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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冯国璋,不识时务也让人钦佩,平生志在温饱,死后只隆一坟头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被唤作“北洋龙”,大概是因为此人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洋政坛上,很懂得风云游走,别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既不失威望,又不至于真正退场,虽不是枭雄,但也可称为高人;段祺瑞被唤作“北洋虎”,其意是很明了的,无论是秉性还是权势,他都有猛虎之威;比较尴尬的是被唤作“北洋狗”的冯国璋,论道行,狗与龙不可比拟,论实力,狗与虎又难争高下,而且一个“狗”字还带有走狗的贬义,冯国璋即为北洋三杰之一,世人何以这样唤称他呢?

有人评价说,世人把冯国璋称为北洋狗,并无鲜明的贬义,此人乃忠厚护主之辈,实为北洋大时代下的“功狗”角色,只不过此人的格局不够宽阔,智谋不够敏捷,有恩公在时,他一味效忠,一味邀功,无恩公在时,他又总想趁势虎口夺食,前者让他有些愚,后者让他有些哀,以至于最后成了剧变时代下的尴尬之人,早早谢幕的人杰,并且还伴随着一些嘲笑的杂音——

忠厚冯国璋,不识时务也让人钦佩,平生志在温饱,死后只隆一坟头

1859年,冯国璋出生在直隶河间西诗经村。西诗经村跟《诗经》有久远的渊源,相传西汉年间,“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先后在这里讲诗,后世为纪念这两位大贤在此讲诵《诗经》的功业,便将他们的讲诗地取名叫作了“诗经村”。

晚清时,世人惯用原籍来尊称有为之人,例如李鸿章、段祺瑞,都叫“合肥”,但冯国璋却有两个类似的称谓,一个叫“冯河间”,一个叫“冯诗经”,很显然,这是因为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出生地,那片带着“思无邪”古韵的乡间故土。

冯国璋是名门望族之后,大明开国勋臣冯胜是河间冯氏的先祖,只是到了冯国璋父辈冯春棠这一辈,因为只知读书,不善耕作,家道已经败落了。

冯家败落是从冯父冯春棠科举不中,变得疯癫开始的,但疯癫的冯春棠在子孙读书一事上却一生清醒,因而冯国璋从五岁开始,便在饥寒交迫中走上了艰辛读书路,先是在乡间大户人家的私塾,后到三十里铺的毛公书院,得益于乡间重诗书的古风,其间冯国璋得到过不少帮助。

发迹后的冯国璋没有忘记人生之初遇到的那些恩情,在他担任北洋军政司总办时,开蒙恩师,让他免费入私塾的刘大褂子刘先生曾来找他,刘先生因为没有名片,被警卫挡驾不准入内,刘先生于是脱下昔日的大褂,叫警卫送进去,冯国璋一见大褂,立刻亲迎到门外,见到刘先生,冯国璋边鞠躬边说,见衣如见人,未曾远迎恩师,请先生恕罪。

将恩师迎进厅堂,一番嘘寒问暖后,冯国璋执意要送恩师礼物,刘先生推脱不掉,便说那就送我一口寿材,将来托你的福,寿终正寝。

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冯国璋竟送花费巨资,为恩师打了一口上等阴沉木棺材。

光绪元年(1875年),冯国璋从毛公书院毕业,遗憾的是,他两次参加清廷科举,结果都名落孙山。但一心想走科举功名路的冯国璋没有放弃,在族叔冯甘棠的资助下,他执拗向前,又进了保定莲池书院,一边开眼界,一边继续苦读。

然而,因为家境太穷,一年后,冯国璋为了生计,还是被迫辍学,投军进了天津大沽盛军直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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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的好运气正是从投进盛军直字营开始的,因为有书生的底子,又勤奋好学,北洋武备学堂征召各营颖异之士时,他被顺利推荐进去,成了武备学堂的首期学员。

在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算是一个异类,他始终没有放弃考科举的念头,这说明功名诗书的传统价值观对他的影响之深。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三十岁的冯国璋利用学堂放假的机会,雇了一辆独轮车回河间参加秀才大考,行至村头时,有乡亲笑他军官坐独轮车太不雅观。

冯国璋扬了一句心声,今日乘独轮车行三百里,来日坐八抬轿成万户侯。

这一次应考,冯国璋很幸运,一举中第,考得了洋务运动后新设的算学附生第一名,这在晚清军中算是罕见事,以至引来了李鸿章的欢喜一语:“武校出文生矣。”

但冯国璋的科举之路到此也就终结了,此后他又参加了顺天府试,但未能中举。

因为科举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彻底中断,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第二年,冯国璋毅然离开学堂,加入聂士成军,开始走在军中“经世致用”的路子。

