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的起源，是中外学者争论多年的问题之一。百余年来，众说纷纭，其中以天地会起源康熙说(下称“康熙说”)最为流行，至今仍为大多数史学论著所沿用。本文仅对“康熙说”提出几点异议，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由来与发展。

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由来已久，最早明确提出此说且影响较大者，是英人威廉·施丹顿(William Stanton)。他在所著《三合会》(Triad Socity)一书中，依据天地会秘密文件中关于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断言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后来日人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亦沿用其说。[1]施丹顿并不熟悉中国历史，也未认真查阅中国史籍中有关天地会的记载，更不了解清朝当局早在乾隆末、嘉庆初就曾对天地会的“根源”进行过追查，并得出了结论。他仅仅依据会内一件神话传说就断言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这种做法，至少不够慎重。在国内最早论及天地会起源“康熙说”者，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并非出于学术的兴趣，而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辛亥革命前夕，会党已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2]一些革命党人认为会党已成为一支“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3]在海外华侨中，会党势力尤大。美洲华侨中，致公堂(天地会)成员已占华侨总人数的十之八九。[4]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华侨的作用，认为“华侨为革命之母”。[5]为争取华侨支持和参加革命，首先要团结会党，而保皇党又在海外同革命党争夺群众，迫使革命党更要加紧对会党进行宣传，以争取其支持。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组织“保大清光绪皇帝会”。他们诡称“外称保皇，内实革命”，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华侨及洪门成员，受骗而加入“保皇会”。[6]梁启超针对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提出“多从政治上立论，少从种族上立论”，[7]竭力鼓吹满汉无差别论。提出“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已平等，别无享特权者”，清廷已是“中国四万万人之政府”，[8]只能改良，不应推翻。革命党人为了抵消保皇派宣传的影响，使华侨特别是洪门成员转向革命，于是利用“康熙说”，大力宣传洪门(天地会)是康熙年间明朝遗老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观点。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系统地论述“三民主义”时，进一步阐述了“康熙说”。指出：“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室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9]此后，许多学者在述及天地会起源时，便沿袭或发挥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罗尔纲先生写道：“国父所言，实深洞澈天地会之底蕴者”。[10] “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在推翻满清统治”。[11]萧一山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言中谈到天地会起源时，完全沿袭了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仅字句稍异。后来他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中，又对“康熙说”作了发展，提出“大约天地会在康熙时已竟有了，不过没有象后来那样严密的组织。有之，则从雍正十二年起。”[12]一些帮会组织中人，也大力宣传“康熙说”。因为民国以后，天地会无法再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帮会中人为了抬高会党地位，“发扬其魁伟的精神”，[13]纷纷著书立说。他们利用会内传说，对清初历史加以附会，把郑成功、史可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人皆尊为天地会的始祖。如刘师亮著《汉留史》，李耘夫著《汉留全史》，李子峰著《海底》等皆是如此。一些会党史专著，也沿用其说，较重要者有朱琳著《洪门志》、戴魏光著《洪门史》等。这样，“康熙说”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距离历史真实也更加遥远。

“康熙说”的核心是认为天地会系康熙年间明朝遗老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这个说法是缺乏史料根据的。康熙年间各地抗清武装先后遭到镇压，南明几个小朝廷也已相继覆亡。随着全国政治上统一的完成，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清政权已日益巩固，明朝遗老们以武力推翻清政权，恢复明统治的希望已成泡影。在清王朝软硬兼施之下，他们在政治上也逐渐分化。清政府通过开科取士，颁布捐纳制度，举山林隐逸之士，设博学鸿词科等手段，使许多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走上仕途。他们既得到了高官厚禄，业已丰衣足食，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也就逐渐放弃了反清立场，不再怀念前明故国，而死心塌地为清政权效力了。虽然有些遗老仍然坚持反清立场，拒绝出仕，但也都无所作为，“只有在荒江老屋之中，遇见几个同志结起—个诗社，作楚囚吟。或者作点秘密工作，以冀复兴于万一。还有些颓放的人，就作了和尚”。[14]他们的秘密工作，也无非是议论古今的清谈而已。[15]这些人作为士大夫阶级，不会也不可能去同下层劳动者为伍，“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这样的秘密团体，事实上也从未有人找到过这类史料。明清之际一些士大夫所建立的各种党社，无非吟诗唱和，怀念故国旧君，与下层劳动者建立的秘密结社，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至于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也无根据。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统治，长达二十二年之久。他们始终奉南明永历正朔，公开同清政权相抗衡，故无须搞什么秘密的反清组织。如果天地会确系郑成功所创立，即使出于策略考虑，不令其公开活动，但它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毕竟是合法组织，会在台湾政治舞台上留下某些痕迹。可是，无论官书、档案、或私家著述中，皆没有任何一件史料足以说明在郑氏集团统治下的台湾，存在过天地会的活动。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乃是后人之推测或附会。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述及，此不赘述。[16]

