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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的智慧:名字背后原来隐藏着这么多玄机

免费算命 宝宝起名 2022-04-07 3 0

小小的名字有着大有学问,它寄托着父母的期望,蕴藏着深刻的内涵,闪烁着民族的智慧,是窥探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取名的智慧:名字背后原来隐藏着这么多玄机

01.名字里的大学问

我们的先民自古以来就讲究给孩子取个“嘉名”。

屈原在《离骚》中就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我的父亲考察了我的出生时间,就赐给我一个好名字——名叫“正则”,字叫“灵均”(屈原名“平”,字“原”,无凹凸为平,无凹凸且广大曰原,正则和灵均则为二者的引申义)。

古人有名有字,旧说上古婴儿出生三月后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举行成人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岁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字以表德”,故又称“表字”或“表德”,旧小说里常常介绍某人“表德”叫什么,这个“表德”就是字。

名和字意思要相应,通常构成同义关系、反义关系或相关关系。比如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字子渊,《说文解字》说:“渊,回水也。”渊就是回旋的水;又比如孔子的弟子曾点,字皙,《说文解字》说:“点,小黑也。 ”“皙,人色白也。 ”点和皙意思正好相反;又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字退之,“愈”是超过、胜过的意思,“退之”则是让他谦虚退让一点,这反映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同时“退之”二字又是有出典的,《论语·先进》说: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宋代的苏轼(东坡),字子瞻,轼是车前的横木,古代男子乘车一般都是 “立乘”,就是人站在车上,手扶着轼,可以往前看,所以苏轼的字叫“子瞻”。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由是经过的意思,辙则是车轮碾过的轨迹,名和字也是相关的。而且轼和辙都从“车”旁,跟车有关,两人的字里面又都有一个“子”字(“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由此可见兄弟俩名、字之间关系之密切。

三国名人周瑜,字公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字子瑜。瑾和瑜都是美玉,名、字相应。成语有 “怀瑾握瑜”、“如怀瑾瑜”,比喻人有佳子女。鲁迅小说《药》的主人公叫夏瑜,暗指“鉴湖女侠”秋瑾,夏和秋都是季节名,瑜和瑾是同义词,堪称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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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名和字各有其用,总的原则是:自称己名是谦称,称人之字是尊称。

《论语》中孔子自称为“丘”,对弟子则称名。比如《述而》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因为他名丘,字仲尼。 《先进》篇:“求,尔何如? ”“赤,尔何如? ”求是冉求,字子有;赤是公西赤,子子华。他俩都是孔子的学生,所以老师就直呼其名而不必称字。

弟子对老师要自称名,当着老师称呼其他同学也称名,《论语》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编集《论语》的人对孔门弟子一般都称字,这是后人对前辈的尊称,只有对曾子称“子”不称字,对有若也有一次称“子”不称字,称“子”比称字又高了一个规格,所以有人由此推想,《论语》是曾子和有若的门人所记的。

宋人笔记 《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汉高祖?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至张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 ”这表明了刘邦对张良的尊敬。

今人往往不了解古人用名和字的区别,以至于闹了笑话。比如《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元直是徐庶的字。可是电视剧在演这场戏的时候,徐庶对刘备自称时却一口一个 “元直”,翻开《三国演义》这一回,凡是电视剧里徐庶自称“元直”的地方,原书都是“庶”。也许编剧觉得在电视剧里让徐庶自称“庶”观众可能看不懂,所以改成了两个字的“元直”,殊不知,这一改却违背了古人用名和字的原则,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古人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会自称字,比如《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载:“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瞠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张飞字益德(后来常写作“翼德”,如《三国演义》),面对曹操的大军,他以二十骑的弱兵大呼自己的字,说:“我是张益德!你们有胆的可过来跟我决一死战! ”这是何等的豪壮!难怪敌军都不敢近前了。

取名的智慧:名字背后原来隐藏着这么多玄机

由于古人的名不可随便称呼,于是就有了避帝王、尊长名讳的习俗。避讳在旧时代可是一件大事,读书人不小心犯了帝王或官长的讳,轻则丢官下狱,重则丧命灭族,这种惨剧史不绝书。还有避不胜避的家讳。

《红楼梦》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说到:冷子兴告诉贾雨村,雨村所教的女弟子林黛玉的母亲,“即荣府中 (贾)赦、 (贾)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雨村听后不禁拍案笑道: “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 ‘敏’字,皆念作 ‘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 ‘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这就是家讳——对尊长的名不能说,也不能写,实在避不开的,要改变读音来念,写的时候要缺最后一笔两笔不写,以示避忌。

跟别人交往,先要了解他的家讳,以免不小心触犯了,既得罪人,又显得自己缺乏教养。其实,这种习俗的流风余韵直到今天还有残存,比如有些传统家庭给孩子起名不能跟家族中的长辈重字,讲究的甚至连同音字也要避;在外谋生的孩子给家中写信,信封上不能直接写父母的名字,而要写 “×××家中收”之类。

