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父亲张小平
作者 张 明
父亲张小平,谱名孝平,1933年农历9月18日生于华州渭河岸边一清贫农家,属鸡,小名酉,殁于2009年公历8月8日凌晨,有两兄一姊一弟。奶奶和爷爷孩子多,唯独没有记住他的生日。父亲的履历表中一直将国庆节(公历10月1日)当着自己的出生日,他的生日是母亲按同村一位长辈的生日推算出来的,那位长辈比他早出生两天。
只知道我太爷是益字辈人,叫张益某,兄弟三人分家他只分了3亩多地,是一名乡村郎中,医术高明、心地良善,在当地救死扶伤享有不俗的声誉,于1936年12月12日到25日某天早晨,不幸死于张学良“西安兵变”中东北军的流弹。
我爷爷张兆睿为当地方圆百里之内有名的油漆匠,见识不同于一般的农夫。他一生钟情于子孙读书做官,非常支持子弟上学、读书,我的几个伯父、叔父与他们的同龄人相比,均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爷爷的脾气比较暴躁、相当“歪”,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稍不合其心意便粗语相向,甚至施以拳脚。
我的奶奶刘变叶,是华州赤水镇大涨村人。《华县县志》载,大涨村刘姓一脉原本为蒙元时期镇守潼关的契丹官军后裔,蒙元政权覆灭后,契丹军人集体由军变民,移居至渭河岸边、假托刘姓与汉人混居、通婚繁衍至今。奶奶确有一些北方少数民族人民的遗风,直爽、泼辣、坚强、刚正不阿。也就是说,父亲有一定的契丹人血统。
父亲中等身材、面色白皙,年轻时很有几分英俊处,生性活泼、乐观、开朗,爱讲笑话、喜欢和人开玩笑,总是一副高兴的样子。记得安葬爷爷时,我跪在父亲身后,听到了他压抑着的哭声,当时很诧异:他怎么也会哭?父亲待人和善,有农家子弟特有的那种淳朴和狡黠气质,性情有敏感处,也有一些粗蛮的坏脾气。父亲胆子小,很少招惹是非,一生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恼怒时从不与人争吵、一个人生生闷气。他开朗但也有内向处,比如从来没有向我们姊妹讲述过自己的过往,他一生的经历均来自我母亲和他的旧同事的介绍。
1949年5月华县和平解放时,父亲14周岁、初中刚毕业,在魏三庄恰遇华县首任县委书记王平凡。当王平凡知道他为中学毕业生后,让他写了几个字。王平凡赞赏他写得好,便安排他在县政府工作了,负责接待和登记华县的地下党员。其后,他在县城北杜家堡村一位初中同学牛锡山的父亲、一位中共老地下党员的指引下,和牛锡山一起到西安“西北军事政治大学”接受了约半年的干部速成教育,毕业后不满15周岁即和牛锡山步行、翻山越岭到镇坪县工作,直至1958年他被指“右倾”、辞职回乡务农。
据母亲回忆,父亲受爷爷读书做官思想的影响,当年仗着自己出身贫农家庭、读过书,很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他在镇坪把自己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孝平”改成了“小平”。1980年我在镇坪短期逗留期间,父亲年轻时的一个旧同事敛容正色地和我说:你爸当年到镇坪工作时还是个孩子,但很有志气,他曾私下和我说过,他40岁争取当中央委员,中央有个邓小平,镇坪有个张小平!
笔者去年无意在镇坪县欧阳叔二女儿欧阳德玲家,发现了一张父亲和他的好友的一张合影,该旧照片中父亲的神态也许可以反映他当时意气飞扬、一览群山小的精神面貌。
父亲像50年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一门心思想入党、也想升官,很纯洁、也很勤奋。在镇坪工作期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当时很时髦的所谓“小品文”,这是一类针砭时弊的讽刺、幽默类文字。据母亲说,父亲当年每月总有些稿费收入,当时大概也就块儿八毛吧。据父亲的旧同事说,父亲当年曾有一篇什么要紧的文章,加框加边发表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在小小的镇坪县引起过轰动。父亲解放初曾任镇坪县第一区区长,追剿、抓捕过土匪,搞过土改,后任镇坪县法院审判员。时至1980年,父亲镇坪县当年的旧同事仍称他为大才子,对他敬佩有加。总之,年轻时的父亲朝气蓬勃,是一个有很大政治野心并才华出众的青年才俊。
父亲一生喜欢舞文弄墨,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向报刊投稿的信件剪去信封右上角、不需要贴邮票。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时,曾希望通过写作改变个人的命运,曾悄悄给报刊投过一、两次稿,剪去信封的右上角后投入邮箱,它们无疑均石沉大海了。论才情,自己显然不如父亲。
