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夏萍 朱耒刚 付雨涵 王姝 宋迎迎 肖萌 米方杰 张静 陈思/文 袁晓强/图片统筹

编者按：七十年波澜壮阔，七十年风雨兼程。从1949到2019，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回望七十年前，选取发生在不同十二时辰的12件重大事件，看当年的筚路蓝缕，更添再出发的勇气和自信。大象新闻推出特别策划《中国十二时辰》。

子时（23:00-0:59）

1997：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夜半，是今明两天的临界点。又称为子时，意为孕育。就像22年前的1997年7月1日0时0分，香港回归中国。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世界东方。

当天的《解放日报》头版：香港今回祖国怀抱。

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称：香港回归中国，结束英国156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读卖新闻》当天的封面报道：香港回归中国。

德国《世界报》的标题：156年后，香港回到中国怀抱。

相比之下，英国《泰晤士报》似乎“五味杂陈”，它的头版标题是：再见，香港！

从1997到2019，22年已然跨越了一个世纪。

1997年7月1日0时0分，香港准时回归祖国怀抱，这一不眠之夜，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五星红旗一秒不差地升起，中英双方为了“2秒”谈判了整整16轮之久，作为香港回归仪式的幕后“操盘手”，我国资深外交官、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安文彬是一个从未在回归盛典镜头上出现过的神秘人物。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典礼上，中国国旗冉冉升起）

时间拨回22年前，1997年6月30日23时42分，两公里以外的会展中心新翼，迎来了出席贵宾最多的一次聚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邓小平夫人卓琳、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已全部就座，会场内响起礼号声，中英双方仪仗队以相同的威严和不同的军姿走进会场。

这时，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只剩下最后的十几分钟。安文彬戴着耳机，背着两节很重的电池，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块手表，这是他特意买的一只非常精准的手表，为做到毫厘不差，他提前与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好时间。在英军举行降国旗仪式之前，查尔斯王子先做发言，他缓步走向了发言台。此时，第一个让安文彬措手不及的意外正在发生……

站在发言台前查尔斯王子向世人发出公告：根据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香港将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天，查尔斯的神情明显有些落寞，语气也有一些哀伤。然而，最重要的是他讲话的语速实在是太慢了，超时了整整23秒，如果是在一个普通的仪式上讲话超时23秒算不了什么大事，可这是香港交接仪式的现场，超时23秒钟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7月1日0时五星红旗的准时升起！

此前，安文彬曾为了在交接仪式上争取短短的2秒钟跟英国谈判了整整16轮！然而已经生生地被查尔斯王子超时了23秒，这彻底打乱了接下来仪式的进程。

安文彬不得不启动最紧急预案：不管英国国旗是否已经降下来了，不管英国国歌是否演奏结束，就是宁可两国国歌叠在一起，中国的国歌和五星红旗，都必须在0点0时0分准时奏响，准时升起！

安文彬指挥中方在各个流程上加快速度，一番紧张又不动声色的“时间抢夺”之后，被拉回原有轨道，甚至还多出了一秒！

谁知，意外又发生了。就在英国国歌奏响的一瞬间，在交接仪式上担任国旗升旗手的朱涛意识到英国国歌节奏快了，这个在彩排中已经烂熟于心的节奏像被按了快进键。英国国歌奏完，全场一片静默。本来，如果时间把握精准的话，中国国歌能在零时准时响起，与英方无缝衔接，但意外频发，英国国歌提前结束了，51秒的英国国歌只用了39秒就加速奏完。

那是朱涛人生中至今为止，最安静、最紧张的12秒。除了心跳，没有人发出声音。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典礼现场 王苗 视觉中国）

秒针一步步逼近零钟，朱涛攥着绳子等待升旗的手一直在抖。此时，令人窒息的最后几秒正在安文彬手表上一格一格地走过，安文彬用眼神示意乐队指挥耐心等待。23时59分58秒，安文彬终于做出开始的手势。二，一！乐队指挥将指挥棒抬起落下的瞬间，秒针指向了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朱涛和另一位旗手一起拉下旗绳，鲜艳的五星红旗、鲜艳的紫荆花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整个会场沸腾了，整个中国沸腾了……看着国旗终于在香港上空飘扬，安文彬红着眼圈把那块一直紧紧握着的手表缓缓放进了上衣口袋，他淌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着：香港，你终于回来了！

这是一个让全中国都振奋的时刻，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难忘的不眠之夜。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都是丰盈有温度的，那么真实可触，就像发生在昨天！

