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了解人，在走进每一个可怜之人、跟他交心的同时，也要对他的可恨之处有所准备。”

口述 | 陈思

文| 杨璐

编辑 | 金石

从2003年开始，每个周六日，南京市民陈思都会骑上电动车到南京长江大桥上巡查，救助在大桥上跳桥寻短见的人。据他自己统计，自2003年开始巡逻以来，他已经阻止了334人自杀。

他因此多次获选“南京市十大杰出志愿者”，“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等称号，BBC甚至还花了三年时间给他拍了部纪录片，取名“南京天使”。他也被当地人称为“南京好人”。

但在这14年中，随着救的人越来越多，见到的人越来越多，对这件事越来越投入，陈思越发意识到，救人、做好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以下是陈思的自述。

1

我第一次救人是2000年。那天我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看风景，发现一个女孩子一边哭一边把身子探出了桥栏。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到桥头堡售票处找工作人员帮忙，结果人家说：“这种事天天都有，哪里救得过来？”

我只好拉了几个围观的人帮忙，一起把女孩拖了下来。那个女孩被我抱下来的时候就像一团棉花，全身都使不上劲。

女孩说她本来想来南京打工，结果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找亲戚借的钱全被骗走了，没脸回家面对父母，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来跳桥。我找人帮姑娘凑了点钱，把她到了火车站，看着她上了回家的火车。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真正让我下决心定期巡逻救人是三年后。那天我一边炒菜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放着新闻：一个手上戴满了金银珠宝的男的从大桥上跳了下来，摔在一个花坛边上，脖子上的金项链还反着光。我一看那个场面，菜都炒糊了。

当时，电视屏幕下方还有一行字，“2003年9月10日，今天是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我那时在南京开一个小商店，收入还不错，那是超市什么的还没起来的年代，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但这行字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救人的经历，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决定去利用周末去南京长江大桥巡逻救人。

周末不上班时，陈思都会骑车上桥巡查，观察过往的行人。 图 / 纪录片《南京天使》

巡逻的次数多了，也陆续救了一些人，我也总结出了一套救人的经验。在桥上，我主要观察那些步伐沉重、神情恍惚的人，还有坐那十分钟一动不动的……总之，想轻生的人都有个共同点：眼里都是空的，眼睛再大也没有神。

发现轻生者后，我会根据他们性别年龄等情况，跟他们搭话，稳定住情绪。然后把他们带下桥，找个小饭馆，一起吃饭喝酒，让他们倒倒苦水。

最初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想得比较简单，就是救人而已嘛，但当你持续做下去之后，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有些人没那么快开口，吃饭不解决问题，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小旅馆陪护，等彻底缓过来之后，再送他们回家。但没过多久，旅馆老板把房钱退了回来，求我不要再去了，“万一他死我这，以后生意就做不了了。”

这就是我最初没有料到的。我很理解旅馆老板的想法，从他的角度来讲，这些顾虑都是正常的，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你救人可以，但你要对各种现实状况考虑周到，不要给无关的人添麻烦。

后来，我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取名“心灵驿站”，我还会和南京一些高校的老师联系，找一些学生志愿者来帮忙。我们轮班陪那些轻生的人，让他们写毛笔字、下棋……过渡一段时间，等开导得差不多了，再联系他们的家人把人接走。

2

除了准备不足、考虑得不周全，最开始救人的时候，我还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救的是人，而人是复杂的，但当时我的经验明显不足，惹了很多麻烦。

有一次，我救了一个得抑郁症的姑娘。我看她在大桥上情绪不是很对劲，就把她带到了我成立的“心灵驿站”。刚救下来的那段时间，她只肯告诉我她叫刘帆，别的什么也不肯说。一天晚上，看护的志愿者睡着了，她拧开了液化气的阀门打算自杀。好在我及时发现，要不然就是两条人命。

我给她制定了康复计划，每天早上爬山50分钟，写两小时毛笔字，晚上在体育场快走50分钟，吃大量的香蕉。半年后，她的状况开始好转，越来越信任我，给了我她父母的电话。我给她妈妈打电话，希望她把女儿接回去，结果她妈妈说：“你直接报警吧，这女儿回来我们老两口没法活。”我只好让她继续留在驿站。

