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台前段的兴废与影响

作者：许广州

（接篇三）

二、台前段运河的地位与特点

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途经台前，到1914年运河罢运，在这609年间，台前段运河成为京杭大运河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特别是1855年黄河决口筒瓦厢，冲决张秋、八里庙，黄河与运河在台前交汇，台前成为两河的咽喉地带，一时成为朝野上下和普通百姓频频关注的焦点，台前段运河成了京杭大运河能否正常通航的关键河段之一。

（1）当黄水北决要冲，冲决与淤塞交替

自元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主河道基本上是由孟津趋东南方向由淮河入海，据记载，这一流向在很大程度上乃人为所致，故此，黄河频繁北决，今台前县一带为黄河北决要冲，使得台前段运河备受冲淤之扰。每次北决就意味着漕运的中断，意味着明清两代王朝南北经济政治命脉之岌岌可危。可以说，漕运中断就意味着对明清两代王朝敏感神经的刺激与挑战。

　　据美国著名华裔明史专家黄仁宇在他的名著《明代的漕运》中说：“黄河由于携带着大量流沙不但要把自己的河床填满了而且把它所接触到的其他地方变成淤泥。最糟糕的是，黄河改道而出，大面积泛滥。一般认为，从古代到1937年，黄河有6次改道（引者按：这大概是说最大规模的改道。一般认为，黄河较大规模的改道有26次）。然而这只是黄河的主要改道次数，那些规模较小的改道和地方性决堤并未计算在内。……另一项研究表明，黄河在同一时期里仅仅因为自然灾害就改道58次。由于大运河不得不穿越黄河流域，要维持航行，一直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难题。”他还引用一位牧师的话：“大运河的危险地段就在黄河流域。……它的河床很容易被泥沙填满。沟渠会被折断，航路会被阻断。整个大运河会因此而被彻底废弃。”著名运河史专家姚汉源先生曾说“运河之废”正是“始于张秋至临清段”，其中也包括张秋以南沙湾、八里庙一带的台前段运河。

　　（2）处运河最高河段，引水与建闸并举

　　台前段运河处于运河最高河段，又缺乏水源，经常发生运河水位太低无法行运的情况。元代开会通河，水源不足就是一个难题。明代要畅通运河，首先遇到的也是水源问题。明工部尚书宋礼采用白英老人建议（白英，史称“汶上老人”，曾提出“以汶济运”、建闸堵水、“七分朝天子，北达临清；三分下江南，以通江淮”），在东平州东六十里的戴村汶水河道上修戴村坝，使汶水改趋西南流至于南旺，而南旺地势最高，汶水就由这里分流，六分入运河，四分南过济宁入泗水，使得南旺以北至临清河段水量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但人们很快发现，会通河水量仍明显偏小，难以通行较大的船舶。要想进一步提高运河水位，就只能求救于黄河。于是明人又设法用黄河水补充会通河水。但这个办法实际上是“饮鸩止渴”：一方面，黄水中的泥沙很容易将运河河床淤高，常常是一边淤垫，一边挑浚，一边挑浚，又一边淤垫；另一方面，一旦黄水暴涨，自然“以大欺小”，运河又易被冲决。引黄本为济运，否则运河水浅无法行舟；但引黄又常常坏运，引来的黄水常常要冲决或淤塞运河。

　　引水只是解决水源问题，由于台前段运河地势较高，要有效利用水源，还必须设置水闸（著名的三峡工程中的船闸就是利用此原理）。实际上，元代在运河开凿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大规模使用河闸，建闸堵水，使水面较低的地方借闸的力量慢慢升起，等到和水面较高的地方平衡，船舶就可以进入较高的水面。反之，把闸中积水慢慢放泄出来，船舶又可以降到较低的水面。会通河在大运河中地势最高，则闸门多，故称闸河或闸漕。因此，这段运河是既要引水，又要泄水。沙湾既有积水闸，又有减水坝，正是此段运河特征的典型标志。

　　纵观台前段运河的历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地质地形特征，台前段运河常常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承载者，可称“以十余公里运道，系老大帝国安危”，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三、台前段运河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大运河是古代的高速公路，道路通，百业兴。大运河的兴衰，也催生和荒废了一批运河城市，最典型的莫过于临清和张秋，历史上曾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说，足见临清和张秋曾有的繁华，随着运河的罢运，临清已变成一个普通的县级市，而张秋更沦为阳谷县的一个平常的镇。

