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旷的内蒙古草原，一辆火车呼啸驶过，车厢里是一个回上海的寻亲团。而后，镜头切换回数十年前，同样是茫茫草原，一趟北上的列车正将一群上海孤儿送往内蒙古，他们便是“国家孩子”。上世纪60年代，“三千孤儿入内蒙”，汉族孤儿与蒙古族母亲之间，演绎了一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传奇。

这也是上海出品电视剧《国家孩子》的开篇。数年前，上影演员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小锋买下剧本版权，并担任制片；全剧组300多人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顶风冒雪拍摄，把三千孤儿受到党的关怀、抚育长大的故事搬上了荧屏。2019年《国家孩子》在央视首播，向世人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

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消息传到上海，东方卫视率先重播电视剧《国家孩子》，3月11日起每天中午12:30播映。

半个世纪前，三千孤儿入内蒙

少有人知道，在刘小锋买下版权之前，《国家孩子》的剧本曾被一家上市公司积压了六年之久，当时剧本的名字还叫《苍穹下》。许多投资者不看好这个题材，认为它是一个不可能赚钱的本子。但刘小峰义无反顾，故事好、感人，是他筹拍本剧的初衷。“我常常觉得，文艺工作者也要是爱党爱国者，才能够拍好党史佳话，才能创作出有灵魂、有信仰的角色和形象，才能把党中央关怀人民的人文细节表达清晰。”

《国家孩子》的故事从上海开始，剧本在上海孵化，电视剧由上海出品，在拍摄中也得到了上影集团的支持。本剧制作班底阵容强大，由巴特尔担任总导演，获得“白玉兰”最受媒体关注奖的柳桦任编剧，创作出《向天再借五百年》等知名作品的作曲人张宏光及作词人樊孝斌参与主题曲创作。本剧围绕鲁小忠（朝鲁）、鲁小鱼（通嘎拉嘎）、毕若水（谢若水）和黄小仙（阿藤花）四位主角的命运浮沉展开。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那趟北上的列车，将四个人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而其背后，是一段“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往事。

灾害、饥荒、疾病……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大批弃婴被送到上海的保育院，米粮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面临死亡威胁。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经周恩来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商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操办，将江南的部分孤儿送到内蒙古交给牧民抚养。乌兰夫说：“把孩子送到内蒙古草原，送给牧民，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草原。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步行几百里，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有的夫妇没有领养到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泪水。据统计，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多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

这些来到内蒙古的孩子，被称作“国家的孩子”。从那时起，孤儿们有了家，有了新的母亲和蒙古族名字。“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这是草原母亲对“国家孩子”的承诺。

草原拍摄，最大的困难是气候

编剧柳桦还记得第一次去内蒙古草原采访国家孩子时的震撼。当他从蒙古包出来，已是深夜，草原上漫天星斗，触手可得。“很震撼，而我刚刚听到的故事更震撼。我沉浸在他们这半辈子的命运中，所以脱口而出，取名叫《苍穹下》。”后来，这个剧本到了制片人刘小锋和导演巴特尔手中，两人说服他将剧本改名为《国家孩子》，因为这四字背后，含义深刻。“写剧本就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创作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没有捷径可走。我老老实实地阅读资料、做笔记，大概看了六七十本与内蒙和那个时代相关的书。”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柳桦先后五次去内蒙古采风，开车走了三千多公里，采访了有名有姓的国家孩子近百名，还长时间生活在他们中间，跟着他们下牧区。“从内蒙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到他们的精彩故事，无论大小都搜集起来，一点一滴形成了现在这个故事。”

导演巴特尔解释，之所以定名《国家孩子》，是因为这些孩子从踏上由上海至内蒙古的火车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孤儿和弃婴了。“他们是国家孩子，他们将迎来草原上自己的养父和养母。这个事件充分体现了草原人民为国家勇于担当的情怀和大爱。”

