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博物馆推出了“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内蒙古赤峰博物馆更首次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个以制作精美玉器著称的文化同台展出。

“玉，石之美者。”温润，纯洁，光泽，性坚，声清，玉的特质备受中华文化的推崇，尤其西周、春秋时期，“君子必佩玉”。君子看重玉，不只是玉的外形、特质，更是玉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延续至今。

如圭如璋

今天给孩子取名时，很多家长喜欢用琦、珞、珂等表示美玉的字，这些字的偏旁，有人称之为“王字旁”，其实准确的说法是“斜玉旁”。“王”与“玉”的字形十分相近，“玉”字的那一点，是隶书流行时加上去的，用来与“王”字区别。

王与玉关系密切。西周、春秋时期，王为最高统治者。严格意义来说，玉只有“王”才相配，在天下万民心中，王拥有“玉”一般高洁美好的道德品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卷阿》篇，歌颂西周第二位君主周成王，用“如圭如璋”来比喻他的气质高雅、仪表轩昂和品德高尚。圭、璋都是贵重美玉制作的礼器。

“夫祀，国之大节也”。西周时期，贵族用玉来表示对神灵、祖先的敬畏忠诚之心。《诗经》中有“圭璧既卒，宁莫我听”之句，说的是西周“中兴之主”周宣王为缓解旱情，向上天求雨，用了很多玉璧来祭祀雨神。《管子》中也提到“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沉玉至。”这里所说，是春秋时期用玉璧祭祀时人心目中的水潭神灵，以祈求风调雨顺、安居繁衍。

再看春秋时期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攻打齐国的晋军渡黄河前，主帅卿大夫荀偃用红丝线系着两对玉璧向黄河之神祷告出征顺利，“沉玉而济”——向黄河“贡献”了两对玉璧，强大的晋军方才心安理得地渡河挺进。在春秋时期，用玉璧来祭祀神灵是一个重要的礼制环节，非用玉无以表示虔诚忠心，这样的记载在典籍史料中不胜枚举。

祭祀祖先，也要用玉。史料显示周文王曾以玉制酒器祭祀祖先。《诗经》中“瑟彼玉瓒”之句，即描述周文王主持祭祀祖先仪式所用玉制酒器的高贵精美、洁净鲜亮，以显示周文王对祖先的虔敬之心。

春秋时期，臣下敬奉君王也必献玉。两千五百多年前，诸侯表示臣服的规定动作就是向天子或者霸主进献宝玉，故有“执玉帛者万国”的说法。诸侯朝见周王，见面礼物束帛之上必须放玉璧以示忠诚。“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描写了周宣王时期，受册封的韩侯觐见周王时，恭恭敬敬手捧玉制介圭到朝堂上拜见君王的情形。鲁襄公十八年，晋国帮助鲁国征讨齐国成功后，鲁襄公亦敬送霸主晋国国君和权臣荀偃玉璧表其深深谢意。

《左传》云：“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意思是向周王以及公侯伯子男各级爵位贵族所进献的玉璧和丝帛都各不相同，自上而下，等次递降。如春秋时期的圭、璋是用美玉制成的礼器，只有君王祭祀时才能使用。周王室设有“玉人”“典瑞”等官职负责制作准备王室活动所需要的众多精美玉制品。进入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兼并，从政治层面来看，内政外交上更需强调忠诚，所以，传统玉文化蕴含的敬畏忠诚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强化。

玉帛以奉

西周君王在分封诸侯时，为了表示权威与信任，会赐给宝玉，这种宝玉统称为“命圭”，按照公侯伯子男各级爵位分别授予不同的命圭，授予公爵“桓圭”，授予侯爵“信圭”，授予伯爵“躬圭”，授予子爵“谷璧”，授予男爵“蒲璧”。

周宣王为他舅舅申伯增加封地、修筑城池和宗庙的同时，赐给玉制介圭作为申国的镇国之宝，“锡而介圭，以作尔宝”。君王奖励功臣，也常颁赐玉器。周宣王的大臣召虎奉命平定淮夷之乱后，周王对其大加封赏，其中包括赐予他“祼圭”（玉柄酒勺）和一大壶美酒，用于祭祀先人，光宗耀祖。

为了表示重视农业、关心粮食储备，春秋时期的名臣管仲向齐桓公建议，颁赐玉璧给两位齐国储粮大户，从而带动了齐国建仓储粮的风尚。《管子》中还提到，每临秋分节气，天子要穿白色衣服，戴白色冠冕，搢白玉笏，主持祭月仪式，召见百官，将祭祀情况宣示百姓。这里的白玉之笏是天子信义的象征。

春秋后期，南方的吴国曾向鲁国提出召开会盟的邀请，鲁国执政者派遣孔子的弟子子贡去答复，明确提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的观点。那时国家之间的外交，东道主国君派人迎送来访使者、赠送礼物时，其特使都要手持一件叫“璋邸射”的玉器代表国君致辞。当时用玉璧来表达诸侯国之间合作交流的诚心和信用。

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晋国大臣韩起出访郑国，因敬佩郑国名臣子产的学识与能力，赠送给他玉璧和马匹。向自己信任的下属或赞赏的朋友赠送玉璧，这也是春秋时期贵族的重要礼节。

温润如玉

君子人格是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十分推崇的人生境界。《礼记》说“君子于玉比德焉”，君子的德操可以同美玉相比。自春秋以来，经儒家文化久久浸润的中国人，也时刻用玉的品质来提醒规范自己的言行，乃至内心世界。

玉，代表了一种君子精神，也是一种君子风度。《礼记》中借用孔子的口吻对如玉一般的君子内涵作了深刻阐释：“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这便是孔子归纳的玉之十一德。他以严谨的章法、婉转的文辞“画”出了君子的品性、节操、气度、风骨和思想，而这些君子内涵与玉的文化特质完全契合，涵盖了古代儒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所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所以春秋时期标榜君子佩玉，如影随形，其真正目的是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与所思所想。

总的来看，玉很早就被我国古代先民用于神灵崇拜，到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春秋时期，玉被赋予了更多更广的人文内涵，忠诚、信义思想则是其核心要义。如此，玉成了西周春秋时期一种国家礼制的标识，一种贵族之间交流的载体。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往往因为一块蕴含信义的玉璧而弭兵息战，这就是中华文明所推崇的“化干戈为玉帛”。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美丽生动的文化载体，古朴庄重，高雅绚丽，而延续几千年的敬玉爱玉之情，更凸显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对忠实、诚信、高洁等品德的推崇和传承。（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