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然／文

抗战时期的陈少敏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亲切地称呼为大姐的陈少敏同志，是鄂豫边区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大智大勇，多谋善断，关心群众，爱护下级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不仅在当时的边区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直到今天，一提起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女中豪杰的名字，人们仍是有口皆碑，喷啧称赞。更令我没齿不忘的，是我在一次不慎落入敌手，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她沉着冷静，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将我救出虎口，安全地回到了革命大家庭里。六十年了，我对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感激之情与日俱增。

1941年，我在京山县石板河区任区委书记。5月的一天，我丈夫夏忠武（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派通讯员从小焕岭到石板河我交通站取报纸，顺便带信叫我到小焕岭住几天。次日，我和通讯员从石板河出发，准备到鄂豫边区党委机关驻地小焕岭。一路上经过丁家冲、天王寺，山坡上小花依然烂漫，田园却满目疮痍，由于日寇侵略者带来的灾难，春天也不能使人有赏心悦目之感。这一带本来人烟稀少，不过平时经过这里，也会遇到一两个行人或者一两头牛在山坡上吃草。可是今天什么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从山垭往下走，忽然发现熊家滩方向的山坡上，有一群人坐在那里，我还以为是栽秧的老百姓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当走近些时，突然发现是日伪军。我小声对通讯员说：“糟了，是敌人！”躲闪已来不及了，只好继续往前走，边走边和通讯员商量对策，胆子也大了起来，心想，也许就在那个山坡上枪毙我。

敌人荷枪实弹，对我们严格盘问。我说我是小学教员，丈夫在新四军当文书，他让他的朋友（指通讯员）到石板河来买东西的牲口顺便把我带到他那里住几天。通讯员也说，我是采买，他丈夫托我把她带去。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把我和通讯员一起带到京山县城。

到县城时天已黑了。他们把我交到伪公安局，通讯员不知带到何处，后来听说将他交给一个种菜场子监督劳动，行动没有自由。伪公安局长让人在他家堂屋搭了一个铺（公安局很小，局长办公也在自己家里），晚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叫我睡觉不要熄灯，可能是怕我逃跑掉。

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被敌人捉住，如羊入虎口，身陷魔掌，是最可怕的事。公安局长的堂屋成了我的牢房，我怎么睡得着觉呢？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那些忠贞不屈的坚强共产主义战士，也想到那些贪生怕死的懦夫。往后的日子，将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决不当叛徒，哪怕是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就是死也不能投降敌人，给党丢脸。我想首长和同志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来营救我的，特别是我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为了少受敌人的虐待，更会尽快地把我营救出去。想到这里，我也轻松坦然了许多，也就很快地睡着了，做了一个回到小焕岭和亲人及战友们团聚的美梦。

这个梦，珍奇瑰丽，使人惊喜，但它不是黄梁美梦。两个多月后，我确实回到了小焕岭，事实圆了我的梦。我是怎样化险为夷，而且毫发无损地“完璧归赵”呢？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听到同志们说，是陈少敏大姐亲自筹划，具体领导的结果。在斗争艰苦、工作繁忙、形势紧迫的革命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过细打听，把详细情况弄清楚。几十年来，我一直感到这是一件憾事，搁在心里。也象一个谜一样，始终没有猜透。

最近几年，我读了一些同志写的回忆陈少敏同志的文章和党史专家们写的《杰出女性陈少敏》(张李文、陈承模著)、《陈少敏传》(呙玉临著)等著作，其中都有专门段落或专门章节撰写了如何营救我的过程的内容，一下子把这个谜给我解开了，也了却了我多少年来没有搞清楚这件事的遗憾。

为了缅怀和感谢陈少敏大姐及同志们对我的再生之恩与革命战友之情，我必须把从上述著作中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的始末告诉今天的读者，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我不慎落入敌手，根据地群众为我担心。消息很快传到小焕岭，机关上下，倍感焦急。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尤为关切。她立即召集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社会部（公安局）的人员开会，讨论研究营救办法。有人提议：“营救张光然，事在急行，干脆组织一个小分队，进县城劫牢。”大姐听后想了想说：“此议不妥，要想从日本人手里劫牢，可不容易。如果劫牢不成，反而暴露了张光然，事情就难办了。”她进一步分析说：“张光然是在路上被捕，日本鬼子不知道她是谁，弄不清她的身份。只要我们想办法拢住接近日本人的汉奸，使鬼子的“耳目”失灵，张光然的身份就不会暴露，鬼子就不会把他当成一个重要犯人；然后就以她怀孕为由，争取监外看管；再慢慢想办法进行有效的营救。

