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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女儿帮助妈妈的故事。妈妈60岁，不识字是她心底最深的隐痛，贫穷无法上学的家庭，被生父遗弃，命运的一部分被长久地困在原地。偶然机遇，作者开始带着妈妈识字，60岁的老人家第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横撇竖捺间，妈妈慢慢变得开阔。

识字这件小事

我的妈妈李萍60岁，是个地道的“睁眼盲”，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不会写。她用手机只能收发语音；坐公交就会紧盯着两边后退的风景，以免错过她记牢了的参照物；看电视的晚上，她几次把我们从紧张的剧情中拽出来，“啥？”“他说的啥？”她看不懂字幕。

小时候家里安装了座机电话，对妈妈来说是个摆设。她把不识字延伸到了每一个和字、和数字相关的事物中，觉得自己不认识，也学不会。后来哥哥给她设置了快捷拨号“按数字几，再按一个黑键”，就能打到她的姊妹家去。

我去北京上班后，过年回家买给她一套水、乳、洗面奶三件套。她用了一个礼拜后跟我抱怨：“你买的啥擦脸油啊，越用越干”。我这才发现，她把洗面奶当成了乳液。

2020年春节假期，因为疫情，我一直买不到从新疆回北京的机票，在家磨得心焦。妈妈也无事，宅在家里看短视频，从前看不懂的文章被短视频里的人聊天般说出来，这一下使她来了兴致。她把《小聪明和大智慧》《鸡蛋你吃对了吗》《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的短视频一条条地发在家庭群里，叮嘱我们一定要看。

有一天，妈妈忽然开始问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她问我，问哥哥姐姐，问父亲，问表妹，问姨妈们。然后给出她的答案“原来我一直都没有梦想，悲哀！”。

妈妈的变化让我吃惊，我开始琢磨着教她认字。我在各个网站上转了一圈，想买本教材，发现都不往新疆发货。搁置了一阵，等我回北京出租屋，买下一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本各两本，一本留在我的手边，一本发快递寄给她。每天下班后，我用手机视频教她识字。

我问妈妈要不要学拼音，她立刻摇头道：“学那干啥，我只学认字就行。”我觉得也对。

刚开始一天学三个字，一周之后就变成一天五个。每天写五个生字，一篇课文读三到四天。还有古诗。

我说：“曲项向天歌。”

她说：“屈项向天歌。”

我说：“曲。”

她说：“屈。”

妈妈是河南人，口音多平声，她哪怕照葫芦画瓢地蹩脚说普通话，仍然难以踩准音。

“一家人在一起虎打虎威的，多好。”有次，她一边干活一边跟人大笑着说道。我知道她想说的是“风风火火”，对她说：“应该念狐假虎威，这个词的意思也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以后别用了。”妈妈笑呵呵地说好，没过几天，我跟着她去四姨家串门，她坐在桌子跟前端着碗说，“就是，一家人虎打虎威的多好”。

我们这群小辈陆续工作后，大部分都离家比较远。四姨说表弟海海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妈妈回应，“棺材（官差）不自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她就这么一意孤行地说了好多年。

我决定把教汉字的进度放缓，让她开始学拼音。26个拼音字母，每天学三个。

汉字在生活中天天说，她很快可以对号入座，拼音对她来说可就太难了。她听不出“k”和“h”的区别，茫然地问我，“喝酒的喝吗”“都是喝酒的喝吗”“不还是喝吗”？我说“ang”“eng”，她跟着读“ang,ang”。教到第30遍，她仍然把“a”的三声读成“啊哈”。

我失去了耐心，并不放缓进度，让她不会了逮谁问谁。她拿去问父亲，父亲摇着头说，“我没学过拼音，都是用五笔”。她只听进去前半句，信心大增地对我说，“我学的你爸都不会，现在改我教他了”。

相比学拼音的磕磕绊绊，妈妈在学汉字时反而找到了许多乐趣。

她指着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小——青——蛙，大——眼——睛，哈哈哈哈，是你吗？”我佯装生气，用她说的大眼睛翻了她一个白眼。她更加得意。

“林，这个我知道，（你表弟）明明嘛。”“朱，（之前打工的）那个饭店的老板嘛。”她好像一夜间打通了任督二脉，是开窍的脉和巨大学习热情的脉。

我给妈妈布置作业，生字一天写5个，一个写10遍。她几乎把每个字都写了15遍20遍，写得生字本边角都翘起来，她实在太用力了。

图 | 妈妈写的作业

妈妈一遍遍地读《静夜思》，读《悯农》。早晨6点就起来朗读，晚上11点给她打电话，她还在埋头写生字，懊恼地说，就是有点眼花。“这些句子我可想读啦，都很熟悉。”她指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说“不就是你们小时候背过的嘛。”

妈妈扬言一年内要从一年级学到三年级，她没有耐心听我讲解笔画，自作主张地大规模修改学习计划。第一天晚上打开书，她就照葫芦画瓢地在语文课本的第一页“画”出那句话，“我是中国人”，“国”字里面的一点被涂得又大又黑又圆。