后来，驿站又来了两个想自杀的女孩。因为陪护人手不够，我只能天天待在那儿，差不多连续20天没回家。我老婆就有意见了，说“这三个大美女把你的魂都勾掉了”。

那时候，刘帆的病情已经缓解了很多，但就是赖在驿站不肯走，还说要跟我过日子。我知道她是对我产生了依赖，必须戒断。我把她带出驿站，很坚决地让她走，但她走到马路上，整个人像“大”字一样趴在路中间。我没办法，又把她带回了驿站。

陈思成立的“心灵驿站” 图 / 杨璐

志愿者和我老婆都来劝她，没想到她跟我老婆说，“大姐，你也不爱我大哥，你把他让给我。我哪怕生十个，也一定给他生个儿子出来。”

我老婆很生气，说要跟我离婚，闹了好久。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很大，我只好说服我老婆轮流去驿站守着刘帆，我老婆对她的精神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才理解了我。

后来，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凯伦把刘帆接到学校，给她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这个事情才算真正解决了。

还有一次，我在桥上救了一个中年男子，连哄带骗把他拉到了桥下小饭馆。他说自己叫王永益，从宿迁来南京打工，在大桥下边开收货站。事业正起步的时候，女儿突然被查出白血病。他借了三十多万高利贷，压根就还不上，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

当时正好有媒体找我采访，说想采访一个我救上来的人，我就找了老王，心想媒体的报道也许能帮他筹点儿钱。果然，有个超市看到报道后，让老王去超市收纸盒，我也找到了学校，帮他女儿减免一半学费。他的日子渐渐好转，有空的时候还来跟我做志愿者。

后来，好多记者来采访时都想找一个我救上来的人聊一聊，别人都不乐意，老王是唯一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我觉得总拉着人家采访，占用人家时间很多，我就得多帮助他一些。

有一个基金会奖励给我一笔奖金，我想着老王住的地方没有抽水马桶，没办法洗澡，也没有空调，就拿出一部分帮他在桥南盖了一栋房子。后来拆迁，他因为这栋房子拿到了十几万拆迁补偿款，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电话号码也换了，再也不跟我联系了。

遇到这种事，我要是说我没有一点不舒服，那是假的。但我既然要做这件事，就得接受这些状况，就得尝试去理解他们。就像我们常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些事也让我越来越了解人，在走进每一个可怜之人、跟他交心的同时，也要对他的可恨之处有所准备。

3

除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我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我都救得上来。

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赶不及而没救到，这会让我非常内疚，觉得也许这个生命的消失我是有责任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一次，我蹲在桥头正吃着盒饭，看到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姑娘背着名牌包包，踩着高跟鞋，笑嘻嘻地讲着电话从我身边走过，空气里还飘来一股香水味。

这姑娘和我平时遇到那些寻死的人太不一样了，我没多想，就继续埋头吃盒饭。结果环卫工人跟我说，“你看那人干吗呢？”我一抬头发现她一条腿已经跨过栏杆了。

当时我离她也就80米左右，把饭一扔就冲了过去，但等我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跳了下去，只见她红色的长发飘在江面上。一会儿功夫，连头发也不见了。

这成了我这些年来最大的遗憾。我一直以为我看人很准的，但看她那天走路那么轻盈，而且还笑着打电话，我完全没有发现问题。那次误判，我一直都很内疚。

那段时间，我经常梦到那个女孩。梦里的场景和现实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我拼了命地想冲上去，但发现自己怎么跑也跑不动，只能听见女孩像狼嚎一样的惨叫声。我总是被这叫声吓醒，好不容易再睡着，梦到的还是一样的场景。

最近这四五年，当我再遇到追过去但人已经跳下去的情况，我会把脸转过来，不去看了。否则，那些画面一辈子都忘不掉。

图 / 纪录片《南京天使》

还有一种没救到的人是那种反复寻死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想跳桥，我们八九个人把他拽过来。抬着他往桥下走的时候，男人突然咬舌自尽，鲜血喷了我一脸。

