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斌

黄帝本姓公孙，后改姬姓，故称姬轩辕。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

在中国古代，姓、氏、名、号是四个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称号，是某一群人的族号；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会上使用的特称或符号 ；号则是某人的别称。此外，古人还有取“字”一说，“字”与名相表里，往往是名的解释或补充。

今天我们讲的“以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氏”，实际上等于上古时期所讲的“姓”，姓与氏的合一，那是秦汉以后的事，在先秦时期两者是有区别的。从姓氏的产生来说，“姓”的起源比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稳定。“氏”相对“姓”来说是后起的，并且会因历史条件的影响而变更，所以顾炎武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汉代以后，姓与氏一般不加区分，趋于合一。再从二者的作用来看，也不相同。《资治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这就意味着“姓”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别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明贵贱”的。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

今天我们讲名字，通常仅指人名，但古人却是名、字分开，有的人还有号。名、字、号其实都是人的名称，不过取用时有所不同。每一个人必须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号，而有字号者则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长辈来取，“字”多数情况下也出于长辈，从名字中往往可以体现长辈对子女的意愿或期望；“号”则多是本人所起，用来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辈的制约。

古人的姓与氏 姓，大概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这可能暗示先民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中国的姓远不止百家，顾炎武根据《春秋》，考得22个姓，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情况。战国之际，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旧贵族没落，不少还沦为奴隶，这时，用以“别贵贱”的氏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而平民也渐次由无姓到有姓，姓与氏合二为一。东汉时应劭在作《风俗通•姓氏篇》时，罗列了500个左右的姓，北宋时期钱塘无名氏作《百家姓》，收录了502个姓，但南宋时郑樵统计当时的姓，已经多达1745个。清代张澍对“姓”的考查结果是5129个，建国后闫福卿编撰过一部《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录5730个姓。其中单字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和五字姓12个。有专家认为，现代常用的姓大约400个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这可能暗示先民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是，“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由此隐约可见母姓的血缘关系。最初的“姓”如何发生，文献不足证，很难详考。有人认为起源于图腾，但据《国语•晋语》载，传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之后，其众子散居各地，分为若干姓。

古人最初确定姓的缘由或者说姓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对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妫等；二是以封国与官爵为姓，如齐、楚、司徒、司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号与谥号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与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东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动物或植物为姓，如马、牛、龙、羊、梅、柳、李、叶等；六是自然界景物为姓，例如江、河、风、云、金、石等。一般说来，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并非有人所说的那么绝对。因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况，例如有的是因为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有因避讳避祸而改姓，如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因镠与刘同音，为避其名讳，该国的刘姓人，皆去刘字的卯头刀旁，改为金氏，另如明代黄子澄的后代因避“靖难”之祸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汉朝时诸县的“葛”姓迁阳都后，为区别于当地葛姓而称“诸葛”，北魏孝文帝时改“拓跋”姓为“元”等等。

以动物或植物为姓，如马、牛、龙、羊、梅、柳、李、叶。

姓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别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则，它对于贵族妇女来说尤为重要。据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区别，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来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芈等。若出嫁以后则采用下列几种方法予以区别：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国名或氏，如齐姜、晋姬、秦赢、国姜等；二是嫁给别国的国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国名，如芮姜、息妫、江芈等；三是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赵姬（赵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后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如武姜（郑武公妻）、昭姬（齐昭公妻）等。

每个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确定好了的，在贵族阶层女子也只称姓，无论生前死后、婚前嫁后，不管怎样称呼，必须带上姓；但是男子的情况就不同了，通常只称氏而不称姓。

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的，如孔丘（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

一般认为，氏是姓的分支，带有父系氏族社会的时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况比较复杂，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诸侯以受封国名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则以其祖父的字为氏，如郑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驷，其子称公孙夏，公孙夏之子则称驷氏。也有以父字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归父，字子家，其后则称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后裔有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齐国的崔氏、卢氏、鲍氏；2.有以职官为氏，如师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马氏、司空氏、中行氏、乐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东门氏、北郭氏、南宫氏、百里氏、柳下氏；4.还有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的，如孔丘（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庄辛（楚庄王之后，庄为谥号）。

