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论证，乾隆皇帝之生母，并非汉人“钱氏”，乃京畿宝坻县汉人彭氏所生之女，生父是满人钮祜禄氏凌住。由于凌住及其上辈有汉人血分，因而此女的汉人血分也较多，她与雍亲王胤禛所生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有汉人血分，而且其汉人血分稍多于满人血分，并有少量蒙古血分，是满汉蒙混血。文章认为，留存于现今的雍正帝册封弘历生母为汉人“钱氏”的谕旨资料，疑问颇多。之所以谕旨中出现“钱氏”字样，实际情况当是，面承雍正帝册封嫔妃口谕的贝子允祹，因速记、简写受封者钮祜禄氏为“钮氏”，字迹潦草，交官吏撰拟谕旨草稿，形近而讹，误写为“钱氏”，草拟册文，也沿用“钱氏”二字。在将册封文镌刻于“金册”以赐予受封者时，才发现误写，主管此事的允祹难辞其咎，因而在册封嫔妃之事上因“误写妃姓”而被惩罚。乾隆生母为汉人彭氏所生一事，也是清廷虽禁止满汉通婚而实际存在满汉结姻的较重要史实。

乾隆帝弘历的生母是谁，是史学界久未弄清的问题。影视界也借此而驰骋想象空间，使大众得到的只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奇闻。作为学术问题，乾隆的生母有满人说、汉人说两种，这关系到清代的满汉关系、民族融合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又与身为皇帝的乾隆及其民族血统有关，其探究有一定学术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一些新资料，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一、前人研究的回顾及某些疑问

官方文献记载，乾隆生母是满洲旗人钮祜禄氏。清末民初，世间传有乾隆出自浙江海宁陈氏之说，孟森曾撰专文辩驳其非①，郑天挺也有否定之论②。此外还有山庄丑女李氏说，谓雍亲王胤禛热河秋狝时，与一丑女李氏发生关系，此女后来诞生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因而弘历生母为汉人李氏。这一说法，郭成康有文否定③。从总的看，相当长时间内，学界是循从官方典籍的说法，认为乾隆的生母是满人钮祜禄氏。

2003 年，郭成康发现新刊布的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之雍正元年二月册封妃嫔的谕旨，得出新的看法①。这道谕旨的文字是: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遵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 黑体系笔者标注，下同) ，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② 值得注意的是“格格钱氏封为熹妃”这句话，对照后来乾隆朝所修《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二月此日的册封妃嫔的同一事，却改记为“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因为前后这两处的“熹妃”是同一人，也即弘历的生母，据此怀疑乾隆生母曾由钱氏改为钮祜禄氏，并推测更改的原因有以下可能: 1． 汉族人钱氏与满人钮祜禄氏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此后生下弘历。雍正出于种种考虑，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 2．汉族人钱氏与所谓满族人钮祜禄氏实为同一女人，只是雍亲王给钱氏换了个钮祜禄氏的满族姓氏，然后对外宣布弘历是钮祜禄氏诞育。3． 汉族人钱氏由于某种因缘没入典仪官凌住之家，通过选秀女或其他途径成为雍王府侍女，雍正元年二月封熹妃时仍以钱为姓氏。几个月后，雍正将其所生子弘历秘立为皇储，考虑到弘历将来秉持宗社之重，其生母必尊为圣母皇太后，若为汉人，在政治上有种种不便，遂将钱氏改为满人凌住之姓———钮祜禄氏。改姓时间，当在弘历立为皇储的雍正元年八月或此后。③

此后，黄剑辉发现草拟此次册文的翰林黄之隽的册文底稿，该册文底稿也是“钱氏”封为“熹妃”，文稿收进后人为其梓刻的文集《堂集》中④。黄之隽，江苏华亭人，康熙五十九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雍正继位后便为翰林院撰文，雍正元年七月授为翰林院编修，而撰拟册文，正是编修等翰林官的职责。黄之隽所拟封熹妃的册文底稿记为: “咨尔钱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柔嘉懋著，夙效顺于中闱，礼教克娴，益勤修于内职。兹仰承皇太后慈谕，以册、印封尔为熹妃……”。据此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熹妃本为汉姓钱氏”，也即弘历生母为钱氏，因为钱氏出身“相当寒微”，将其“更改为满姓钮祜禄氏，是清世宗为确保高宗( 弘历) 继位采取的措施”，改钱氏为钮祜禄氏的时间，则认为“黄之隽在雍正元年二月下谕册封熹妃后开始起草册文，但是当年十月他即离京赴福建上任，没有参加十二月的册封后妃典礼，而在他离任之后，接任者对他的稿子作了多处润色，成为典礼上所颁的册文，并据之载入了实录”，揆诸这段论述的语意，改姓当是黄之隽离任后的雍正元年十一月( 黄之隽离京是十一月初一日⑤) 以后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册封典礼前的撰写正式册文时。⑥

上述上谕、册封底稿都有“钱氏”封为“熹妃”，也即乾隆生母为“钱氏”的记述，为乾隆生母的研究引入了一个广阔复杂的空间。两位学者都强调，后来将乾隆生母“钱氏”改为钮祜禄氏的，是雍正，并分析了改姓的种种可能与原因、时间，相当精辟、深入。

以下表达本文对钱氏改姓的一些疑问。

(一) 雍正帝有无必要将弘历的生母改姓?