二、评“康熙说”的史料根据——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

“康熙说”的史料根据，主要是天地会秘密文件中一个神话传说，其大意是：康熙年间西鲁入侵中原，守将无力抵御，向清廷告急求救。清廷文臣武将，俱无退敌之策。康熙遂发布榜文，征集能抵御西鲁的勇士。福建省少林寺僧闻讯，连夜赶至京师，奏请往征西鲁。他们未用清廷一兵一卒，在“六丁六甲”帮助下，一举打败西鲁，得胜而归。回至京师，众僧不肯为官，亦不愿受赏，仍归少林寺清修。后因叛徒马二福向丞相陈文耀诬告众僧图谋造反，清廷遂派人以烧香为名，将少林寺焚毁。僧众大多惨死，仅余蔡德忠等五僧，在神将帮助下，逃至广东惠州府长林寺，遇万云龙及军师陈近南、小主朱洪竹等，歃血结盟。其时为“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

上述传说中所述事件、人物，均不见于任何历史记载，无非是个神话故事，并无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有人认为该传说所述内容，“史无明文，虚拟可知”。[17]或称传说系“随口摭拾而成”，“实一彻头彻尾之武侠故事”，[18]或称传说“只能当作神话，不能视为信史”。[19]据此而得出的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则“完全没有摆脱神话的影响，”[20]是“穿凿附会”。[21]近年又有人指出，“(传说)叙述天地会的结会缘起，神话成分居多。关于起会的时间、地点及人物，各种文件所载，彼此歧异，互相牴牾。近人根据神话传说，牵引史事，加以考证。所得结论，或穿凿附会，渺无实际，或推求影射，捕风捉影，以致异说纷纭，俱非信史”。[22]

这些评论，显然不无道理。不过，我认为上述传说之不足征信，关键还在于它是出自后人之手的附会之作。

首先，传说形成与流传的时间，不早于乾隆末、嘉庆初。现存传说抄本有以下几种：一是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题为《反清复明根苗第一》，其流传时间，据罗尔纲同志考证，系在咸丰初年，是陈开等天地会起义军在贵县活动时之遗物。[23]另一件是《守先阁天地会文件》，题为《西鲁序》，其流传时间，从内容来看，尚晚于前者。抄本中已将“满清”二字写为三点水加月“氵月”和“汨”，并增加了郑君达等人的事迹，这些在贵县修志局本中尚未出现。一九三六年萧一山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到几件天地会文件抄本，其中有《西鲁序》、《西鲁叙事》等，据萧一山考证，均属“晚清粤人手抄”。[24]从内容来看，与荷兰人施列格在爪哇巴东地方所见天地会文件抄本最为接近，大约为同一时期所流传。施列格见到这些抄本是在一八六三即同治二年，可见萧一山抄录的抄本与施列格所见抄本，其流传时间亦为咸、同年间。

在档案史料中也保存有两件天地会秘密文件。一是乾隆五十一年清吏在台湾诸罗(今嘉义)县办理杨光勋结会案时所查获，内容仅载有入会者之姓名与住址，并无其它内容；另一件是嘉庆十六年广西东兰州知州董储在办理武缘县姚大羔等人结会案时所查获，已经载有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不过从内容来看，较之以往人们常见的秘密文件抄本要简略与粗糙。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断定，从现存史料来看，天地会秘密文件中所载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其出现与流传，大约不早于乾隆末、嘉庆初。