（查尔斯王子穿着军服，在暴雨中的日落时告别）

现就业于郑州公交一公司的任聪强在香港回归时只有22岁，入伍第四年。他清楚记得，那一年，他每月的津贴是45元，拿出30元来资助一个贫困学生。

当时为了庆祝香港回归，许多从没有去过香港的父母特意为那年出生的孩子取名“港归”、“港生”等。河南一在读研究生小宋也是听姥姥说，那年她只有1岁，姥姥特意给她买了一件带着“回归”字样的连体裤！

历经22年的交融发展，豫港两地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已然消除。商业上，众多香港精英入豫创业，收获经济上的共赢；生活中，许多爱情故事在豫港两地之间发生……

（1997年7月1日零时过后，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中）及彭定康（右）等人，准备离开香港）

丑时（01:00-02:59）

1984：中国收获奥运第一金

（1984年7月29日，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在比赛中射击）

1984年，歌星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正在大街小巷传唱，国人心中充满了无法释放的爱国情怀。

7月29日，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美国当地时间12点26分（北京时间7月30日凌晨），奥运赛场响起了中国国歌，许海峰夺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这也是那一届奥运会决出的第一枚金牌。

35年后，62岁的许海峰一定不会忘了当年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的最后一枪。这个小时候用弹弓打麻雀很准的年轻人，一不留神放了一个“大火箭”。

1984年7月29日，奥运会赛场上的竞争正如火如荼。许海峰参加的是男子手枪60发慢射。比赛前一天，他没有参加开幕式，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

第二天的比赛，他选择了一件红色运动服。前面两组打得很顺，第3组打了一个8环以后，他感觉不太好。由于比赛是60发子弹两个半小时，时间很富裕，天挺热，他就出去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回到靶位后，他状态开始回升。他向来打得很慢，到了最后的第6组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结束了比赛。打到第3枪时，人声、相机快门声一片嘈杂，他接着连续打出两个8环，两个9环。在打决定性的最后3发子弹前，他5次举起手枪，又5次放下，两个10环，一个9环。奥运会举办了将近90年，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枚属于自己的金牌！

（许海峰）

他成了1984年洛杉矶的英雄，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一个叫刘长春的中国人，拒绝为伪“满洲国”效力，发出“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的呐喊，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刘长春在百米预赛中就遭到淘汰。

新中国也曾在1952年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但是都没能取得金牌。对于30年前的中国人来说，一枚奥运金牌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在宁泽涛前教练张鹏的童年记忆里，那时中国还从来没有电视直播过体育赛事。但是，仅仅通过报纸和电台的传播，许海峰的名字一夜间就被大家牢牢记住。而这也激发了他对体育的兴趣，影响了日后对职业的选择。张鹏认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当时的射击、体操、举重、跳水，日后都成了中国奥运夺金的热点。

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夺得15枚金牌，排名第四，中国人开始尝到用实力来赢得尊重的甜蜜，申办奥运会的梦想，也开始悄悄地酝酿，直到2008梦想成真。（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新京报》）

寅时（03:00-04:59）

2005：中国首登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

（科考队在冰穹a点扬起五星红旗 受访者崔鹏惠提供 ）

2004年8月，青海工程机械厂44岁技术工人崔鹏惠，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对方邀请他参与南极极地考察之旅。他在犹豫之余，怀着些许自豪，应了下来。

没想到的是，这次南极考察，让他成为了世界第一支到达南极内陆最高点（冰穹A）的亲历者、参与者，更神奇的是，命运的起承转合，让他开启了人生13次奔赴南极科考的“高光时刻”。

9月7日下午，记者联系上崔鹏惠，听他讲述登顶往事，分享2005年1月18日3时16分触及南极内陆最高点的澎湃心情。

2004年12月12日，由13人组成的中国南极内陆冰盖昆仑科考队，从中山站正式启程，踏上远征南极内陆最高点（冰穹A）的旅程。彼时，青海工程机械厂工人崔鹏惠，作为一名技术工人随队前行，负责后勤机械保障工作。

DOME.A（冰穹A点），是南极内陆距离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气候条件极其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上一秒还是晴天，下一秒就可能是暴风雪了。”崔鹏惠说，即便是在夏季，那里的气温也在零下50度左右。

