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父亲张小平

作者 张 明

父亲张小平，谱名孝平，1933年农历9月18日生于华州渭河岸边一清贫农家，属鸡，小名酉，殁于2009年公历8月8日凌晨，有两兄一姊一弟。奶奶和爷爷孩子多，唯独没有记住他的生日。父亲的履历表中一直将国庆节（公历10月1日）当着自己的出生日，他的生日是母亲按同村一位长辈的生日推算出来的，那位长辈比他早出生两天。

只知道我太爷是益字辈人，叫张益某，兄弟三人分家他只分了3亩多地，是一名乡村郎中，医术高明、心地良善，在当地救死扶伤享有不俗的声誉，于1936年12月12日到25日某天早晨，不幸死于张学良“西安兵变”中东北军的流弹。

我爷爷张兆睿为当地方圆百里之内有名的油漆匠，见识不同于一般的农夫。他一生钟情于子孙读书做官，非常支持子弟上学、读书，我的几个伯父、叔父与他们的同龄人相比，均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爷爷的脾气比较暴躁、相当“歪”，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稍不合其心意便粗语相向，甚至施以拳脚。

我的奶奶刘变叶，是华州赤水镇大涨村人。《华县县志》载，大涨村刘姓一脉原本为蒙元时期镇守潼关的契丹官军后裔，蒙元政权覆灭后，契丹军人集体由军变民，移居至渭河岸边、假托刘姓与汉人混居、通婚繁衍至今。奶奶确有一些北方少数民族人民的遗风，直爽、泼辣、坚强、刚正不阿。也就是说，父亲有一定的契丹人血统。

父亲中等身材、面色白皙，年轻时很有几分英俊处，生性活泼、乐观、开朗，爱讲笑话、喜欢和人开玩笑，总是一副高兴的样子。记得安葬爷爷时，我跪在父亲身后，听到了他压抑着的哭声，当时很诧异：他怎么也会哭？父亲待人和善，有农家子弟特有的那种淳朴和狡黠气质，性情有敏感处，也有一些粗蛮的坏脾气。父亲胆子小，很少招惹是非，一生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恼怒时从不与人争吵、一个人生生闷气。他开朗但也有内向处，比如从来没有向我们姊妹讲述过自己的过往，他一生的经历均来自我母亲和他的旧同事的介绍。

1949年5月华县和平解放时，父亲14周岁、初中刚毕业，在魏三庄恰遇华县首任县委书记王平凡。当王平凡知道他为中学毕业生后，让他写了几个字。王平凡赞赏他写得好，便安排他在县政府工作了，负责接待和登记华县的地下党员。其后，他在县城北杜家堡村一位初中同学牛锡山的父亲、一位中共老地下党员的指引下，和牛锡山一起到西安“西北军事政治大学”接受了约半年的干部速成教育，毕业后不满15周岁即和牛锡山步行、翻山越岭到镇坪县工作，直至1958年他被指“右倾”、辞职回乡务农。

据母亲回忆，父亲受爷爷读书做官思想的影响，当年仗着自己出身贫农家庭、读过书，很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他在镇坪把自己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孝平”改成了“小平”。1980年我在镇坪短期逗留期间，父亲年轻时的一个旧同事敛容正色地和我说：你爸当年到镇坪工作时还是个孩子，但很有志气，他曾私下和我说过，他40岁争取当中央委员，中央有个邓小平，镇坪有个张小平！

笔者去年无意在镇坪县欧阳叔二女儿欧阳德玲家，发现了一张父亲和他的好友的一张合影，该旧照片中父亲的神态也许可以反映他当时意气飞扬、一览群山小的精神面貌。

父亲像50年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一门心思想入党、也想升官，很纯洁、也很勤奋。在镇坪工作期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当时很时髦的所谓“小品文”，这是一类针砭时弊的讽刺、幽默类文字。据母亲说，父亲当年每月总有些稿费收入，当时大概也就块儿八毛吧。据父亲的旧同事说，父亲当年曾有一篇什么要紧的文章，加框加边发表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在小小的镇坪县引起过轰动。父亲解放初曾任镇坪县第一区区长，追剿、抓捕过土匪，搞过土改，后任镇坪县法院审判员。时至1980年，父亲镇坪县当年的旧同事仍称他为大才子，对他敬佩有加。总之，年轻时的父亲朝气蓬勃，是一个有很大政治野心并才华出众的青年才俊。

父亲一生喜欢舞文弄墨，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向报刊投稿的信件剪去信封右上角、不需要贴邮票。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时，曾希望通过写作改变个人的命运，曾悄悄给报刊投过一、两次稿，剪去信封的右上角后投入邮箱，它们无疑均石沉大海了。论才情，自己显然不如父亲。

父亲即便挣扎于困苦和绝望，也没有放弃过对国家政治的热切关注。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公社干部吕建忠到我们村下乡，中午在我家吃派饭，他与我父亲在院子的小饭桌上，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抓革命、促生产的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吕建忠的观点为，高举红旗就是高举红旗，不要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父亲的观点为，高举红旗必须与农业生产相联系，否则就是空话。母亲在厨房听到了两人的争论，赶紧跑到院子制止了父亲，并给吕建忠说了不少好话。此后好几天，一家人担惊受怕，生怕吕建忠告发我父亲。还好，吕建忠也是淳朴厚道的农家子弟，此事最终竟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让我们虚惊了一场。