根据大姐的意见，大家讨论在营救工作要注意两个特点：一是营救手段上不能用武的办法，要用文的办法，即利用统战工作和各种社会关系来进行营救；二是在时间上，宜慢不能快，欲速则不达，要耐心地等待条件成熟。营救方案定好了。整个营救工作由谁来具体负责呢？陈大姐立即想到朱明达同志，因为她很了解朱明达同志，朱明达同志有胆有识，经验丰富，由朱明达同志来负责这件事再好不过了。

我们的首长和同志们正苦于如何把营救工作做到关押我的县城里，做到敌伪内部去的时候，都意外地有了一个可乘之隙。

恰在我之前，边区保安司令部为一个案件准备去抓京山县维持会长查亚迪，没有抓到他本人，就把他的儿子查春声抓来了，关在小焕岭社会部机关的一间小屋子里。大姐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她又和有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了营救的具体步骤。她说，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导演出一场营救张光然的好戏。

大家明白了大姐的意图，社会部大大改变了对查春声的态度，对他不捆不绑，不打不骂，以礼相待，和机关干部一样饮食起居，自由活动。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交待党的抗日政策，要他回去多作宣传，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在边区保安司令部工作的张家佑也是京山城里一个绅士的儿子，他和查春声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经常去同他促膝谈心，叫他不要怕，共产党和新四军是讲政策、讲信用的，一定不会把他怎么样，叫他回去好好做父亲的工作，要他父亲不要当铁杆汉奸，要尽力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事情。没有过几天，就把查春声放了。

查春声走时，带回了两封信，一封信是给他的父亲——日伪维持会长查亚迪的；一封是给日伪保安团团长孙嘉善。要他们顾全大局，时刻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不要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坏事，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对被日军捉去、在押的一名妇女，要保证她的生命安全。

日伪保安团长和维持会长迫于新四军的威慑，也为自己身家性命着想，觉得我这个“女犯”事关重大，不能马虎，他们联系了县城里所有头面人物，逐步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最后他们看我分娩期越来越近，就以保证产妇安全为由，由警察局长陈文生把我引去交给了日伪开办的施疗所。

这个施疗所，是日军为了笼络群众，收买人心，以施舍为幌子办的一个小型卫生所。陈文生吩咐一个叫做郑瑛的护士说：“由你监督她，不要让她到处乱跑。”施疗所里一个医生，三个护士，还有一个勤杂人员，都是京山城里人。白天工作时，日军派人在这里监视，医生开的处方，他们还要检查，怕写的是与新四军联系的暗号或密码。所以，施疗所的医务人员也很受气，心里不是滋味。我在这里，虽然还是软禁，但比原先关在监牢里自由多了。我平时帮他们做些轻散事，扫扫地，烧烧开水，有时还向她们学习司药和换药。我不清楚所里几个人的政治面貌，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由于我无忧无虑的思想情绪和不卑不亢的态度，很快和施疗所的人搞好了关系，他们对我并不另眼相看。医生还把我请到家里作客，他的妻子是个妇产科医生，看到我快要分娩了，还为我准备好了接生的器具和小孩用的尿布等。

到施疗所不久，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头进来对我说：“我是刘学芬（刘是京山地方女干部，和我很要好，一起工作过）的父亲，那边的人让你宽心，给你带来十元钱。”我也托他带口信说：“我不会做对不起家里的事。”说完他就走了。关押地方的不断变换，对我的监视也在慢慢地松动，我想这一定是上级设法营救我所努力的结果，特别又专门派人和我联系，我心里就更有了底。大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样子，一次晚饭后，天已经黑下来了，一个年轻妇女来叫我，要我出去一下，说有人找。我随她到施疗所对面一条巷子内的一栋房子里，看到两个男人躺在床上抽大烟，我一进门，其中一个对我说，你在这里不要着急，正在想办法让我出去，并要我多到外面散散心，常到西门走走。