其次，传说中有关西鲁入侵，众僧兴会的时间，各种抄本的记载并不一致，显系人为确定，并非史实：

抄本名称

姚大羔本

修志局本

守先阁本

萧本西鲁序

萧本西鲁叙事

施列格本

入侵时间

康熙年间

康熙时

康熙十六年

雍正甲寅年

雍正甲寅年

康熙甲午年

结会时间

甲寅年

甲寅年

不详

雍正甲寅

雍正甲寅

雍正甲寅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较早的抄本如姚大羔本与修志局本中，西鲁入侵的时间皆较笼统，众僧兴会也仅写作“甲寅年”。在守先阁本中，已将西鲁入侵改为“康熙十六年”，这样，众僧兴会就不可能写作“康熙甲寅”即康熙十三年了，于是，将众僧兴会时间缺漏。在较晚的抄本中则消除了这一矛盾，在萧本《西鲁叙事》、《西鲁序》及施列格所见抄本中，皆将西鲁入侵的时间改为“康熙甲午”即康熙五十三年，众僧结会时间，也就改成了“雍正甲寅”即雍正十二年。既然所述主要事件的时间可以随意改动，可见西鲁入侵与众僧兴会，皆是出于虚构。

第三，传说内容是逐渐繁衍而成。现以姚大羔本为基础，对各种抄本的内容加以比较：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后，走出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

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冲出有刘伯温碑记。(按：此段内容为《姚大羔本》独有。)

康熙年间有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金生”（一个字）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正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按：在《修志局本》中，此段内容中增加了“后来少林寺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朝见皇上。”及“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等内容，并将寺僧一百二十八人改为一百零八人。在《守先阁本》中，又增加了“败将郭廷辉回朝，奏知败阵之事”，并将甘肃少林寺改作“福建省九连山少林寺”。而在萧本《西鲁序》中，又改作“福建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在萧本《西鲁叙事》及《施列格本》中，又增加了“西鲁王派大将彭龙天领兵打入中国，攻至潼关”，将败将郭廷辉改作“守将刘景，黄忠泉(一作黄思泉)。

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僧人等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按：在这段内容中，《修志局本》增加了：少林寺僧“征服西鲁，得胜回朝，龙颜大悦，敕封众僧万户侯，赐黄金万两。僧奏道：我等出家人，不愿为官，黄金要来何用?即望我主赐一堂(裳)袈裟足［矣］，何必过赏，不过为朝廷出力”。及僧人马二福［一作亚七］因打破寺内宝灯被逐，入京向左右丞相陈文耀、邓胜二人诬陷少林寺僧欲图谋反，清廷派御林军将少林寺焚毁，仅被佛祖救出十八人，后又有十三人被清兵所杀，仅余五人逃至广东惠州府云霄洪珠寺太岁庙，后又走至长林寺遇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在《守先阁本》中，将马二福诬陷寺僧谋反，改为奸臣张连秋恐众僧有异心，遂设计将少林寺焚毁。并增加了劫余五僧走至龙虎山遇吴左天等五人一事。在萧本《西鲁叙事》中，又将清廷焚毁少林寺的原因改为雍正十三年“老奸”邓胜欲将少林寺所藏御赐玉印攫为己有，因遭寺僧拒绝而诬陷众僧谋反。在萧本《西鲁序》中，保留了马姓僧人打烂寺内宝灯被逐—事，但将马二福写作马宁儿，并繁衍出郑君达等人的事迹。)

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就取一白碇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时聚集，当天起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按：《修志局本》将白碇香炉底“兴明绝清”改作“反清复明”，加上“洪英”二字，结拜者增加了“军师陈近南”。在萧本《西鲁序》中又增加了“五虎大将”吴天佑等人，并将万云龙改为“本处太昌府扶婆县人氏，在家他称一号达宗，出家法名和满”，“不幸打死人命，中年出家”一段内容。)

从上述考察中不难看出，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其情节与人物，都是逐渐繁衍出来的，更进一步说明传说本身乃是人们的虚构。

近年来有人根据嘉道年间清吏的个别奏折，认为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25]其根据有二，一是嘉庆二十年浙江巡抚颜检所说天地会内所传“秘书”中的内容，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26]二是道光年间广西巡抚赵慎畛所说天地会“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27]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嘉、道年间天地会文件中，尚保留着乾隆年间会内有关自己缘起的痕迹。乾隆年间严烟供词中就提及天地会创始人是“洪二和尚万提喜”，嘉庆年间《会簿》中称兴会之“师尊”为“万提起”(“起”乃“喜”之误)。因所述少林寺僧征西鲁一事系在“康熙年间”，故称会内“秘书”，的内容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万提喜旧事”。同样，道光年间赵慎畛所说天地会口号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也是因为当时会内所传秘密文件中，所说少林寺征西鲁一事发生在“康熙年间”，当时距离康熙年间业已百余年之故。我们从天地会秘密文件本身也可以找到许多它们并非康熙年间遗物的证据。如嘉庆七年广东博罗天地会起义军布旗上写有：“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星出我亦出”，这一内容系来自当时天地会流传之秘密文件。如果这些文件果系康熙年间之物，决不会提到“雍正甲寅年”字样。另外，在《贵县修志局本》中还有这样的诗句：“康熙流传到现今，洪家事情古井深”。说明“现今”即文件编写的时间并非“康熙”，而且距康熙年间已是“古井深”即相当遥远了。可见，认为天地会秘密文件在康熙年间业已存在之论不足征信。