（南极第21次科考队挺进冰穹a点大合影 受访者崔鹏惠提供）

这片白色的沙漠，沟壑丛生，行进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科考队开着4辆雪地车，以每天10公里的速度前行。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的下降，雪地车越来越多的出现故障，行进至海拔3500米的时候，其中一辆雪地车爆胎了，需要有人钻进车底拧螺丝把履带拔了，44岁的崔鹏惠，二话不说钻进车底，躺在零下52度的冰面上，坚持了一个小时。“冻哭了，冷得受不了。”崔鹏惠说，已经有一辆车弃在了距离中山站700多公里的路上，如果这辆车再坏，这次科考肯定要失败。一行人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崔鹏惠抵住严寒和压力，以超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术，修好了车子。“科研咱不会，出力气，搞保障，咱可不能拖后腿。”

1月11日左右，科考队过了南纬80度，到达了冰穹A点附近，开始安营扎寨，用技术手段测算寻找最高点所在位置。在那一周的时间里，崔鹏惠每天开着车，带着测定最高点的博士生张胜凯，围着大本营，按照“W”“S”绕圈轨迹行走，每天都要走上六七十公里，带回来一堆数据。崔鹏惠记得很清楚，1月17日这一天他们回来后，张胜凯又开始把数据导出来进行分析，他正有困意时，张胜凯突然说：“18号找到最高点的可能很大”，一激灵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一行人激动万分，张胜凯和队长李院生再去附近测点确认，崔鹏惠和另一名机械师留守大本营用空油桶做最高点标识，1月18日3时16分，前方传来好消息，最高点找到了，就在距离营地300米处，一片软雪带里，地理位置为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

（科考队在冰穹a点升起国旗 受访者崔鹏惠提供）

44岁的汉子崔鹏惠激动得泪流满面，他带着天安门国旗班送来的国旗和油桶标识，往最高点赶去。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白雪皑皑的地球之极，将国歌唱响在南极之巅。“从国内到南极，总行程有2万多公里，我们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再苦再难都值得，我很自豪。”至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崔鹏惠依然难掩激动。

从科学考察价值和极地话语权角度来看，南极一共有四个必争之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其中三个点已经被美国、法国、前苏联抢占——美国占据“南极点”，建立了阿蒙森·斯科特站；法国占据“南极磁点”，建立了迪蒙·迪维尔站；前苏联占据“南极冰点”，测到了-89℃的全球最低气温，建立了东方站。此次中国队登上南极冰盖最高点，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整个国际南极科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受访者崔鹏惠提供）

而当时的见证人之一——崔鹏惠，也从此和南极科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3次远征南极，曾任第31次南极考察队中山站越冬站长，第32次南极考察格罗夫山队党支部书记，多次经历生死考验，也见证了中国极地考察研究的成绩和辉煌。

卯时（05:00—06:59）

2003：杨利伟和“神五”安全着陆，河南小麦成功搭乘

（神舟五号发射瞬间 中国军网王琦 新华社）

2003年10月16日，初秋清晨，中国大部分地区晨曦破晓，有人在睡梦中，有人则一宿未眠。

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降落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杨利伟出仓，看到这么多人在外面，先是愣了一下。下面很多人在喊：你说句话！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

在一个节目中，杨利伟讲到，应用系统副总指挥后来告诉他，“神五”发射到太空时，地面指挥大厅的屏幕上，出现了短暂的画面定格。这时杨利伟因为要监视屏幕以便报告状态，没有做更多动作，指挥大厅一片寂静，每个人都紧张地盯着屏幕。三分二十秒，当保护飞船的整流罩打开，一缕阳光照进去，杨利伟眨了一下眼睛，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你看，他还活着，他的眼睛在动！”仿佛商量好似的，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杨利伟在太空舱内）

“神五”在太空21小时里完成14圈飞行，神五舱内还有一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旗、一面联合国国旗、人民币主币票样、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纪念邮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纪念封和农作物种子。在这些农作物种子种，就有来自河南的彩色小麦。

“神五”安全着陆后，河南省南阳市一对父子在电视机前喜极而泣。这对父子就是彩色小麦的育种人，河南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周中普、李航父子。

“这是我们研究开发的新起点，两三年内，我们可以培育出具有抗虫性、丰产性、优质性、保健性的新一代种子，并能为祖国品种基因库提供更多的育种材料。”2006年，周中普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谈及此事，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

培育营养价值高的小麦，是周中普从事小麦育种几十年来的梦想。1987年，周中普从南阳农科所退休后，开始更忙碌的工作：钻秦岭、上北京、赴新疆，到处寻找需要的野生资源。2000年，经过十几年艰辛的探索，彩色小麦——“中普黑小麦”、“中普绿小麦”、“中普蓝小麦”等品种相继培育成功，经过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郑州）中心检测，不仅蛋白质含量高（中普绿小麦为18．83％），而且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铁、锌、硒等。尤其是我国第一个绿小麦品种“中普绿麦1号”铁、锌含量异常突出，引起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国家小麦改良中心以及中科院遗传所国家重点试验室领导和专家的重视。