这一点显示了冯国璋与乱世无用书生的不同,骨子里虽崇诗书,但他不拒实干,没有因文废武。

随聂士成考察东三省,是冯国璋在军中干出的第一件大事,两万三千余里的行程跋涉下来,他以聂士成的名义汇编一本《东游纪程》,并由此成了军营中很识时务的干才。

得益于此前在东三省的行万里路,此后在随聂士成参加甲午之战时,冯国璋的表现可圈可点,既不失书生的智谋,也不失军人的勇猛。

因为在聂士成军中的优异表现,中日甲午之战后,冯国璋先被委派为芦榆防军军械局督办,后被选为赴日钦差大臣裕庚的军事随员。

途径马关时,冯国璋百感交集,曾赋过一首诗——

东赴日本过马关,低首伤心恨难言;

暗立兴国安邦志,青云直上九重天。

在日本期间,冯国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西方近代军事图籍章制上,回国后更是精心将之汇编成了厚重大册。

袁世凯对冯国璋刮目相看,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汇编,当时他盛赞冯国璋说:“以为鸿宝也,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

因为袁世凯的赏识,随后冯国璋加入小站练兵,并逐步成为北洋新军中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智囊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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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三杰正是在这阶段风云成形的,抛开日后有神龙之势的王士珍不论,单说冯国璋与段祺瑞,其实有些“既生瑜何生亮”的意味,北洋新军营制饷章的具体制定,北洋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建,两人都是主角,但段祺瑞有留学德国的显赫资历,加之其标准的军人做派,在北洋新军中,他实际上是袁世凯之后的主导者,而冯国璋虽不差不弱,但论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却始终要让段祺瑞半个身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在京城创办陆军贵胄学堂,学员皆为王公大臣和贵族子弟,冯国璋被任命为总办。

这一任命,对冯国璋之后的风云路影响很大,一方面,这让与清廷新贵建立了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这是清廷对他的恩宠。

当天下风云突变,清廷岌岌可危时,他这样一个骨子里传统忠厚的人,难免要想,他究竟应该忠于谁?

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皇族新贵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总揽朝政,为了收缴袁世凯手中的军政大军,他欲杀不敢,最后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之驱回河南老家。

冯国璋处在政局陡变的漩涡中,内心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视袁世凯为恩公,另一方面他又视效忠清廷为正途。

很多时候,失智不是因为不智,而是因为左右摇摆。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无力应对,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收拾险局。此时的北洋新军虽号称劲旅,但实战却也未曾真正有,论点将,袁世凯当时有两将可选,一是段祺瑞,二是冯国璋。

然而,段祺瑞却在此时借故向后退了一步,因而冯国璋被推向了率兵平叛的前台。

颇有意味的是,当冯国璋率军途径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机宜时,袁世凯先授意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接着又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

袁世凯话中的含义其实并不难理解,冯国璋不是愚钝之人,自然能够懂得,但当他率兵开始平叛时,袁世凯的机宜却在他手里走了样。

相继攻下汉口、汉阳后,冯国璋不顾袁世凯借南压北的枭雄算计,一心想再下一城,从而拿到效忠清廷的平叛第一功。

为此,冯国璋向隆裕太后专奏,请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便可独力平定“叛乱”。袁世凯见冯国璋“愚钝”不可控,只好操纵手中权柄,走马换将,让段祺瑞换下急于向清廷邀功的冯国璋。

袁世凯用人着实毒辣,将冯国璋调回京城后,他随即一忠两用,改派其统筹京畿防务,兼任禁卫军总统。

由此一来,随后的冯国璋处境十分尴尬,按说弹压南方的第一功是他的,但因为他有效忠清廷之心,加之他执拗地不参加由段祺瑞领衔的通电逼宫的行动,最终不光功劳没有捞到,而且还落得南方痛骂他,北洋排斥他。

但就在这种局面下,冯国璋做了一件两恩都报的忠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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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得知清廷颁下退位诏书,京城禁卫军骚动不安,这时,冯国璋亲赴禁卫军驻地,振臂一呼,先高声宣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言称清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后承诺禁卫军额数俸饷维持不变,今后无论他个人调任何职,与禁卫军永不言弃。

为了让禁卫军相信他的承诺,冯国璋随后又宣布,今日便从军中选出两人,一人发给一把手枪,从此跟随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外出,只要发现他跟革命党有勾结,准许这两人将他立刻打死,并且不许冯家报复。