还有一个25岁的小青年，我发现时他整个人已经骑在桥栏上了，我只能控制住他的一条腿，只好报警。他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我也跟着去做了笔录。两小时后，我从派出所出来，又上桥巡逻。一上桥，我就看见那个小伙子一头扎了下去，跳江死了。

另外一个北大女学生的状况也类似。她在桥上吃了100片安眠药，想爬桥栏爬不过去，口吐白沫，吐得像消防栓里喷出来的泡沫一样，我只能报警。警察把她送到了医院洗胃，然后把她送到了救助站。她还是没有放弃寻死，从内衣里抽出藏好的刮胡刀片试图割腕，结果被警察发现了。最后她还是在救助站趁人不备自尽了。

这些事让我一度觉得救人没用，因为我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我的确救了人，但只能暂时把他们拉回来，后面的路还很长，我做不到的事，可能要比能做到的多很多。

4

其实，比起没救到的人，还有一种状况更让我纠结、难过——很多被病痛折磨的人寻死，我拦下来了，之后，他们的生活可能生不如死，那么，我救人的这个举动真的是在帮他们吗？

有一次，我在桥上巡视的时候，看见一名中年妇女正将自己的儿子推下大桥，嘴里还念叨着：“冤孽啊，我在这世上被你拖累得很，我死了，留你在世上也不好过，妈妈带你一起走。”

我一个手掐她膀子，一个手把小孩给拖下来了。我说，大姐你要干什么啊？虎毒还不食子啊。

大姐说，她丈夫在送儿子上学时出车祸去世了，儿子也因此得了怪病，经常毫无征兆地昏倒。她带着儿子去看了好多家医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赔偿金，还是没有一家医院能给孩子确诊。走投无路之下，她想到了轻生。

那次，在我的劝说下，他们没死成，回了家。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回访，她儿子接的，一接电话就哭了。他说，“我妈被逼疯了，拿剪子想戳我脖子，我伸手挡了一下，手都被扎破了。”我再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个大姐还被查出得了慢性肾炎，这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完全是雪上加霜。

我给大姐发短信，安慰她说马上就能改变，但其实我知道，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就像个骗子，说些好听的话，骗他们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这样骗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个类似的自杀者，跟我讲过一句话：你救了我们，让我们多活一天，等于是让我们多遭一天的罪。有一段时间，每到周末我去巡桥时，脑子里会反复响起一个问题：把人从桥上拉下来真算是救人吗？我到底在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那段时间，我压抑得不行，都快崩溃了，甚至去了栖霞寺，想要出家。住持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没有人可以救所有人，你救他是让他有个时间来过渡，不要觉得他们是你的包袱，也不要把全部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后来的事自有后来人去做，你救下他们，责任已经尽到了。

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些年，我也反复提醒自己，做自己能做到的，不要和自己较劲，不要苛责自己，尽力而为，顺其自然。

正在巡江的陈思 图 / 杨璐

老实讲，最早上桥救人时，我是想当英雄的。毕竟，救人的成就感和你开个小商店赚点钱不一样。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救过的一个人专程从济南给我带了几桶趵突泉的泉水，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这件事也的确让我出了一些名，我拿了很多荣誉称号、还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过活动。有很多媒体报道了我救人的事，除了国内的媒体，还有国外的媒体。还有很多基金会给过我资助。

我和家里人曾经都因此觉得很骄傲、很风光。我女儿有一次对炫富的同学说：“你们家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

但如今，14年过后，我只是觉得，英雄并不好当，救人这件事情实在太复杂了。经常有人夸我是“南京好人”，“南京天使”，但我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是什么高尚人，也不是什么天使，只是一件事做了这么多年，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从去年10月起，南京长江大桥封桥维护。我没法再上桥救人了，只能在周末时沿着江南、江北两岸各巡一天。这件事也让我的心情很复杂，大桥上不去了，这一年多，我遇到的轻生者数量明显减少，但我发现他们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能给的帮助也越来越有限。

最初上桥救人的时候，我35岁，年富力强，今年，我49岁了，真的感觉自己老了。现在巡江时，我会有种透支的感觉，一身汗转眼不见了，转眼又是一身汗，这也让我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我能做的非常有限，对不起的还将继续，能对起的仍需努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帆，王永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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