在采用“化学诱变”、“物理诱变”和“边缘杂交”三结合育种技术培育出彩色小麦后，周中普对于太空育种的盼望更加迫切。没想到，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2003年3月，中国太空生物育种中心负责人打电话给周中普父子，通知他们精选优质彩色小麦等高级育种材料，以便进行太空综合射线辐射。

父子俩经过3个月、数百次的筛选，用放大镜和显微镜从10公斤小麦中精选出30克种子，并于当年6月，专程送到了北京。

在“神五”飞天后第三年，也就是2005年，中国正式启动了国际农业组织发起的生物强化项目的合作研究，这是通过育种提高铁、锌等含量进而促进人体健康的重要农业项目之一，而周中普也被誉为中国彩色小麦之父。

也许，正如杨利伟所说：“正是因为有了民族和国家的强盛，才会体现你这种责任的价值。”

辰时（07:00-8:59）

1992：由北向南的专列，带来新的春天

（1992年1月9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皇岗口岸）

1992年1月19日上午8点多，深圳火车站月台上，许多人望眼欲穿，急切与希望在来回踱步中弥漫。

时钟指向9点整，伴随着由远而近的轰鸣声，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停在月台旁边。小平来了！

那一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不久，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在第一站武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代表省委邀请邓小平下榻东湖宾馆，但被他拒绝。小平同志就在短短500米的站台上与湖北省领导当面交谈。

当时的湖北省长郭树言是河南镇平人，技术型官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负责人、国家科委副主任。他回忆说，在站台上，小平同志不仅指出社会上“形式主义太多”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那个著名论断：“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时至如今，这样的讲话仍然字字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由于湖北省的领导在车站既没带录音机，也没带记者，甚至连一张纸都没带。在现场的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急中生智，找到一些香烟盒撕开，在上面飞速记下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谈话内容。

事后，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走进武昌火车站贵宾厅，3个人凭着记忆，将小平同志29分钟的谈话记录下来，由钱运录作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

南方谈话开篇便鼓舞着人心，随后的行程更是如此。

（1992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拱北粤海酒店芳园楼旋转餐厅上俯瞰拱北和澳门两地）

在深圳，邓小平来到皇岗口岸，隔着深圳河，他看了对岸香港整整十分钟，不讲话，也不问话，周围的人也不好说话，就那么站着陪着他。

在深圳最高的国贸中心大厦旋转餐厅，邓小平说：“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

在珠海，邓小平来到拱北口岸粤海大厦最高处，这一天，“国家主席杨尚昆也在，也就是在餐厅里，小平讲到，‘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小平同志在深圳时，深圳当地媒体唯一跟随采访的是《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5天的采访，他记了70多页笔记。

随后，陈锡添将70多页笔记写成了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在当年3月26日的《深圳特区报》头版。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新华社、光明日报等纷纷转发。

陈锡添回忆说，发这篇稿时正值全国两会，“代表们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对政府工作报告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自“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也正是在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这一批人中有不少来自河南，他们的名字已经与中国经济大潮联系在一起，比如许家印、胡葆森……

巳时（09:00—10:59）

1953：10分钟的停战签字仪式影响了世界

（板门店签字仪式）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中、美代表进入板门店会议大厅，两位首席代表在助签人员协助下，在各自一方准备的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交换签字。10分钟后，签字仪式结束，至此，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彭德怀元帅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并没有太多中国志愿军士兵能来到板门店见证签署瞬间，更多的战士是在当天听闻了消息，接到了停战命令，感受到了战场上的与众不同。

洛阳张世侠老人回忆，就在停战协议签署的第二天一大早，有当地群众就来到水库堤坝上慰问志愿军，他激动地说：“三年了，还没有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过。”

（张贵福老人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沈翔 摄）

停战那天，张贵福已退下战场回国几个月了，因之前的一次战斗他与战友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弹片从他的颈部擦过，直到冲过火线，他看自己满身是血，才注意到颈部负伤正在冒血。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张贵福躺在江西省某部队医院的病床上，此时他的颈部还有明显的伤痕，但进食、说话无碍。几个小时后，随着一条消息的传来，27岁的他从病床上跃起，与同在医院的各部队战士们一起，欢呼起来。

（张贵福当兵时的照片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沈翔 翻拍）

66年后，几位90多岁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幕、那场战争、那在邻国度过的光景时，仍在激动。后来彭德怀在做《志愿军工作报告》时，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张贵福荣获的勋章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沈翔 摄）

