兮兮的藏北车辆从这里钻出来，暗示着这里有一条时通时断的道路。道路的另一头，就是太昭。

从山路上俯瞰太昭 本文图均为 林光让摄

从北方来的尼洋河（藏语叫娘曲）和发源自米拉山的布球河以锐角夹击一个半岛，太昭就在半岛的尖端，其宽厚的背部与群山相连，茶马古道横跨古镇的背部。

向北沿娘曲进入深山的道路通向那曲地区嘉黎县，再到那曲地区洛隆县硕督镇，到昌都地区，察雅，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巴塘、理塘、康定，这就是清代入藏最主要的通道。在极盛期太昭曾是入藏的重要枢纽，有清军和粮台驻扎，汉族人口据说达到数百人。民国时期更曾一度成为西康省的太昭县。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让太昭增添多少神奇。村里几乎看不见人，牦牛茫然漫步街头。这里的藏式房屋立面都做过统一的整修，看来如同孪生兄弟般一模一样。根据刘赞廷所编写的《太昭县志》来看，百年前的太昭“东西长，南北狭，如一勾镰。”“南北一街，人民八十余户，环绕而居，旧有炮碉数处。”可见太昭的格局没什么改变。

太昭之得名，据说是清末名将赵尔丰带兵入藏，横马太昭，即将统一全藏之时，忽然收到慈禧太后的撤军命令，赵尔丰长叹一声，引军而去。由于在这里收到了太后的撤军诏书，所以起名为太昭。

这个故事中赵尔丰俨然是悲剧英雄，慈禧太后则一如既往地扮演了大反角。太昭变得犹如岳飞连收十二道金牌的朱仙镇，从而充满了功败垂成的悲剧色彩。但这故事也是错误的，赵尔丰入藏是1909年，当时慈禧已经埋在了清东陵。“太昭”这个名字不过是在此设县的民国将领尹昌衡的字而已。只不过正是这位尹太昭先生尹昌衡，在革命中当众砍掉了赵尔丰的脑袋，可见赵尔丰与这座古镇的悲情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又回到了村头，小镇已经倾其所有，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虽说驻藏大臣斌良(1784—1847）曾口气极大地写道：“不负蛮荒行万里,中华无此好河山”，但我私下揣摩，或许是从太昭西去入拉萨的古道上要翻越一万三千余尺的马鹿岭，“朔风凛冽，冰雪四季，偶有风雪，行之极险。”与之相比，这里真可以算是个平静的小天堂了。

太昭展览馆

在古街上，太昭古城展览馆的大门为我们敞开了。这栋建筑仿佛是一栋要塞，或者是监狱，太昭人将那些遥远的记忆锁在其中。这里的主要囚犯是几块圆滚滚的石头，我身边的一块清晰地刻着“光绪二年四月初五日故清显妣松潘中营战兵张公讳永禄之墓 孝女春桃、宁秀”。

这一块墓碑来自一个原本驻扎在松潘，后进藏的清军士兵，他死于光绪二年即1876年。张永禄先生或许已经在太昭生活了不少年，最痛心的事情大概是临终时没有儿子送葬，只有两个名叫春桃和宁秀的女儿，或许后来也嫁给了当兵的。

还有一块，“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申时立，清故蓝富裕恒之墓”，看名字可能和绝大部分驻藏大臣一样，是一个满族。如此这般的墓碑共有六块，都来自后山的清代古墓群。此外，这里还有末代驻藏大臣联豫所下发的一枚标准木制粮斗，全清帝国范围内一致。这枚木斗制作厚实、精良，看起来再用一两个世纪也没问题。

展览馆内的清代墓碑

仅仅想凭借几块墓碑、一枚粮斗还有几张模糊的相片，我无法重建几百名中原人曾在此生活两百年的痕迹。

这里曾经不但有男人，还有女人，有士兵，还有商人，所以应当有精巧的“八仙过海”针线活，有春联，有粗瓷碗，有汉白玉和青玉的烟嘴，有发钗和铜钱，有大量老相片，如此种种，则可以大致想象出当时的场景。

但如今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只有几枚墓碑和一枚粮斗。展览馆的看门大爷对历史没什么兴趣，他似乎是一个奇石收藏家，如同活佛一般，指点给我们看那一块块奇石。这些石头的形成自然远早于太昭，的确，人类留下的痕迹和自然的神功比实在是太淡，太浅了。

学者们一般将太昭作为一个驿站的形成上溯到乾隆十三年。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驻扎在嘉黎的清军移驻江达，在此设置了粮台、把总和外委，“率兵以资镇守。”也就是说，从乾隆十三年开始，太昭就成为了清军入藏路上的一个要塞。这里设立管理军粮的官员（粮台），还设有把总和外委等低级武官。进藏路上，转运和存储军粮恐怕是太昭最重要的职能，从清代开始一直到十八军入藏，莫不如此。直到今天，太昭还有一户人家名叫“珠勒囊波”，意思就是青稞仓库。

