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

十二、龙头村、棕皮营

呈贡在昆明之南，龙泉镇今属盘龙区，在昆明北郊。我们从南到北，按导航到龙泉镇棕皮营，已下午四点多钟。

八十年前，龙泉镇下辖龙头村、棕皮营、司家营、瓦窑村等二十多个村庄，因为镇公所在龙头村，所以当地人多以龙头村代指龙泉镇。这给许多研究者造成了困扰，其实不过是因为龙头村有广、狭二义罢了。若说“龙头村的棕皮营”，用的就是广义，意思是“龙泉镇的棕皮营”；住在棕皮营的人若说自己住在龙头村，也还是广义。

1940年11月12日查阜西一家迁居龙泉镇，是因为10月下旬欧亚航空公司疏散到昆明北郊，总公司在棕皮营村头的响应寺办公。查阜西最初住在镇上，对面就是镇公所。镇公所里，住着一对犹太老夫妻，先生立契森，是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原先的德方代表。上一年，因为德国承认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政府冻结了公司的德方股份，遣返绝大部分德籍工作人员。但德国在杀犹太人，立契森夫妇有家不能回，只好留在中国，艰难度日。次年1月，查家搬去了棕皮营，冯友兰一家入住进来，但查阜西有时候还是会来看望立契森。

在欧亚航空公司之前，响应寺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公场所和西文图书室（研究部门分布在龙头村、棕皮营村、瓦窑村、宝台山上等地），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迁到这里。响应寺背后，跨院即为新建的史语所食堂和招待所。棕皮营一带窑业发达，尤以出产锅碗瓢盆著称。先前，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挑了一些陶制品去昆明城里出售，认识了史语所的石璋如，两人攀谈起来，因此相识。后来石璋如到龙泉镇调查手工业情况，与赵崇义再次见面。各机构开始从昆明疏散出来时，石璋如便向傅斯年建议去龙泉镇。为此，两人特地先来考察了一番，这才搬迁过来，时在1938年9月。

石璋如拍的响应寺

当时，石璋如给响应寺拍过照片，后来收入他的《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一书。照片上的响应寺，在大树之下、河湾之滨，宁静极了，世外桃源一般。让我想起了查克承的回忆：“棕皮营真是美……那个自然景色，堪称人间少有。父亲经常在金汁河堤岸上散步，往南看是四季常青的农田，往上仰视小山上的苍松翠柏，他怎么可能舍弃那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去过城市生活呢？”

十三、响应寺今貌

停好车，跟着陈立言先生走。他已有好几年不曾来这里，边走边感慨又变了不少，一边回忆二十多年前刚刚来这里寻访西南联大教师故居的情景。了了呢，她小时候住在设于此处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一分台里，这一片都曾是她玩耍游戏之地，哪里想过这里曾有这般辉煌的过去，时不时会惊呼起来。我们走过一个宽约四米、长约八九米的小桥，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边沿上闲聊。了了指着桥下：“这就是金汁河啊！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查克承先生告诉过我，金汁河河床高于盘龙江，农田需要灌溉时，才开闸放水，是龙头村一带的母亲河。此时河中无水，河底尽是杂草，绿得生机蓬勃。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中华书局2021年5月版

桥的斜前方是热闹的菜市场，若再往前（南方），就是龙头村。《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第52页用过一张龙泉镇入口的历史照片，是从对面的方向往这边走。我们向左拐（东南方），才二十几步，便身处一棵大树之下。有人摆了一桌牌，鏖战方酣，三五人围观，好不悠闲！陈老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喝茶、聊天、听琴！”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喝茶、聊天、听琴！”

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历史情境，不由得都放慢了脚步，仔细打量起来。树是云南常见的滇朴，唯树干粗大，满身树瘤，高十多米，枝叶繁茂，左河右路，尽掩荫下。不知不觉就走过去，再回头看看它，又听背后陈老说：“这里就是响应寺了，史语所、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设在这里。”身在历史情境中，当真半点放松不得，赶紧转身。但三米开外的路对面，分明是再普通也不过的城郊常见建筑，果然陈老补了一句：“现在是棕皮营的村委会。”

