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饥饿年代

2020年8月，习近平主席对餐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2021年4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这说明我们餐饮浪费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由国家立法予以大力制止。1949年前，反动政府统治下，老百姓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度日艰难。1949后粮食产量长久没有过关，全国居民只能采用供给制发行粮票。改革开放后，粮食供应逐渐丰富起来，供给制取消，粮食市场开放。随之而来，却出现浪费粮食的不良现象。虽然党和国家三令五申提出“反对粮食浪费”，“厉行节约”的号召，但几起几落粮食消费中的浪费仍然未能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餐饮中摆阔的炫耀消费反映当前经济活动中浮夸的负面现象。同时居民消费中粮食浪费也触目惊心，机关、学校等食堂吃不完剩下的米饭、面条、包子填满泔水桶，外卖餐饮中整盒整盘的饭菜丢弃随处可见。

我国粮食年年丰收，但并不充裕，仍然要有危机感。民以食为天，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的供给是头等大事，经不起风吹草动。据有关报道，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达3500万吨，其中餐饮浪费约为1800万吨，相当于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追今抚昔，回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粮食供应，仍有历史意义。不知往日苦，哪知今日甜，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寇已全面控制上海。居民粮食由汪精卫政权下的上海政府统一解决。供应采取配给制，按人口供应粮食，这就是所谓“户口米”。户口米供应并不满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一个月有一半粮食购到已算不错。粮店里一旦有米面供应，店门口人山人海，甚至要排几天队才能买到。店门口排满了竹椅板凳，有人甚至连席子铺盖都带来了。店里按照排队先后发号码，居民再按照号码大小来排队购买。这就出现了黄牛党，排得好好的队伍经他们多次冲击搞得七零八落，最后排在最前面的却变为黄牛党。黄牛党拿着号码就向居民高价出售，一般要加价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所以当时居民凭户口买米事件苦差事，“轧口米”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有一次粮店供应的米中掺有砂石，这本来是经常现象，但这次是掺的石子是白石子，大小同米一样，真伪难分。居民买去后要花大力气把小石子挑出来，一个上午连一碗完整的米都挑不出来。于是出现了退米风潮，老百姓到粮店要求退米换米，粮店老板只能把大门关上，居民在店外大骂“米蛀虫！米蛀虫！”把店的排门板都敲破。粮店也有苦难言，因为这批粮食是由上头拨下来的。有的时候上海市郊区县也会有人卖“黑市米”，价钱往往要翻一倍，外来贩米者进市区要经过日本鬼子把守的关卡，搜出米来既要没收又要挨打，如果反抗就会被枪杀。所以贩黑市米的风险也挺大。起先贩米的妇女把米绑在肚子上，假装孕妇蒙混过关，时间一长鬼子兵已弄清奥妙，对妇女搜身更为严格。

1950年，19岁的作者

当时我正当少年，在南洋中学（汶林路分校）读初中一年级。开始时大多数学生自行带饭，学校食堂有一个大蒸笼，铝制盒饭放得层层叠叠。学生们的饭菜五花八门。我有时还带去半个杂粮黑面包，当时离家不远的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的哈尔滨、老大昌，隔日会供应不要户口本的黑面包，这些面包掺的杂粮麸皮太多了，硬的不得了，打在脑袋上能起个包，只好放在蒸笼中去蒸。中午除这个面包并无其他配菜。后来学校开了食堂，吃饭不需粮本，同学纷纷介入，我也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在食堂就餐的学生将近二十桌。差不多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二。一桌八个人，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饭尽吃饱。但菜质量很差，荤菜经常是臭带鱼、臭小黄鱼，偶然可以吃到炒肉丝，也是屈指可数的几根。学生年纪小，胃口却大，一般都要吃三碗饭，大家得出经验，盛饭要“一碗平，二碗浅，三碗满”，吃第二碗时不要太满，因为太满吃的时间长，盛第三碗时饭桶已空空如也。吃菜也有窍门，本来饭桌旁有长凳可以坐人，但大家都站着吃。因为当时年纪小手不够长，站着夹菜要快得多。吃菜时是一碗一碗先后吃，当一人夹第一筷，后续七双筷子就伸过来，一碗菜一扫而空。所以读中学几年养成了我吃饭飞快，不到五分钟就了事，而且我也习惯站着吃饭。我妻子经常要说我，“没有人跟你抢，慢慢吃”，但从小养成习惯了没法改。当时食堂放了几只泔水桶，等于白放，没有剩菜剩饭需要倒进去。早晨同学们大多是喝稀饭上学的，上午上过两节课后就饿了，饥肠辘辘，听课都没有心思，云里雾里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熬到中午进饭厅后，说是吃饭，不如说是“抢饭”，各个人都狼吞虎咽。晚上回家后的一餐一般是半菜半粮，黑面粉南瓜糊，红薯稀饭是经常的，有时候还要掺着米糠，因为处在时常饥饿的状态，同学们普遍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天一冷，寒风一吹，耳朵手脚都长满冻疮，而且疾病抵抗力很差，不少同学得了肺结核，由于当时缺少特效药，长期不能治愈，只能退学。

