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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大王冼冠生：一个关于冠生园的行业传奇

冼冠生（1887—1952），冠生园创始人，原名柄生，广东佛山人。

▲冼冠生

起初，冼冠生住在上海亭子间，白天同母亲、妻子制作陈皮梅、牛肉干等零食，夜晚挑着食品袋到九亩地新舞台戏院门口摆摊。与其他摊贩不同的是，他自制了“香港上海冠生园”的商标纸作包装使用，生意很快做开了。1918年，冼冠生将“冠生园”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他本人出任总经理。在之后的七八年间，“冠生园”从一家小店发展到十五家工厂及门店，员工上千人，产品两千余种，年营业额达一百七十多万元，连年获利在三十万元以上。

通常说，很多出身贫寒的富豪会讳言自己的身世，但冼冠生不是这样的人。据“冠生园”的一些老职员回忆，冼冠生经常讲起自己的早年生活和拼搏史。

冼冠生的成功绝非偶然，他的秘诀就在于他所提倡的“三本主义”。所谓“三本”，就是“本心、本领、本钱”。其中“本心”就是事业心、责任心，“本领”指经营管理与业务水平，“本钱”就是资本与资金。冼冠生认为，“三本”中最要紧的是“本心”，也就是本着一颗对顾客的责任心和对公司的事业心。

曾经，冠生园面包厂的面包总是火候不足，顾客意见很大。冼冠生得知后大为光火，他拍着办公台子吼道：“面包烘不好，厂长搬到厂里住！再烘不好，搬到炉子间睡！最后还烘不好，只好自己爬进炉膛里！”这一席话，把厂长听得无地自容，只好亲自跟班，最终把质量搞了上去。

在“三本”的基础上，冼冠生又提出了“三上”，即“信誉至上、质量至上、顾客至上”。在冠生园，每次店中人员发生差错，冼冠生在处理完后总要哇啦哇啦地大喊：“老弟！我们做生意的人，没有这种心，这间店早晚要关门！”

冼冠生去商店检查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无笑脸不开店，决不做一锤子买卖”。一次，一位刚满师的店员接待顾客时面不带笑，冼冠生见后立刻要求该店员回到学徒期，直到“学会笑脸相迎”后才允许上柜台。另有一次，静安寺门店经理提请将某冉姓学徒除名，原因是他接待顾客并不热情。冼冠生收到后未做批示，而是亲自下去考察，发现该学徒做事勤奋，只是生性内向，不适合做门面销售工作。冼冠生便将他调到糕点工场学做糕点，后者果然不负期望，成了有名的糕点师。

▲旧上海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作为食品企业，质量与安全是第一位的。冼冠生当时就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冠生园”的车间环境、生产环节和生产人员都有严格规定，劣质或变质的原料严禁使用，选用的鸡蛋，必须先清洗壳外污物；挑选花生时，一定要剔除霉烂颗粒，以防混入。有一次，新研制的一批果酱出货后发酵变质，冼冠生不仅自请处分，而且还亲率公司人员到各店号登门道歉，包退包赔。

除了保证自己的拳头产品外，冼冠生还善于向国外同行学习。当时，美国沙利文饼干在上海的市场上风靡一时，冼冠生也想尝试一下。之后，他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并参用自己擅长的月饼制作方法生产出新的“夹心饼干”，产品投入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之后，冼冠生又带领各部门负责人到日本参观访问，回国后研发出杏华软糖、鱼皮花生、果酱夹心糖等产品，这些在国内都是首创。

此外，冼冠生在短时间内将“冠生园”迅速做大还有另一秘诀，那就是善做广告。早在学徒时，冼冠生就对报纸上的广告非常入迷，甚至剪下来做了几大本剪贴本，平时有空就琢磨，最终将多年心得应用到了“冠生园”上。

冼冠生曾提出，食品企业的经营应是“三分成本、三分毛利、三分广告”，而做广告的诀窍又在于“广、大、小、活”四字：“广”是指空间尽可能遍及一切公共场所；“大”是指大型场所、大型广告、大气派；“小”是广告内容短小精悍，容易被人记住；“活”是指广告形式多变，出奇制胜。