改姓，是因为弘历生母钱氏身份低? 但册文中的“咨尔钱氏，毓质名门”，已说明钱氏出身“名门”，为何还要借助钮祜禄氏的“名门”。再者，后来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所载雍正元年的册封谕旨、册封典礼上的改姓后的正式册文，都称是“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这“格格”又称作“藩邸格格”，是指雍正继位前王府府邸的“侍女”、“使女”( 并见后述) ，可见改姓后仍注明其原来并不高的身份，或者说，雍正、乾隆两朝皇帝，都并不在乎、也不讳言乾隆生母的低身份。

而且，雍正元年二月的册封上谕以后，弘历生母已然封为妃———熹妃了，几个月后立储而选择妃生之子为皇储，并不存在身份低的问题。当初康熙帝的生母佟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都是一般的妃，所以弘历也完全有资格立为太子。皇帝后妃中，皇后所生子为嫡子，其他妃嫔，无论贵妃、一般妃、嫔，都是庶出，若无嫡子，贵妃所出子、一般妃所出子，都有立为皇储继皇位的资格与可能，比如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后，再无其他嫡子，此外的庶出皇子中，皇十子胤䄉的身份最高，其生母是温僖贵妃，且为钮祜禄氏。其余皇子如胤祉、胤禛、胤祺、胤禩、胤祯(胤禵) 等，均为一般妃所生。但康熙帝从未属意身份最高的胤䄉，王公大臣推荐的是胤禩，康熙属意的皇子，虽然学界有分歧，但无论胤禛、还是胤禵( 胤祯) ，都是妃出，而不是贵妃所出之胤䄉。

改姓是因为弘历生母为汉姓? 但从此前、此后的事实来看，这一原因也不存在。此前，康熙被立为皇位继承人时，其生母就是汉姓佟氏。此后，乾隆秘立太子，所立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其生母也是汉姓，魏氏，乃内务府内管领(即辛者库①) 下包衣(奴仆) 汉人清泰之女。可见，清朝皇室太后、皇帝等，是不在乎嗣皇帝生母的汉姓的，清代，皇帝以入旗汉人也即平常所说的汉军旗人之女为妻，是制度内之事，该汉姓女所生皇子也同样可立为太子继皇位。

再从雍正做事不顾忌物议而我行我素的风格看，即使没有乃父身为一般之妃及汉姓女所生子身份继皇位的先例，他也可能破例而为，更不要说已有皇父虽是汉姓生母而仍可继皇位的先例了。

综上可以认为，当时并不存在雍正为了立弘历为皇储而把所谓汉人“钱氏”改为满人、高门大姓的必要。

(二) 如果把钱氏改为钮祜禄氏，又如何让众多知情者缄口?

若弘历的生母为钱氏，这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弘历出生以后，雍王府上上下下的阖府老幼，已是无人不知。到雍正元年，一个长到了十二三岁的孩子，而且是王子，其生母是钱氏，王府外的皇族人、胤禛属下旗人奴才等等，也会有不少人是知道的。弘历在十二岁时又被养在皇宫中，生活在其皇祖康熙皇帝的身边。乾隆还说过，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因招皇祖喜欢，康熙帝一定要见见他的生母，结果由雍亲王胤禛的嫡福晋纳喇氏将其生母带领，引见了康熙，康熙连谓之“有福之人”②，这一事更扩大了弘历生母是谁的知情者。

还有钮祜禄氏家族一方，如果诞生皇帝的并不是他家之女的“钱氏”，如今天降大福，他家成了皇帝的外祖父母之家，鸡犬升天，这种大事传不出去?

如果弘历的本来生母是钱氏，而后来又改为钮祜禄氏，以上众多之人，尤其是雍王府的那么多人，难道不产生疑问、传闻? 雍正的这种有政治目的的将皇子生母妃嫔改姓的不光明行为，就不考虑众多知情者私下流传? 如果禁止流传，雍正又如何封住这众多知情者之口? 面对人们的怀疑，雍正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并不光明之事?

另外，如果弘历生母是“钱氏”，雍正封其为妃的谕令已然下达给王公或官员，他们又传达到拟写谕旨的机构和官员，后来撰拟正式册封文、制作金册镌刻册封文，以公开的隆重仪式封赐受封之妃，弘历之生母是谁，便会公开于众，这一环节就必须下令有关机构官员将钱氏改为钮祜禄氏，以使朝野都知道弘历之生母是满人高门的钮祜禄氏，而不是钱氏。如此一来，官场很多人都得知将弘历生母汉人钱氏改为满人钮祜禄氏，雍正又该如何运作这一作伪之事? 对官场众多知情者又会怎样解释?