曾经容纳过史语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响应寺故址上，如今是棕皮营村委会

嗯，的确是个村委会的形象。大门约四米宽，铁门敞开着，两边的柱子上贴着“诚信”“友善”“自由”“平等”等字，其他的字被各种海报、告示盖住，上面斜插国旗各一面，更拉起红色横幅，两行黄字是：“已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满21天的居民，本周六、周日不去接种第二针疫苗的，下周一不得进村，进小区。”门左是黑板报，贴着花花绿绿的防疫提示。里面院子约百平，停着一辆汽车。楼呈U字型，两层，下层墙面贴淡黄色瓷砖，上层墙体好像用的是简易材料。

进去看看吗？陈老犹豫了一下，算了。我们都默然不语，缓缓走过这曾经的中国学术圣地。

十四、古梅书屋

沿着响应寺故址的外墙，向南走二三十米，小路分成三叉。向右（西方），是村委会的背墙；向左（东方），是居民区；向前，当然也是居民区，左边这栋楼当着路口，是赵崇义之子赵林的家，右边两栋楼，左右之间的路上，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井早就不用了，没有井盖，用一块木板掩着，再用砖压住。

这一口小小的水井，是确定傅斯年、查阜西故居的标志

陈老叫起来：“就是这口井！”手指右侧，“这里就是傅斯年和查阜西的家的位置！”

棕皮营村很小，查阜西来时，也才三十六家农户，租住的是响应寺后村长赵崇义的新宅、棕皮营36号——所谓新宅，是因为房子刚刚归赵崇义所有，而原主人，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响应寺后面的地，属赵城顺、赵崇义兄弟家。史语所食堂、招待所，占用了赵城顺的地；食堂、招待所后面的傅斯年家，占用了赵崇义的地。食堂与响应寺、傅斯年家和食堂，都隔着过道。前一个过道，大约就是路口向右的小路；食堂差不多在右侧靠外那栋楼的位置，傅斯年家的主屋差不多在右侧靠内那栋楼的位置，只不过现在这两栋楼间距仅一米，往日的过道万不至如此窄小。

傅斯年家的设计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排平房，有围墙，有门出入。前一排（靠近吴姓人家的）高大些，四间平房，主人住，后一排矮小些，三间，是厨房、保姆房和杂物房，另附一间厕所。前后排之间有个院子，院内有古梅两株，一前一后，相距约三米，都是下半部分虬干盘旋，上半部分矫矫其姿，高过屋檐。这里刚开始建时，到了竖柱上梁的阶段，石璋如让赵崇义站在柱前，拍了张照片。看角度，是从里往外拍的。

到了竖柱上梁的阶段，石璋如让赵崇义站在柱前，拍了张照片（赵林保存）

史语所疏散到这里，是权宜之计。地得借用老乡的，房子得自己出资建，但一旦迁走，房子又没法搬迁。在当时，他们用的方法是“借地盖屋”，也就是老乡把自己的地借给他们盖房子，不收租金，一旦迁走，土地上所建的房子就归土地所有人所有。1941年底，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按照协议，傅斯年将房子转交赵崇义。

后来，赵林给我看了一份家藏八十年的傅斯年亲笔文书，写在一张甲骨图案的笺纸之上：

本人于去年夏借昆明县棕皮营村赵崇义君祖业基地建房，大小七间，外厕所一间，前后门各一。当时言明，迁走时将所建房赠送地主。兹决他迁，特将上列各房赠与地主赵崇义永远为业。

傅斯年（“傅斯年印”白文方印）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查阜西租住的，就是这所一个月前傅斯年刚刚交付的房子。傅斯年还留了一些物品，可供新主人日常使用。

查阜西最爱梅花。那只住了半年、都来不及告别的苏州新居，叫“后梅隐庐”，如今流徙西南，竟然又与两株妙不可言的古梅朝夕相对。此间三公里开外的黑龙潭，以“唐梅宋柏明茶”而著称，他去看过，觉得所谓唐梅也不过如此，自家的这两株古梅不见得比它差。有一回郑天挺在他家吃完午饭，去游黑龙潭，看过三绝，谓之“妄言耳”，大约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把自己的新家，唤作“古梅书屋”。