我很生气：“你不要自作主张，现在什么都不会，我教什么你就学什么。”

“这三个我会。”她指着识字的第一篇，“天、地、人”。

妈妈说，自己不知怎么就认识了的字，但也只认识这三个而已。

图 | 妈妈来北京，认站牌变成了她的一大乐趣

被认字困住的60年

1968年，妈妈7岁，到了入学的年龄，她背着三妹，牵着二妹走进学校。教室里的学生很多，但像她这样拖家带口的却是独一份。老师把她拦在门口，让她数数，她只能数“一、二、三”，就不会了。

“你是来上学的，还是来抱孩子的？”老师对她说。

妈妈什么也答不上来，第一天上学老师就让她回家了。

两岁以前妈妈还是众人的宠儿。每去一处，总有人要抱她，夸她好看，把好东西塞满她的口袋，在一群孩子中间，大人们只把她一人起起伏伏地来回举过头顶。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干部。

这个受人尊敬的干部也受人爱慕，爱慕他的人孕育着他的孩子，迫使他离婚。她的母亲几乎没有犹豫地离了婚，并带着她在第二年再婚。

从4岁开始，新生的弟弟妹妹就仰赖她的照顾，6岁时，磨盘上的绳子开始勒进她细弱的肩膀，天刚麻麻亮，她和母亲起得一样早。

妈妈常常想，如果屋里打着呼噜的是生父该有多好，哪怕没那么有本事呢？就像她的发小小兰的父亲。

小兰的父母身体都不好，40多岁了才有这一个女儿。小兰的家就在她家后院，每到傍晚时分，就听见小兰父亲细弱又欢快的声音：“小兰，小兰，回来吃饭啦。”

妈妈很羡慕。继父不会这样温和地叫她，甚至不会抬眼看她。继父从集上买回一整袋梨，在她的面前一个一个地全部吃光，把核扔得老远。继父差她去买烟，她用剩下的5分钱给自己买了一盒擦脸油。接过烟的继父数着钱，问她最后的5分钱去哪了。她胆怯地拿出那盒擦脸油，继父没抬眼皮：“退了它。”妈妈只好艰难地跟售货员说明来意，售货员的眼皮同样沉重，收了擦脸油，将5分钱扔在门后面的地上。

两岁的三妹和饭桌一般高，她喂三妹吃面条，三妹不安分的小手扒翻了面条碗，滚烫的面汤泼在三妹的胸前和她的胳膊上。她也怕痛啊，还来不及哭，就被继父扬手扔进了门前的化粪池。表舅刚好走来看到这一幕，吼向继父：“你想淹死她吗？！”

图 | 小时候妈妈亲手在院子里栽的杏树

对继父的恐惧一直延续到14岁。直到肝癌带走继父。妈妈成了家里的劳动力，一个人要包揽全家七口人的地，她的母亲要忙家里，弟弟妹妹们都要读书。

就这样忙到25岁结婚，结婚几年后，她和父亲从老家河南来到新疆，找了份工作，勉强糊口。

年轻时，妈妈在一家民俗工艺厂工作了好几年，负责做各色的香囊。她的工资取决于做出香囊的数量，因此天天都要记账。每天傍晚该记账的时候，她的工友小红、小花、小明、小朱……就会自发来帮她记账，因为谁都知道她不会记。她把别人的帮忙当成了一种习惯，从不主动学习。

我们兄妹三人缓慢长大，不断改换新的见识和想法，可她唠叨来唠叨去还是那些话，一句“我不识字”，话题就戛然而止。

那家她工作的民俗工艺厂，她在建厂之初就加入了。厂长比她大不了几岁，因为丈夫瘫痪，得以在残联的帮扶下建起这个工厂。妈妈陪着厂长一点点维持这个工厂的发展，见证了从三个人到十几二十几人的规模。厂长各地出差的时候，就由她带着几位残疾女工吃住、工作，俨然是厂长的左膀右臂。

大嗓门的厂长常扶着门框对员工们叫嚷：“李萍好歹是不识字，要是识字了可真是了不得的人。”

工厂的发展见好，厂长问作为5年老功臣的她想要什么。妈妈谢绝了2000块钱的奖励，她说想入党。厂里的名额当之无愧地给了她。

妈妈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张罗着准备种种材料，抬着下巴骄傲地对父亲说：“你们都识字，还不如我，我马上就要入党了。”

手续走到了最后一步，她乐颠颠地自己跑去社区盖章。社区的人收了材料，整理好告诉她，先填一张表再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好。妈妈习惯性地脱口而出：“我不识字，看不懂也不会写。”“字都不认识还入党？”

这一问击垮了她的自尊心，她拢回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抱在怀里脚步沉沉地走回家，不住地掉泪。