(三) 雍正又将如何向弘历解释其生母改姓之事?

如果弘历生母是钱氏，他不可能不知道母亲姓钱，雍正有意将钱氏改为钮祜禄氏，雍正元年十二月，便举行正式册封典礼，向人们宣布: 封熹妃的是钮祜禄氏。而弘历得知所封者已不是自己的生母“钱氏”，或生母改姓钮祜禄氏，他是否接受? 因为他已十二三岁了，与亲生母亲有长时间的生活经历与感情。雍正又如何让弘历接受? 如何向其解释? 既然雍正是为了立弘历为皇储而改其生母之姓，又是秘密立储，对被立者也应保密，如果向被秘立皇储者的弘历说明是因为立储，而改其出身，这“秘密”立储还有什么“秘密”意义?

(四) 关于所谓钱氏为养女、籍没女的疑问。

是否可能有个钱氏是钮祜禄氏家的养女，或是籍没之女，入雍王府，与胤禛结合生了弘历。雍正为提高弘历身份，而改其生母钱氏为钮祜禄氏? 这一点也不成立。

若钱氏是抱养的外姓之女，就应该改随养父凌住的钮祜禄氏之姓，不应长时期总不改为姓钮祜禄氏。现在这个所谓“钱氏”，却始终没有改其原家庭的姓氏，而是十几年后的雍正元年八月以后，由于雍正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才给她改的姓，否则将一直姓“钱”，这是否合于事理、常情?

如果钱氏是籍没入雍王府的侍女，应该身份甚低贱，甚至可能是罪奴，那么，在其册封文中就不可能称其“咨尔钱氏，毓质名门”了，低贱的籍没之女、罪奴，不可能如此称之。所以也不会是籍没之女。

(五) 有政治目的的改姓，而且是不光明正大的行为，是不能仅将公布的册文上的姓氏改掉就可以了事的，为了不给后人留下口实，需要把所有可能被人看到的有“钱氏”记录的文字全部改掉，或将该文件销毁重做。但从清朝皇家人口册报、纂修家谱制度上分析，这种做法难度甚大，即使篡改，也难免透露风声，严重损害雍正及当皇帝后的乾隆的名声与形象。

雍正《大清会典》卷1 《宗人府》记载:

崇德三年定，亲王以下至宗室所生子女，年及一岁，许将其名，并所生年、月、日、时，母某氏，开列送府、详载册籍，其另室所居之妾媵出者，亦准记籍，如将未居另室妾婢所出，并抚养异姓之子谎报者，治以重罪。开送时，将收生妇名姓，亦并开送存案。

顺治九年题准: 亲王以下所生子女，详开某王、某贝勒某妃夫人某氏所生子，名某，并生子之年、月、日、时，送府记籍，贝子以下至宗室俱照此例，开明送府，载入黄册。其收生妇某、保结某，亦一并开送存案。

顺治十八年定，宗室未居另室妾婢所出之子，亦准载入。

以上是雍正朝及以前皇家生育人口的登记、册报制度。其所以如此严格，是为了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性、尊贵性。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1．崇德三年定，严禁“将未居另室妾婢所出”之子谎报而记入皇家人口册，违者“治以重罪”。至顺治十八年，才允许“宗室未居另室妾婢所出之子，亦准载入”。这是因为清皇家特重其成员的身份尊卑，府中女奴所生子女，虽然生父是皇家人，也将其排除在皇族之外，当时的档案说得更详细: 崇德三年八月规定“若将女奴所生子女及抱养异姓子女，诈称亲生子女，则治重罪”①。顺治十八年后，虽然这种女奴所生子亦准载入宗室册籍，但既然其原则是保持所生子女身份的尊贵性，其对女奴所生子女的审查，应当还会格外严格，篡改则是犯大忌的犯罪行为。倘若乾隆生母是“钱氏”，乃是汉人或许是女奴，正是应严格审核、准确记录的对象，如果为提高其身份、民族属性而篡改，正犯此大忌。

2．子女的生母“母某氏，开列送府，详载册籍”，还要将“收生妇某、保结某，亦一并开送存案”。这是说不仅“生母”的姓氏载入册籍，而且记收生婆、连带责任之保结人的名姓。若将弘历生母改姓，需要令宗人府查找原册，将汉姓钱氏改为满姓钮祜禄氏。另外，若上述改姓完成后，这收生婆无中生有地成了“钮祜禄氏”的收生婆? 还有证明生弘历者的保结人，这俩人的姓名是否也要改?

另外，弘历及其生母的资料还要写入《玉牒》，弘历出生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几年后的康熙五十四年正值修《玉牒》②，宗人府上报玉牒馆的弘历出生、生母的资料，所修的《玉牒》，都会有钱氏的记载文字。修成的《玉牒》，正本有两份，当时分藏北京皇史宬、礼部( 乾隆九年后藏于礼部的《玉牒》改藏盛京) ，宗人府玉牒馆还有为下一次修《玉牒》作底本、参考而存留的“备查本”。这些人口册籍、《玉牒》，为了不留非议口实，都须做得干净，所有有“钱氏”文字之处，都需要修改，或者为不留涂改、挖补痕迹而全部复制一份，再销毁原册，如此工程，需要惊动宗人府、皇史宬、礼部这几个衙门的多人，才能办理，能不走漏风声? 稍有不慎，便会弄巧成拙。结合前述疑点分析，“改姓”究竟有多大必要，而冒此舆论丑闻风险?