十五、古梅书屋来客

1941年1月搬到棕皮营，5月查阜西就从欧亚航空公司辞了职。在年底出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专员（次年十月又任滇缅公路工程局材料副处长）之前，他过了大半年游览与经商——也可说是失业——的日子。这大半年里，大姐查庆云在8月回了修水老家，两个女儿都被送去路南县的联中读书，只有查克承在龙头村的镇中心小学念书（五年级时又转学去在岗头村的南菁学校）。夫妻俩带一个孩子，住四间主屋，实在有点浪费。查阜西就招来了认识不久的西南联大副教授陈梦家夫妇住另一间。陈夫人赵萝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赵紫宸不仅是学者，也是音乐家，钢琴是她从小熟习的。但这里没有钢琴，却有古琴和大琴家。赵萝蕤很自然地跟查阜西学起了古琴。

大琴家还有另一位，那就是与查阜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彭祉卿。最先，一位弹琴老友当了县长，彭祉卿跟去做幕僚，可没多久就来找查阜西，愤愤地说：“他是个贪官！”他狷介率性，看得上的人少，和查阜西相处十多年，倒还是那么密切。

这年秋天，古梅书屋还迎来了另一位客人，查阜西“昆曲同门”罗常培的好友老舍。9月初到10月上旬，老舍在棕皮营后面的宝台山上，一边陪着罗常培养病，一边写剧本。中秋节（10月5日）前的一天，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炳昶建议，中秋夜能不能带上乐器，泛舟滇池。这最终没办成，一个原因就是“找不到会玩乐器的朋友”，大概中秋节前老舍还不认识查阜西（徐炳昶认识），或者那天查阜西没空。罗常培《老舍在云南》又说：“三月不知肉味的素菜，臣心如水的清汤，真怪难为他下咽的。幸而住在乡下的几家朋友轮流‘布施’他，像芝生，阜西，了一，萝蕤，梦家，都曾经给这位‘游脚僧’设过斋……”五人名单里，古梅书屋就占了三席。他们相识，应也不出这些日子。

老舍的《滇行短记》写到了古梅书屋：

在龙泉村，听到了古琴。相当大的一个院子，平房五六间。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阴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引注：这里的“大”字，显是“古”字的误识。“古”字略草，下不封口，极似“大”。另，并没有“龙泉村”，只有龙泉镇、龙头村。）

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

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可是在这有琴音梅影的院子里，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

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虽然他与我是新识，却一见如故，他的音乐好，为人也好。他有时候也作点诗——即使不作诗，我也要称他为诗人呵！

与他同院住的是陈梦家先生夫妇，梦家现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会几种外国语言，也长于音乐，正和查先生学习古琴。

他们一见如故。查阜西陪他去大观楼看滇池，10月下旬到11月初陪他去大理游玩与讲学的经过，俱详见于《滇行短记》。11月10日，老舍飞回重庆。

也就是这次大理之行，查阜西在喜洲镇认识了一位江西老乡、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游国恩。1942年秋，游国恩来西南联大执教。居所难觅，一再搬迁，第二次搬到了棕皮营，恰与查阜西为邻。正好之前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搬去了村内的李荫村家，查阜西看到游国恩饱受房子漏雨之苦，遂招之入住，给他一大一小两间房。游国恩写有《移居龙头村》《听修水查阜西鼓琴赠之以诗》，从“有竹不受暑”，可知入住时是1943年夏天——不过昆明的夏天，不大像夏天。

龙泉镇里，查阜西成了大家的朋友。来过古梅书屋的，至少有罗常培、郑天挺、朱自清、浦江清、汤用彤这么几位。不过，查阜西引以为傲的那两株古梅，在1960年左右被伐去。赵林带我来到两排房子之间的狭长空地，就是老舍笔下“相当大的一个院子”的位置，指着过道的两边说：“就在这里。”

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张照片，镜头中人有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晗等人，检郑氏日记，当是1939年10月21日

古梅留下的唯一影像，见于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张照片，镜头中人有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晗等人。检郑氏日记，当是1939年10月21日：“下山先至响应寺收拾行李毕，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子水、元胎、辰伯亦自城内来，济济一堂。饭后摄影数帧。”清秋佳日，古梅是枝繁叶茂的样子。