乾隆十三年是平凡的一年，当年海内升平，波澜不兴。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高王凌教授有一本学术著作就叫《乾隆十三年》，据他研究，乾隆帝在这一年遭遇众多不顺心之事，最后被迫放弃了“回复三代之治”（也就是儒家理想中尧舜禹时代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不管是否如此，乾隆帝治下的帝国机器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行。

这条经过太昭的道路在康熙、雍正年间已经不止一次见证过军队的远征，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军还要不停地从这里走过，去平息西藏摄政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内乱，去打击入侵的廓尔喀人和桀骜不驯的波密王。军人要在此驻扎换防、粮草在此交割分配、公文在此传递，驿马严格按照规定的速度飞奔在这条线路的两端：北京和拉萨。这两端微小的颤动，都会引发整条线路的剧烈抖动。虽然从这里向西，还有墨竹工卡，还有拉萨，甚至还有江孜、吉隆等真正的边界，但太昭更像是世界的尽头。漫长的沉寂中，军队继续轮换，驻藏大臣往来于道路，悄悄地证明，清帝国的神经依然在万里之外跳动，其士兵依然在夜间准点巡逻。

1909年，由海关税银和借款购买的新式步枪、电报机、机关枪和轻型加农炮武装起来，实现准近代化组织的川军于1909年大举进藏。清军势如破竹占领拉萨，高歌奏凯之际，突然听闻皇帝已经逊位，他们效忠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全面崩溃，分头奔回，其间遭遇惨不忍言，倒是成就了一本奇书《艽野陈梦》。

那些留在江达的汉族人，顿成遗民。

而就在历史的灰烬中，小人物们的名字隐隐浮现出来。

82岁的老者仁青贡布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找到了这里最老的一位老人，叫做仁青贡布，82岁。

他生于1933年。这位老人裹着深蓝色藏袍在院场里坐定，很有些老僧入定的意思。他的回忆也是上世纪40到50年代为主。

“那个时候，我们有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是黄脸的，长胡子到胸口这里，穿着藏袍，是站起来的。除了格萨尔，还有他的四个手下，嘎玛（音）、赤东（音）、丹玛（音）、阿古吉本（音）。”

“每年一次，汉族人会聚起来过节，把格萨尔的刀这个样子竖起来。”老人比划着手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川曾针对民国西藏汉人社会做过一项研究，在民国时期，“单刀会”等仪式在拉萨汉人社会盛行，全体汉人在每年夏历五月十三日相聚于关帝庙，庙会名为“十三单刀会”，意为“关公的磨刀盛会”。在会上除了供拜关公之外，也商议一些汉人群体共同关心的事。太昭的“单刀会”与拉萨等地应该大同小异。

我在采访本上画上了一柄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这杆刀据《三国演义》的记载，又名“冷艳锯”，刀长九尺五寸，重八十二斤。看过《三国演义》小人书的人，不可能不记得这杆长刀。关汉卿版本的《单刀会》中，关老爷身边正是这把大刀——“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

“钢刀。”老人突然冒出一句标准的汉语，他食指定定地指着我画的青龙偃月刀，仅存的两颗牙齿笑得摇摇欲坠。或许我听错了，或许他说的是“关刀”。但是确定的是，太昭汉人所过的单刀会中，供奉的的确是关帝老爷的青龙偃月刀。

“老人家是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们极为好奇。

“我是在汉人的学校里读的书呢。”

1941年1月，小学正式上课，地点暂时设置在邮局，其老师是邮局看守人，六十有七的马文才。资料记载，马文才的薪水为藏银五十两，他踌躇满志，打算一展身手。

课本最初使用的原有的基本旧书，如《忠经》、《孝经》、《百家姓》、《弟子规》。 这所学校的开设归功于当时的西藏办事处处长，北大学子，五四青年孔庆东。这位“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发现，昌都、太昭等地的汉族人，“多已娶土妇生子女，其子女且不懂汉语矣。”长此以往，藏族和汉族必受英国人之蒙蔽，开设学堂势在必行。后来，孔庆东又托进藏的汉族法师购买了“初小一,二年级国语教科书各百册”。据民国蒙藏委员会近期刚刚公布的存档资料表明，首批入学的小学生共15名。

“我们学的课本啊，还记得一些。”老人缓缓地念着几个汉语词：“鸡。鱼。”他顿了一顿，又说：“哥哥说，弟弟睡觉。”发音清晰，略有四川口音，我甚至一度觉得是南京的口音，例如他把“哥哥”读成了“果果”。他满脸调皮地笑，我很怀疑这并不是课本上所教的内容，而是七十年前学童们编着玩的俏皮话。

那是20世纪40年代，距离清帝国崩溃已经有30多年，当年被清军带到这里的遗民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他们或者融入了藏族之中，或者死去，或者无声无息地回到了内地。仁青贡布所见的，正是小镇汉人社会的最后时刻。清帝国灭亡三十年后，这个帝国最遥远驿站的遗民终于迎来了其日落时分。