冯国璋的忠厚,在于此一番话不是他的权宜之计,而是恪守了一辈子,以至于后来间接地为此丢掉了性命。

按说,冯国璋在关键时刻帮袁世凯稳住了京城局面,袁世凯当抛开前嫌,将冯国璋重新引为心腹才对。然而在乱世枭雄的算计里,一旦裂痕出现,便是无法弥合的。

随后,从面上看,袁世凯对冯国璋依旧重用,但这种重用实则是利用,而非器重。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率军再次南下,平叛后袁世凯将他留在南京便是证明,这是既利用他坐镇东南,又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然而,袁世凯不把他当作自己人,冯国璋似乎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直到袁世凯称帝前夕,他特意进京来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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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袁世凯,冯国璋说,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

袁世凯忽悠他说,华甫(冯之字),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为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遗害他们。

冯国璋不仅当场信了袁世凯的话,回南京后更是逢人便为袁世凯证明——北洋狗忠厚被人欺的轶事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流传的。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冯国璋一度有趁机取而代之的野心,有人为此评论说,偏居东南,京城有段氏猛虎,冯氏的格局太浅陋了。

的确,袁世凯死后,北洋权柄实际操控在段祺瑞手中,继任的牌位总统黎元洪不服,结果段氏以退为进,利用张勋复辟,很强势很高明地就将之驱下了台。

黎元洪下台,对身为副总统的冯国璋而言,看似是一个机会,实际上他一动,紧跟着就会陷入尴尬难受的境地。

此话怎讲呢?

他要接任代理大总统,就得离开他经营多年的南京,而一旦他只身前往京城,实际上就是入了虎口,根本斗不过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简而言之,冯国璋进京接任代理大总统,是他风云人生的一个大分水岭,因为处境尴尬,既难以发作,又难有作为,很快,他就被编排成了一个闹出许多笑话的碌碌无为之人。

历史就是这样,对待失败者残酷,对待失意者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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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京这一步棋舍不得放下,又难以干脆地落子,冯国璋一度很犹豫,迟迟没有从南京动身。段祺瑞抓住机会,轻藐地挤兑他说,此君迟迟不动,是因为他有钱瘾,他被一笔买卖绊住了脚,此前他以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千余箱烟土,用公债票一亿元买下,现在还没有倒卖出去呢。

不得已孤身进京之后,面对段祺瑞咄咄逼人的武统全国的主张,冯国璋虽有南北和谈的意愿,却总是找不出合适的说辞要反驳压制对方,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脑袋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大印。

一而再再而三地受窝囊气,最后冯国璋受不了了,憋出了一个拙劣的金蝉脱壳,他以亲自督战为由,沿京浦路一路南下,妄图回归东南老巢,重统东南旧部,以总统之名跟段祺瑞叫板,结果很悲催,车刚到蚌埠,就被段祺瑞的心腹倪嗣冲截了下来,最后只好乖乖地原路返回,重回段祺瑞把持的政治牢笼里。

那一时期,有许多嘲笑冯国璋的轶事,说他如何糊涂,今天任命的官员,明天就忘了,除了贪财,毫无大志。

最著名的则是他打捞中南海里的鱼,想取明清皇帝挂在鱼鳍上的金牌,这事一度把冯国璋的名声弄得很臭,到死都还有人调侃他“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其实,这事是经不起推敲的,很可能冯国璋的本意不是如此,或者根本就是他难得糊涂,任部下所为。

细细想来,这许多的嘲笑,挖苦,抹黑,不过是历史对失意者的贬讽,从前看后,真实的冯国璋没有这么不堪。

还是那句话,退掉一切风云颜色,冯国璋是一个忠厚之人,最鲜明也最让人钦佩的便是他被拱下台时的表现,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推徐世昌出任总统,其间的非议是很大的,但冯国璋却没有借此争斗,而是极坦然极讲规则地在总统府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替仪式。

在权争不息的北洋时代,这是极其难得的。

遗憾的是,徐世昌以及段祺瑞并没有真心善待冯国璋的忠厚,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做了一件事,他以优待为名将前清禁卫军改编成的陆军十五、十六两师依旧划归冯国璋节制。

回不到自己地盘,又忠厚无仇敌,下野回归乡间的冯国璋要这两个师有何用?

只能徒增加他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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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悲凉,第二年,冯国璋为了给这两个师解决欠饷,也为了忠于曾经永不相弃的誓言,在京津两地奔走,最终身染风寒,不治而死,终年只有六十岁。

冯国璋生前曾随身带有一枚印章,“平生志在温饱”,这或许是他看透自己时代命运后的叹息感慨,在强人的夹缝中,他只能求财以得安慰了。

冯国璋死后,虽然北洋政府为他举办了国葬,但冯家并没有引以为荣,出殡的头天晚上,冯家人便雇用杠夫,悄无声息地将冯国璋的遗体运到东诗经村外的黄龙湾,偷偷地埋了,只隆了一个极其普通的黄土坟头。

第二天,出现在出殡典礼上的灵柩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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