十六、杂记赵家

赵崇义1969年去世时，五十九岁。赵林1946年出生，往前，没赶上傅斯年查阜西们，往后，解放了，运动多起来了，父亲也不会说太多往事给这个少年听。但随着前来寻访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也在不断回顾和印证家庭的记忆。

陈老打赵林电话，正好在家，下楼开门。

之前，我听查克承说起过他和他的父亲。赵崇义在农村，属于有知识的人，家里有许多旧小说。查克承小时候，在他家不仅借阅了《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还有《福尔摩斯探案》《义盗亚森罗平》这些外国小说。有次将近吃饭的时间，查阜西从外面回来，正好遇到赵崇义。云南的农民很淳朴，热情好客，他们有个习惯，见了面喜欢问“你请过饭没有”，就是吃了饭没有。那天赵崇义就这么问了他一句，查阜西说我这就回家吃。赵崇义说：“到我家请饭吧。”查阜西心血来潮，说：“好！”几步跑回家，拿了一种用玉米酿制的云南烧酒“升酒”（好一点的叫“重升酒”，度数高一点，还可以泡一些中药材），真的去赵家吃饭了。赵村长接待他，也很普通，并不是什么好酒好菜。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朴实的交往。

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石璋如摄

查克承第一次回昆明访旧，并没找到赵家的后人。2002年赵林去福州出差，顺便联系拜访。查克承送了他一本几年前出版的《查阜西琴学文萃》，说：“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本书。”这句话让他回味至今。查克承当然不是说，没有赵家，父亲就写不出这些文章，而是感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崇义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容身之所。这持续了两代人，跨度七十年的情谊，即使在房东与房客之间，依然动人。

所以，在与赵林握手时，我大大方方地代表查家向他问好，并不顾虑自己不是查家人。重走查阜西之路，也是从前与查克承说过的心愿。

2002年，赵林在查克承家。查克承说：“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本书。”这句话让他回味至今。

陈老问，陈惠英还在吗？赵林说在。我们都松了口气，一起去找。从路口向东走五十米许就是她家，门大开着，村民谢文林（后来得知他是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之后）上楼接了她下来。一看，好精神的老太太！

老太太1930年生，比查克承还大两岁，是查克承小时候的玩伴。她母亲先后为傅斯年、查阜西两家挑水，有时候她闹着玩，也挑水。水井就是刚才引发陈老惊呼的那个。陈老采访从前老太太，得知了这一情况，告诉了赵林，赵林赶紧把早已废弃不用、差点儿就填平的水井保护了起来，算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点痕迹。

在老太太家门口，赵林和老太太感慨：“棕皮营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他们的，就只有我们俩啰！”

陈惠英老太太与陈立言先生（刘济源摄）

两天后，马君毅载我来接赵林去参加新书分享会，他给我看了从前在查克承家的照片。十年前，我在查克承家住过几天，熟悉的场景勾起了许多回忆。他又拿出一张老照片，赵崇义站在妻子李惠英和大女儿赵巧珍之间，他说：“这是查阜西给他们拍的。”

查阜西为赵崇义一家拍的照片（赵林保存）

十七、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高德地图上，棕皮营的名人故居只标出了一处，那便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思成、林徽因在棕皮营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如今的村民们可以不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不会不知道他们。查阜西在文章中，写过与梁、林的交往，但不多。梁、林离去时，房子给金岳霖住；金岳霖离去后，入住的是从查阜西家搬出来的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其时约在1943年初。房子的主人李荫村，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为棕皮营唯一的地主，1960年去世。

