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广州文交会的开幕日，在琶州展馆的一角，一位老人在摆弄着一台老式胶片放映机。放映机“嗒嗒嗒”地工作着，但小小的银幕上总是不能出现清晰的图像。“光线太亮啦。”老人自言自语地说。

锈迹斑斑的放映机，简陋陈旧的工具箱，模糊不清的银幕光影，富有年代感的音乐……

这一切与周边现代感、科技化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不时有路过的观众好奇地上前围观。

得名“电影辉”

这位老人就是广东电影界有名的“电影辉”，真名叫黄树辉，从化神岗镇赤草村人，今年已经66岁了，他不到20岁就当了乡村放映员，“干了这个行当40多年了。”

谈起自己的放映员生涯，他笑着说，真的是喜欢电影。能当上放映员，他也感到很幸运，“全公社有两万多人，挑出两三个人做放映员，你想想。哎，除了根正苗红，懂放映技术，那还是太幸运了。”

当年，辉叔骑着一辆28自行车，驮着放映机、胶片影片、银幕和工具箱，每天一个村子轮流放映，走遍了全公社的每个角落，包括最偏最远的山村，他也从此得名“电影辉”，成为十里八乡的大明星，“很靓仔的”，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走到哪都吃香喝辣，生产队长杀鸡宰鱼，招待得挺好。夜里放映完都是吃完宵夜才回去”。辉叔谈起当年眉飞色舞，笑称当年的最吃香的三大职业：电影佬、司机佬、猪肉佬。

私家电影队

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发生了变化，辉叔从领工资的公家人，一下子变成个体户。他组建了自己的放映队，从县电影公司租拷贝，然后到各村轮演去赚钱，那时租个拷贝才1块5。他花了大价钱，把8.75毫米的放映机，换成16毫米的，后来又换成观影效果更好的35毫米。

他记得《少林寺》公映时的万人空巷，“一夜接连跑几个村放映，都演到天亮了。”“为什么这么拼呀？”“有钱赚还能不赚呀。一晚上几十块！哈哈哈。”辉叔爽朗地笑了。

辉叔记得，热门的影片还有《妈妈再爱我一次》，很多人都跑去看，很催泪的，“当时这个电影拷贝租金就贵了，要200多块。”辉叔说。他还在家里建了个电影院，取名“赤草放映院”，有120个座位，看一次只收2元钱。村里谁家有喜事，都是包场看电影，也曾红火过一段时间。

电影节高光时刻

后来，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电影院线的冲击，农村电影市场就不行了，放映电影赚不到钱了，但他还是放不下电影。2011年，他在自家影院的原址上起了一栋5层楼，建成“从化赤草老电影博物馆”。他的心头好——40台放映机、200部电影胶片，都珍藏在自家的博物馆里。

辉叔的高光时刻是2018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他作为全国放映员的代表在舞台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连电影大使吴京都为他鼓掌，他还见到了《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老人家80多岁了，腿脚已经不大灵便。”

老古董的价值

“我知道它们的价值。”辉叔谈到自己的老古董，认真地说，去年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要用到16mm放映机，主办方找遍了整个广州，都没有找到一台16mm放映机，只有我这里有！辉叔的语气充满了自豪。那次，他受邀亲自操作自己的16mm放映机，放映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经典之作《廉价公屋》。

“今年的抗美援朝纪念日，村委会在群里发通知，说电影辉要用他的老古董，来放映《英雄儿女》，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没想到当天晚上一下子来了几百人观看，除了本村人，还有外村人。谈及此处，辉叔有些激动。

这时，小银幕上出现了清晰的画面，伴随着熟悉的片头曲的旋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红五星闪闪发光……辉叔指了指正摆弄放映机的年轻小伙，“他是我的儿子，子承父业。”

文/图：奥一新闻记者 谢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