台前段运河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沉淀着运河信息的地名

　　地名常常记录和沉淀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大运河流经区域广，存续时间长，沿途有许多地名与运河有关。台前段运河主要流经濮阳市台前县的夹河乡、吴坝乡和打渔陈乡，其地名具有明显的运河特色。

　　吴坝乡位于台前县东北角，辖晋城、马庙、牛三里、马三里、王三里、郑三里、堤头、李坝、王中坝、吴坝、东赵桥、西赵桥、石桥、徐堌堆、大洪口、陆庄、侯庄、柿子园、翁庄、韦庄、前董庄、后董庄、朱庄、邵庄、东周庄、马庄、沈屯、北姜庄、北张庄、东张堂、西张堂、东穆、西穆、西董、十里井、志门、杨洪、前高、后高等39个自然村，37个行政村。

　　夹河乡东北紧邻吴坝乡，辖前夹河、后夹河、大坝、林坝、沙湾、田湾、沈堤、西黄口、东黄口、八里庙、陆楼、于楼、林楼、田楼、北宋楼、南宋楼、西丁桥、东丁桥、南丁桥、万桥、董桥、张书安、王于、张广、姚邵、前店子、后店子、贺洼、汤庄、姜庄、南姜庄、东白铺、西白铺、楚庄、西杨庄、东卢庄、南张庄、东孙庄、胡庄、崔庄、许庄、顾庄、官庄、戴庄、霍庄、金庄、刘家庄等，计47个自然村，43个行政村。

　　打渔陈乡西邻夹河乡，辖艾堌堆、吕堌堆、田堌堆、党河口、枣梨河、玄桥、接泊浪、刘子渔，打渔陈、李文彩、东影唐、梁庙、汪庙、张庙、殷庙、三官庙、朱那里、张那里、师那里、田那里、伊那里、何庄、汪庙、花庄、王庄、田庄、滕庄、周庄、汪庄、赵庄、肖庄、马庄、南丁庄、北丁庄、东殷庄、前柴店、后柴店、吕辛庄、梁集、前田楼、后田楼、沙楼、枣包楼、马铁炉、王堂、东仝、南贾、石门李、邢仝、杨井、后鲁、杨胡、中张、后门赵、北李等55个自然村，52个行政村。

这些村庄的名称中多带有“堤”（如沈堤、堤头，另有孙堤、申堤等自然村）、“坝”（吴坝、李坝、王坝、大坝、林坝）、“河”（前夹河、后夹河）、“桥”（万桥、石桥、西赵桥、东赵桥）“湾”（ 田湾、沙湾）、“堌堆”等与水有关的字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样紧邻黄河的西部几个乡镇村庄的名称中就不再如此密集地出现这类字眼。而台前东三乡正是京杭运河流经的区域，可以推测，这些村庄的命名很可能与运河有关。《台前县志》也说，台前县村名中含有“河”、“湾”、“口”、“堤”、“坝”、“桥”等字眼的，“均分布于黄河新旧河道、清水河、赵王河、运河两侧”。这些地名几乎占村名的三分之一。

　　夹河乡沙湾村。该村位于台前县城东15公里，据该村村民崔师玉介绍，沙湾村又名三河湾，原因是元代开挖的会通河在这里改变流向并与黄河、赵王河（一说为京杭运河分支，实际上是曾经作为运河河道行过漕运）交汇，形成三河汇流的景象，故名三湾。也有人说，沙湾原名三湾，因为大运河在这里转了三道弯而得名（运河由沈堤到沙湾为东南-西北走向，到沙湾又折向东到大坝为东-西走向，由大坝再折向北为南-北走向）。后来黄河淤塞运河，形成一道曲线沙湾，故名沙湾村。无论如何，都与运河有关。

　　沙湾村以北的地名分别有夹河、孙堤、沈堤、大坝等，均与运河有关。其中孙堤又称龙堤，相传阿城的孙善人在沙湾一带广有田地，庄稼收获后，他把秸秆垛成垛留在堤坝上，并留下一把搂柴草的三角齿耙，逃荒要饭的人到那里了，就自己取柴做饭，逐渐形成一个村落，人们感念孙善人，给村子取名孙堤；又因村人散居于约一华里长的弯曲有致的堤坝上，形状似龙，故又名龙堤。后来孙堤于战乱中消亡。明清两代京杭运河漕运发达，沙湾又是左俭都御史徐有贞的“河防营” （“沙湾营”）驻地，近河村庄便出现了为来往客商、“河防营”官兵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因而在村名上留下了强烈的印痕。如“马铁炉”村，以善打马蹄铁得名；“前店子”、“后店子”因客店聚集得名；“前柴”得名是因为为客人供应柴草；“枣包楼”的乌枣、“柿子园”的柿子是客商们喜爱的秋季时令果品，也是向南出口的重要土产货品，而梁集村的糕点直到今天还在鲁西南、豫东北的阳谷、梁山、台前、范县一带享有盛誉。