顺着陈惠英老太太门前的路，向前走个二三十米，右拐，是一片空地，停着许多汽车，小朋友们在这里打羽毛球。空地右边，是一排不高的红砖围墙，了了、刘济源、丁杰他们三位，已经趴在墙头往里看，满脸兴奋。这便是梁、林故居了。院子的门锁着，悬一牌，写着“私人产业，谢绝参观”，只好同登围墙，伸头探望——据说原来只是土墙，院门也不开在这里。院内是平房两排，坐东向西（墙上《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简介》写“坐西向东”不确，当以正房所对方向为准）。其中正房三间，主人所居，南侧并排有一间略矮的偏屋，就是金岳霖“逐林而居”之所了；后面是两间附属用房。土木结构，白色墙面，重新粉刷过，两面坡屋顶，瓦都很新，说是青瓦，但灰褐相间，深浅不一，倒也清新可喜。围墙之外的三面，环绕着三四层的居民新楼，小院子好像是“遗世独立”的所在。那对少年的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梁、林、金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好像是“遗世独立”的所在（来自网络）

镶嵌在墙上的介绍说，这是梁、林夫妇一生为自己建的唯一一处居所，但我想意义还不限于此。看过一张维修前的照片，房子虽然破旧，但能发现原貌未遭破坏。在这个不大的棕皮营村里，中国的顶尖文化人物散居各处，虽说村内格局基本未变——路还是路，住宅还是住宅，但几乎全部经过了不止一次的拆除重建（查阜西故居在六十年代改建为红砖房，十三年前加高重建为楼房），唯一基本保持初貌的，只有这梁、林故居了。六十年代前期，房子一度返还李家，“文革”开始后，这里曾作为宝云大队的办公室和合作医疗室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将产权返还李荫村的女儿。只是当时李荫村的女儿一家都在外面工作和生活，没人留在棕皮营，这就解释了门口“私人产业”的提示。2003年，这所房子被列为昆明市市级文保单位，从此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目前，盘龙区文化局委托了一家文化公司保管这里的钥匙，平时不对外开放。

八十年前，棕皮营和它的周边地区，一下子来了许许多多穿西装戴礼帽的怪人，做着奇奇怪怪的事情，没几年又全部消失了。这对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如今随着岁月流逝，除了梁、林故居，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如果傅斯年、查阜西、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乃至附近的冯友兰、顾颉刚、王力等人的旧居保存到现在，当然很好，善加利用，相信也能有益于居民们的生活，但这一定需要多方因素综合起来，方可水到渠成。否则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碍于地方的发展，不但不现实，也不会是这些文化精英所愿意见到的。所以，我在感慨“逝者不可追”的同时，已经满足于保留下来的梁、林故居。从个人而言，他们在这里安身；从文化而言，他们在这里延续。梁思成、林徽因何尝不能代表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学者们，留下一点痕迹，埋下有无限可能的火种。

十八、司家营

住在龙泉镇的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是步行去昆明市区，查阜西亦然。《龙头一年》记载了这样一条路线：“从龙头村出发，经麦地村、司家营、羊肠大村、羊肠小村、三竹营、金刀营和白庙村，最后到昆明的北门，行程约一小时。”查克承回忆，城里到龙头村其实是有马车可坐，一是从城里经过岗头村、黑龙潭再到龙头村，一是从东边的金殿上一个小山坡，拐弯到龙头村，都绕道很远，还是步行方便。

梁思成手绘的龙泉镇一带地图，标出了去昆明、金殿的路（来自《龙头街的守望者》一书）

1943年3月，查阜西重归航空业，出任新组建的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其间，因陈纳德“飞虎队”的战绩，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方面，昆明城内的日军轰炸基本不再有了，航空公司也搬回城里尚义街。但查阜西留恋农村的安静生活，仍住在棕皮营，平时在城里上六天班，星期六傍晚步行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去上班。他的路线是从尚义街出发，走小路，路过金刀营、司家营，大约十多华里，用一小时许。有时候下雨，小路泥泞不堪，查阜西就买一双草鞋穿上，将皮鞋换下来再走。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棕皮营西南约三华里的司家营，查阜西的朋友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住在这里。查阜西路过司家营时，有时会稍作停留，看望友人，还带着查克承去过闻一多家。朱自清日记里，提到查阜西的地方不少，浦江清则是查阜西的曲友。那么司家营也是必须要去看看的。