父亲即便挣扎于困苦和绝望,也没有放弃过对国家政治的热切关注。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公社干部吕建忠到我们村下乡,中午在我家吃派饭,他与我父亲在院子的小饭桌上,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抓革命、促生产的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吕建忠的观点为,高举红旗就是高举红旗,不要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父亲的观点为,高举红旗必须与农业生产相联系,否则就是空话。母亲在厨房听到了两人的争论,赶紧跑到院子制止了父亲,并给吕建忠说了不少好话。此后好几天,一家人担惊受怕,生怕吕建忠告发我父亲。还好,吕建忠也是淳朴厚道的农家子弟,此事最终竟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让我们虚惊了一场。
按现在人的看法,父亲有几分傻气并且傻得过了头。听父亲的旧同事说,镇坪县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要和没有读过书的原配妻子离婚,和读过书、有文化的年轻女子结婚,离婚官司几次打到了县法院,父亲竟一再判决县最高领导人不得和原配妻子离婚。当时的镇坪县法院只有唯一一个审判员,县最高领导人无法绕过父亲与妻子离婚。
1958年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指为“右倾”,其行政级别由19级连降三级、降为22级,工资被连降两级,并由县法院调到了县农工部,父亲感到不平和羞辱,加之仕途理想的破灭,羞愤而辞职回乡务农至1979年在华县组织部平反复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从组织关系讲,父亲和母亲离开镇坪县履行的是自愿辞职手续,而非被组织部门开除,两人均领过一定数额的退职金。当他们分别在华县和镇坪两地的组织部门要求复职时,没有人抓住他们自愿辞职、领过退职金的细节不放,顺利地给他们办理了复职手续。1980年代初期组织部门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听母亲说,父亲回乡务农时仍抱有在农村大展宏图的设想。他回乡时除了带着仕途受挫的惆怅,同时带了不少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我小时候在家里日晒雨淋的窗台上,看到过《米丘林全集》、《牛马经》、《农作物栽培》、《针灸》、《本草纲目》等书籍,也看到过父母在镇坪工作期间读过的书,什么《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监狱学》、《照相术》、《足迹学》、《犯罪心理学》、《跟踪术》、《婴幼儿教育》、《婴幼儿营养学》、《幼儿心理学》等等一大堆,其中大部分为俄文译著。
父亲回乡务农约22年吃过不少苦头,1967年丧心病狂的农民造反派打死人、逼死人期间,他因加入过民国期间中学生中的所谓“童子军”,甚至萌发过自杀的糊涂念头,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复职后,镇坪县的不少旧同事多次问过他回乡务农期间遭受的苦难,他总是呵呵干笑后顾左右而言它。我在镇坪县遇到过不少平反复职后的长辈,提起回乡务农期间的不幸经历,常会滔滔不绝倒苦水、甚至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和后文提到的欧阳叔两人,相对那些爱诉苦的长辈,坚强得多、乐观得多,更有男人豪爽的气度。
父亲是一个有某种侠义肝胆的人,讲义气。1958年秋天,他的好友、汉阴籍的欧阳孝友叔叔,不幸被打成了坏分子,判刑三年,被押送到铜川某煤矿劳改。他的妻子和出生刚满半岁的儿子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欧阳叔叔的妻子原籍四川大宁(今重庆巫溪)徐家坝,欲回故乡投亲。在其他朋友避他们唯恐不及的时候,父亲不避嫌,在镇坪街道雇了一个可靠的挑夫,并亲自将母子两人送到川陕边界附近。欧阳叔一家也仗义,他家的大女儿嫁给了我弟弟张健,两家结成了百年之好。
父亲的一位结拜弟兄、原籍山东曹县,本姓杨,是不识丁的文盲,生活穷困,但人非常好,他是父亲在我幼年时给我认的干爹。到干爹和父亲交往了15年、我读高中时,干爹居然以为我、他的干儿子姓孙!也就是说,他居然不知道他的义兄姓张。在一般人看来,父亲和干爹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他俩人互敬互爱、至死不渝。
父亲的侠义和交友之道,体现了他自己高贵的人格,合得来的就是终生的朋友,不因对方的财富、权势而结交,也不因对方的贫苦、逆境而离弃。母亲从不干涉父亲的交往,但她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你爸爸,《水浒传》看得多了!