　　堤头，位于吴坝乡西南角，夹河乡八里庙村北约一里，原名北马头，本来是运河岸边的一个村庄，后改名为北堤头，现名堤头。

　　夹河乡枣包楼村也与运河有关。据说，枣包楼为当时运河支河口岸，等待装船南运的乌枣“堆积如山”，枣包楼即由此得名。

　　夹河乡八里庙村之名来自当年的河神庙——大河神祠。据《山东运河备览》载，“大河神祠在沙湾，距张秋八里，俗名八里庙，明景泰四年建”。后此地形成村落，遂名八里庙。

2.运河“漂来”的民族

今台前县境内居民以汉族为主，此外有回、壮、满、瑶、白、黎、藏、苗、蒙古、布依、朝鲜、僳僳、维吾尔、达斡尔14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民数量占绝对优势，为台前第二大民族。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寿张县乡土志》载，当时寿张“本境除汉人外，只有回民”。我国回民主要聚居区在西北，在远离西北的台前却有这么多回族居民，这是为什么呢？

　　回族主要分布在台前县最靠东的三个乡，自东向西依次是：吴坝乡、夹河乡和打渔陈乡，具体位置为吴坝乡堤头村、侯庄村，夹河乡崔庄村、许庄村、八里庙村、西杨庄村，打渔陈乡王堂村等，这几个村庄全部在运河流经路线两旁，仅这三个乡的回族居民总数为805人，占回族居民总数的93%。这显然不是巧合。

　　据有学者研究，早自元朝时，由于京杭运河的开通，“大量的回族人口沿运河不断迁入”山东，山东沿运河区域所以会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皮毛加工与销售中心，“首先得益于大运河开通后，回族人口的大量南下及定居在运河城镇，他们将西北游牧民族加工皮毛的各种技艺带入内地”。实际上，回民向中原的迁徙可能会更早,隋唐运河开通时，西北的一些回民可能就已开始沿运河向东南移动，隋唐首都都在长安，当年的运河由长安可到达中原和东南。元代以后，济宁、临清、聊城、张秋等地的皮毛加工业远近闻名。而张秋紧邻现在的台前县，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寿张乡土志》载：当时寿张的回民“居张秋二百余户，男女千余口，县城六七户，四十余口”。据此基本可以推定，台前县东三乡的回族居民或者为西北回民沿运河直接落户到这里，或者来自北边十几里以外的张秋，但归根结底是由于运河，是运河将这些回族同胞由西北“漂”到了这里，成了鲁西平原的居民。

3.因运河而兴的宗教信仰

　　漕运的最大敌人就是水，而水又是那样变幻无常、不可捉摸，在温柔的表象之下蕴藏着似乎无尽的、桀骜不驯的力量。但人们却又企望掌握水的性情，控制水的脾气。黄运的纠缠，漕运史上似乎没有尽头的与水的斗争，便催生了与水和运河有关的种种宗教信仰，主要有金龙四大王崇拜、天妃崇拜和南海观音崇拜。

　　（1）金龙四大王崇拜

　　据记载，所谓金龙四大王本为南宋时贤人谢绪死后转生之神。谢绪为晋太傅安（谢安）后裔。谢绪所以被称为金龙四大王，是因为他隐居的地方叫金龙山，他又排行老四。因为他贵为皇室，成神后便可称王。而他所以能成神，是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而且是忠于汉族正统王朝的贤士，他是为保持其民族气节而殉国赴死。谢绪最初显灵是在徐州一带的黄河，因而成为黄河神（简称河神）。另一方面，徐州一带黄河从元朝起就是京杭运河借黄行运的一段运道，因此他也是运河的保护神。