厂长知道这事后给那个人打电话：“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以前的党员也有多少不识字的。”但那个人始终没太承认他态度不好。妈妈将这件事告诉我时，我已经上大四，听到很气愤，说要帮她找人说，替她出头。妈妈说不要了，她不愿追究下去，事情不了了之，她最终也没有当上党员。

“不识字不都是这么难么”。她丢下这么一句。

多年前她一个人独行。哥哥该上三年级了，要从河南老家转回新疆读书。顺路的亲戚能帮忙把哥哥送到车站，她独自来接哥哥回家。等待发往哈密站的车时她傻了眼，车站少说也有三四十辆大巴。她不知道该坐哪个，只好挨个问。

“去哈密吗？”大巴车司机见她招手，停下来打开门后，她马上上前问。有脾气好的，笑眯眯地告诉她不是。有的冷着脸关上门走了。也总有脾气火爆的，大声质问她：“上面写着呢，看不到吗？！”

“我不识字，识字了还能问你？！”被呛了几回后，妈妈在委屈中爆发了。

那人反而软下来：“哦，不识字啊，那你再问人吧。”

那天回家后，妈妈坐在门前的矮桌前不住地抹泪，表情严肃地对我们说：“看看不识字有多难，你们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上学。”

哥哥把她拉到门后面，指着一袋化肥对她说：“妈妈我教你，这就念‘哈——密’。”

图 | 妈妈的“课桌“是她的大缝纫机

你的名字

我读高中那年，父亲被误诊为癌症，医生说时日无多。哥哥已经自食其力，我和姐姐尚未成年，未来读书还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几个姨妈提出，她们可以一家分担抚养一个孩子。妈妈踌躇不答。五姨劝母亲说，其实，如果两个女儿不读书，她就没有这样的压力了。

妈妈立刻哭了，她说：“我没有上学是我一生的遗憾，只要他们愿意，我就不会让任何一个小孩下学。”继而冲姥姥道，“都是你让我照顾孩子不让上学，我要是上学了，咋也比现在好！”

她有时候说，我不是笨么？有时候又说，我要是上学了，能比你们学得都好。

自从开始学识字，听了、说了那么多年的字，突然一个个地能叫出名字来，妈妈兴奋异常。

“我现在上街，都可高兴啦。”她在电话里大声跟我说，“中国石油！我天天出门都看见，到现在才认识啊！”“我终于认识‘中国’了。我在中国过了这么多年，居然不认识‘中国’？！”

图 | 妈妈每天出门就能看见的“中国石油”

我也对她高涨的学习热情有信心，学完二年级上册的内容后，我又把教材买到了三年级，打包寄给她。但她对我说，接下来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学习了，她要去打理她的蒜苗。从民俗工艺厂离开后闲了一年多，去年秋天她承包了两个蔬菜大棚。如今变成干活学习两手抓。

今年过完年，开始陆续有人去买她的蒜苗。有天她打电话跟我说：“你猜我现在学得多快？我用乘法口诀自己算的账！”原来，是有人来买她的蒜苗。6包，每包10公斤，每公斤9块。她赶紧打电话问姐姐总共多少钱。姐姐说，你背的乘法口诀呢？她顺理成章地算了出来，540块钱。

“谁敢想，我60岁了还能背上乘法口诀。”她大声笑道。

图 | 妈妈菜棚里茂盛的蒜苗

妈妈学数学的进度赶超了语文，用她的话说，开了窍以后就可想学啦。她对语文的兴趣，除了熟悉的古诗和谚语，更多的是人的名字。

妈妈写到生字“兰花”时，问我：“是小兰那个兰吗？”我说是，她指的是她的同龄发小小兰，大名叫朱兰花的小兰。小兰读过书，小时候上学孩子们的肩膀上都扛着自己上课的板凳，放学再扛回来，只有小兰没有扛。小兰的板凳在她母亲的肩膀上，她母亲每天都这样送她上学。受到这样关照的小兰，还是把书念得一塌糊涂，把“气”念成“屁”，给自己得了个“猪放屁”的外号。小兰结婚的时候，伙伴们涌进新房，欢呼“猪放屁结婚啦”。

妈妈说：“那我会写‘猪放屁’的名字了。”我对她说，那你可以打电话告诉她，你会写她的名字了。她摇头：“她已经死了，早两年学还能告诉她。”

姐姐怀孕后，我们都想要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一个名字，尤其是妈妈。不知是从哪听来的，她坚信谁取的名字，孩子长大就会跟谁亲，就像哥哥最孝顺姥姥一样。不过她知道不识字的自己——她常会忘记自己已经不再“不识字”了，很难在取名大战中占上风，悄悄地对我说：“我管他们最后用哪个名字呢，反正我只叫我自己取的这个。”

“那你已经取好了？”我问她。

“我都已经写下来了，问了你爸，是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他说是。”

她拍下那两个字发给我，纸上用力地写着，“高飞”。

图 |妈妈手写外孙的名字

- END -

撰文 | 香香

编辑 |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