在确定了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并非产生于康熙年间而是出自后人之手的附会之作以后，还需要对其产生的情况进一步考察。从江日昇著《台湾外记》可知，崇祯年间，漳州平和人张礼即张耍（《台湾外记》误作“张要”），因“乡绅肆虐”而与郭义、蔡禄等结拜弟兄，化异姓为同姓，以“万人一心”之意，改姓万，称万礼、万义、万禄，聚众反抗乡绅之压迫。后来万姓集团归于郑成功，并立有战功，万礼被永历封为建安伯，于郑成功攻打南京时溺水身亡。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郭义、蔡禄受命驻守福建云霄外岛铜山。顺治十八年五月，郑成功获悉蔡禄、郭义欲降清，急令二人赴台。郭义初意犹未决，住在云霄长林寺的万五道宗(据翁同文先生称，系达宗之误)前往相劝，郭义遂决意与蔡禄率部降清。后来，蔡禄受命出任清河南省河北镇总兵。从《清圣祖实录》记载可知，康熙甲寅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后，蔡禄在河南起兵响应，旋与子、侄及部将百余，皆为清军围捕处死。在卢若腾的《留庵诗文集》中，保存着一首作者赠万五达宗的诗《赠达宗上人》，他在诗序中写道：“(达宗)建安伯春宇公之弟，原住长林寺。春宇公即万礼，原姓张名要，平和小溪人。崇祯年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推要为首，率众踞二都。至永历二年，归郑国姓，永历封为建安伯”。[28]从以上史料中，不难看出少林寺僧征西鲁传说产生渊源的蛛丝马迹。经过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天地会不仅在台湾，而且在福建全省及广东、广西，江西等省也迅速传播开来。到嘉庆初年，天地会已经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清朝督抚大吏，皆称天地会“最为地方人心之害”，因而千方百计加以镇压与搜捕。天地会被迫奋起反抗，从原来互助性秘密组织，转变成为具有反抗性的团体。会内首领们面临着既要继续发展组织，又要同清政府进行斗争这样一个严重形势。这时，以往“顺天行道”，“剿除贪官，拯救万民”一类口号，和朱洪竹、李九桃、洪二和尚兴会的说法，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兴会缘起中增添一些带有反清色彩的内容。在福建漳泉一带，广泛流传着康熙年间“以万为姓”集团的事迹，这些内容在江日昇《台湾外记》及卢若腾诗文集中皆有所记载，于是会内首领们就以万姓集团蔡禄等降清又反清，最后为清廷杀害的曲折经历为蓝本，加以夸张与虚构，再涂上一层神秘色彩，编成了康熙年间少林寺僧征西鲁有功，反被清廷惨害的故事。在初期的传说抄本中，还保存着一些乾隆年间天地会兴会缘起说法的痕迹，如称兴会首领为“师尊万提起”，与乾隆年间称天地会创自朱、李二姓与“洪二和尚万提喜”的说法十分相近。到较晚抄本中，才将“万提起”改为长林寺僧达宗与万云龙。可见，是乾隆末、嘉庆初年天地会首领们创造了康熙年间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而不是少林寺僧创造了天地会这一秘密结社。