按现在人的看法，父亲有几分傻气并且傻得过了头。听父亲的旧同事说，镇坪县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要和没有读过书的原配妻子离婚，和读过书、有文化的年轻女子结婚，离婚官司几次打到了县法院，父亲竟一再判决县最高领导人不得和原配妻子离婚。当时的镇坪县法院只有唯一一个审判员，县最高领导人无法绕过父亲与妻子离婚。

1958年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指为“右倾”，其行政级别由19级连降三级、降为22级，工资被连降两级，并由县法院调到了县农工部，父亲感到不平和羞辱，加之仕途理想的破灭，羞愤而辞职回乡务农至1979年在华县组织部平反复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从组织关系讲，父亲和母亲离开镇坪县履行的是自愿辞职手续，而非被组织部门开除，两人均领过一定数额的退职金。当他们分别在华县和镇坪两地的组织部门要求复职时，没有人抓住他们自愿辞职、领过退职金的细节不放，顺利地给他们办理了复职手续。1980年代初期组织部门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听母亲说，父亲回乡务农时仍抱有在农村大展宏图的设想。他回乡时除了带着仕途受挫的惆怅，同时带了不少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我小时候在家里日晒雨淋的窗台上，看到过《米丘林全集》、《牛马经》、《农作物栽培》、《针灸》、《本草纲目》等书籍，也看到过父母在镇坪工作期间读过的书，什么《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监狱学》、《照相术》、《足迹学》、《犯罪心理学》、《跟踪术》、《婴幼儿教育》、《婴幼儿营养学》、《幼儿心理学》等等一大堆，其中大部分为俄文译著。

父亲回乡务农约22年吃过不少苦头，1967年丧心病狂的农民造反派打死人、逼死人期间，他因加入过民国期间中学生中的所谓“童子军”，甚至萌发过自杀的糊涂念头，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复职后，镇坪县的不少旧同事多次问过他回乡务农期间遭受的苦难，他总是呵呵干笑后顾左右而言它。我在镇坪县遇到过不少平反复职后的长辈，提起回乡务农期间的不幸经历，常会滔滔不绝倒苦水、甚至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和后文提到的欧阳叔两人，相对那些爱诉苦的长辈，坚强得多、乐观得多，更有男人豪爽的气度。

父亲是一个有某种侠义肝胆的人，讲义气。1958年秋天，他的好友、汉阴籍的欧阳孝友叔叔，不幸被打成了坏分子，判刑三年，被押送到铜川某煤矿劳改。他的妻子和出生刚满半岁的儿子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欧阳叔叔的妻子原籍四川大宁（今重庆巫溪）徐家坝，欲回故乡投亲。在其他朋友避他们唯恐不及的时候，父亲不避嫌，在镇坪街道雇了一个可靠的挑夫，并亲自将母子两人送到川陕边界附近。欧阳叔一家也仗义，他家的大女儿嫁给了我弟弟张健，两家结成了百年之好。

父亲的一位结拜弟兄、原籍山东曹县，本姓杨，是不识丁的文盲，生活穷困，但人非常好，他是父亲在我幼年时给我认的干爹。到干爹和父亲交往了15年、我读高中时，干爹居然以为我、他的干儿子姓孙！也就是说，他居然不知道他的义兄姓张。在一般人看来，父亲和干爹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他俩人互敬互爱、至死不渝。

父亲的侠义和交友之道，体现了他自己高贵的人格，合得来的就是终生的朋友，不因对方的财富、权势而结交，也不因对方的贫苦、逆境而离弃。母亲从不干涉父亲的交往，但她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你爸爸，《水浒传》看得多了！

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对父亲只有淡漠的印象，只记得他打我很无情、下手很重，骂我也很凶狠，我很怕他。刚上小学时，他晚上辅导过我算术课，但很不耐烦。我当时已经疲劳、糊涂了并害怕他，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问我懂了吗？我说懂了，他让我做一道题，我不会，他便咬牙切齿地骂我。现在知道，孩子在疲劳和恐惧的中无法正常学习。另外，教孩子需要技巧、是个专业活，并非自己有知识就能教孩子。

读小学时，父亲似乎很重视与学校老师联系。他那时候还年轻，与学校的老师年龄相仿佛，互相谈得来，老师似乎很器重我，记得他和老师谈论过我性格孤僻问题。

读初中一年级时，父亲帮我写过一篇“小评论”，一共五个段落，第一段抛出问题，然后分别用“首先”、“其次”、“另外”等词打头的三个段落表达观点，最后用“总之”一段总结全文观点，从此学会了写议论文。孩子学作文，仿写应该是个必要的过程。