战国时原系卫国公室子孙的商鞅，又称卫鞅、公孙鞅。

这里有两点应当指出，一是氏是可变的，有时还变化得比较频繁，一个贵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几个氏，其称谓就更加复杂多变。如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大夫，在《左传》中就有九种称谓：会、季氏、武子、士会、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称谓中的士、随、范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职官为氏；随、范是以先后受封的采邑为氏；会为名，季为排行，武为谥号。再如战国时原系卫国公室子孙的商鞅，又称卫鞅、公孙鞅。二是妇女称谓中的氏与这里所谈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妫氏、姜氏，这个氏是加于姓之下，与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当。

古人的名与字姓与氏是公共的，名与字是个人的称谓。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朴素，有的与时辰相关，如商王太乙、仲壬、盘庚、武丁、帝辛等；有的与生理特征或其他事件有关，如春秋时黑臀、黑肱、寤生（郑庄公）等。但东周以后取名越来越讲究，鲁桓公六年，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大夫申繻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即“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据《左传•桓公二年》载，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为仇，另一取名为成师，晋大夫师服就此大发议论，认为取这样的名不合乎礼，是国家大乱的预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朴素，有的与生理特征或其他事件有关，如春秋时寤生（郑庄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圣，如张尧、张禹、张汤、黄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东汉史学家班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马超、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红巾军将领李武等；有的追求长生长寿，如汉元帝时期宫廷画师毛延寿、西汉名将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南宋抗金将领赵万年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取名讲究清高雅致，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书法家王羲之，画家顾恺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将军刘牢之等，这个“之”与先秦时期虞国的宫之奇、晋国的介之推、郑国的烛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虚词，不含实际意义。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许多人时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数情况下是由长辈给取的，屈原在《离骚》中自叙：“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意思就是说，父亲端详我气度斐然，便赐予我贞祥的美名。据《周礼》载：“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婴儿出生三个月由父亲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况，例如《汉乐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元朝末年有个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是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给他改名为“士诚”，张士诚还以此名沾沾自喜，却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诚小人也”之句，因而贻笑方家。

就一般情况而言，先秦时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别长幼，如伯夷、叔齐、仲尼、季路等。汉代之后逐渐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辈关系，如宋代苏轼、苏辙兄弟共享偏旁“车”；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从“水”旁。此外作为名，一般只有两个音节和一个音节两种情形。

汉代之后逐渐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辈关系，如宋代苏轼、苏辙兄弟共享偏旁“车”。

“字”是在男女成年后才取，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于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礼记•曲礼》说，男子20岁成人，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15岁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字与名相表里，往往是名的解释或补充，故有“表字”之说。取字很有讲究，有的字和名在意义上相关连，如屈原名平字原，颜回名回字子渊，赵云名云字子龙；有的名和字为近义词，如诸葛亮字孔明，岳飞字鹏举，亮与孔明、飞与鹏举意义皆相近；有的字和名为同义词，如宰予字子我，樊须字子迟，再如东汉时张衡字平子，弥衡字正平，宋代诗人陆游字务观，秦观字少游，他们名字中的衡与平、观与游都是同义词；有的字和名为反义词，如曾黜字皙，《说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赵孟俯字子昂，他们的名字中，熹与晦、俯（俯）与昂都是反义词；有的字和名相辅相成，如东汉梁鸿字伯鸾，西晋陆机字士衡，鸿与鸾是两种为人称道的鸟，机与衡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再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因“补”过才能“无咎”。也有的字取于典故或成语，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字伟长，取自《孔丛子》中“非不伟其体干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谓德操”；元末戏曲家高明字则诚，来自《礼记》“诚则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还有的字取于排行，如管夷吾字仲，范睢字叔，鲁公子友字季，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取字很有讲究，有的名和字为近义词，如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号“号”是别称，又称“别号”，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是专门用来表示尊称的“号”并不常见。唐宋以后理学盛行，繁文褥节越来越多，本来对他人称“字”已经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据《周礼》讲的“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在对人的称呼上也大做文章，于是比“字”更表恭敬的“号”逐渐流行起来。这样，一个人的称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还有号，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苏轼号东坡居士。宋代以后，取号更成为时髦，由于“号”既可自取，也可赠送，所以随意性和可变性较大，以至许多文人的别号多达十几个、几十个，如元代的倪镇、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别号为后人熟知，反倒淹没本名，如郑板桥、章太炎等。别号中常见“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颇深，如欧阳修晚号“六一居士”，即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还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谓“六一”；陆游忧世愤俗，权贵们讥其不守礼法，于是自号“放翁”；南宋画家郑思肖宋亡后自号“所南”“木穴国人”（木穴合而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画家朱耷号“八大山人”，以“八大”连写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发胸中明亡的苦闷。直到近代以后，文人用号之风才大为减少。