所以，如果确有乾隆生母是钱氏而改姓之事，前述那么大范围的众多知情者，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的透露? 这也说明，如果乾隆生母确是汉人钱氏，要改其姓为钮祜禄氏，也是很难实现的。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是，如果是有政治目的的改姓，而且做法并不光明，唯恐被人发现，那么为何这有“钱氏”文字的“谕旨”却并不改掉或销毁，还遗存下来，而留给人们怀疑? 合乎事理的推测倒可能是: 因为是一般的手写之误，而不是有政治目的不能示人而必须涂改或销毁，所以才没有必要一定要翻查原档，将错字再改回来，或将原档销毁。

(六) 如果乾隆之生母为钱氏，那么，登极后的乾隆皇帝将如何面对其生母改姓的问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继位刚四个月的乾隆，向全国公布的为生母“钮祜禄氏”上尊号为“崇庆皇太后”的诏书中，明确地说: 是钮祜禄氏崇庆皇太后“诞育藐躬”③，也即诞生他的是钮祜禄氏，“藐躬”是乾隆对自己的谦称。《清实录》也称是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诞上于雍和宫邸”④，这里的“上”，也指乾隆帝。如果乾隆的生母姓钱，乾隆帝却称其姓钮祜禄氏，或者隐去其真正生母钱氏，而将钮祜禄氏作他的生母，他就不怕前述众多知情者流传宣扬出去，自己落得个为生母改姓、或为改换生母出生家门庭而以非生母代替生母的骂名? 不怕上述诏书布告天下而丑闻流布全国?

对于刚登极的乾隆而言，如果生母改姓，更难办的还在于，这一事件还不仅仅是生母钱氏一人改姓的问题，还要改外祖父家，按照惯例，皇帝登极后，按例要封生母的娘家，乾隆登极后的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大封外祖父家，封凌住为公爵，其册封文中称: 就是外祖父钮祜禄氏“凌住……笃生圣母”①，也即是凌住生了他的生母。假若乾隆生母钱氏改为了钮祜禄氏，那就等于将其亲生的姓钱的外祖父母及其钱氏家族抛开，硬找一个别姓家族之人作其生母的生父，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就是此人“笃生圣母”——就是他生了我的生母! 乾隆面对已知其生母之生父并不是凌住的众多知情者，这种假话能否从一国之君的他的口中说出?他又如何面对其真正的外祖父钱某及钱氏家族人? 再者，如果真有个钱氏外祖父母家，已成皇帝的弘历，对其真正的外祖父家就不闻不问? 作为秉承以孝治国的一国之君，是否会对替代的假外祖父家钮祜禄氏家族尊封宠渥，反而对真正的外祖父家钱氏家族冷漠处之，让其消失于众人的视线之中? 如果有所照顾，为何从未有关于乾隆厚待其外祖父母家所谓“钱氏”家族的丝毫迹象及传闻?

所以，乾隆帝的生母本来就是钮祜禄氏，而不是另外一个人的钱氏。这位钮祜禄氏太后的自我表白也说明了这点。其死前向官民发出的“遗诰”称: “予以薄德，祗膺昊苍眷佑、列圣笃祥，诞育帝躬”②，这明确是说“予”也即“我”生育了皇帝——— “诞育帝躬”。如果不是她钮祜禄氏生的乾隆弘历而是钱氏，作为冒名之母的她既然已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太后，已然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福寿风光，死前还有必要撒这一弥天大谎吗? 若乾隆不是她所生，她也就根本不提此事，才是最明智之举，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之所以产生以上诸多疑问，还基于看到可以进一步证明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的其他资料。因而怀疑: 是否谕旨、册文中的“钱氏”是写错了，后来又改正为钮祜禄氏? 因为谕旨、册文等等公文有误写之字，并不稀奇。冯尔康就曾说过: 清朝重要文书，过录中误书情况不少见，原作中亦有写错的，《玉牒》就有这种情况。笔者在档案甚至皇家《玉牒》中，也发现不止一处误写、脱字现象，如将“喀喇沁”误写为“科尔沁”， “马哈巴拉”脱一“巴”字而误为“马哈拉”，甚至还有将“世宗皇帝”误为“世祖皇帝”的情况。

以下事实就证明，此次册封之谕旨、册文，很可能就是误写。

首先，草拟之册文“咨尔钱氏，毓质名门”这一句就有明显的错误，因为清代有名门八大家如钮祜禄氏、瓜尔佳氏等，并无“名门”钱氏之说。

再有，多处史籍记载，雍正初年办理妃嫔册封的允祹曾将封妃之事弄错。

《清史稿》记: 雍正二年二月，允祹因以前办理“圣祖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降镇国公”③。这段文字，当是根据《清世宗实录》的记载:

雍正二年六月宗人府疏奏: 贝子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应将允祹革去固山贝子，降一等，授为镇国公。从之。④

而《雍正朝起居注册》对此事的记载较详:

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丙子卯时，上谕乾清门听政……宗人府所议: 因误写妃姓，将允祹革去贝子，降为护( “镇”字之误———笔者注) 国公，照例留三佐领，其余佐领俱行入官。又因误禁寺庙烧香人等，议将允祹革去办理礼部事务。又因仪注内遗漏清文，允祹无可罚之俸，应毋庸议。①

将以上资料联系起来分析，《清世宗实录》的此段史料，前一词的“遗漏”，对照《雍正朝起居注册》所记，是指“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的“仪注内遗漏清文”一事，那么， “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中的“舛错”，也正是对应的后者“封妃金册，……舛错”。由此可知，这“误写妃姓”并非别的事情，而是与“封妃金册”弄错，是同一事，也即是在封妃之事上“误写妃姓”，而且，误写的姓，是封“妃”者，既不是封“贵妃”者，也不是封“嫔”者。而此次封“妃”者只有两人: “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其他人: 年氏是封“贵妃”，封“嫔”的是宋氏、耿氏( 见前述原文) ，而这两个封妃的人中，李氏没听说有将姓氏写错之事，那么“误写妃姓”而写错的正应是“钱氏”。

将前述资料联系而得知: 这“误写妃姓”之错，已延续到“封妃金册……舛错”，由此进一步得知: 发现将妃姓弄错，应是已经在制作册封“熹妃”的“金册”这一环节上了。

根据以上情况，再作进一步分析，而推测有这样的可能: 这次册封者，由雍正口授办礼部事务的贝子允祹，允祹面承谕旨后，速记简写，而将“钮祜禄氏”简称，写为“钮氏”，交与礼部转交内阁草拟谕旨，因速记的文字潦草不太清楚，起草谕旨者将“钮”字错写为“钱”字，据此谕旨再草拟册封册文，仍沿用而写为“钱氏”，以后将正式册文镌入金册的环节中，才发现写错了。尽管最初并非允祹错写“钱”字，但事情由他引起，也有可能是他将“钮祜禄氏”简记为“钮氏”就被认定为“误写妃姓”，因为汉人也有“钮氏”，而他又是礼部事务的最高负责人———管礼部事务，是责任的担当者②。所以此事与允祹其他错误之事共三件，于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便一并由宗人府上报，将允祹革去办理礼部事务之职，贝子爵降为公爵。

而将错写的“钱氏”改正为“钮祜禄氏”，当是在雍正元年十二月的制作金册之时。也正因此，十一月初一离京去福建任职的册文起草人黄之隽，并未发现他写的纸质册文写错了，仍把写为“钱氏”的册文草稿与其他“制草”诸文一起保存，他的后人收入其《（广吾）堂集》梓刻，存留至今。

钮祜禄氏因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熹妃，后晋熹贵妃”③，这大概也是民国年间黄鸿寿纂《清史纪事本末》所说允祹受罚，是因“册封贵妃金册有舛错故”的来历，当是黄鸿寿把当时的熹妃，以后来的熹“贵妃”名之了。

以下需要辨别的关键问题是，雍正元年二月下发的册封“钱氏”为熹妃的是“谕旨”，是皇帝的指示，难道雍正帝的“谕旨”是自己把弘历生母写作“钱氏”? 或者说，弘历生母就是钱氏，“钱氏”二字乃雍正帝所拟文字?

实际上，这草拟的“谕旨”，既非雍正手笔，他也并未过目。因为，册封，这种按照成例之事办理的公文程序，雍正只是将皇四子弘历生母等应封者口授管礼部的王公或礼部堂官，礼部管部王公或堂官将草记的谕旨意思的文字转交内阁，由内阁撰拟谕旨，而并非皇帝亲自拟写。因为即使是军机处经办军国大政、军机要务的谕旨，也是皇帝口授，而由面承口谕之官员回署拟写为文字谕旨①，更不要说这种例行之事了。如果这一册封谕旨是雍正帝亲自所写或写错，就不会将允祹以“误写妃姓”而治罪了。至于官员所拟谕旨的内容，如果是军政大事、无旧例可循者，皇帝需要将其草拟的谕旨再审阅、修改，然后才下发，像册封妃嫔这种非国家军政大事而且有册封成例的形式性谕旨文，皇帝一般是没有必要再过目审查的，因为清代皇帝躬亲办理的政务繁多，尤其是雍正元年继位不久的雍正帝，需亲自处理的军政大事、对付政敌等事太多，如果雍正审查了这道官员草拟的谕旨，也就不会将错写妃姓的谕旨下发、直到制作金册时才发现而纠正了。