初中一年级期间，学校经常搞所谓的“忆苦思甜”，老师让我讲讲1949年前自己家受过的苦，我说不知道。老师让我回家后问问家长，第二天讲。我回家后问过了父亲，他给我讲了讲我们家在1949年前的土地、人口状况，讲了我的爷爷，还讲了我曾有一个姑姑死于封建礼教压迫的事，并给我写了一个“忆苦提纲”。但是第二天老师忘记了他前一天说过的话，让我失去了“忆苦”的机会，当时很有些遗憾但也很庆幸。现在看当时的“忆苦思甜”确实让人无语，但父亲仍尽量配合了它，可以算是位随和、开通人。

读初中一年级时，学校不大重视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整天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斗争那个，另外就是“学工学农”了。农村学校基本没有学工条件，但老师们还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学校烧过一窑石灰、做过几盆浆糊、做过几十盒粉笔。学农就是干农活，替生产队掰玉米、摘棉花、挖红薯、修堤坝。学校为了让学生学农，那年秋天曾把学校门前生产队的一块土地划给各班作“学农田”，学生们秋天用铁锹深耕、精心种下的小麦，未等到秋天收获、第二年春天便被原生产队收回了，“学农田”因此不了了之。

当时的学校不重视文化课学习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当时的高中不像初中一样，谁想上就能上，需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贫下中农推荐其实不过是村干部推荐，村干部想让哪个孩子上高中哪个孩子才能上。依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我想上高中几乎属于痴心妄想。父亲当时计划让我混到初中毕业后学木匠，并且给我找了一个木匠师傅——马庄大队刘家村的刘白玉。我在初中学习期间，在节假日利用家里的废木头，学习制作过小板凳、锅盖、搅麦耙等物。当时看不到个人的出路，不过是认为“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而已。

初中期间，杨振宁和李政道访华，国家领导人听从了他们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的有关建议，学校的文化课教学开始步入正轨，“阶级斗争”的气氛淡漠了不少，抓教师的教学质量、看学生的学习成绩成为一种风气。这个期间在其后被称之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公历1972年春节前，我在咸林中学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考前听老师说过，这一年能否上高中主要看考试成绩，但考后一直到接到录取通知前，一直在嘀咕：考试分数能达到录取分数吗？政治审查（政审）能过关吗？但祖宗保佑，万幸、万幸考上了咸林中学，全家人当时特别高兴。我们入学后不久，即开始反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1972年春季入学以后的各年级又恢复了上高中的推荐制度。现在想起来真是奇怪，在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的年代里，唯有自己上高中那一年采用的是考试制，真不知道在天堂的祖先生前替不肖的后人积了多大的德！

在父亲送我到咸林中学报到的路上，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了一些家常话，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有个中学同学是毕家公社还是下庙公社拾（时）村人，曾经留学苏联，是西北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他让我高中期间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开学后不久，我曾和一个同学说过考大学的事，那个同学大不以为然，认为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因此此后再没和谁提过此事。我之后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考大学，应该与父亲当年的期望有关。

父亲非常喜欢看书，他几乎把我们村及其周围农家所藏的书看了个遍。我在县城读高中时，他常让我替他借书、周末捎回家。记得有一本反映知识青年在黑龙江某农场插队落户的小说《边疆晓歌》，他读完后对我说，这本小说写得有趣。我问怎么才算有趣，他只简单地说细节描写得有趣，没有细说。直至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小说写得好不好的第一标准就是趣味性，写得有趣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

父亲一生始终保持着农家子弟谨慎、本分的优秀品格，在任下庙乡政府土地员的十几年里，他不知为多少穷苦百姓解决了盖房所需的宅基问题。一些百姓感恩戴德，知道他从不收礼，经常把点心一类的礼品悄悄放在父亲的办公室、放在办公室外的窗台上。他发现后，总是想方设法打听是谁送的，然后送还本人。也有许多不知何人所送的点心，他用旧报纸包裹着放在办公室，任其发霉、变质，直到被抛弃，期间从不动用。父亲极其本分地对待身外之物，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毫不妥协，堪称到了迂腐的程度。

父亲还是一位从善如流、平等待人的人，这是他区别于其他长辈的一个明显优点，非常的难得。他和我们晚辈议事从不摆长辈的架子，谁说的对就按谁的主意办。我们姊妹几个甚至可尖锐地批评他，说得对的地方，他会立即诚恳地检讨认错，从不以为我们忤逆。

父亲除了吸烟外，几乎无任何不良嗜好。晚年的父亲，练过草书，一直练到他写的字，无人能辨识，过后他自己也不能辨识的程度，然后歇手不再练了。他是县图书馆的常客，除了读书、看报，他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写点什么。说实话，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只知道他写东西，用的是草书、不大容易辨识。按所用纸张的量估计，字数应该不止30万字、可以印一本中等厚度的书。

母亲在世期间，母亲在我们家里像农历十五晴朗天空的一轮明月，父亲像月亮旁边的星星，母亲夺目的灿烂掩盖了父亲的光辉。母亲去世后，父亲展现出了他的光辉，我们逐步看到了、想起了父亲的种种好。

父亲不是完人，他是一个有众多缺点甚至错误的人。但他和母亲一样，也给我们姊妹四人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衷心地敬爱他、永远地怀念他！

图文来源：渭河文苑

原文作者：张 明

整理编辑：渭河文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