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扬子晚报

第六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每年的12月13日都是我们全民以沉重的心情缅怀逝者、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日子，而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尤为特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他们经历战争的恐惧、承受失去亲人的苦痛，然后用整个余生都在为那段历史真相公布于世而奔走。

近日，夏淑琴、葛道荣、岑洪桂、马庭宝、陈德寿、艾义英、石秀英、傅兆增八位幸存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紫牛新闻记者采访，尽管他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白发老人，尽管他们“眼睛都哭坏了”“耳朵听不清了”，甚至“每讲完一次那段历史就好几天都睡不着”“每来一次纪念馆都难受得想流泪”，但面对媒体他们毫不犹豫地掀起身上的伤疤，对着镜头坚定勇敢地表示：“我还能再讲一次”“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希望有生之年能等到日本政府承认、道歉”“盼着年轻人一定要铭记历史建设祖国”……

视频↓↓↓

夏淑琴

（90岁，1937年她只有8岁）

看我腰上和背上的伤疤，82年了

“我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给你们看”，采访现场，夏淑琴老人说到激动处撩起衣服将腰上的刀疤展示给记者看，然后她愤愤不平地发出灵魂拷问：“七口人！我们家死了七口人！日本人这么狠……我们这些老人都快死光了他们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我真是没想到！日本人太狠了……”

“我活一天就要告一天，不但为被日军屠杀的家人，也为身后30万的死难同胞。今天，我终于在国内打赢了这场官司，但这还不够，我还要在日本告倒他们（日本右翼）”，当年夏淑琴在南京起诉日本右翼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提起的此类诉讼。

“我家9个人，死了7个，我永远不能忘掉”，夏淑琴提起那段历史还是终身难以释怀，“我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日军进攻南京前，夏淑琴家里有9口人，外祖父外祖母都70多岁了，小妹妹夏淑芬年仅1岁，一家人住在城南，“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芸，全家7口当时全被日军杀害，我和妹妹是被人从死人窝里拣出来的两个孩子”。她回忆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敲门，父亲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人却被当场枪杀，紧接着1岁的小妹妹、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相继被杀，“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的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姐妹俩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先后被“老人堂”和舅舅收养，12岁开始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

一生坎坷的夏淑琴老人被问到目前的生活她感慨：“我已经活到90岁了，我生活自己还能自理，工资能拿到4000多，够用了。我虽然没读过书，这么多年下来能生活到现在这样的好要感谢国家。从当时我们全家剩下两个，到现在我们家里几辈共有20口人，都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活着等到日本人承认南京大屠杀，向我们道歉”。

石秀英

（93岁，1937年她只有11岁）

家里建了个群，资料我都会发给他们

“1937年，当时我家住在七家湾牛首巷，家里原本7个人：父亲，母亲，二姐，哥哥，弟弟，妹妹，大姐石玉珍当时已经出嫁，父亲石长福47岁，是做生意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段往事石秀英老人讲了很多次了，但每次讲起来还是心痛难忍，她回忆当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全家躲进了上海路附近难民区的一间芦席棚子；12月13日父亲送姐姐去姑妈家；12月17日父亲再次出门去姑妈家给姐姐送点酱菜……那一次出门，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三个月后一个亲戚告诉我们，他在水西门看见日军在刺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像是我父亲，等日军走后那个亲戚从躲的地方出来过去看，看到果然是我父亲，他身上被刺了三刀，我父亲被日军杀害了。而我的大哥石坤宝那时19岁，被日军抓上卡车拉走后失踪”。石秀英永远记得当时哥哥被带走的情景，“我弟弟当时9岁，哥哥原本带着弟弟，日本人把我哥哥带走，他就对弟弟说：你先回去，哥哥一会儿就回来”。父亲没有回来，哥哥没有回来，后来母亲一个人靠洗衣服、倒马桶带大了几个年幼的孩子。

为了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石秀英老人曾赴日本作证，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再次说起那段历史，眼神痛苦地坦言自己对日军的仇恨是有的，但现在她在中日两国间奔走讲述历史就为“倡导中日友好，希望和平，反对战争”。陪同石秀英一起来的女儿王秀云告诉记者，家里建了个群，“我妈妈他们姊妹多，有的在外地，上海的贵州的，现在一旦有什么新闻参加什么活动我都会把资料留下来，然后都发到群里，要把这些历史传下去”。