册封类的谕旨拟成后，需下达给翰林院，由翰林官草拟每个被册封者的具体“册文”，然后转交中书科，由中书科办理制作册封的金册之事，正式册文需镌刻在金册上。这次受封者，都是雍正继位前为其生有子女的妻妾、侍女( 格格) ，没生子女者未予封，这一草拟的谕旨将应封者并未弄错，封熹妃者就是皇四子弘历的生母，只是将姓氏写错了。若是将应封之人弄错封给了另外一个人，应该早就发觉了。正因为应封人没错，所以到制成金册须举行仪式、遣官颁发受封者时，才发觉是将应封者也即接受金册者的姓氏写错了。这也可说明，所谓“钱氏”实际就是钮祜禄氏本人，而不是别人，只是最初公文上的“钱氏”是写错之文字，以后改正为钮祜禄氏。

那么，最初这“钮祜禄氏”怎么就错成了“钱氏”呢? 萧奭《永宪录》( 成书于乾隆十七年) 所记，为此事提供了可作联想的线索:

世宗宪皇帝御极之雍正元年二月戊午，传皇太后懿旨: 封侧福晋年氏为贵妃，李氏为妃，格格钮氏为妃，宋氏、耿氏为嫔。②

《永宪录》的编纂资料来源之一，就是传抄的邸抄、朝报、诏谕、奏折等③，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 最初管礼部事的允祹面承雍正口授谕旨时( 或稍后) ，就是将“钮祜禄氏”简化并速记为“钮氏”，因为当时满人取汉姓名字以首字作姓者并不鲜见，如傅察氏家族人取名傅继祖、傅恒，就是以姓之译汉首字“傅”为姓。此氏族还有的以汉文写为“富察氏”，而取名富尔敦、富伦琦的④，都是这种称姓的做法。允祹速记时，为简写而以“钮氏”代为“钮祜禄氏”，是很有可能之事。速记字潦草，允祹将速记潦草的谕旨转交内阁官员草拟谕旨，潦草的“钮”字再错为“钱”字(此次册封者，其他人也均为汉姓，也增加了这种可能) ，下一步交翰林院，翰林官据此而撰拟册文，将封熹妃者仍写作“钱氏”，也就进一步成为可能之事了。也可能确是如此，所以在《永宪录》的抄录中，其先抄录的封熹妃者为“钮氏”，其后所抄，又出现了: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①， “钮氏”又成了“钱氏”的情况。这有可能是作者萧奭两次根据邸抄、朝报中的不同文件抄录而成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前述档案、文集中存留下来的乾隆生母为“钱氏”的文字，颇多疑问及不合事理、情理之处。官方所公布的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应是可信的。其他资料也可对此作进一步佐证，详见下一节所述。

二、家谱、方志所见乾隆生母是钮祜禄氏的资料

在清实录、政书之外，家谱、方志中，也有一些关于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是钮祜禄氏、及其娘家人的有价值的资料，现列举如下，并作综合分析。注意黑体字部分。

乾隆十二年修成的《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其中的“九世弘毅公堂侄孙”一目下，记乾隆帝弘历的外祖父凌住，有如下内容。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旨: ……四品典仪凌住，乃崇庆皇太后之父，恪恭奉职，忠荩居心，肃王府之仪章，荷天家之宠渥，积厚流光，笃生圣母，应遵定制，锡以褒封……凌住封为一等公，妻封为一等夫人。

(承恩公凌住) 娶彭氏，宝坻县生员彭武公之女，生于康熙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子时。乾隆六年，夫人七十寿日，仰蒙皇恩，特赐“古稀人瑞”匾额……生子四人: 长，伊通阿;次，伊松阿; 三，伊三泰; 四，伊申泰。女三人: 长，崇庆皇太后; 次，适正蓝旗汉军生员郑廷辅; 三，适镶白旗满洲刑部笔帖式妈金泰。

从家谱可知，乾隆生母的生母，也即乾隆的姥姥，是宝坻县(北京东南80 公里左右) 的汉人彭氏，乃该县生员( 即俗称的秀才) 彭武公之女，就是此女与凌住生的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崇庆皇太后”。修家谱时，凌住、彭氏均在世(凌住卒于乾隆十二年、彭氏卒于乾隆十七年) ，乾隆六年，乾隆帝还送给他的姥姥这位彭氏祝贺七十大寿的“古稀人瑞”匾额。这种具体而且明确说乾隆皇帝与汉人有血缘关系的记载，会是造假吗? 如果不是事实，强造乾隆有汉人血缘关系，就不怕犯“大不敬”之杀头罪? 如果雍正(或乾隆) 出于掩盖乾隆出生于汉姓之母的政治目的，而将其生母汉姓钱氏改为他家的满人钮祜禄氏，那么这一钮祜禄氏家族还会透露乾隆的姥姥是汉姓彭氏这一敏感信息吗?