　　前面说过，会通河开通后，黄河泛滥给漕运河道带来极大威胁，几乎每次黄河决口都会导致张秋、沙湾之间运河阻塞，而每次治黄保运的工程，朝廷都少不了祈求金龙四大王的保佑。前述明景泰年间工部尚书石璞治沙湾期间，代宗皇帝“加河神封号”，在沙湾建大河神祠，并加封“朝宗顺正惠通显灵广济大河之神”十字封号，大河之神左侧陪祀者即是“护国金龙四大王”。徐有贞当年在沙湾所祭祀的河神均应指金龙四大王。到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又将金龙四大王从感应祠陪祀的角色中超拔出来，另建“金龙四大王祠”，单独予以祭祀。

　　清朝不仅继承了明王朝崇奉漕运之神的传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官方与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信仰推至顶峰。入关之初的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清朝皇帝就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臣致祭。穆宗朝（公元1862—1874年），加金龙四大王封号至四十字。据《清史稿》，按照定例，“封号至四十字不复加，间有之，非常制，止金龙四大王四十字外加号锡祜”两字，金龙四大王在当时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据明清文献记载，金龙四大王的法身是一条长不盈尺的黄色小蛇，“龙首蛇身，体著黄金色，精光四溢，不可逼视。”每当黄河运河工地上出现这样的小蛇时，就会被认为是神驾莅临，各级官员必率属众亲迎大王于庙幔之内，三牲礼供，叩拜祷告，或招戏班演戏酬神，直到大王法身消失方可作罢，否则河工就会不利。

　　2009年12月在沙湾访问考察时，沙湾村支书崔师玉讲到台前一带曾流行一种面传说：当年沙湾大坝上有三官庙，又称龙王庙，是过往船只祭祀运河神的地方，传说当过往船只在托盘上铺上黄裱纸，燃起香烛以后，会有小蛇爬到纸上，船夫们恭恭敬敬地把它请入船舱，小蛇随船前行，航船就会平安通过。显然，这则当地的传说正好印证了史书上关于沙湾建有金龙四大王庙以及此地存在金龙四大王崇拜的事实，这小蛇正是金龙四大王。

　　（2）天妃崇拜

　　天妃又称天后、妈祖，关于天妃的身世，民间有多种说法。根据民间举行祭典的时间和民俗学家的考证，目前一般认为，天妃原来并不是神，确有其人，乃五代时闽王统军兵马使林愿的第六女，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06年）3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湄洲岛，因坠地后弥月不啼，乃取名“默”（称“默娘”），自幼聪颖，八岁读书，性好佛。十三岁遇老道士元通，授以要典秘法。十六岁观井得符，能布席海上救人。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日升化，时年二十八岁。从此，常穿朱衣，乘云气，巡游岛屿，受到乡里的爱戴，号为“海神”。开始封“灵惠夫人”，后皇帝赐庙，额名“灵神”。元代天历年间，更额名“灵应”。元统二年（1334年），加封“辅国”。至正间，又加封为“感应神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加封“天后”， 并敕建祠原籍。雍正十一年（1733年），御书“赐福安澜”，悬挂于福州南台庙宇，并命沿海各省修祠致祭。从此崇奉日盛。显然，天妃信仰是产生于福建的民间海神崇拜。明徐有贞曾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在沙湾建大感应庙，这个大感应庙实际上就是天妃庙，亦即妈祖庙，可见当时的今台前县一带也信妈祖。

　　天妃崇拜就是海神崇拜，古代曾称“天妃之神”为“海道神”，称供奉此神的神庙为“海道神祠”。值得注意的是，天妃在南方通常俗称妈祖，在北方很少用此称呼，供奉天妃的神庙一般也不叫妈祖庙，而常常用皇帝所赐之名。清江浦的海道神庙就赐祠额为“灵慈宫”（天妃曾被封为“灵惠夫人”），而台前县这座供奉海神的神庙则赐名“感应祠（庙）”。天妃信仰能从南方传播到台前这样的内陆地区，大运河无疑是一个重要渠道。台前县感应庙现已不复存在，但据描述，此庙“飞檐挑角，红墙绿瓦，雕刻精美，彩绘秀丽”，这正是妈祖庙的典型风格。

　　（3）南海观音崇拜

　　观音也称观世音，佛教认为是救苦救难之神。南海观音本为中国南方佛教信仰中的一种菩萨。台前县有一座南海观音寺。南海观音本为南方宗教信仰，它出现在台前县，显然也是随运河“泊来”的。