《国家孩子》的拍摄地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这里是剧中人物乌兰其其格原型都贵玛老人的故乡。剧中，乌兰其其格经过培训成为去上海接“国家孩子”的首批人员，是改变孤儿命运的关键人物。现实中，当时年仅19岁的蒙古族姑娘都贵玛被分配去照顾旗里刚刚接收的28名“国家孩子”，在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这群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堪称奇迹。2019年，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草原额吉乌兰其其格由演员熊睿玲饰演。尽管不是蒙古族演员，但她有着13年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对蓝天、白云、草原和牧民，有着骨子里的熟悉。进组后，她经常和蒙古族演员钻到一块儿，学语言、学唱歌，学蒙古族妇女生活的常态。这才有了荧屏上大家认可的草原额吉。“穿着蒙古袍，红红的脸蛋，台词如果不是蒙式发音的话，会有一些违和感。”她还记得，3个月的拍摄期内，每天都是伴着日出出发，回来的时候草原上早就是一片寂静。能有机会塑造“乌兰其其格”这一角色，她至今心怀感恩，“‘乌兰其其格’只是千千万万草原额吉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收养一个孤儿，是一个母亲的善良；那么一个民族，收养了三千名孤儿，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情怀。”

巴特尔回忆，在草原拍摄最大的困难是气候。一年中，绿色的草原大概只持续一个半月，要表现几十年的春夏秋冬，没有绿色的草原是不可能的。“我们开机的时候，仅有半个月的绿色时间，白天黑夜地赶。”刮起大风的时候，人都被吹着走。“寒冷使演员无法开口说话，有些台词只能到后期配、补。但这些困难，都没有阻碍大家为讲好这个中国故事而迈出的脚步。”

《国家孩子2》正在积极筹拍

在剧中，“国家孩子”的故事，从美丽的草原、善良的养父母以及四个从上海坐着火车来到草原的孤儿开始讲述。角色的年龄跨度很大，从孩童时期一直演到年过半百，孤儿的命运与时代变迁紧紧相连。不难发现，朝鲁、通嘎拉嘎、谢若水、阿藤花几位主角，都不是完美的人物，他们各有缺点，也都在草原的包容下逐渐成长。而草原与“国家孩子”的情谊，藏在许多细节中。比如，内蒙古人是吃面的，但这帮吃米的南方孩子不习惯，便专门配给了米和糖果。当时还有规定，不能动国家孩子的米和糖。

“整部剧的时间跨度有50多年，在创作过程中，确实有不小的难度。”饰演朝鲁的傅程鹏说，剧组为了真实还原历史，下足了功夫。“无论是演员的造型、服装，还是小道具，都力求真实。剧组还在内蒙古搭建了一些场景，为演员营造那个年代的感觉。”身为演员，他对这一历史事件感触颇深，“内蒙古的牧民们，把孩子一个个都带大，长大成人、成才。祖国母亲想尽一切办法，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

《国家孩子》的主题曲《永生不忘》曾获金鹰奖最佳音乐（原创主题歌曲），歌曲的创作背后也有一段多民族的合作往事。作曲张宏光是朝鲜族人，演唱者旦增尼玛是藏族人，作词樊孝斌是汉族人。刘小锋回忆，《国家孩子》在片子做完后，原定作曲因故无法参与，巧合的是，他在第二天就遇到了张宏光。“那时候剧组经费快用光了，我了解他的创作价值，我们给不了，一直不敢和他开口。”那天，刘小锋加了张宏光的微信，邀请他来看这部刚做完的戏，就这么把张宏光“骗”到了后期机房。

看片时，刘小锋余光瞄到张宏光擦了三次眼泪，心里顿时有点底气，正思考该怎么开这个口，张宏光主动问起，“这部戏找谁做？”“还没想好。”“不要找别人，我来做。”听完这句话，刘小锋愣了两三秒，他解释剧组已经没有多少钱，张宏光却说不谈价钱，只问他同不同意。没过几天，他就发来一段音乐小样，让几个主创惊艳不已。回顾这段创作经历，尽管充满波折，但爱党爱国的情绪和共同创作精品的追求，把这些文艺工作者凝聚在一起。

巴特尔说，《国家孩子》这个故事不只是“忆苦”，更多的是“思甜”。“不仅表现了草原父母对孩子的厚爱，也表达了成长以后的孩子对草原的奉献。”

正当《国家孩子》重播之时，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上影集团透露，电视剧《国家孩子2》正在积极筹备中，上影也在争取早日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表示：“这个题材很好地反映了国家的大爱、民族的团结，也表达了上海这座城市是一座懂得感恩的城市。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张熠

来源：作者：张熠 钟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