再看乾隆《宝坻县志》的记载，此志修成于乾隆十年，距弘历继位时间不太长。主修者为知县洪肇楙，作序者有刑部尚书汪由敦、直隶总督那苏图、直隶布政使方观承、顺天府尹蒋炳等多人，可见是非常正规且受推崇的志书。此志的“冢墓”，记载着凌住之父也即崇庆太后钮祜禄氏的祖父吴禄( 追封承恩公) 的坟墓，内容如下:

国朝承恩公墓，在县西南二十里，皇太后祖承恩公讳吴禄之阡。乾隆元年特遣官致祭，建寝园，立御制碑文二道。

此墓“在县西南二十里”，是说在宝坻县城的西南二十里的地方，而且在乾隆继位几个月后就建寝园、立“御制”碑文②，乾隆元年就遣官致祭。该志作者还以按语形式发如下感慨:

按: 自寝园既建，相地者过之辄诧曰: “气佳哉! 郁郁葱葱然，宜其后之大也! ”。然当其卜葬时，曷知今日事哉。伏读御制文，称其赋性朴诚，诒谋忠孝，乃知积累之深，其发祥有以也。

按语的意思是说: 想当初吴禄家人选择这块地方埋葬他，哪会想到有今日之发迹，现在该家之女成了皇太后，家族之人封公爵，出了这一特大新闻，闻讯而来的相地者———风水先生惊诧此处为风水宝地，乃事后评论之辞，其实应为御制文所赞: 乃其祖上诚朴忠孝，积德所致。

以上按语的虚辞套语我们不必计较它，其所说当初“卜葬时，曷知今日事哉”，则反映了当时生活在宝坻县( 驻防，见后述) 的吴禄一家，确是极为普通的身份地位，根本没人注意到他家，更不会想到日后还有如此之发迹。这也使我们想到，如果雍正为提高弘历及其生母出身的门阀地位，而将钱氏改为此钮祜禄氏，选这么一个平凡之家又有何意义? 也确实，吴禄、凌住父子的钮祜禄氏一支，家世地位远不能与额亦都一支的钮祜禄氏相比，血缘也并不太近，凌住之祖父额宜腾，与额亦都是一祖( 阿灵阿巴颜) 之孙的堂兄弟①，乾隆生母这辈与额亦都家族已出五服。而且凌住家族并不与上三旗之镶黄旗的额亦都家族同旗，而是在下五旗的镶白旗。乾隆继位后的乾隆元年才由镶白旗抬旗而入镶黄旗( 见后述) 。

从八旗分封及相关制度方面分析，钮祜禄氏也有入为胤禛雍亲王府“格格”的可能性。

据《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所载: 钮祜禄氏凌住一家“原在镶白旗，乾隆元年奉旨改隶镶黄旗”②。就是说，凌住一家在乾隆元年以前，是隶属镶白旗，乾隆继位后，才按例将皇帝生母娘家抬旗。据笔者以前考证，胤禛也正是于康熙三十八年封入镶白旗，领有镶白旗的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康熙四十八年晋封雍亲王，增拨这三种佐领③。凌住一家所在的满洲佐领，当是在这一期间分与胤禛，成为其所领有的佐领的。凌住及其父吴禄一家，是在北京东南的宝坻县驻防，宝坻县驻防的，也正是镶白旗，有满洲佐领人，前揭乾隆《宝坻县志·职官·附驻防》记有该县的八旗驻防官、兵是“防守御( 当作“尉”，也发yu 音) ，并镶白旗驻防满洲”。雍正《八旗通志·职官志·八旗驻防官员》也记: “宝坻县，镶白旗，防守尉一员，康熙十二年设。”④ 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所领有的旗分佐领下人有主属关系，即通常说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虽不像包衣奴仆那样隶属强，但也带有一定的人身隶属性，其家属包括子女，有服务侍奉于该领主王公之家的义务，这在清代官方文献中有很多透露。这种属人若到外省担任地方官而带成年子女赴任，需要征得该主子王公的许可，主家有喜事，要庆贺，主家有丧事，要披麻戴孝。该主子王公还可将其任为管王公府第事务的官员⑤。凌住所担任的“典仪”就是这种官，是负责王府仪制、仪节及其他杂务的府属职官，册封凌住的册文，称其“恪恭奉职，忠荩居心，肃王府之仪章”，就应指的是在胤禛的雍王府从事这一职事。而其女钮祜禄氏为“藩邸格格”，应是侍奉雍王府一家的侍女。据载，她曾伺候生病的主子胤禛，获得好感。她虽然与雍亲王胤禛发生关系而生有王子，但与雍亲王始终并无正式的夫妻名分，所以胤禛继位以后，才将为其生有子女的三位藩邸格格钮祜禄氏、宋氏、耿氏，都封为妃或嫔，使她们都有皇帝之正式庶妻的名分，也许因为钮祜禄氏是满人，或许是雍正已决定将其所生子弘历立为皇储，所以这三人虽然都是藩邸格格，唯独钮祜禄氏封为“妃”，而宋氏、耿氏都封为低一个档次的“嫔”。