李白号青莲居士

作为帝王，还有谥号、庙号、尊号、年号之称。谥号据称是对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其实不尽然。谥号盖始于周，王力先生把谥号分为三类：其一是表扬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评的，如灵、炀、厉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怀等。谥号不仅帝王有，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后也要由朝廷赋予谥号，如齐桓公、秦穆公、晋灵公、魏安厘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诸葛亮）、文忠公（欧阳修）等。

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以名号。庙号始于殷代，如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从汉代起，一般说来，每个朝代的第一个帝王称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嗣君称太宗、世宗等，如汉高祖的庙号是太祖高皇帝，汉文帝称太宗孝文皇帝，汉武帝则称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号是生前奉上的称号，始于唐，如李隆基的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赵匡胤的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尊号可以奉上好几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词。

年号是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例如汉武帝即位初年号称建元，后曾改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宋徽宗即位时年号称建中靖国，后改为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号是生前奉上的称号，始于唐，如李隆基的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

古人还有绰号，绰号一般是对人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等等的刻画和形容，如《水浒》中108人都有绰号，再如春秋时百里奚称“五羖大夫”，唐朝李义府称“笑中刀”“李猫”，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他事，人称“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还常以其他方式来代替人名，楚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归纳为七种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东汉孔融称孔北海，唐代韩愈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称王临川，苏辙称苏栾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汉代班超称班定远，蔡邕称蔡中郎，魏晋时嵇康称嵇中散，唐代杜甫称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词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汉代的戴德、戴圣叔侄），大谢小谢（指南朝的谢灵运、谢惠连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还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诗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问刘十九》《送裴十八图南》《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等，再如称宋代的秦观为秦七、欧阳修为欧九、黄庭坚为黄九等。

古人的自称、互称与避讳古人在相互言谈或书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称时，出于礼节往往用谦称或卑称，较为常见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谓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识见浅陋，如《南史•蒯恩传》：“恩盘自谦损，与人语，常呼位官，自称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无才无能，如《左传•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谁敢怨？”“不肖”即不贤而不能继承先祖德行之人，如归有光《祭外舅魏光禄文》：“重以不肖，连蹇困顿。”“不佞”与“不才”意义相近，也是表示无才能，如《战国策•赵策二》：“不佞寝疾，不能驱走。”

谦称中还有臣、仆、妾等词，这些词本是殷周时对奴仆的称呼，后来被用作自谦之词。 一般男子自称臣与仆，女子自称妾。 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 “仆非敢为也。 ”《孟子•梁惠王下》： “臣闻郊关之内。 ”《孔雀东南飞》： “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 ”帝王诸侯也有谦称，一般称“不谷”“孤”“寡”，《老子》曰：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不谷即不善之意，如《左传•哀公六年》： “不谷虽不德。 ”至于“孤、寡”则为历代侯王习称，以至“孤家寡人”成为帝王的专门自称。

与谦称和卑称相反，古人在称呼对方时，往往用尊称。最早的尊称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盖指司火的长者，以后遂成为男子的尊称，如后人称孔子为尼父，周王称吕尚（姜太公）为尚父，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古时常用的尊称还有公、子、先生、执事等，如陈胜、吴广对起义的戍卒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当斩。”《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将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文选•杨修答临淄侯笺》：“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专用的尊称，如下称君王为上、陛下、殿下、阁下，君王称臣下为卿、爱卿等。此外，有些应用范围很广的尊称，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职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称普通的人。

避讳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刘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作“惊”。

避讳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规定对帝王、圣人及尊长不得直称其名，而要采取其他方法称呼。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周代虽有避讳，但尚无完备的制度。有人以为秦汉时避讳制度已臻完备，其实秦汉时代的讳制并不严密，如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并不讳“楚”字；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在《左传》中作“启蛰”，刘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作“惊”；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纪》中直书“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竟不避当朝皇帝汉武帝的讳。

