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在讲座上。

最近，曾一度流失海外但最终被我国追索返还的文物在国家博物馆集中展出。其中很大体量的文物都是青铜器：秦公晋侯青铜器、“方罍之王”皿方罍、青铜虎鎣、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这些青铜器纹饰精美、雄浑庄重，在展厅的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青铜器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器物之一，它的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等等，无不散发着独特的中国气息。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沉睡两千多年的文物？当初被铸造的时候它们做何用？承担着怎样的礼制上的、仪式上的特殊功用？而密布于青铜器身上的各种纹饰图腾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它们承载了先民们怎样的信仰和审美？

9月17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万变归一：从商周铜器看中国纹饰传统”的讲座，并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军对话，探讨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源流、特征、类别及对后世的影响。

李零擅长将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他曾经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远东学院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出版有《入山与出塞（考古学论文集）》、《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孙子古本研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等等，李零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和本次讲座相关，名为《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

青铜器上纹饰的三大系统：龙、凤、虎

研究青铜器的纹饰，是青铜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早在宋代就有学者关注纹饰问题，近现代学者如容庚、马承源，包括当代美学家李泽厚，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研究者可以从材质、器形、纹饰、自名、功能等好几项来研究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类型和纹饰是一回事，其实并不完全相同。现在讲的纹饰的概念，主要是一种平面装饰，它与器物上的圆雕、浮雕、地纹等等，组成一个整体。就纹饰的要素而言，有圈纹、弦纹、C形纹、T形纹、F形纹、非字形纹、叶形纹等，纹饰的布局，也分器盖、器口、颈部、腹部和圈足，根据整个器物的形状和整体性来设计。西方的纹饰传统虽然有动物纹和几何纹，但总的来说是以花叶为主，比如波斯的莲花纹、棕榈纹、玫瑰纹等等，这些纹饰都是抽象化的。

在李零看来，中国的纹饰，早期出土器物上有神面纹或者叫人面纹，比如良渚玉器上最繁复的花纹，既是大字人形，又是大人脸；石家河文化玉器和龙山文化的玉器里，神面纹比较狰狞；人脸比较写实的是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但目前是孤例。最近在清华大学展出的石峁遗址出土文物，其中的神面纹石刻也很有意思。这种人脸形象，可到了商代和西周的青铜器上就比较罕见，战国青铜器上的纹饰又出现人，但不是表现脸。这种现象颇让人费解，有学者认为就是个装饰，没有什么意义，也有学者如张光直先生则主张“萨满说”，认为这种纹饰是用来通神的。

良渚文化时期 玉琮王上的人面纹

人面方鼎

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发生很大的转变，一个重要表现是兽面纹代替了神面纹。这个时期，铜器上的纹饰主要分三大类：动物纹、几何纹、画像纹，出现时间略分早晚，互有重叠。商代和西周中期以前，以龙纹、凤纹、虎纹为主；西周中期以后和春秋早期以鳞纹、窃曲纹、重环纹和山纹为主；战国流行画像纹，出现了战斗纹、燕乐纹等，表现田猎、采桑、燕乐、战争，场面宏大，内容细密。

就动物纹而言，李零指出，中国传统纹饰一直以龙、凤、虎为主，而龙凤纹是中国延续最长的纹饰。商代和西周早期流行饕餮纹，其实是龙首纹，典型特征是有恐怖的双眼和锯齿状的牙齿，突出表现的是动物的脸，特别是那种恐怖的双眼。从商代到西周中晚期，窃曲纹、鳞纹以及众多组合纹饰，都与龙凤纹的演变有密切关系。

说到龙纹与饕餮纹，在李零看来，龙的原形是鳄鱼。中国古代所谓的“钟鸣鼎食”，中国的礼和礼器，多与吃饭有关，而鳄鱼什么都吃。他还用一组图片生动展示了青铜器上各种龙的典型形象，以及“龙”字字型从甲骨文、金文到后世的演化过程。龙头有角，龙背起脊，龙身有鳞。龙角分棒槌角、羊角、牛角、掌形角，杂糅进不同动物的角，但主体仍是鳄鱼。