说起“冠生园”的广告，当时可谓无处不在，从报纸到杂志，从路牌到车辆招贴，从电台播音到电影，乃至铁路沿线的民房墙上，几乎到处都有“冠生园”。在这些广告中，冼冠生操作最成功的两个案例：一是请当时大红大紫的影星胡蝶拍摄“冠生园”月饼广告，并在大世界制成月饼广告大牌坊；二是在吴淞口码头和漕河泾工场建造了两个六层楼高的巨型霓虹灯，远近十里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冠生园陈皮梅”六个鲜红的大字，见者无不惊叹冠生园之气魄。

▲冠生园食品公司广告车（1928年7月9日《时报》）

20世纪30年代后，冠生园公司在南京、杭州、天津等地建立诸多分支机构及代销店。此时，“冠生园”的品牌在国内外已广为人知，足以同老牌的食品企业“泰康”“梅林”成三足鼎立之势，冼冠生也由此成为名盛一时的“食品大亨”。

和一般大老板不同的是，冼冠生平日生活节俭，穿着朴素，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其唯一的嗜好是看京戏。平日出行上班，他也没有私人汽车而只搭乘公司货车。冼冠生上班的惯例是：上午去工厂车间和商店门市部，检查产品质量并了解销售情况；下午才回公司办公。这一习惯，几十年都没变过。而且，冼冠生本就是行业老手，他只要用舌尖一舔，就能分出食品的好坏。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都先处罚自己，然后同职工共同商量改进。

作为个人操守，冼冠生自奉甚俭、律己甚严，他曾对自己也对属下员工提出“四不”守则，即“不吹烟（鸦片），不酗酒，不赌博，不讨小老婆”。作为冠生园的大股东，冼冠生一向公私分明，其收入都用于发展事业，有时连自己女儿生活困难都无力帮助，只好借外债救急。而作为公司负责人，冼冠生从来都是精打细算，从不乱支一分公款，除冠生园之外，他不做任何店外生意。

1937年，正当冠生园公司蒸蒸日上之时，全面抗战爆发了。国难之下，冼冠生曾指示公司装载大量的食品运往前线慰劳抗日将士。然而，在抵抗了三个月后，上海最终沦陷，冠生园的门店遭到洗劫，工厂也被焚掠，就连漕河泾工场也成了日寇的军营和养马场。

所幸的是，在上海沦陷之前，冠生园已是带头内迁的企业之一。在冼冠生的组织下，公司员工将罐头食品厂的全套机器设备和物资从水路运往武汉，尽管途中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而损失惨重，但冼冠生百折不挠，亲赴武汉筹建罐头食品厂。由于武汉也很快陷落，冠生园罐头食品厂又转到湖南桃源县山区，并因地制宜地改用当地牛肉与黄豆制成“黄豆牛肉罐头”及饼干、面包等食品，继续支援抗日前线。

战局相对稳定后，冼冠生开始以重庆为中心发展业务，并在当地设立罐头厂。随后，他亲赴各地陆续开设分店，如1939年建成昆明分店，1941年建成贵阳分店、泸州分店，1943年设立成都分店等。此前，冠生园的糖果糕点都由机器生产，产量大、质量好，但进入西南地区后，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冼冠生及时调整产品方向，改以川帮、苏帮糕点及杂糖、蜜饯为主。此外，冼冠生还研究了用当地土白糖提炼白糖的方法并大获成功，生产的白糖在抗战后方市场独占鳌头。

与此同时，上海租界虽然沦为“孤岛”，但经济依旧“畸形繁荣”。在这样的情况下，冼冠生遥控指挥仍留在租界的家人与员工抓住时机在租界内开设生产工厂和销售门店，将冠生园的陈皮梅、饼干、月饼、糖果、罐头食品等尽可能恢复生产，并增设粤菜馆，以增加收入。这样一来，不但上海的业务有了大量的现金流，赢利还可以投向大后方支持抗战事业。到抗战结束后，冠生园公司的规模不减反增，除了上海之外，各地的分店也达到几十家。

此后，回到上海坐镇的冼冠生渐有力不从心之感。在熬过艰难的四年后，整个中国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面对社会环境与消费对象的变化，冠生园做出一系列改革，如重点生产适销对路的大众化食品，将销售渠道转向“中百公司”（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第一百货商店）及供销合作社等。在冼冠生的主持下，冠生园的业务平稳过渡，并受到陈毅市长的称赞。

但遗憾的是，正当冼冠生雄心勃勃地想要把冠生园建成新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时，随之而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席卷了整个工商界。冼冠生被诬指犯有“五毒”，他不堪其辱，于1952年4月21日从冠生园顶楼跳楼自尽，时年六十四岁。