陈德寿

（88岁，1937年他只有6岁）

姑妈被刺死前，连碗糖水都没喝到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还小，才六岁。当时我家住在三山街天京街古钵营，我家中有八口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我，姑妈带着小表弟、小表妹与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母亲25岁，怀孕快生了”，88岁的陈德寿老人当年只有六岁，但他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一天上午一个日本鬼子拿着一枝长枪来到我家。家里人毫无准备，祖父、祖母拿出香烟糖果给他，他不要，到处找姑娘。当时，姑妈抱着两岁的小表妹，手挽着四岁的小表弟，日本兵见了姑妈就要拖，姑妈死活不从，她把小表妹放下，让奶奶抱着，她与鬼子推推搡搡，日本鬼子恼羞成怒对她连续剌了六刀，然后扬长而去。姑妈倒在地上，她说：妈妈我太疼了想喝碗糖水，奶奶刚从后面房子里端糖水过来，她就没气了”，陈德寿说这个画面在自己年幼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太残忍了，一个年轻的好好的生命，就这么没了，死前想跟妈妈要碗糖水都没喝到”……

几天后，家里没吃的了，而这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每天都有日本兵上门，“后来舅舅找了个亲戚送我们去安全区。我们是夜里去的，外面下着雪，一路上多次被尸体绊倒”。他回忆姑妈出事的时候父亲陈怀仁不在家，“那天鬼子在天青街放火，街坊邻居去救，父亲也去了，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后来街坊告诉我祖父，说我父亲被鬼子杀了。当时鬼子要我父亲跟他们走，我父亲说家中有老有小不能走，就被戳死了，刺刀是从太阳穴刺进去的颈部也被刺了一刀。当时有街坊在三山街承恩寺看到他的尸体被放在防空洞里。40多天后，祖父与我舅舅去收尸，埋到中华门外”。

尽管怀有深切的家国仇恨，但陈德寿却不忘跟大家强调“日本人也有好人”，“当时我妈妈生完孩子熬到第六天，来了个日本兵，他会说中国话，他跟我爷爷说他家里是开店的，被征兵来打仗也是没办法，他听我爷爷讲了我家的情况后，带了我爷爷出去找了口棺材把我姑妈收殓了，又给我爷爷找了点饭菜带回来，他没讲姓名就走了，所以我说日本人不全是坏人”。2014年、2015年他两次赴日本作证，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日本民间老百姓对我们很友好，他们很多人也是战争受害者。所以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反对战争、珍爱和平”。听起来老人好像挺理智，但陪同他一起来的女婿告诉大家，每次公开讲述那段经历后，老人回家好几天都睡不着，沉浸在压抑悲伤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岑洪桂

（95岁，1937年他只有13岁）

2岁弟弟被活活烧死，那哭声82年还在耳边

“我家是1930年从苏北老家逃荒来到南京的，当时我父母亲带着我和二妹、二弟、三弟，住在南京汉中门外北化厂街城墙边，靠做苦力为生”，岑洪桂老人回忆起一九三七年那场大火仍心痛不已，“日军火烧汉中门外城墙根的稻草房，父母带着我和二妹、二弟逃出火海。当时，未满2岁的三弟岑小三在屋内睡觉，因日军阻止父母返回屋内，三弟被活活烧死”。当时他也只有13岁，日军将他推入火海，“我的裤腿被点燃，腿部被烧伤，至今留有伤疤。当时，日军向抱着二妹的父亲开枪，子弹从两人中间穿过，将二妹岑洪兰的下巴打伤，鲜血直流。然后，日军将父亲和其他几名男人带走，让他们寻找‘花姑娘’。我带着受伤的二妹、母亲和二弟，一起躲到了城墙边的防空洞内避难。父亲命大，返回汉中门，在防空洞找到我们”……为了活命，他们全家连夜跑到下关江边，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渡江，“我们逃到江北浦口，走了十多天的田间小路，回到安徽邳县老家”。