　　唐代，寿张县梁山为全国佛教胜地之一，虎头峰东侧莲台、法兴二寺颇具规模。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封禅泰山，途中特意绕道访视莲台寺，并到台前境访张公艺。明代，寿张县治由梁山境迁到王陵店，台前一带佛教发展较快。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知县周三锡倡导主持建千佛阁，之后，境内裴城、地藏王两大寺院相继建成，许多村庄亦建起佛殿或观音堂。清末，裴城寺僧人逐渐减少，由阿城海会寺派人承管寺务，民间佛事活动兴盛。而海会寺显然由南方随运河泛舟北来，已是南方佛脉。目前，台前县成立有佛教文化学会，学会还办有一份《佛教文化》简报。

4.运河经济与贸易

　　明清时期，沿运河张秋、枣包楼等村镇得水运之利，私营商业发达，为运河重要码头和货物集散地。南方的油漆、竹器、布匹由此卸船运往北方州、县，本地粮食、红枣、乌枣等农副产品由此装船，销往南方各地。

台前的皮货业也有悠久历史，其中主要产品是山羊皮。这与沿运河移居当地的回族居民有直接关系，皮毛加工是回民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产业。台前多回民，这里的回民一般认为是由运河迁徙来的。台前的皮货业可能也受到同在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和张秋等地皮货业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台前县的出口产品中，山羊板皮占有重要分量。目前，台前县已成为山羊板皮生产基地，年产汉口路山羊板皮8万多张，济宁路山羊板皮3万多张。

贸易的兴起催生了运河沿线的客栈、货栈、会馆等，寿张、聊城都建有陕山会馆，聊城的陕山会馆还保存完好。

　　5.编织

　　台前县编织历史悠久，花色品种繁多，用途广泛。新中国建立初期台前县向外出口的产品中，编织品就是其中重要的品种，其中柳编最为著名。

　　台前编织品的盛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运沿岸挖河筑堤的需要。柳树扦插即活，喜湿，遇水即生，汉语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说，且生长快，枝条细长柔软，木质具有特异性能，不易腐烂。柳树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植柳可防水固堤，在河工用料尤其是埽（sào）料中使用最多，“有明一代，埽皆用柳”。明前期民间各地民间植柳树(即民柳)特别多，后来，明政府也开始种植柳树(即官柳)，并推广沿河种柳，以固堤防。由于政府的推动，一时间黄河、运河两岸及堤防、闸坝之侧，官柳多有种植。

台前县地势低洼，多沼泽、湿地，正适合植柳。《寿张县志》卷之四“物产·木属”中列为第三的是“榆”，列为第四的是“柳”。

　　清代编写的《张秋志》中有《张秋杨柳枝词》四首：

同城不识是分疆，阳谷东阿与寿张（引者按：当时的寿张北街为阳谷，南街为东阿，西街为张秋）。三县河堤三县柳，问谁特地柳丝长。

其二

城南城北两官衙，插柳年年似种花。莫以陶潜当潘岳，由来潇洒胜繁华。

其三

南船贾客往来频，南草南花强市人。何似岸旁杨柳树，本来风土自然春。

其四

几日春深青复青，朱颜一望鬓堪星。人生自古封侯少，欲奏新诵不忍听。

题名为张秋，实际上是“三县河堤三县柳”。“三县”即“阳谷东阿与寿张”。台前县原属寿张。把栽柳当种花，甚至视栽柳胜种花，以为杨柳才是本乡本土的春色，由此崇柳之风可见当时植柳之盛。台前县的柳编、荆编即由此发展而来。

　　台前的柳编主要有囤、筐、篓、篮、笼、火烘、粪箕等。其中绵柳编品如笆斗、笆圞、笸箩、簸箕、栲栳（壳篓）、柳条箱、安全帽等，做工密实，滴水不漏。竹编品主要有篮、筐、筢、筛、席、帘等；秫秸编品主要有席、篓等；麦秆编品主要有草帽辫、草墩、锅拍等；高粱叶编品主要有蓑衣、草墩等；玉米穗皮编品主要有草墩、草鞋等；苇编品主要有席、茓、箔、笆、篓等；蒲草编品主要有包、扇、蒲墩（坐垫）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日常需要的变化，编织品的新用途、新功能不断产生，许多编织品都不断改进着造型和工艺，与最初单纯、粗陋的用途越来越远，有的制作过程甚至已经机械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前县的一些编织品还走出国门，远销法国、韩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而追溯其根源，最初与运河是有联系的。（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许广州，河南范县人，先后任台前高中教师，台前县政府办副主任，孙口乡党委书记，台前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濮阳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台前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