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轮流130万人参战。那天10时签字仪式的10分钟，换来了和平，振奋了国人的心，极大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在国际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5年5月，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曾来到位于韩国与朝鲜之间北纬三十八度停战线上的一个村落——板门店。如今的这里，更像是“景点”，朝方军人荷枪实弹，军事分界线两端竖立着朝韩两国国旗，一眼观两旗，相隔不过百米。

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大厅，厅内正中向北并列着两张长方形会议桌，桌上仍旧像当年一样铺着绿色台呢，两边会议桌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样的场景加上周边墙壁悬挂的历史照片，足够将每一位到此的游人带入那个特殊时刻……

午时（11:00——12:59）

1965：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太行山上屹立起精神丰碑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主干渠通水，林县人民齐聚分水闸庆祝 图片来源：红旗渠景区官网）

巍巍太行山东麓，悬崖峭壁之上，一渠清水蜿蜒流淌，1965年4月5日上午11点，红旗渠分水岭正在举行通水庆典，开凿了5年的红旗渠总干渠通水了，这条人工天河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的建成也在太行山上树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虽然时隔已近半个甲子，但张买江依然对54年前所举行的红旗渠通水庆典记忆犹新。张买江曾是当年红旗渠建设者中年龄最小的“特等劳模”，参加红旗渠建设的时候他才13岁，在建设工地上一待就是9年。

时针回拨到1965年4月5日，那一天，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的日子，那一天，距离红旗渠动工，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时间，以后这一天就成了红旗渠通水纪念日。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主干渠通水，林县人民齐聚分水闸庆祝 图片来源：红旗渠景区官网）

当天上午，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在分水岭隆重举行，分水岭上锣鼓喧天，农村姑娘们穿着节日盛装，中学生和青年们骑着自行车，老年人有的坐着手推车，有的骑着毛驴赶往分水岭。

这一画面深深地烙印在了张买江的脑海中，在当天的会议上举行了授奖仪式，共表彰了74名建渠模范，这其中便有张买江，在1966年三条干渠竣工总结大会上，张买江又被评为了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

（照片中的挑水小男孩就是张买江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米方杰 摄）

1966年4月20日三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1969年7月完成干、支、斗渠配套建设，工程全面竣工。至此，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形成。

在上世纪60年代，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改善生存条件，在党的领导下，缺水的林州人民不等不靠，以“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英雄气概，用10年时间，凭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修建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 60多万人口吃上了水，54万亩良田浇上了地，结束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10年苦战，林县人削平1250个山头，凿通总长48华里（1华里=0.5公里）的134个隧洞；架设总长达13华里的渡桥150座；工程挖砌的土石方达到1640万立方米——用这些土石方建造一条高1米、宽4米的公路，可从林县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

（每当看到这些，张买江得思绪便会不由自主回到上世纪60年代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米方杰 摄）

伴随着红旗渠的建设，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林县人也将“红旗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太行山上。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说：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两大奇迹。

绝壁上的“人间天河”从50多年前一路流淌到今天，红旗渠的精神也滋养了一代中国人。

未时：（13:00—14:59）

196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郑州身影”

1964年10月16日，这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常常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参与者、亲历者隐藏在普通人身边，他们默默创造并见证着历史，为我们抒写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没有几个人知道，原子弹爆炸后的5分钟，他就是穿越蘑菇云取样的飞行员。居住在郑州的老人李传森，有大大小小十几份奖章和荣誉证，其中，有一份看起来最“不起眼”的证书，他最珍贵。因为保密原因，证书里只简单地写着：李传森同志在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荣立集体一等功。证书中所说的“事业”，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4时59分40秒，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主操作员韩云梯的拇指使劲向下按去，准确地完成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动作。

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15时，寂静无声的戈壁深处，骤然爆发出一片比阳光还要强烈百倍的光芒，旋即，从地面上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烟云在高空蔓延变幻，戈壁滩上生长出一个直冲九霄的“大蘑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来不及欢呼胜利，5分钟后，一架伊尔－12型飞机穿越核爆蘑菇云取样。当年37岁的李传森，就坐在这架飞机副驾驶的位置。“哪里有云往哪里钻”，为了采集足够量的核爆破样，他和其他5名机组人员，驾驶飞机，在蘑菇云里一共穿越了三次才返航。

“执行任务之前，我们6个人把党费都交了，就没想着活着回来！”出生入死，李传森圆满完成“穿云取样”，但这一英雄壮举，他未曾向任何人提起。直至40年后，他的大女儿看电视，家人这才知道，开飞机穿越蘑菇云的李传森就是他。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原子弹试验现场的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接通和保障这历史性关键通话的通讯兵，叫崔遂波，他是来自登封的小伙子。