82年过去了，但岑洪桂一直难以忘怀被活活烧死的小弟，“他还没到两岁，连大名都没取呢，我当时在外面听到弟弟的哭声，这么多年那个哭声还永远忘不掉”。2015年，岑洪桂曾出访日本长崎、熊本和福冈3个城市，跟当地民众交流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当时有年轻的日本学生问我：你们怎么证明屠杀？有那么多人吗？我就回答他们：希望你们都去一次南京，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亲眼看看，那里有证据。我们有证人证词，历史就是历史”。他坦言年纪大了，不知道能再过几年公祭日，“但我希望我能等到日本政府承认、道歉，我等着”。

马庭宝

（84岁，1937年他只有2岁）

父亲他们被带走便再无踪迹……

那一年，马庭宝老人只有两岁，他是亲历者，但很多史实是家人后来一点点告诉他的，“在1937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难民区和母亲玩耍，一大批日军闯进难民区，我的父亲马玉泉、二姑爹杨守林和大舅温志学以及(叔伯父马玉宏)许多青壮年村民被日军抓到下关江边集体屠杀，我由于年幼没被日军抓走幸免于难”。

“我父亲、舅公和二姑爹被日军用绳子捆着押上了卡车，那些日本兵嘴里还喊着：苦力的干活！”马庭宝回忆当时一同被抓走的人数量很多，几辆大卡车被塞得满满当当，而他们一去便再无踪迹。“听当时的大人们讲，被押走的难民是被拖到下关江边集体射杀了。”父亲遇难后，母亲为了孩子能够继续活下去，改嫁给了大伯父，后来又生了三个弟弟妹妹。家庭重组后，生活仍然艰辛，伯父和母亲靠沿街摆摊做小生意养育五个儿女……

马庭宝老人提到自己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仪式感到激动又欣慰，“真的激动！很激动！我们经历过战争、死亡，后来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也过来了，我们比现在的年轻人能理解苦日子，现在国家的强大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国家变化太大了！比如我一个普通工人，退休后每月有4000多块退休金，真的非常幸福知足。”说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他感慨：“现在82年过去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后人们放下仇恨的同时能牢记历史，同时希望日本政府能早日正视、承认南京大屠杀，不要一错再错。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再无战争”。

艾义英

（91岁，1937年她只有9岁）

拜托你们去跟家人讲邻居讲同事讲……

“我父亲他们的名字都在‘哭墙’上，现在我眼睛哭坏了，看不清了，但每次来纪念馆我都会去那儿看看他们”，91岁的艾义英老人不识字，但父亲的名字她认得，“而且我家姓艾，我们家里大屠杀中死去的人都排在‘哭墙’最前面，大家走过去最先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说到这儿，老人的眼眶又湿了，她说自己每次来纪念馆心里都非常难过，每次面对媒体讲述这段历史也会让自己回去好些天都难以平复，但她每次都义无反顾地前来参加，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向媒体讲述，媒体问得小心翼翼，生怕戳到老人的伤处，但她却反过来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把这些真实的历史传播出去，我也拜托你们年轻人，去跟家人讲、跟邻居讲、跟同事讲、跟朋友讲……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历史的真相”。艾义英老人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她的孩子们从小就听她讲那段历史，然后再继续传下去……

“我娘家住在许巷村，家里有五口人，我们姊妹三个，我弟弟艾义贵，1937年时才两岁。家里以种地为生，生活很苦。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家里挖了个地洞，里面放粮食以及腌的咸鸭、咸鸡、咸肉，我们晚上就在里面睡觉，听到外面砰砰的枪炮声”，艾义英再次回忆起那一年，“冬月14那天日本人来了。当时我妈妈出去了，父亲就带着我们躲到山上。一天中午日本人来了，逮鸡子，我父亲还帮他们逮。第二趟他们又来了，把我父亲他们拖走了，一共拖去七个人，我父亲当时37岁，还有叔叔、堂哥、姑爹、表叔都被拖走了”。她记得当时自己拉着父亲不让走，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父亲回答说是去帮日本人搬东西，过不了多久就回来”……然后那一走，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家里这些成年男性都被日本人残害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村民来报信说艾家一门七个人在平家岗都被杀了，我们都哭了一起去看，我姑爹手都被戳通了，一个堂哥浑身都是血受了重伤，其他全死了，都是被刺刀戳的”……艾义英说自己每次在“哭墙”上看到父亲的名字都会难过得无以复加，“我只认得父亲的名字，因为没读书，当时如果父亲没死，他说那年就要送我去上学了”……