避讳是宗法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政治的产物，从避讳的种类上来讲，主要有避国讳、避家讳和避先圣讳三种。国讳是指避当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循的，如汉高祖名刘邦，《论语•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汉石经残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将“邦”改为“国”。家讳是指在家族内部避父、祖的名讳，如唐代诗人李贺因避父名“晋肃”之讳而不能考“进士”，宋代苏轼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时又改用“叙”。另外，族外之人在与之交往时，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家讳。先圣讳是指避上古时代所谓圣人的讳，如宋大中祥符年间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的规定。此外，在官场上还有一种不成制度的“宪讳”，即下属官吏为逢迎讨好而避长官的名讳。

陈寿作《三国志》，为避晋司马懿讳，将东汉并州刺史张懿改作“张壹”。

避讳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笔三种方法。

改字 就是遇有君王及尊者的名改用其他字代替，这种方法始于秦汉，历代不废。改字中用以替代的字，有的是音近的字，如司马迁撰作《史记》,因其父名“谈”，所以把书中的“赵谈”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陈寿作《三国志》，为避晋司马懿讳，将东汉并州刺史张懿改作“张壹”；辽代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女真作“女直”。有的是意近的字，如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王昭君为“王明君”，把汉人作的《昭君》曲改为《明君》曲；而杨家将中的杨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赵匡胤始祖玄朗讳，改名延昭。有的是意同的字，如汉文帝名恒，后人避讳改为“常”，将恒山也改为“常山”；唐高宗名治，后人改治为“理”，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再如秦始皇名政，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中，几处“正”字都写作“端”，如“以矫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当然避讳的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情况，这里就不再一一赘叙。

因避讳而改字使得古籍上一些人名、地名、书名较为混乱，极易引起误解。如为避汉武帝刘彻讳，秦汉之际的蒯彻被改名为“蒯通”；宋朝时的文彦博，其先人本姓“敬”，后晋时因避高祖石敬瑭讳，其曾祖父改姓“文”，后汉时又复姓“敬”。再如号称六朝古都的建康，本名建业，《三国志•吴主传》载：“秋九月，权迁都建业。”晋元帝司马睿都建业时，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今湖北天门县原名景陵县，雍正四年，胤禛为避其父玄烨的陵墓名（景陵），诏令改景陵县为“天门”县。唐代司马一职原本称“治中”，唐高宗李治为避其讳，下令“改诸州治中为司马”，于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为“江州司马青衫湿”。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一书，为避李世民讳，将《世本》这本书称为《系本》。清代刻印前代古书，凡是触犯本朝避讳的字一一追改，如康熙皇帝名玄烨，“玄”讳改为“元”，“烨”讳改为“煜”。

空字 是将所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或直书“讳”。例如，司马迁撰《史记》，避景帝刘启讳，在《孝文本纪》中写到：“元年正月，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这里的某即指刘启。唐人撰《隋书》，避李世民讳，将王世充写为“王 充”，致使《隋书》在翻刻过程中误将“王 充”连写成“王充”。南朝沈约撰《宋书》纪传刘宋史，对刘宋帝王名多以“讳”替代，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这里的“讳”，指晋文帝刘义隆。许慎作《说文解字》对当朝安帝刘祜及上至光武帝刘秀之名，皆作“上讳”，避而不书，更不释其形音义，现在能在《说文》中见到这些字，盖为后学者所补。清段玉裁注《说文》，避玄烨、弘历讳，以“元”代“玄”，以“宏”代“弘”，并加空围“□”，今版《说文解字注》已作回改，故避讳之举不复见。

缺笔 一般是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书，这种现象始于唐代。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时，“世”写作

避宋真宗赵恒讳，“恒”写作

避清世宗胤禛讳，“胤”写作

再如宋高宗赵构绍兴八年的《世说新语》，遇玄朗、弘殷、敬、匡胤、恒、桓等字皆缺末笔。 当然，也有在今天看来不是缺末笔者，如避孔子讳，“丘”写作

纵观历代王朝的讳制或弛或密，讳制严密时如有违犯，轻则遭到舆论的谴责，重则丢官失第，甚至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之名者犯“大不敬”罪，即使无意中犯皇帝亲族的讳，也要受到惩处。 在讳制极盛的宋代，如果科举考试中考生犯讳，就要被申斥黜落，断送前程。 讳制宽弛时，避讳有不避嫌名、不偏讳、已祧不讳之说。 所谓嫌名，指与所讳之名音近或音同的字； 偏讳是说所讳之名有两个字，只讳其中的一个字； 已祧不讳则是指随着世系延续，礼所规定的天子祭七祖，超出七世的祖要迁入另外的庙堂，称为“祧”，凡是已祧的祖讳可以不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