在《说龙，兼及饕餮纹》中，李零就专门论述过龙纹与饕餮纹的关系，《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抱更也。”“有首无身”正是饕餮纹的特点。饕餮纹是龙首纹，包括双角、双眉、双眼、双耳和额饰、鼻饰、大口、利齿。至于虁龙纹，则是带状的侧身龙纹。古人说夔是一足龙。这种龙并非只有一足，而是侧视效果的龙。一头双身龙为对剖式，一身双头龙为顾首式。纹饰布局，多随器形，比如蟠龙纹就多用于盘。

饕餮纹

谈到凤纹，李零介绍，凤分雌雄，雄曰凤，雌曰凰。《山海经·南山经》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凤凰是想象的动物，他推测是以锦鸡、雉鸡、孔雀等雉科动物为主要模仿对象，但也糅进鹰科动物的特点，比如有时作钩喙。这类动物有肉冠（掌形冠）或羽冠（辛字冠），长尾和彩羽。动物学家或以极乐鸟（Paradisaeidae）当之，恐怕不妥。极乐鸟自成一科，出于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中国没有。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垂冠大鸟纹，所谓垂冠，其实是一种分叉的冠，这种当时流行的纹饰很有特色，但前有源，后有流。而所谓的夔凤纹，其实是一种类似虁龙纹的侧身凤纹形象。

他还列出“凤”字的甲骨文写法，可以看到鸟头上面有一个冠，类似孔雀冠和鸡冠，重要的是，“凤”字在甲骨文里面就是“风”的本字，古代占卜有风角鸟情类，鸟被用来望气候风，凤是候风鸟。现在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风向标，也多以鸡、鸟为装饰。

如果说，龙和凤为中国的瑞兽，都是想象中的动物，现实中不能对等入座，那么虎是一种真实的动物。虎纹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信息呢？李零专门写过《“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他认为，虎是典型的亚洲动物，狮是典型的非洲动物。老虎以中国为中心，属于典型的中国动物；而狮子是一种外来动物。中国人是借老虎认识狮子，它是从波斯和中亚输入中国，输入后就变成了瑞兽，也带有想象色彩。天禄、辟邪是中国化的翼狮。“狮子一跑到中国来就给我们引进了两个国际艺术：一个是咱们中国人舞狮子，还有一个就是家门口放两个狮子看大门，这两种艺术都是纯粹的西方艺术，到中国以后落地生根，所以这是一种国际艺术。”

商代的虎纹有很多种，典型纹饰是殷墟石磬上的虎纹。有点像叶子，但不断地勾连，又像大雁在空中飞。西周的虎纹是一种双叶形虎纹，这种虎纹的使用一直可以延续到战国时期。而东周以来的虎纹，是一种双钩S形虎纹，一直沿用到汉代。因此铜器上的虎纹，有时代性，但中间都是有重叠的。

“这些变化实际上非常复杂，我今天只想概括一下：虽然有万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叫万变归一，总的来说最大的三个系统，就是龙、凤、虎。”

虎纹石磐

几何纹与画像纹的演变

谈到青铜器上三大主要纹饰中的几何纹，李零指出，几何纹以点、线、方形、圆形、三角形、漩涡形为特点，讲究平分和对称。弦纹和圈纹是最早也最普通的几何纹。商代出现的“云雷纹”，其实是宋代人取名，云雷纹多作饕餮纹和龙凤纹的地纹，涡纹和非字形纹往往起中分或间隔的作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窃曲纹”，是由龙凤纹简化和抽象而来，所谓的“窃曲”，其实是勾着身子的龙和凤，此名见于《吕氏春秋·适威》。另外用的很多的就是“鳞纹”，则由龙纹变化而来也非常明显，由龙鳞演化，分长鳞（作前凸后凹形）、圆鳞（作圆果形）、复合鳞（前两种鳞纹的组合）、穗形鳞（圆鳞出芒）四种。山纹是由四种鳞纹中的一种或两种加双背窃曲纹与波形带组合。此外还有麦穗形的穗纹、瓦纹、直纹。几何纹最重要的功能，是它适合把不同的曲线、点线组合起来，是一种复合型。