“常到西门走走”，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话一定暗示着什么。县城西门外，与北山抗日根据地相距很近，经常有抗日游击队化装从这里潜入城内进行秘密活动。城门口有日伪哨兵站岗，防守很严，不能随便出入。我到施疗所后，开始是不让出来的。后来我提出老在屋里呆着，闷得很，就慢慢可以到外面散散步，但都得郑瑛陪同。按照这话的意思，我就有意约郑瑛到西门外溜达，开始她不同意，我对她说，你放心，我不会跑的，你看我怀身大肚，走路快了都喘气，我跑得了吗？只想到城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转一圈就回来。郑瑛是个很活跃又好动的人，见我说得这样诚恳，她也巴不得到处去逛逛玩玩，就同意了。开始一两次，城门站岗的还认真的盘查，由于郑瑛会说会笑，几个哈哈一打，站岗的手一挥就过去了，后来次数多了，站岗的也熟了，就问都不问了。

我在这里，差不多近二个月了，日伪对我的控制，也逐渐淡化和放松了。根据情况汇报，陈大姐觉得营救我出去的条件成熟了。她决定组织突击队，进入县城把我“抢”出来。通知朱明达做好挑选人员和行动准备工作。朱明达同志亲自出马，挑选了三名胆大心细、精明强悍、身强力壮的同志一同前往，他们在一天傍晚，化装潜入了京山城区。

7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又是那位年轻妇女（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查春声的妻子）来找我借撮箕，顺便塞给我一个火柴盒。我躲在厕所里，打开火柴盒一看，火柴盒里写满了小字，内容是×日×时，在西门外河边一棵大柳树下，有一个左臂上系白毛巾，右手拿草帽的人来接我。西门外的河，是流经京山县城南面的一条大河，我和郑瑛常到这里散步，河边大柳树我也很熟悉。我离开领导和同志们两个多月了，很快就要回到革命大家庭里，见到他们了，我喜出望外，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到了这天下午，我吃完晚饭后，很快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象往常一样约郑瑛一起到河边散步。郑瑛是个见面熟的热闹人，一路上碰到熟人就要站下来聊天。我心里很着急，但又不能离开她。走走停停，出了西门，来到了河边，河里有很多人在洗澡。我对郑瑛说，我想到那边找找泉水喝，马上就过来，她只顾和别人说话，没理会我，我走近大柳树时，很快从树后闪出两个左臂系白毛巾，右手拿着草帽的人。我认识其中一位是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同志原来的警卫员江之斌，还有一位我不认识，后来知道他就是社会部侦察科长朱明达同志。不远处的树底下，还站有两位同志，紧紧地注视着这里。江之斌小声对我说：“张光然同志，我们是来接你的，快跟我们走。”他们两个架起我的左右膀，快步流星地淹没在河岸的柳林里。

这天兵天将似地几个人，突然把我“抢”跑，郑瑛在远处看到后惊呆了，一时吓得说不出话来，等她明白过来，才大声叫喊：“新四军来了！新四军来了！”河岸上和河里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顿时乱作一团。我们趁混乱之机，很快地就跑出了城郊。待我们走了一里多路以后，听到后面枪声大作，象是在欢送我们，知道是敌军追来了。我在手枪队员们的架护下，拼命往前跑，北山是我们的根据地，江之斌为前子，陈干事和王桂左右护卫着我，朱明达殿后，快速赶路。我们靠着地形熟悉，暮色作掩护，长驱直入，越走越安全，而敌人不知虚实，怕中埋伏，不敢贸然穷追，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后，就回去了。我们摆脱敌人后，夜晚也赶不到小焕岭，就歇宿在山里安全区的群众家里。

第二天，陈少敏大姐知道“抢”人成功，营救我胜利归来后，非常高兴，专门派人前来迎接。她想得很周到，怕我走路吃不消，还牵来两匹马让我骑。我回到小焕岭的第五天，就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黑子”。大姐用开玩笑的口气对夏忠武说：“老夏，你双喜临门，要请客哟！”

左其义整理

2000年2月29日

▲新四军5师部分领导合影，前排抱孩者为陈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