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惊蛰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雷声轰响，叩震万物，预示春归大地，人间青葱。节气之中，它是“有声有响”的，轰轰烈烈，惊醒的“蛰”即小虫，从此跨入新的生命序列，迎接新的成长季节，桃红李白，春和景明。这一节气所蕴含的自然人文气息，也引发作家杜阳林的创作灵感。

2020年12月10日，国内一线纯文学刊物《十月》推出最新一期。在推出的两个长篇中，其中一篇是来自四川作家杜阳林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惊蛰》。2021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惊蛰》单行本。7月7日，《惊蛰》单行本首发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杜阳林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他又是如何从一名曾经的媒体记者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在研讨会召开之前，封面新闻记者也对杜阳林进行了一番专访对谈。

封面新闻：《惊蛰》这个小说以主人公凌云青四岁到十四岁的成长经历为脉络，串起了“川北观龙村”一户凌姓人家的十年故事。这里面有真实的影子吗？这里面有你们家乡真实的状况吗？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杜阳林：《惊蛰》小说里的某些人物，在我的家乡是有现实原型的，但“文学创作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即使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也会进行艺术加工，小说中有“真实的影子”，却无法“一一对号入座”。“川北观龙村”是虚构的村名，但我也曾在一个与小说观龙村相似的村落里，从呱呱落地，长成一个少年，然后幸运地上学，去往城市。虚构的观龙村，依旧承载着我对故土的种种复杂情感，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有着万千思绪。《惊蛰》里有很多细节，都来自于儿时的故乡记忆，具有写实的意义，比如家乡房前屋后的竹子、土地干旱缺水、家家户户掏红苕挖窖坑、冬天人们用“烘笼子”取暖等等。在写作过程中，尘封的记忆随着情节的推进喷涌而出，原以为生活的记忆像一粒种子，埋在冻土里早已僵死，但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光照和水分，立即抽根发芽，蓬勃生长，展露非凡的力量。对我而言，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但写作时持有的情感，却显出“非虚构”的性质，我在往昔里打捞真实的回忆，又将回忆打散、拆分，重塑为崭新的文本，这个过程便是虚构和非虚构相互碰撞和交融、渐渐达到和谐一致的融洽，这也是我感到写作最为迷人的地方。

“书写让我找到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从前的时光历历在目”

封面新闻：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杜阳林：写作《惊蛰》，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从“起念”到“成稿”，前后有五六年时间。《惊蛰》主人公凌云青的“人生十年”，也是一个贫瘠偏僻小村落的十年变迁，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时光。书写《惊蛰》，让我再度重温了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激情，对未来的希望，对人生的初悟。透过文字的回溯游弋，书写让我找到一把神奇的钥匙，既能让从前的时光历历在目，又能与如今的我血脉相连。

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会花几年时间，在心中一遍遍打磨和润色这个故事，因为它从来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直到真正将它写下来，才让自己更加完整，并且依旧相信，我有着数年前对理想的执着和信念，无畏于当下，无惧于未来。

每一代年轻人，都会面对自身的困惑，直面种种挑战，进行自我的觉醒和突围之旅。“凌云青们”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同频合拍，现已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能否为现在的年轻人带来一点启示，一点指引呢？或者，从精神的层面，对当下迷惘的青年有所鼓舞和帮助？这便是我书写《惊蛰》的初衷——既为了“往昔那一代的年轻人”，也为了“现在的年轻人”。

封面新闻：为什么选择“惊蛰”这个节气名称作为这个小说的名字？

杜阳林：乡村的耕种自古以来注重节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在我有记忆时，便明白农人是“靠天吃饭”的，即使大字不识的农人，也对节气有所认知。春种秋收，老祖宗传下的节气知识准确地指导着耕种收获，而在二十四节气中，我唯独对“惊蛰”最感兴趣。惊蛰时节，春雷轰响，惊醒冬眠小虫，也惊醒了山川万物，我浑身骨骼仿佛也随之鼓满了力量。

《惊蛰》这个书名，不是我苦苦叩求，也不是搜遍枯肠，而是在某一天，它如同一道闪电，一记亮光出现于我的脑海，我明白再没有比它更适合的书名了，因为少年的我，与这个贫寒的村落一道，与我挚爱的家人一道，与痛楚或甜蜜的岁月一道，觉醒、磨砺和成长。所以，“惊蛰”既是那时一个人、一个村庄的苏醒，也是一群人、一个时代的觉醒。

“延续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敏感，尽量让小说有故事、有灵魂、有思想”

封面新闻：在写《惊蛰》这部小说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杜阳林：除了在自己的“记忆库”中进行深刻的翻查检索，我还阅读了小说发生的时段，即1976到1986年间的相关报刊和杂志，这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一种“语感”。那时的村庄是什么样子，人们经历了怎样的大事件，如只从记忆翻检，是不全面准确的，还需要“那时的记录”，对我而言，阅读当年的印刷品，是很好的“返旧之途”。另外，我还悄悄回了几次老家，之所以说“悄悄”，是连此时居于乡间的亲人都不愿惊动，一个人去走走熟悉又陌生的小路，看看变化很大的那块土地，我甚至还想爬上当地的野棉花山看一看——当然最后没有爬上去，顺着山脚找了一通，上山的路已经被丛丛野草埋裹，彻底找不到了。幸好记忆还在，因鲜活的记忆而书写的故事还在。这样一想，多少也冲淡了心中的遗憾之感，更加感谢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封面新闻：你以前是媒体记者，这对你进行文学创作有哪些帮助？

杜阳林：之前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这段时间里，我从事新闻报道，现在想来，当记者写新闻稿，和作家写散文、小说，虽然是截然不同的写作体裁，但都有相通之处，对我如今重拾文学梦，有很大帮助。首先是思维上的助益。当记者时，我养成了“多维考察”、“换位思考的职业特性”，力求写出的每一篇新闻稿，都要客观公正，都要有力度。在面对文学创作时，我会延续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敏感，尽量让小说有故事、有灵魂、有思想。其次是素材的积淀。小说创作是虚构的艺术，但这虚构之中又需要真实生活的原型，之前有过媒体任职的经历，面对过形形色色的人，采访过光怪陆离的事，很多素材都能为我所用。

感谢自己曾为媒体从业者，这样的工作培养了我的严谨思维。以前我所在的媒体对新闻质量要求很高，错一个字、一个标点，语义发生断裂、写了病句等等，都有前辈和老师给我指出，从而让我养成了对文字负责的态度，现在用于文学创作，依旧保持那份初心，严格要求自己。

“文学不是灵丹妙药，但它至少能给我们勇气”

封面新闻：能看得出你对写作很有追求，你的下一部作品是写什么？

杜阳林：我的下一部作品，还是想写乡村，不过是写“现在的农村”。新的乡村，有了通达的道路、有了水和电。光纤和网线入户乡村之后，初看与城镇没什么差别了，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因为时代变化而带来的新问题，我想正视这些问题，面对当前乡村发展遇到的困惑而写作。

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几十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都极为不易。改革开放以来，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的解决，中国人民正在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如何让脱贫之后的农村能发展得更好，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切实提升，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我希望能通过下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写，来梳理乡村现状，以文学的方式来思考和求索“更好的未来”。

也许，文学不是灵丹妙药，无法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它至少能给予我们以勇气，教我们积极思考，并将自己的困惑和苦恼，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去了解情况，形成情感的共鸣。就像作家阿来讲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文学能改变世界，写作终究会让我们的人生因自省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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