1956年，冠生园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并更名为冠生园食品厂。此后，又有多家食品企业先后并入或从冠生园中剥离。现在的冠生园集团和冼冠生时期的冠生园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冠生园”三个字仍是当下食品行业的金字招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丛良弼：火柴照亮实业救国路

丛良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原青岛振业火柴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另一个是青岛红卍字会创始人之一。第一个身份的丛良弼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得第二个身份的丛良弼在公益事业上做得很好。

▲丛良弼

1868年农历正月初一，一个男婴降生在蓬莱县安香丛家村一户普通农户家。父亲根据丛家辈分排列，为他取名“廷梦”。

丛家以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无力供孩子们上学。廷梦很想读书，就常跑到邻村私塾窗外听先生讲《三字经》《百家姓》，还问先生：“为什么丛姓在《百家姓》里找不到？”先生见这孩子好学，索性免费收他为旁听生，还以“亮辅良弼”为意，为他取“良弼”为字，希望日后这个聪颖的孩子能够成为像诸葛亮、张良一样的治国济世之才。

年龄渐长后，丛良弼想离家闯荡一番。当时，烟台有家名叫“东顺泰”的知名商号，正在为扩大海外贸易招募一批水性好的年轻船员。丛良弼自小生活在海边，水性很好。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超群的潜泳技术，让金姓老板决定录用当时十七岁的自己。

那个年代，国内火柴主要靠进口，老百姓称之为“洋火”。“东顺泰”的业务就是从日本大阪往国内运火柴并销售，兼营海带，在大阪、天津、烟台、青岛都有店。

丛良弼成为“东顺泰”的伙计后，常年跟着商号货船往返于中国和日本各大口岸，一边做生意，一边自学珠算和日语。1895年，二十七岁的丛良弼被派往大阪，成为“东顺泰”驻日总代表。这一去，丛良弼在日本待了近二十年。刚开始，丛良弼主要负责为商号收购火柴运往国内。后来，金老板的买卖不做了，他看中丛良弼精明勤勉，就给他介绍了一些股东，并将“东顺泰”商号转让于他。

丛良弼是个有心人，在日本经商期间，他深感中国工业落后，就十分留心学习火柴生产技术，并考察日本实业状况。他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能用上自己生产的火柴，而不用再依靠进口的“洋火”，以此改变中国资本大量外流的状况。

1912年民国初建，政府以“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为名，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发展国家实业。丛良弼以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总理身份参加会议，深受启发。他决定创办中国火柴工业，让国人用上“国火”。

1913年5月，丛良弼在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接待了孙中山一行同盟会骨干。受到创办民族工业的感召，他开始在大阪召领股东。此后，他带着在日本二十年积累的智慧、学到的技术和买到的设备回国，并用筹集到的二十万元股金，在济南建造厂房，成立取义“振兴中华、实业救国”的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山东省第一家民族资本开办的火柴厂。

但由于资金不足，厂房虽然建成，却无法开工。即便如此，公司章程仍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纯以中国籍人为限，绝对不收外国股本。”“其所用一切职员及各项工作人员等均以中国人充之。”这在当时其他公司章程中是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丛良弼振兴民族工业的坚定决心，他不允许有丝毫国外资本染指自己的生意。

为确保“振业”开工，丛良弼宁肯牺牲“东顺泰”的生意。最终，“振业”终于在当年10月投产，生产“三光”“山狮”“推磨”牌硫化磷火柴。

▲振业火柴公司车间

“振业”投产后，很快便以质优价廉的产品品质迅速占领山东市场，并在政府支持下，获得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三百公里内的独家经营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众抵制日货情绪达到高峰，“振业”的“国火”更加强大。为扩大生产规模，1920年，“振业”在山东济宁设立了第一家分厂。

当时生产火柴所需要的大量木材、设备和化学原料，都是通过水路进口，而地处沿海的青岛，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经过一番考察，1925年，年近花甲的丛良弼又投资三十万元，开始在青岛筹建“振业”的第二家分厂。同时，他也决定定居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丛良弼请风水先生为新宅选地，买下了齐东路、龙山路口的四亩地，并计划把远在蓬莱老家的亲眷们一同接到青岛安家。