三、评“康熙说”的主要论据

“康熙说”问世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论据。现将主要论据评述于后：“康熙说”的第一个论据是，天地会秘密文件中有许多“反清复明”的内容，说明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故始于清初康熙年间。罗尔纲先生提出：“天地会创立宗旨在‘反清复明’。在此钞本(按：指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不但引文开宗明义借无根神话引出‘暗藏三点革命’宗旨，在纪念图内有大明主朱洪英碑图，有反清复明香炉图，且在诗篇与互答内，更充满一种沉痛的激昂的反清情绪”。[29]胡珠生同志也说：“在辛亥革命以前天地会的全部文献中”，“都渗透着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政治气氛和血泪仇恨”。[30]赫治清同志根据档案中严烟所说天地会是“朱姓、李姓同起的”，说明“天地会创立时，是拥立父家朱姓、母家李姓及孙朱洪竹为领袖的。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而朱、李二姓实为一家，即朱明王朝”。严烟所说“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乃是“暗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因而天地会是“由决心为恢复朱明王朝的人所倡”，故只能是始于康熙年间。[31]

这些说法皆有商榷之必要。首先，在天地会秘密文件中诚然有不少带有“反清复明”内容的诗句、歌诀。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文件是后来才形成的，而且“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在乾隆末、嘉庆初才逐渐产生和为各天地会组织所接受。在天地会初创时，其结会宗旨主要是为了互相帮助而不是为了“反清复明”。这一点在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严烟的供词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乾隆三十三年福建省漳浦县卢茂等人发动过一次武装起义，天地会主要骨干陈彪曾参与其事。据赫治清同志考证，卢茂起义“实为天地会所发动，卢茂也是天地会的重要骨干”。[32]可是，这次起义并未提及“反清复明”，相反，卢茂因“无辞惑众”，而虚捏赵良明之名，假称系宋朝后裔。[33]可见，乾隆年间，天地会无论在宣言上还是实践中，皆未以“反清复明”作为主要斗争口号。乾隆年间天地会有关自己源流的传说中，称其创始人朱洪德是“食仙桃孕生”，[34]到了嘉庆年间的传说中，才把创始人之一的朱洪竹说成朱明王朝的后裔。在清前期天地会发动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反抗斗争中，亦未出现过“反清复明”的口号。乾隆五十一年末到五十三年初的台湾林爽文起义，是清前期天地会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武装反抗斗争。这次起义的口号主要是“顺天行道”，“安民心，保农业”，和“剿除贪官，拯救万民”。[35]乾隆六十年天地会首领陈周全再次在台湾发动武装起义，以“争天夺国”为口号，亦未提及“反清复明”。[36]只是在嘉庆十六年广西荔波县李遇恩结会案中，李遇恩供称：“嘉庆十六年十月内，有苏枝嵩向小的蓝辉彩们密说，乾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前，传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初一日。此事表明，即使不是蓝辉彩假托范七之名提出“反清复明”这个口号，也说明“反清复明”这个口号，至少是在乾隆末年才在个别天地会组织中提出，以后到了嘉庆年间才为各地会众所普遍接受。因此，用乾隆末嘉庆初年才出现的事例，证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创立宗旨，因而始于康熙年间这种做法本身乃是本末倒置，当然不足征信。

其次，严烟所说天地会是朱、李二姓所倡，而朱、李二姓是否暗指“朱明王朝”呢?从档案史料可知，朱姓是朱洪德，因闽音竹与德音相近，疑系录供人将朱洪竹误作朱洪德。李姓叫李九陶，疑系“李九桃”之误。在清前期秘密结社中，朱、李二人多被尊为自己的创始人或精神领袖。康熙六十一年山西泽州翟斌如等结会时，假称李九桃即李开花将在陕西举事，号召人们起义响应。[37]乾隆十七年江西上犹县李德先等纠人起事时，称朱洪竹、李开花为天将，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与庇佑。[38]可见，朱、李二人乃是民间流传的英雄或神灵，并非指朱明王朝。天地会称朱、李二人为创始人，无非沿用了其它秘密结社的作法。

第三，如何准确地理解严烟供词中所说“天地会的根源”?我认为从严烟供词全文来看，所谓“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一语，并非仅仅指“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一诗句，而是指有关天地会缘起的一整段话即：“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39]严烟这段话，基本上反映了天地会创立的经过。雍正、乾隆年间，闽粤一带经常有穷苦人民结伙前往四川谋生。[40]天地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大约于乾隆初年曾与同乡结伴前往四川。为了互相帮助，在那里结拜弟兄，并且按照福建漳泉一带的习俗，化异姓为同姓，参加结拜者皆改姓万，故将结拜又称为“结万”。因结拜的时间是在李、桃红即成熟的时节，故有“三姓结万李桃红”之句。在结拜弟兄时，以马九龙为首，他与众人曾“演就驱遣阴兵法术”。他们也象当时其它秘密结社那样，尊朱洪竹、李九桃为始祖与精神领袖。在马九龙生(升)天以后，由提喜即洪二和尚为实际首领，仍尊朱、李二人为精神领袖。故又有“九龙生天李朱洪”之句。乾隆二十六年提喜来到广东，继续发展组织，同时汲取其它秘密结社的内容并加以改造或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结拜仪式与隐语、暗号、歌诀，从而使原来的结拜组织，变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新的秘密结社。提喜又根据“人生以天地为本”的说法，把这个新的秘密结社取名为“天地会”。[41]