想想往昔时光，当今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真是十分可贵，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杜绝食物浪费，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

不向侵略者低头

淞沪战争后，日本军队霸占了上海大批土地，原址在大木桥的南洋中学也在其中，南洋中学有相当宽敞的校园和优美的环境，日本兵把它变为军营，学校只有被迫迁址。总部迁至盐业大厦，分部迁至汶林路（宛平路）。1942年暑期后，我就在那里读初中一年级，汶林路分校坐落在一栋四合院内，三层楼房子，三个年级共六个班，由于缺少活动场所，体育课也没有，课间休息只能在马路边上溜溜步，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男生中不少人就在马路上踢球。当时我们踢的是一种橡胶小皮球，拳头样大小，价格便宜，一、两块钱一个，可踢个把月左右。虽然汶林路比较偏僻，来往行人、车辆稀少。但终究是公共场所，老师再三告诫我们不要妨碍公共秩序。于是喜爱踢球的学生到处寻找新的场所。汶林路、衡山路交界处有一个小小的衡山公园，绿草如茵，条件很好，但公园的看守人要赶人。毕卡弟公寓房有一个大运动场是白俄人所有，用来打棒球，四周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入。

汶林路当时属于法国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英租界统统被日本兵侵占，而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和德、日、意同盟国站在一起的，所以法租界暂时还没有日本兵。枫林桥是法租界同日占区的分界线。枫林桥现中山医院那一带都是农田，秋收后稻田、晒谷场到处可见，踢球非常方便。有一天一位同学借来一个小足球，这种球比正式赛场上的足球要小一号，但比我们经常玩的小洋皮球要大得多，七、八个同学在下午课后结伴前往枫林桥而去。枫林桥口子上，有一个日军岗亭，行人经过那里，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行鞠躬礼。那天我们经过时正好日本兵对带包裹的路人搜身，我们一群孩子一下子就溜过去了。在中山医院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块晒谷场，把书包衣裳放成两堆作为球门，大家尽兴踢起小足球，直到夕阳西下方才收兵，大家兴高采烈得踏上回家之路。又遇到了枫林桥的关口，大家想用来的时候采用的方法溜过去。正当我们走过岗亭六、七步路之际，突然后面日本兵大声嚷嚷，用枪逼着我们退回，他摆开八字脚，握着步枪神气活现，我们只好向他鞠了一躬，总算过关。此时此刻大家心中充满着屈辱和愤怒，一方面感到作为中国人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自由，还要向侵略者低头。另一方面感到日本人宣传的“中日友好”，“中日亲善”都是骗人的假话，日本侵略者就是把中国人当做亡国的奴隶，大家心中充满激愤。也更明白只有把日本侵略者打败，赶出中国，我们才能自由奔跑翱翔。

勇敢的奋起一击

我初一班上有一位从徐家汇来的同桌，他家里是农民，姓姚。因为营养不良，大多数学生都是面带菜色，而他却是红光满面，身体健壮。可惜他幼儿时是兔唇嘴，唇缝过针，但缝痕清晰可见，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绰号叫“豁嘴”，而他的名字却无人喊起。开学不久，学校通知把原来每周十二节的英语课让出一半给日文课，这引起同学们普遍不满，认为这是奴化教育，但在日寇势力范围内的教育也无法摆脱这种安排。第一堂口语课是一位衣冠楚楚的日本老师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日文字母，教我们学日文中的片假名、平假名。课后“豁嘴”同我讲要给东洋赤佬“吃几生活，拔伊点颜色看看”。当时我还认为他是说说而已，没有当真。第二天上日语课，当日本老师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字之际，“豁嘴”从书包中掏出一只大乌龟站起来，向日本老师奋然一击，乌龟打在黑板上，声音很响，前排学生不知发生什么，后排学生看得清清楚楚，大家目瞪口呆。平日忠厚老实，功课不佳的农民子弟却有那样的血性气。“豁嘴”口中念念不断地讲：“可惜可惜，无末掼勒东洋赤佬格骷榔头上”。日本老师面孔铁青，捡起乌龟，跑到训导处告状。训导处主任姓朱，我们背后叫他“大猪”，专门拿硬木戒尺打人。大朱气势汹汹冲进教室，大声责问“谁干的，站出来”，课堂一片寂静，无一人应声举报。大朱说既然大家不讲，那么从第一排开始打起打到有人举报为止。此时此刻，“豁嘴”一下子站起来说：“是我干的，你要怎样！”大朱用戒尺打他手心，每打一下，就问“你认不认错”。“豁嘴”一声不响，继续挨打，一共打了八下，就不认错。最后他用力一把推开大朱叫着“老子不念了”。随后拿起书包推开教室大门，扬长而去。

少年中学生的大无畏精神值得钦佩，他代表中国新生一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当他离去时，课桌中还有两本书忘记带走，我拿起放在我的书包中，在初中时代一直珍藏着。对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可惜从此之后一直没有再见过他。（周文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