避讳有种种办法,除了缺笔、空字等等之外,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比如汉高祖名叫刘邦,“邦”字就改用“国”字,以至于《诗经》中的“邦风”都改成了“国风”,一直传到今天,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一律称作“邦风”,犹存其原貌。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世”字就改用“代”字,“民”则改用“人”,于是“三世”变成了“三代”,流传至今,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把“民风”改成了“人风”,幸好这一改称后来没有被接受。

东汉明帝名叫刘庄,为了避讳,以“严”代“庄”,于是“庄周/庄子”被改称为“严周/严子”,“庄光”(字子陵)被改为“严光”,遂使至今只知有严子陵(就是东汉光武帝的好友、隐居富春江畔不愿出仕的那位高士,至今浙江桐庐富春江边犹有严子陵钓台、子陵滩等遗迹),不知其原来是庄子陵。

汉文帝名叫刘恒,“恒”要改叫“常”,“恒山”改称为“常山”,连同音的月宫女神“姮娥”也改成了“嫦娥”,如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嫦娥”原来本名叫“姮娥”了。汉景帝名叫刘启,“启封”就改叫做“开封”,也是一直沿用到今天。

历史上这种例子不一而足。宋人笔记《籍川笑林》中记载了一则笑话:“五代时冯瀛王门客讲 《道德经》,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道’字是冯名,乃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瀛王就是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的冯道,门客为了避他的名讳,碰到“道”字统统来个“不敢说”,真是令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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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嘉名”中的寓意

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的人已很少会同时拥有名和字了,一般都只有一个“名字”。不过取个好名字的愿望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美好的名字,至少会给人以一个好的第一印象。那么如何才能取个“嘉名”呢?好名字应该符合下面一些条件:一是优美,最好有点诗意;二是独特,要避重名,不落俗套;三是好念,忌用怪字僻字;四是好听,念起来有音乐美;五是易写,笔画不宜太多;六是易记,让人一见难忘;七是有味,最好意蕴深长,耐人寻味。

现在重名太多,有时同一个单位或班级就有重名的,称呼起来实在不方便。笔者还遇到过老师与学生同名的,上课的时候很尴尬。所以取名最好能避免重复。当然,中国人口那么多,要做到完全不重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现代如此,古时也一样。

北宋朱彧的 《萍州可谈》里记载过一个趣闻:王安石晚年住在金陵,作过一首 《谢墩诗》: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原来他住的地方正是东晋名相谢安的故地,其地有谢公墩。谢安字安石,王安石名安石 (字介甫),所以他说 “我名公字偶相同”。古人重名的也很多,我们今天取名也只能力求不要重得太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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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要追求独特,但不能怪异。据报载,江西籍公民赵志荣得子,取名“赵C”,称以 “C”开头的英语单词为数众多,可使赵家人丁兴旺,又说希望儿子把英语学好,且 “C”是英语单词“中国”的首字母。这个名字够独特的,估计重名的概率很小,但是后来报户口、做身份证却都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不像中国人的名字。我国的相关规定不允许在名字中出现外文字母。

还有的人为了避免重复,专挑字典里的冷僻字给孩子起名。笔者就碰到过两个单名 “龑”的学生,这个 “龑”字估计很少有人念得出。实际上这个字是五代时南汉国的开国君主刘龑(yǎn)为自己造的字,就像武则天为自己的名造了个“曌”字一样。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刘龑初名岩,后改名为陟。建国后的第九年,有一条白龙出现在南宫三清殿,于是改元叫 “白龙”,又把自己的名改为龚,以应龙现之祥。但是有一个胡僧告诉他说: “谶书上说: ‘灭刘氏者龚也。’”于是他就取 《周易》 “飞龙在天”之义造了一个 “龑”字,音“俨”,用作自己的名。这个皇帝的迷信和无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还有一个 “赟(yūn)”字也常常被用作人名,尤其是单名,男女皆有。这个字有文有武又有贝,意思是“美好”,真是一举多得,堪称“嘉名”了,可惜的是很少有人念得出。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方言学家曹志耘教授,本名叫曹志赟,可能是因为觉得“赟”字太生僻,别人大都不会念,就自己改成了“耘”,志耘——志在耕耘,多好的名字!

