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德国特约记者李晓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陈欣】“澳大利亚报道中国事务的记者不再用两国关系迎来‘新低点’这种说法，因为每周都是新低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近期文章里的这句话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足以说明一些人对目前中澳关系的悲观看法。自2017年以来，中澳关系就持续低迷，两国在政治、经济、技术、人权等各个议题上摩擦不断，而这两年，澳政府的挑衅言论和动作尤为密集。澳前外交官约翰·麦卡锡曾哀叹堪培拉外交的“消亡”。有分析人士甚至称，在对华强硬态度方面，澳大利亚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包括美国”。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据外媒报道，在对华政策上，莫里森及其内阁依赖于一批强硬派核心幕僚和下属官员。对华鹰派已经接管澳外交政策体系了吗？这一趋势引发了担忧。

“备受信赖”的情报头子

谈及塑造澳大利亚对华强硬政策的关键人物时，有一个名字近年来经常被外媒提及：国家情报办公室（ONI）总监安德鲁·希勒。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教授布拉克斯兰对香港《南华早报》说，希勒是一名“备受信赖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他的判断在核心圈子很受重视”。

“在情报机构负责人中，没有谁能比ONI总监有更多同总理接触的机会。”《堪培拉时报》称，ONI总监每天要汇总来自安全情报局（ASIO）、通信管理局（ASD）、国防情报组织（DIO）、地理空间情报组织（AGO）以及联邦警察、边防部队等多个机构的情报分析，向总理做简报。

其实莫里森去年10月任命希勒担任ONI总监时遭到了质疑和批评。反对党认为，ONI的一个重要工作准则是远离政治和政策制定，要能够客观分析证据并向当权者说出真相。有工党人士对澳媒表示，希勒的任命是一项“党派政治操作”，因为他比其前任具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在担任ONI总监以前，希勒是莫里森的内阁秘书。他也曾是澳两任前总理——霍华德和阿博特——的国家安全顾问。

香港《南华早报》说，在对北京的战略意图担忧成为堪培拉的“默认思维”之前，希勒就曾警告称，澳大利亚依赖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将战略政策与我们的经济利益保持一致”。他认为，中国在对澳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潜在动机应该引发澳大利亚人的警惕。这是希勒在2010年为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撰写的一份报告的内容。

希勒是公认的亲美派。“他坚定相信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支持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布拉克斯兰对媒体说。据《堪培拉时报》报道，希勒担任澳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期间，跟从了一名“重要导师”——时任驻美大使索利，后者是澳美同盟的强硬捍卫者。

2016年至2018年，希勒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从那时候起，希勒经常敦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巩固战略关系。在2017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批评前总理陆克文于2008年退出“四方安全对话”的决定。

一名澳政府前高级官员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除了希勒，塑造堪培拉对亚太地区以及对“中国威胁”看法的重要人物还有尼克·沃纳和贾斯汀·巴斯。

希勒ONI总监一职接替的就是在澳情报界工作了40余年的沃纳，他曾任秘密情报局总监，并担任过澳驻伊朗大使、外交贸易部副秘书等职。有分析人士说，与希勒等人相比，沃纳的外交政策倾向“可能相对温和，不是很容易将他进行归类”。

已经退休的沃纳仍与莫里森政府保持联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披露称，他从1月份开始为总理和内阁事务部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位于墨尔本的游说公司德拉戈曼的“顾问”。沃纳的职业安排因此受到质疑。“作为情报头子，他在数十年间接触的最高机密比大多数部长都要多。现在，他结束在公共部门的任职，为一家游说公司服务的同时也与总理存在工作联系。”工党议员朱利安·希尔说，“谁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是否以及如何管理利益冲突。”

前文提到的贾斯汀·巴斯则是澳外长佩恩的幕僚长。《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说，堪培拉经常安排外长佩恩批评北京，比如在人权议题上。所以，巴斯的职责也很关键，他担任过特恩布尔的国家安全顾问。一名澳政府前官员对媒体称，希勒和巴斯“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有着强烈的意识”。

有“中国批评者”名声的国防部长及其身边人

据英国《卫报》报道，涉及澳对华关系的关键决策通常由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莫里森是主席，副总理、国家党党首麦科马克是副主席，成员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国库部长和总检察长。