在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前两天，身为通讯连长的崔遂波下到距地面近20米深的地下机房，准备执行任务。下去之前，他把贵重物品打好包袱，并给家人写信，信封上写着“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乡柿树洼 崔遂波烈士 收”。

1964年10月16日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在这一天，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个日子终于来了。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刻了。（文中部分内容参考自《郑州晚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等）

申时（15:00—16:49）

1949：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军民）

每当国庆盛典临近，王时昌总是会想到老家乡村中学的一间破旧教室。1949年10月1日下午，那间简陋的教室挤满了人，凉爽的风吹着杨树枝打着旋，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等广播。因为那台十里八乡唯一的旧收音机音效实在不好，一有人小声嘀咕，就会有人跳脚不满：小点声，都听不见了！

此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

王时昌还记得播音员先是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宏伟布置和广场上人山人海的盛况。接着演奏国歌时，原来的私塾先生在收音机旁挺着腰板站立，带着大家跟着唱。那时王时昌还不会唱，只是“庄严地直直站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主席洪亮的湖南口音从收音机里传来，“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庄严的宣告，宏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了长城内外，传到了大江南北！也让王时昌的那间教室彻底欢腾起来。而天安门广场上更是欢声雷动！

当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毛泽东神情庄重，用力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凝聚着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天安门广场上一片肃静，30万人向国旗行注目礼，见证着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升旗时，红旗猎猎、礼炮隆隆，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

升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

（解放军部队接受阅兵）

后来王时昌从电影、电视中又无数次看到开国大典的盛况，但对他而言，依然是那台旧收音机中传来的解说，更让他印象深刻。

70年过去了，他还是会记起那间教室、那个少年以及那个蔓延着锣鼓声的秋天。

北京，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盛大的开国大阅兵正式开始。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的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等，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轰炸机，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阅兵式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北京城天色渐晚，但是群众们热情难熄！在长安街华灯的映照下，一队队游行群众高举红旗和红灯，纵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探身栏杆外，不停地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这是新中国最神圣庄严的一个下午，这是人民群众尽情欢度的一个夜晚。

而此时，豫东乡间，王时昌随着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也欢闹了一整天，当他在父亲背上沉沉睡去，大队喇叭里的音乐与四周浮动的红旗和红灯，在他渐渐模糊的视线中交织出一片绚烂。

酉时 （17:00—18:59）

2015：半生执着追寻青蒿素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

（2015年10月8日，国家卫计委等部门举行“祝贺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

1971年10月4日，一个稀疏平常的周一，41岁的屠呦呦，埋头泡在实验室里，等待着第191次提取青蒿抗疟实验结果，时间在分秒中消逝，当“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最终结果传来时，她和同伴们如释重负，眼含热泪。

2015年10月5日，依旧是一个普通的周一，北京时间17点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名单揭晓，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赫然在列获得殊荣，那一刻，举国沸腾，“青蒿素”“屠呦呦”，让世界瞩目。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屠呦呦一生都和“青蒿”有着不解之缘，抗疟40余载，这份迟来的荣光，实现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也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中医药学价值的新认知！

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任何征兆，错过诺贝尔奖组委会电话通知的屠呦呦，是在2015年10月5日晚间，通过电视新闻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一时间，电话响个不停，记者采访、朋友道贺不绝于耳，屠呦呦异常平静，她深知，这是特定时期数百名科研工作者集体努力的结果，荣誉当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

一项伟大的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青蒿素”有效成分的提取成功，更是历时了190次失败。

时光倒流至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500名科研人员，寻找新的抗疟药物这一世界难题。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任课题攻关组组长，重点负责植物药的筛选。在经过对200多种中药、380多种提取样品的药物筛选后，他们一度锁定了青蒿。然而，几轮实验下来，青蒿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40%，最低只有12%，还比不上胡椒。

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碰壁挫折后，屠呦呦和同事从古代名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灵感：青蒿一握，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开始实验低温提取，用土办法浸泡青蒿，直到1971年进行191次实验时，才最终发现用乙醚制取的有效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屠呦呦和同事郎林福、岳凤先以身试毒，亲测药物毒性。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它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

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因为青蒿素的疗效，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47%，非洲疟疾死亡率下降54%，非洲儿童死亡率下降58%，数百万患者重获新生。