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了这么多年，艾义英后来也去了日本参与讲述历史真相，她一方面对于日本民间团体所释放出的善意表示欣慰，同时也对日本对于历史的态度表示遗憾，“我在日本的时候也问他们：日本政府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如同美国人不承认投放原子弹，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能接受吗？”

葛道荣

（92岁，1937年他只有10岁）

整理了一份10万字的“传家宝”

“1937年12月18日，我在汉口路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内南院楼下教室内，被闯入的鬼子重打耳光并用刺刀刺伤右腿，留有伤疤”，82年过去，当年的伤口还依稀可见。昨天92岁的葛道荣老人带着两个儿子来到纪念馆，这么多年来，他到各处参加活动都带着两个儿子，除了必要的日常照顾外，他也想让儿子对当年历史一遍遍有更深地体会，“1937年时，我的叔父葛之爕53岁，1937年12月14日夜晚在华侨路高家酒馆22号家中被三名鬼子闯入杀害，面目皆非。舅父潘兆祥55岁，1937年12月挑了行李至下关，被攻城的鬼子杀害。舅父王钧生33岁，1937年12月在煤炭港做工工地上被侵入鬼子杀害”。

上世纪8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南京市档案馆等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登记，葛道荣像其他1000位幸存者一样有了自己的编号：37。自那时起，他的生活中多了一项新内容：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向世人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故事，他去过工厂、社区，还有幼儿园，“我那时候的编号很靠前，37号，这些年，我眼看着幸存者越来越少，一个个相继离世”。他希望自己能够把前事不忘、铭记历史的使命继续完成，“我希望下一代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也希望不再会有战争。”葛道荣夫妇有四个儿子，他给每个儿子准备了一份“传家宝”：他将日军入侵南京城后的亲身遭遇亲自整理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册子，取名为《铭记历史》。除了将手稿交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保管外，他还作为“传家宝”为子孙们每人印制了一份，“幸存者越来越少，但我希望后人要永远铭记”。

傅兆增

（83岁，1937年他只有1岁）

这就是当时被子弹打中留下的疤

“这就是当时被子弹打中留下的疤，名副其实的”，采访现场，傅兆增老人用颤抖的双手卷起裤子，让记者拍摄他大腿上的伤疤。现场傅兆增回忆起从小听到的当时那段经历，1937年当时自己家住在长乐路，“日本侵略南京的第二天，南京市内简直成了火海，到处都发生了火灾。当时我家是做裁缝的,父母差不多都在家里干活，日本人放火的事完全不知道。母亲以为是一般的火灾，就抱着我到家对面的广场去看情况。那时二姑也在一起。在去广场的路上看到日本兵从377号出来。日本兵见到我们就追了过来，接着开始向我们开枪，子弹在我和母亲中间穿过，打中了我的腿”……

当时母亲按着他负伤流血的腿,和二姑一起朝斜对面的理发店逃去。接下来二姑被日本兵的枪打中，当场就死了。母亲拼命地逃，理发店在394号，是一对老夫妻开的店，“后门外有条路可以一直逃到家里。我们逃出理发店后不一会儿，日本兵也来了，埋伏在大门后面等人来。理发店的男主人来到大门附近时，藏在后面的日本兵出来了，用刺刀猛地从后面扎死了他。母亲抱着我跑过四五家人家，一直跑到我家的后院。我家的院子有墙，母亲跑到墙角，抱着我不能翻墙，就踢倒了墙，打开一个洞，好容易进了家”。他后怕地表示如果那时子弹打中胸膛那多半自己就死了，“后来我家去了山西路的难民区避难。后来听说，在母亲和二姑带我去的广场上全是尸体,非常凄惨，三四亩大的广场上排着几百具尸体”……

也正因此，傅兆增表示自己在感情上怎么都不能原谅日本人，“组织幸存者去日本的活动，我身体不好婉拒了，在感情上我不想去。除了战争，他们还赖皮，真实的历史居然不承认，这个我对他们还是很反感的”。经过了那样惨痛的历史傅兆增也还是很坚强，他始终牢记人性中的光辉和坚韧，“留在印象里的是，我家附近的大婶们尽管家里人被杀了,但还是经常把自己做的酱菜送给战败投降的日本兵。父母经常教育我说：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你，因为体验过生命的宝贵，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珍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