澳政府内阁中，国防部长彼得·达顿最近两个月在涉华表态上“大出风头”，他4月底接受ABC采访时称，“不应低估”澳大利亚与中国大陆就台湾问题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达顿是今年3月从内政部长改任国防部长的，此前他就被认为是澳政府中比较突出的“中国批评者”。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澳社会近年来担心企业、大学甚至政党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因此2017年开始担任内政部长的达顿“一直在与中国事务打交道”。今年他被调到国防部或许也是澳政府传递了一个信号——不仅要在国内，还要在海外更强硬地抵制中国。

达顿先前在内政部的一名下属也被外媒点名为如今澳大利亚的知名对华鹰派——迈克尔·佩祖洛。就在达顿4月发表有关台海冲突言论的后两天，现任内政部秘书长的佩祖洛声称，随着印太地区军事紧张形势不断加剧，自由国家“再次听到敲响的战鼓声”。ABC称，鉴于现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冷淡，佩祖洛所说的“战鼓敲响”的含义不容忽视：“与中国开战”。这是极具挑衅的言论，有观察人士用“没有必要、过度、在危险边缘试探”来形容佩祖洛的话。

公开信息显示，佩祖洛曾在总理和内阁事务部、国防部等部门任职，2017年开始在内政部工作。ABC称，佩祖洛现在相当于是内政部常务副部长，他是“这个部门真正的老板”。多年来，一些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都由佩祖洛操刀。佩祖洛是2009年《国防白皮书》的主要作者，该白皮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加大了对中国的重视，并提出加强澳大利亚海军的能力。

ABC说，佩祖洛是一名“有才华、但容易引发分裂的政坛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个“政策冒险主义者”。作为内政部官员的他发表“战鼓敲响”言论令一些人感到诧异，但达顿似乎对此事并没有感到不满。在军队和政界内部，越来越多的人猜测佩祖洛将担任国防部秘书长一职。据说，他“觊觎”这一职位已久。

达顿身边，还有被英国《卫报》称作“臭名昭著的对华鹰派”的安德鲁·海斯蒂。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说，自海斯蒂6年前当选议员以来，他就成为了达顿的“亲密盟友”。去年12月被任命为助理国防部长之前，海斯蒂担任澳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定期接收ASIO关于中国的简报。他还与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佩特森等人组成过“金刚狼议员团”，宣称要“大胆反抗中国的势力扩张”。2019年8月，海斯蒂发文宣称中国的崛起可能令澳主权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将西方如今对待中国的方式比作当年法国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

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位于“最前沿”

如今，对华鹰派在澳政坛具有较大影响力。一名澳政府官员对媒体说，希勒、沃纳和巴斯在外交政策建制派内“并非异类”，在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堪培拉内部具有“广泛共识”。《南华早报》称，在莫里森的顾问团队中，也有能起到缓和作用的声音，比如ONI副总监米歇尔·陈，她曾任澳驻缅甸大使。但总体上，鹰派声音占据上风。这一现状也引发了争议。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柯兰警告说，“总理偶尔会在声明中提及‘和平’一词，但相关措辞被部长、后座议员们的所作所为盖过去，莫里森面临着失去对澳涉华政策控制的真正风险”。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澳对华政策聚焦于加强外交关系、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那时候，外交贸易部和国库部的建议被优先采纳。而如今，国家安全机构在经济、技术、安全等议题方面的观点位于“最前沿”。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说，外交贸易部中的“一些好人似乎已经不再有影响力能去缓和政府更加疯狂的行为”。他还表示，与过去相比，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更加明显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于镭将澳政坛出现的变化称为“右化”。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因素是重要原因，“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希望中澳关系稳定是不现实的”。德国《日报》评论说，堪培拉可能想通过“反华”来奉承美国。

于镭表示，澳大利亚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亚太霸权体系的挑战，因为它是该体系最大受益者之一。另外，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和南太国家的合作，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也被澳大利亚视为一种威胁。对于中澳两国关系的走向，于镭认为目前来看“整体会保持现状”。他表示，多年来，澳一直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来自中国的红利，对此“不太珍惜”。若中澳关系持续恶化，澳经济增长和就业终将受到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现阶段中澳关系紧张不一定是坏事，不经历风雨，人不会成熟，国家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