名字是供人称呼的,所以要易认、易念、易记,忌用冷僻字。像著名学者马一浮先生的名字,就既简单易记,又独特新颖。还有一点也应注意,就是最好不要用多音字,像王重民、潘重规、刘长卿、唐长孺这些名字,究竟是念zhòng还是念chóng,cháng还是zhǎng,有时真叫人无所适从。

此外还应注意谐音问题,就是要避免让人联想到难听的字眼。有些名字字面看起来挺不错,用方言念也不成问题,但是一用普通话来念就不好听了;还有些名字,用普通话念没问题,可是一改成方言,就不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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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归纳过古今人取名字的几种常见类型,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或可聊供年轻的父母们参考。

一曰经典型。这是传统社会里取名字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其好处是文化底蕴深厚,给人以典雅之感。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应该是行辈,东与润之则名、字相应,典出《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取最后一句的东和润、之三字。

无独有偶,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复旦大学已故教授朱东润先生的字也是出自这句话。据说朱先生谱名属“世”字辈,名世溱。 1906年(十一岁)入幼幼小学(初等小学)甲班,从汪民甫先生读《左传》,甚得汪先生器重,并蒙字以“东润”。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作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典出《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尧应该也是行辈,名和字则取了“蔽芾甘棠”句的后三字。巴金是他的笔名。美学家王朝闻,显然是出自《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

二曰寓意型。这也是常见的一种取名方式,就是在名字中寄寓了各种特定的含意。比如孔子给长子取名叫孔鲤,字伯鱼。据说孔鲤出生的时候,正好国君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孔子觉得很光荣,于是就取了这个名和字。伯就是伯仲叔季的伯,指兄弟中排行最长的。邓朴方的名字据说是刘伯承元帅给起的,取 “质朴方正”之意。后来弟弟邓质方出生的时候,邓小平说,这就不用再麻烦刘伯伯给取了,就叫质方吧。

还有以出生地或出生时辰来命名的。比如清代朴学大师、嘉定人钱大昕,大概是生于早晨,因为昕是 “日将出”的意思 (见《说文解字》)。现代名人叫寅初的有好几位,比如马寅初、董寅初,大概都是生于寅时初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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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时代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这往往会在名字上留下烙印。比如东晋南北朝人取名喜欢用“之”字,翻开《晋书》《宋书》《世说新语》等古籍,叫“××之”的人是成串的,像顾恺之、王坦之、王彪之、张玄之、羊玄之、温放之、袁悦之、祖冲之,等等。甚至有祖孙三代一路“之”下去的,比如王羲之的五个儿子叫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徽之的儿子叫王桢之。

今人也有不少仿此格式起名的,如朱穆之、王忍之,等等。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人们还喜欢用佛教词语取名,菩提、菩萨、罗汉、弥陀、文殊、师利、普贤、药王、罗侯、罗云、迦叶等等,不一而足。为此,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 《南北朝人名与佛教》。看了这些人名,令人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风至唐犹存,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不就是佛教人物吗?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许多人的名字也显露出宗教的色彩,比如民国时期的各界名人符保卢、马约翰、洪煨莲、赵萝蕤等等,正如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 《语言与文化》中所说:“即使你没看见过他们本人,单从他们的命名,就可以推知他们是曾经受过洗礼的人物。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们常常用道、德、仁、义、忠、孝、礼、智、诚、信、儒、卿一类的字来取名,台湾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这一传统。上世纪50年代叫建国、建军、解放、强国、国强、胜利、援朝、跃进、红旗一类名字的特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放眼四海,胸怀全球,仰望星空,豪情满怀,名字也越起越大,亚洲、世界、天宇、宇宙、宇航、航宇等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层出不穷,还有叫雨果的,公然把世界级文豪的大名也“拿来”了。甚至有非复姓而取日本式的四个字的名字的,也不鲜见。真是百花齐放,琳琅满目,无不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曰巧妙型。著名学者金克木,历史地理学泰斗陈桥驿,画家关山月,作家茅盾、马识途、路遥,词作家阎肃,中科院院士钟南山,等等,都属于巧妙型。更有妙者:夏商周、周秦汉——三个相连的朝代名;丁壬癸——十个天干中的三个;钱钟书——一辈子钟情于书;父亲叫陈诗经,女儿叫张楚辞……令人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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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家族型。这在传统社会里是常见的一种取名类型。著名的如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后人的行辈。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 (清代避帝讳,弘改为宏,胤改为衍),供起名用。后经明崇祯、清乾隆和民国八年三次添补,接以如下四十个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目前在世的大概以庆、繁、祥、令四辈为多,迄今已知的最小辈分是“钦”字辈。以前一些较大的姓氏往往都有自己的行辈用字,一看就能知道某人是属于哪一辈的。此风俗在海外华人社团往往还被较好地保留着。

六曰随机型。搜索枯肠仍然想不出合适的名字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把给孩子取名的特权委托给冥冥之中的随机性。比如北大教授、语言学家蒋绍愚先生的孙子叫蒋文渊,据说是蒋先生闭着眼睛随手在书架上抽一本书决定的,抽到的刚好是文渊阁 《四库全书》,那就叫 “文渊”吧。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汪维辉,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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