（青蒿琥酯）

当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诺奖的消息传来时，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病医学科主任医师杨跃杰恰好在用“青蒿琥酯”救治了一位刚从非洲返回的恶性疟病人。听闻消息，杨跃杰直言：“早该获奖了，用了这么多年，便宜又好用。”

正如屠呦呦在获奖后向外界表达的感言那样：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如今，耄耋之年的屠呦呦，依然奋战在抗疟研究工作中。已被发现40多年的“青蒿素”，依然是科研人员埋头研究的“宝贝”，它的“密码”在不断被破解，自身的药用正显示更广泛的用途。随着研究的深入，青蒿素研究中心已升级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这并非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意味着该中心正日益发展成为青蒿素研究的“国家队”。更令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进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大门，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未来还将广纳海内外优秀科研人员，实现科研资源和力量的整合与共享。（文中部分内容参考自新华社、央广新闻报道）

戌时（19:00-20:59）

2008：河南2008个方鼓拉开北京奥运帷幕

2008年8月8日20时，北京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聚光灯”下的北京不仅为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更为这个城市打下了深刻的“奥运”烙印，留下了丰富的奥运遗产。

那一年，5个机灵可爱的吉祥物福娃，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传递着奥运精神中的友谊与和平；21公顷的国家体育馆“鸟巢”横空出世，梦幻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绚丽夺目；五彩的焰火从北京中轴线腾起，永定门、天安门、什刹海……巨大脚印向我们美轮美幻地“走”来。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北京奥运会：“These were truly exceptional games！”英国BBC认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一幅巨大的画卷展示了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展现了中国的自信和力量。

中原制鼓第一村、中国鼓乡、中国制鼓第一村，这说的就是马屯村，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的一个偏僻小村。一个3000多口人的村庄，靠互联网占据了全国八成大鼓市场，远销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不少人被2008面同时擂动的大鼓所震撼，这2008面大鼓全都出自马屯村童飞制鼓厂老板孙永幸之手。年过五旬的孙永幸从小四处打拼，修鼓、换鼓皮再到后来开厂子做鼓，如今已经和鼓打了几十年交道。

（奥运鼓）

现在，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村子里面围绕制鼓的产业链分工明确，除了制鼓的厂子，还形成了铁鼓架、木鼓架等鼓周边配件生产产业链。 “现在村里3000多口人吃穿不愁，还有外地人来这里打工，安家落户。”孙永幸笑着说。

转眼十一年呼啸而过，当初忙于生计的中年人，眼角已多一丝皱纹，发丝又添一缕白色；当初稚嫩的孩童，已然成为风度翩翩的青年。

那年8月，郑州经六路“酒吧一条街”还是一片繁荣景象，“不见不散”、“目标”等几个酒吧的生意格外红火。老板们给酒吧增添了大电视，屋里还准备了小红旗、荧光棒，迎接相约酒吧看球的球迷们。

河南濮阳台前县的厨师孙庆伟也做了件特别走心的事，他用瓜果蔬菜精雕细琢出一座长2米、高约1米的“奥运五环”雕塑。上蔡县花木场总经理张华侨，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市政建设工程和奥运场馆建设绿化所需的树木花卉缺口很大”的消息后，经过多方努力，他成为了奥运会场馆绿化苗木供应商。同样来自上蔡县的创业工艺蜡烛厂也承担了为奥运会开幕式和主会场制作巨型工艺蜡烛的任务。

曾经在郑州国棉六厂大门口的一间小铁皮棚里给人修鞋的赵与龄，在40年后的北京奥运会水立方赛场，成了北京奥组委游泳项目的“竞赛导演”，堪称河南体坛的一位传奇人物。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华丽绽放，是赵与龄泳坛工作的巅峰，那年他已61岁。

北京奥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场馆是美轮美奂的水立方，2008年初，赵与龄和他的团队正式进驻了这座全球瞩目的现代建筑。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奥运会，赵与龄和他的团队从一开始就给施工方提出了设计上的要求，包含了观众席设置、色彩搭配、灯光照明、音响等。而这些都只是前期的施工建设工作，到了赛前及赛时，赵与龄更忙碌了。

说起当年的事，赵与龄至今依然觉得历历在目，“后来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我，就像是一个导演，在水立方这个舞台上编排着一部大型华丽的舞蹈剧，一步不能错，因为这部剧的名字叫做奥运会。”