三、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

虽然乾隆生父雍正是满人，生母是钮祜禄氏，也是满人，但乾隆是满汉混血者，比较精确地计算之细情如下。

先看乾隆父亲雍正帝的血分。

雍正的祖父顺治帝，是满洲血1 /2 + 蒙古血1 /2 的混血者。雍正父亲康熙帝，是满洲血1 /2+ 汉血1 /4 + 蒙古血1 /4。雍正生母乌雅氏，满洲人，则雍正是满蒙汉混血者，具体血分是: 满洲血3 /4 + 汉血1 /8 + 1 /8 蒙古血，这是郑天挺先生研究的结果①。

再看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血分。

乾隆《宝坻县志》记载: 乾隆元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遣直隶承宣布政使张鸣钧赍敕祭祀他的外高祖额宜腾、外高祖母龙氏，谕祭文曰: “谕祭诰封承恩公额宜腾之灵曰: ……外高祖额宜腾，赋性朴诚……外高祖母龙氏，早佩女箴，夙娴内则……三传而锺圣母……”

同日，乾隆令同一人前往祭祀他的外曾祖吴禄、外曾祖母乔氏，也即乾隆生母之祖父母吴禄夫妇，其谕祭文写道: “谕祭诰封承恩公吴禄之灵曰: ……外曾祖吴禄，躬修自励……外曾祖母乔氏，赋性柔嘉……特锺于再世母仪，隆示於万方……”②。

以上额宜腾( 或作额宜謄) 的妻子“龙氏”、吴禄的妻子“乔氏”，都是汉姓。再从额宜腾一家属于一般旗人之家的情况看，纳妾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吴禄就应是龙氏所生，凌住也应是乔氏所生，谕祭文中所说的“龙氏……三传而锺圣母”、“乔氏……特锺于再世母仪，隆示於万方”，当也表明她们与乾隆生母有血缘关系。

据以上记载，乾隆帝的外曾祖吴禄，是满人额宜腾与汉人龙氏结合的混血者，满洲血、汉血各占1 /2。乾隆的外祖父凌住，是满汉混血的吴禄与汉人乔氏结合的混血者，其血分是: ［( 满洲血1 /2 + 汉血1 /2) ÷ 2］ + 汉血1 /2 = 满洲血1 /4 + 汉血3 /4。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是满汉混血的凌住与汉人彭氏结合的混血者，其血分是［( 满洲血1 /4 + 汉血3 /4) ÷ 2］ + 汉血1 /2 = 满洲血1 /8 + 汉血7 /8。

结合以上所计，则雍正与钮祜禄氏结合所生乾隆帝的血分为: ［( 满洲血3 /4 + 汉血1 /8 + 1 /8 蒙古血) ÷ 2］+ ( 满洲血1 /8 + 汉血7 /8)÷ 2，是: 满洲血7 /16 + 汉血8 /16 +蒙古血1 /16，简言之，乾隆帝的汉人血分占一半，稍多于满洲血，并有少量蒙古血。

以下简要分析满人额宜腾家族与汉人结姻所反映的满汉血分融合问题。

额宜腾所娶龙氏，应是在清入关前，这龙氏，有可能是入旗汉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8，有“龙氏”两家，分隶正黄旗、镶蓝旗，均为包衣汉人，额宜腾之妻龙氏是否出自这两家，待考。同书同卷还有“乔氏”，为镶黄旗包衣汉人，吴禄所娶“乔氏”，有可能是此乔氏，也可能是其驻防宝坻县时所娶宝坻县汉人女乔氏。而凌住所娶彭氏也即乾隆生母的生母，则明确是宝坻县汉人生员彭武公之女。这祖孙三代之妻，无论是在旗汉人，还是旗外汉人，都属于汉人血统。满族统治者曾有禁止满汉通婚的法令，但八旗内部满洲人与在旗汉人的通婚不在禁止之列。严禁的，是旗人之女尤其是八旗满洲人、八旗蒙古人之女出嫁旗外汉人，对满洲人将不在旗的汉人女娶为妻，则持默认态度，民不举官不究，更不禁止纳旗外汉人女为妾。所以满洲旗人尤其是地方直省驻防的满洲旗人娶当地汉人女为妻者，并不鲜见，尤以直隶畿辅、东北三省的驻防旗人与汉民杂居者，娶汉人女的现象较多。宝坻县的旗人驻防，就属于畿辅地区的分散性驻防，旗人、汉人杂居，因而满汉互相通婚者较多。以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出身不由己”，清朝皇帝虽然禁止满汉通婚，乾隆时更强化实行满汉不通婚的禁令，竭力维持满洲族血分的纯正性，但客观事实却是不由其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他自己就已有一半是汉人血分，这是清代满汉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事例。

本文对档案之谕旨、黄之隽文集所存留下来的熹妃为“钱氏”的文字进行分析，提出其弄错的可能性，推测其实际情况，并以家谱、方志资料，佐证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希望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接近客观史实。本文观点尚非定论，供学界讨论。但乾隆帝有汉人血统，而且成分还不小，这是目前考察所得出的结果。

注释、参考文献从略，文献来源：《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