“我们的老师叫果果莱迪，他年纪大了，在邮电局里给人写信。他家就住在关帝庙那边，就是现在展览馆的位置，都是他的院子，他管这个林卡（园子）。”老人想了想，突然灵光一闪，“还有啊，他是汉族的官，官的名字叫‘香烟’。”

我们听得如坠五云雾中，“香烟”是个什么官职？“果果莱迪”怎么听也不像是汉族名字。“果果”就是哥哥，当地藏族一般如此按汉语称汉族人，即某某哥哥。日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王川教授所引用的民国史料，终于发现一些重要线索——马文才，祖籍四川巴县，清军撤退后，一度依靠“早年汉属关帝武庙香资（就是香火钱），年种青稞地一块维生”，后来在噶厦政府的邮局担任书记。还发现有史料表明，1940年10月，马文才致函孔庆宗，请求租用关帝庙旁土地耕种以救家口。

年迈老人，关帝庙旁居住，代写信，是小学的老师，四点无一不符合。我们终于确认了，果果莱迪就是马文才，“香烟”的问题也获得了解决，马文才曾担任汉人保甲制度的头领“乡约”，有汉人领袖的权威。

但除了马文才，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将档案中其他名字与老人口中的那些“哥哥”对应起来。我们安静地听老人说着那些陌生的，遥远的故事。

“哥哥麦子”（音）或者“哥哥割麦”（音）是做凉粉的，脾气不好。仁青贡布他们这些孩子喜欢用牧羊抛石的“乌尔朵”扔石头砸他家的小门，“哥哥麦子”就会掂着菜刀怒冲冲地杀出来。打群架时，他也总是挥舞着菜刀，似乎他和菜刀成了亲，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就是菜刀。热血的“果果麦子”死在江达，埋在后山。

关帝庙遗址

还有更多，“哥哥玉素”（音）是做衣服的，“哥哥次松”（音）年纪更大，以看守关帝庙为业等等。在上世纪40年代，停留在太昭的汉人已经降低到个位数。如同生物的种群，当其数量降到一个极限之后，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他们远离了故乡，也远离了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如果不在这里，他们会在四川和陕西迎来怎样的命运呢？其中的祸福谁又能分解清楚呢？

我们的翻译裁缝洛桑有些恍惚，我们问他，他回答道：“我也刚知道，老人说了，我爷爷的爷爷就是哥哥莱迪，我是他的后人，我的祖先原来也是个汉族人。”

我们打算告别，老人忽然摆出了一个摇动筷筒的姿势，再次露出了微笑。他老迈的手摇啊摇啊，虚空之中有一根筷子似乎伸了出来，老人拈起来，上下读了一下，然后递给我。我瞬间明白了，这是汉人的求签。

“格萨尔拉康里，有这个呢。拉萨巴玛日的格萨尔拉康也有，一模一样的。”

我眼睛发热，心中空荡，低下头去向老人告别。家山万里，马文才和他的同胞们，只有一次一次在灯火下摇动签筒，默默祈祷，看看冥冥中落下的是什么命运。那细如蚊足的小字，语焉不详，神意渺然难测，他们惶恐地读，勉强地把握着自己飘摇的命运。

“…民国庚辰年（1940年），命途多舛，掌家二女子及干殿寺（甘丹寺）和尚于相继而亡，哀困之际，幸蒙天恩神惠，复蒙民主处长（应为‘驻藏办事处长’）姑念困苦不堪，檄饬教学，天相衣禄补救生计之法。迄今年已六十有七，老病多弱，恐有不测，无从靠着，心挂意歉，只有一小女，年近二十，身矮力弱，不肯长大，现托拜亲友梁成栋着照…”

这封书信可能是马文才最后的文字，在这封《江达小学教员马文才呈处长陈述命途多舛》的书信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惨史：早年丧父、兄长弃之不顾，被继母抚养成人，入藏后迭遭战火，妻子儿女除幼女外皆过世。从文字来看，这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我竭力地想象他如何在邮局二楼的小课堂上讲授汉语，但是我想不出来，马文才已化作青烟。

几天之后，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们极为巧合地读到了民国时代小学课本的影印本，没有办法确认这是否是马文才所使用的课本。但其中确实有鱼，有鸡，有哥哥和弟弟。这课本似乎一篇一篇，都是为马文才所写。

汉人墓地旧址

再一次，我们走出了太昭干燥多石的青稞田，向北望去，眼前一堆一堆散乱的石块就是汉人的墓地，没有墓碑。马文才和他的同胞们就卧在这里，他们的孩子曾在这里奔跑，为长辈扫墓，走过不知名的墓地，回到家中。

“好哥哥，好弟弟，手牵手，同回家。母为儿，解书包，携儿入室。”

从这里向西，到尽头的鹦哥嘴，重新跨上古道，超然凌空十几米，脚下就是碧绿的河水。道路往前一直延伸，应该会一直延伸到传说中的鹿马岭，我们于是回头，再次来到悬崖边俯视太昭古镇，看到了关帝庙的废墟和那两棵大树。就在烛火边，马文才摇动签筒，夜里他睡觉时，再次梦见了母亲。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

如今的太昭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