从人面纹到兽面纹，青铜器纹饰经历了早期、商代、西周相当长时间的演变，纹饰与器形在不同时期也有重叠关系。到了战国时期，画像纹的出现，透露出纹饰发生的一大新变化：场面更为宏大，画面更加复杂，人物、动物、故事更加细致。比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战国宴乐狩猎攻战纹壶，纹饰分为好多段，最下面是表现水陆攻战，上面则复杂展现了吃饭、行旅、投壶、射箭、打猎、采桑等场面，这在以前的器皿中是没有看到的。

从动物纹、几何纹到画像纹，商周青铜器上的三大类纹饰，第一类取象于动物，偏于写实；第二类是动物的变形，偏于写意，富于装饰性；第三类表现人和人类生活，趋向细密、繁缛。李零总结说，“艺术的演变也经常是一样，一会儿显得是大气蓬勃，一会儿显得非常细密繁缛，在历史上可能会交替出现，我们今天只是讨论了它较早的一段，后续为我们研究更晚期的纹饰提供一种探讨。”

中国传统纹饰研究前路漫长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教授，是主持过山西周原周公庙遗址发掘等重大考古工作的知名专家，他认为商周青铜器的纹样，如果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可能影响到我们对古代社会整体的认识。这方面资料非常庞大，但基础研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值得未来有更多的人来介入问题讨论。“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领域，也是属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开垦的一块田地。我觉得未来的空间应该很大，但是现在的确我们对整个纹样的系统了解得还太少，需要讨论的问题非常多。”

参与讨论的苏荣誉教授，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致力于青铜技术与艺术的研究，他也认为，青铜器的纹饰无论对考古学家还是艺术史家而言，都是比较难以突破的问题，中国青铜器为什么有这样的纹样，这样的纹样为什么会和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去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可以一眼看到中国青铜器的不一样，可最核心的问题是“万变归一”的“一”到底是什么，他也希望从技术进化、技术突破的角度，对此进行探索和解释。

另外，青铜器铸造出来时是黄色的，纹饰不容易表现出来，现在发现这些纹饰是经过处理的，里面经常进行彩绘，进行过填、镶嵌，纹饰表现的层次和颜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因此纹样的层次感以及不同搭配，也值得深入研究。“要得出一个结论，或者一个时段，或者一个区域的阶段，其实还有非常漫长的路需要探索”苏荣誉说。

来自中央美院的李军教授则对李零的“归一”做了发挥，他从纹饰变化的角度推测，中国的纹饰传统，也许是一个从“一”到“三”的过程，早期以人脸、人面或者神为中心，是以正面图像为主的“一”，到商周则为“二”，比如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所呈现的正侧二元关系，后来特别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佛教进入中国，装饰系统里出现一个完整的中央图像跟两旁图像的关系，则演变为了“三”。这种规律是否成立，值得进一步研究。他也认同苏荣誉所说的色彩问题，青铜器与材质、色彩系统、色彩层次，体现在一个器物上，应该讨论主和次的关系，艺术史里讲图体关系，在一个器物上同时呈现，这些角度或可对纹饰研究做出补充。

梁治平在总结时说，当我们进入到几千年以前的世界时，不管是物质的世界、文化的世界、思想观念的世界，我们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探险，提出自己的解读，对问题的解读不一样，结论肯定也非常不同。古人在器物上留下的纹饰，到底是无意识的，还是想表达某种东西，现在重新解读起来有多少根据，这有无数挑战性，本身就非常令人兴奋，这种研究非常需要有实证精神和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