“康熙说”的第二个论据，是康熙年间清律中已有关于禁止异姓人结拜弟兄的条款。乾隆年间重修《大清律》时，又有惩办“复兴天地会”的条款，因而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罗尔纲同志指出；“中国刑法上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法令，实始自清初康熙时代”。康熙年间《大清律》中有禁止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款；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清律》时，又有禁止闽省民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结会树党，阴作记认”的条款；乾隆五十七年再次重修《大清律》时，又增加了惩办“复兴天地会”的条款。罗尔纲同志提出：“最可注意的是天地会会名上冠以‘复兴’字样。会名而冠以‘复兴’字样，可见天地会结会由来的久远，也就可知这三条律例都是为着专门对付天地会而发的”。[42]萧一山也根据《大清律》中有关“复兴天地会”的律例，认为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经过雍正十二年“改组”之后，才变为严紧的组织，而“复兴”也就是“改组”。[43]

上述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在顺、康、雍三朝，各地存在不少秘密团体，它们并不具备天地会的特点，并非天地会，因此，不能认为康熙年间清律中有关禁止异姓结拜的律例，全都是“专门对付天地会的”。至于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大清律》中有关惩办“复兴天地会”的条款，乃是针对乾隆五十六年台湾张标、谢志等人“复兴林爽文时天地会”的活动而增添的。此后，凡属天地会结会事件，官府均称之为“复兴天地会”。因此，在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大清律》时，便增加了这样一条：“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44]嘉庆年间，天地会已蔓延至闽粤等省，因而清政府于嘉庆十五年重修《大清律》时，又将该条款改为“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45]可见，清律中有关“复兴天地会”的条款，乃是针对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天地会活动的，故既不能证明天地会“由来久远”，始于康熙年间，也难以证明天地会于康熙年间就已存在，于雍正年间又进行了“改组”。

原载《会党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注释：

[1]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二章，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

[2] 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2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陶成章集》第415页，中华书局，1986年。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5] 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416页。

[6] 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416页。

[7] 梁启超：《杂答某报》，见《新民丛报》，第87号。

[8] 梁启超：《杂答某报》。

[9]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载《孙中山选集》,171页。

[10]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40页。

[11]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80页。

[12]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

[13] 李子峰：《海底》，“编辑本书之十大要旨。”

[14] 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89页。

[15] 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页。

[16] 见《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编，32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17]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第14章。

[18] 周贻白：《洪门起源考》，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16号。

[19] 戴玄之：《天地会的源流》，载《大陆杂志》，第36卷，第11期。

[20] 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1期。

[21] 蔡少卿；《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

[22]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4页，台湾《故宫丛刊甲种》，1981年。

[23]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36页，正中书局，1947年。

[24]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

[25]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载《食货》9卷12期；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第4期；赫治清：《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3期。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浙江巡抚颜检折，嘉庆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27]《清宣宗实录》，卷二。

[28] 转引自翁同文：《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的原型》。

[29]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37页。

[30]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第4期。

[31]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32]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

[33]《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34]《天地会》(一)，86页。

[35]《天地会》(一)，153—155页。

[36]《陈周全起义告示》，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7]《史料旬刊》，高其佩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署江西巡抚鄂客折，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39]《天地会》（一），111——112页。

[40]《雍正朱批谕旨》第五十六册，广东总督鄂弥达折，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41] 现在看来，严烟这段话并非表明提喜早年曾去过四川，而是《西鲁序》出现以前天地会对自己缘起的一种说法，后来才改为少林寺僧征西鲁。

[42] 罗尔纲：《水浒与天地会》，载《天地会文献录》。

[43] 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载《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44]《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

[45] 嘉庆《大清律例》，“奸徒结盟”。

[46]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这是庄先生最初的看法，后来他已经放弃。

资料来源：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