1928年，青岛分厂投产，厂内不仅生产设备齐全，还为工人修建了医务室、运动场、澡堂、图书馆等。人性化管理吸引了大批工人，即使“振业”的工资比日商企业低，工人们也愿意来这里工作。

丛良弼还十分注重技术革新，当时生产火柴主要采用“冷胶”药头，而“振业”却采用“热胶”药头，表面光滑、不易受潮、发火有力，虽然成本高出许多，但价格却并不比日本火柴高，因而很受欢迎。

“振业”年年获利，盛极一时，又联手“丹华”“华北”等国内火柴厂，稳稳占领了国内火柴市场，结束了日本、瑞典火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此外，丛良弼还在山东潍县创办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创办胶厂、制杆厂和三合板厂。至此，“振业”的生产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工艺之先进，市场之广阔，均居国内各生产厂家之冠。丛良弼用一根小小火柴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国人实业救国的热情。

丛良弼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很有乡土情怀。他曾在济南办“同乡会”，接济乡亲。“凡蓬莱人去济南，无食宿者安排食宿，无职业者介绍职业，乡人受益者甚多。”因此，丛良弼在家乡一直颇有口碑。

▲山东蓬莱丛良弼故居

丛良弼一生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曾三次荣获中央、省级赠匾褒扬。1935年，他与好友贺俊生、邹道臣共同筹建世界红卍字会青岛分会，用募捐筹得的八十多万元，请来三位建筑设计师，按照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的特点分别设计建造了三进大殿，供各教信徒前来参拜，并在院内设立慈济医院，免费为穷人治病，为各地赈灾捐款。

那时，丛家夏天舍粥，冬天发棉衣。每年入冬，丛家女眷就开始赶制棉衣，发给穷人。甘肃闹灾荒，丛良弼个人捐三千大洋；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丛良弼和贺俊生一起，派人向南京红卍字会送去一麻袋银圆。他的用意是，“与其把钱留着被日本人抢去，倒不如都捐出去，花在自己人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振业”撤回了设在日本大阪的采购原料机构，并追回了准备购买原料的大量存款，以示对日本侵华的抗议。丛良弼敏锐地预感到，以自己在日本多年的经历和在国内商界的声望，侵华日军一定会找自己的麻烦。于是，他把丛家产业交给儿子通门管理，自己则蓄起长须，隐匿商界。果然，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不久，麻烦就找上门了。日军多次派人找到丛良弼，软硬兼施让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和商会会长等职。丛良弼均以“已入道修行，要多做善事，多行善举”为由，严词拒绝了。

1943年冬，日军从胶东解放区抓来两千多名百姓集中关押，并动用酷刑要找出其中的抗日游击队员。时值寒冬，没吃没喝，又备受酷刑折磨，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得知消息后，七十五岁的丛良弼与贺俊生等青岛红卍字会骨干，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这些无辜百姓。日军提出，只要丛良弼肯以个人性命担保，就可以放人。丛良弼一口答应，“这算什么，如果日本人说话算数，我丛良弼可以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此后，红卍字会筹集资金数万元，先后分三批将关押百姓全部解救出来，并把他们接到红卍字会道院中，治病、吃饭，发放回家路费。这一义举，让丛良弼赢得“中国辛德勒”的英名。

在国难的硝烟中，年过古稀的丛良弼身体日渐衰弱。其实，他并不像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那样洒脱，作为商人，他放不下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1944年冬，七十六岁的丛良弼坚持带病回到济南，最后看一眼倾注毕生心血的“振业”公司，还提出与济宁厂合力创办蚌埠第四分厂的建议。回到青岛后不久，丛良弼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此时，丛通门正在北京参加“中日华北火柴联营社”会议，力争保留住丛家产业不被日本企业吞噬。病榻上的丛良弼几度昏迷又一再苏醒，他在苦苦等待北京传来的消息。

1945年1月8日，丛良弼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那些曾经接受过他帮助的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丛氏企业职工、义学学生、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送殡队伍不断加长，多达千人，甚至有百余名乞丐也自发组成队伍，一路说着吉祥话，为慈悲为怀的丛良弼送行。

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宿命，而在时代洪流中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有限的一生，却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冼冠生与丛良弼的一生均处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但他们都选择了实业救国、造福桑梓。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爱众生，令后人没齿难忘。

（本文综合摘编自《名人传记》2019年第6期、2020年第2期。文/金满楼 刘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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