为了保障所有工作不出任何差错，每天凌晨5点，赵与龄就要从水立方旁边租住的临时住所出发，到了水立方之后立刻投入工作，一天三顿饭全都在办公室解决，顿顿盒饭，连吃了几个月。晚上一直到深夜将近11点才能收工，每天连续奋战16个小时，这对于一位61岁的老人来说，绝非易事。不过，赵与龄始终精神头十足，从不疲倦，“那时确实很兴奋，精力旺盛，好像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其实说白了是对奥运会和国家荣誉的敬畏之情，一种自发的责任感”。赵与龄也得到了时任国际泳联主席穆斯塔法先生颁发的奖状。

那年8月24日，郑州市健康路上一个普通居民家里也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这是河南奥运军团成员之一张志磊的家。张志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迎来了男子拳击91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为了不错过张志磊为国争光的每个瞬间，当天在他位于郑州的家中，岳母张爱民，以及妻子蒋欢欢的舅舅、大姨、姨夫、表哥等众亲友，头一天就从老家许昌赶到了这里。最终，张志磊为河南军团赢得最高荣誉——一枚银牌。

往日不可追，未来犹可期！让我们一起期待，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待中国再一次惊艳世界！（文中部分内容参考自新华社、大河报报道）

亥时（21:00—22:59）

1970：《东方红》响彻太空，“河南制造”载誉出征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东风红，太阳升……”1970年4月24日，在20.009兆赫的频率上，中国乐曲《东方红》响彻全球。

将这首歌带上太空的“东方红一号”，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先后将卫星送上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实现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由此步入航天时代。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老专家宋庆元是其中一员，和同事们承担着卫星轨道计算和运载火箭弹道计算的艰巨任务，每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有时一天吃一顿饭，不仅顾不上家人孩子，还背负着一些“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的偏见压力。

宋庆元回忆，在东方红卫星发射后的“五一”，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指示下，他们代表团的席位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快看，卫星在那儿！过来了！过来了！”当天七时零五分，奏着“东方红”乐曲的东方红一号再次经过首都上空。人们瞪着眼睛向那无际的夜空扫视着，突然人群中有人喊起来。顿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跳跃，欣喜若狂。

（东方红一号卫星）

按照最初卫星上天后要“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看得见、听得到”的要求，东方红一号克服了众多技术难关，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文化也成为“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的体现，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航天日”。

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钱骥、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王希季、任新民、孙家栋……历史会记住这些“两弹一星”元勋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杰出贡献；而在这历史的一页上，也有“河南制造”的身影。

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及返回所需的若干品种化学动力原材料，主要就是由洛阳的黎明化工研究院提供的。据该院一名负责人介绍，当时一共提供了五种原材料，其中四种由研究院研发生产，另外一种由他们研发，另一家兄弟单位生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随着《东方红》音乐在太空奏响，专家们的努力得到回应。而奏响这首乐曲的，是河南省信阳市出土的两千年编钟。

时空转换到1956年的信阳长台关乡小刘庄村。时值春季，豫南草长莺飞，春耕农忙，村民们在打水井时偶然发现了一口古墓。考古专家们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两座春秋时期的大型楚墓。

（长台关楚墓编钟）

在发掘出来的众多陪葬品中，就有一套编钟。这套编钟一共13枚，从大到小，排列井然有序。编钟造型庄重古仆，纹饰精致细密。特别令人惊叹的是这套编钟的完好程度。它们埋藏在地下已经两千多年了，不仅没有伤痕，而且连细小的腐蚀锈片也找不到。表面上一层薄薄的黑灰色氧化层，也掩盖不住下面金黄色铜质的光泽。

最大的一枚编钟上，铸造有12字铭文：惟荆历屈抑晋人救戎于楚境。根据学者分析，荆历指楚国名将左司马眅（pān）。公元前479年6月，左司马眅战死沙场，随后葬于他生前驻守的关隘长台关城阳城。人们把他所立下的战功铸造在编钟上，作为陪葬品。

长台关楚墓编钟被认为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保存完好的编钟，出土后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了震动。

后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这套编钟进行了多方面的声学物理测量，他们意外发现，编钟的制作、性能符合现代科学原理，而且每枚钟体都能发出两个音，敲击钟体隧部，钟发出一个音；敲击钟体鼓部，另发一个音。这就是“一钟双音”。

得知长台关楚墓编钟能够演奏现代音乐作品后，民族音乐研究专家专程来到河南信阳，用这套编钟演奏出了《东方红》乐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并成为每天广播的开播曲。

1970年，中国制造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带着这套编钟演奏的乐曲《东发红》，不间断地向太空播放，遨游天际，响彻寰宇。浩瀚无际的太空，终于有了中国的声音。

如今，长台关楚墓编钟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依然在太空轨道上的东方红一号遥遥相望，见证着中华民族发展史。

头条编辑：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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