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对父亲只有淡漠的印象,只记得他打我很无情、下手很重,骂我也很凶狠,我很怕他。刚上小学时,他晚上辅导过我算术课,但很不耐烦。我当时已经疲劳、糊涂了并害怕他,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问我懂了吗?我说懂了,他让我做一道题,我不会,他便咬牙切齿地骂我。现在知道,孩子在疲劳和恐惧的中无法正常学习。另外,教孩子需要技巧、是个专业活,并非自己有知识就能教孩子。
读小学时,父亲似乎很重视与学校老师联系。他那时候还年轻,与学校的老师年龄相仿佛,互相谈得来,老师似乎很器重我,记得他和老师谈论过我性格孤僻问题。
读初中一年级时,父亲帮我写过一篇“小评论”,一共五个段落,第一段抛出问题,然后分别用“首先”、“其次”、“另外”等词打头的三个段落表达观点,最后用“总之”一段总结全文观点,从此学会了写议论文。孩子学作文,仿写应该是个必要的过程。
初中一年级期间,学校经常搞所谓的“忆苦思甜”,老师让我讲讲1949年前自己家受过的苦,我说不知道。老师让我回家后问问家长,第二天讲。我回家后问过了父亲,他给我讲了讲我们家在1949年前的土地、人口状况,讲了我的爷爷,还讲了我曾有一个姑姑死于封建礼教压迫的事,并给我写了一个“忆苦提纲”。但是第二天老师忘记了他前一天说过的话,让我失去了“忆苦”的机会,当时很有些遗憾但也很庆幸。现在看当时的“忆苦思甜”确实让人无语,但父亲仍尽量配合了它,可以算是位随和、开通人。
读初中一年级时,学校不大重视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整天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斗争那个,另外就是“学工学农”了。农村学校基本没有学工条件,但老师们还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学校烧过一窑石灰、做过几盆浆糊、做过几十盒粉笔。学农就是干农活,替生产队掰玉米、摘棉花、挖红薯、修堤坝。学校为了让学生学农,那年秋天曾把学校门前生产队的一块土地划给各班作“学农田”,学生们秋天用铁锹深耕、精心种下的小麦,未等到秋天收获、第二年春天便被原生产队收回了,“学农田”因此不了了之。
当时的学校不重视文化课学习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当时的高中不像初中一样,谁想上就能上,需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贫下中农推荐其实不过是村干部推荐,村干部想让哪个孩子上高中哪个孩子才能上。依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我想上高中几乎属于痴心妄想。父亲当时计划让我混到初中毕业后学木匠,并且给我找了一个木匠师傅——马庄大队刘家村的刘白玉。我在初中学习期间,在节假日利用家里的废木头,学习制作过小板凳、锅盖、搅麦耙等物。当时看不到个人的出路,不过是认为“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而已。
初中期间,杨振宁和李政道访华,国家领导人听从了他们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的有关建议,学校的文化课教学开始步入正轨,“阶级斗争”的气氛淡漠了不少,抓教师的教学质量、看学生的学习成绩成为一种风气。这个期间在其后被称之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公历1972年春节前,我在咸林中学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考前听老师说过,这一年能否上高中主要看考试成绩,但考后一直到接到录取通知前,一直在嘀咕:考试分数能达到录取分数吗?政治审查(政审)能过关吗?但祖宗保佑,万幸、万幸考上了咸林中学,全家人当时特别高兴。我们入学后不久,即开始反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1972年春季入学以后的各年级又恢复了上高中的推荐制度。现在想起来真是奇怪,在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的年代里,唯有自己上高中那一年采用的是考试制,真不知道在天堂的祖先生前替不肖的后人积了多大的德!
在父亲送我到咸林中学报到的路上,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了一些家常话,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有个中学同学是毕家公社还是下庙公社拾(时)村人,曾经留学苏联,是西北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他让我高中期间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开学后不久,我曾和一个同学说过考大学的事,那个同学大不以为然,认为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因此此后再没和谁提过此事。我之后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考大学,应该与父亲当年的期望有关。
父亲非常喜欢看书,他几乎把我们村及其周围农家所藏的书看了个遍。我在县城读高中时,他常让我替他借书、周末捎回家。记得有一本反映知识青年在黑龙江某农场插队落户的小说《边疆晓歌》,他读完后对我说,这本小说写得有趣。我问怎么才算有趣,他只简单地说细节描写得有趣,没有细说。直至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小说写得好不好的第一标准就是趣味性,写得有趣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
父亲一生始终保持着农家子弟谨慎、本分的优秀品格,在任下庙乡政府土地员的十几年里,他不知为多少穷苦百姓解决了盖房所需的宅基问题。一些百姓感恩戴德,知道他从不收礼,经常把点心一类的礼品悄悄放在父亲的办公室、放在办公室外的窗台上。他发现后,总是想方设法打听是谁送的,然后送还本人。也有许多不知何人所送的点心,他用旧报纸包裹着放在办公室,任其发霉、变质,直到被抛弃,期间从不动用。父亲极其本分地对待身外之物,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毫不妥协,堪称到了迂腐的程度。
父亲还是一位从善如流、平等待人的人,这是他区别于其他长辈的一个明显优点,非常的难得。他和我们晚辈议事从不摆长辈的架子,谁说的对就按谁的主意办。我们姊妹几个甚至可尖锐地批评他,说得对的地方,他会立即诚恳地检讨认错,从不以为我们忤逆。
父亲除了吸烟外,几乎无任何不良嗜好。晚年的父亲,练过草书,一直练到他写的字,无人能辨识,过后他自己也不能辨识的程度,然后歇手不再练了。他是县图书馆的常客,除了读书、看报,他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写点什么。说实话,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只知道他写东西,用的是草书、不大容易辨识。按所用纸张的量估计,字数应该不止30万字、可以印一本中等厚度的书。
母亲在世期间,母亲在我们家里像农历十五晴朗天空的一轮明月,父亲像月亮旁边的星星,母亲夺目的灿烂掩盖了父亲的光辉。母亲去世后,父亲展现出了他的光辉,我们逐步看到了、想起了父亲的种种好。
父亲不是完人,他是一个有众多缺点甚至错误的人。但他和母亲一样,也给我们姊妹四人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衷心地敬爱他、永远地怀念他!
图文来源:渭河文苑
原文作者:张 明
整理编辑:渭河文苑、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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