闻一多故居改造前（来自《龙头街的守望者》一书）

闻一多故居在闻一多公园内。从西侧门进去，这是一个现代气息很浓的公园，树木草坪、路灯座椅等等一应俱全。横穿公园，靠近东侧，才看到两个小院子，其中一个两层土木结构，坐西向东，小门紧锁，门口挂着“清华文科研究所旧址”的牌子，旁有一面墙，介绍“闻一多朱自清故居”。说实在的，当时已是黄昏，在满目平山远水的公园里，忽然出现这两个略高的院子，显得突兀而孤单，说不出的诡异。陈老介绍说，从前这里房子挨着房子，现在是除了这两个院子，全部拆光，建成了公园。原来如此！这就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日常氛围、生存状态，等于是把有生命气息的建筑，做成了硬邦邦的标本了。在棕皮营，我能感觉到生活在那里的人，与傅斯年、查阜西、梁思成他们周边的人们是血脉相连的，即使旧居拆除重建了也不要紧，但在这里却感受不到。真是令人失望！

闻一多故居今貌

失望也罢，激动也罢，一天的紧凑寻访结束了。云贵高原的夏夜七点，天光未暗，我们在附近一家饭店坐下吃晚饭。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岂止是精神一振而已，简直可以用亢奋来形容。这一天的见闻，几乎让每个同行者都感受强烈，疲惫劳累，一扫而空。

十九、尚义街、正义路

与寻找查阜西住过的地方相比，寻找他的办公地点，是完全失败的。

7月16日上午，与马君毅从大观公园回到崇仁街之后，去了尚义街。尚义街3号，是欧亚航空公司刚到昆明的办公地点。也许会有遗迹保存下来？哪怕找到一个纪念牌也好。

尚义街不长，在北京路到白塔路之间，大约一华里，步行七八分钟也就走完了。八十多年前这里是怎么编号的，仓促间无法知晓，但既然是三号，终归靠近路口。如今街南一侧都是新房子，街北一侧靠近北京路的，是昆明著名的石房子，靠近白塔路的，是云南中医药大学门诊部。石房子是民国时代的建筑，有着辉煌的过去，中医药大学门市部的房子虽然比较老，但也不敢断定年代。

到这里已近午间，因为下午还要赶去西山拜谒彭祉卿墓，我和小马只得匆匆离去。但我仍然不甘心，18日上午又拉着了了来这里重新走了一遍，没有收获，一如既然。不过，发现尚义街其实是穿过白塔路的，马路对面还有二百米左右，又过去跑了一圈儿，当然还是废然而返。

了了引我去她的道家师父廖道长那坐坐，就在尚义街、白塔路交界的白塔之旁，叫盐隆祠。廖道长刚吃完午饭，看了了来了，一边过来说话，一边顺手拿起花坛里的小铲子松松土。他长我几岁，面貌松弛自然，完全看不出曾经当过兵，而且，他是莳花妙手。大缸里好几棵怒放的荷花，饱满而傲娇，就是他的杰作。他招呼我们进去喝了几杯茶，弟子们过来让他试试箫，他连试了几支，吹得颇不俗。了了说，他没跟谁学过，自己摸着吹的，那就更难得了。才坐下几分钟，便似乎远离了尘嚣，但出得门去，又是满目的都市繁华。

1943年中央航空公司组建，是在接收欧亚航空公司全部资产基础之上的。1943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郑天挺“偕莘田携诸儿至才盛巷谒孟邻师、云南实业银行晤绍穀、滇惠医院晤静娴、中央航空公司晤阜西，即约阜西、静娴至冠生园便饭。遇今甫亦在，并案而食。食后至正义路中央航空公司办事处小坐。有磅秤，称之，凡一百三十一磅，较十日前增三磅”。可见这时查阜西是在正义路办公。正义路在崇仁街北约两华里，在尚义街西北约五华里，是老昆明的市中心。但来不及去寻访了。

查阜西的大部分时间，在公司里办公，而不是在家。这次偏偏对他办公地点的资料几乎全无准备，可说是此行最大的遗憾。

二十、谒墓记（上）

在西山北入口，吃罢查克承喜爱的豌豆粉、朋友极力推荐的烧饵块，与了了、小马登上大巴，一站到华亭寺下。这也是我期盼多年的行程，拜谒彭祉卿墓。六十七年前，查阜西等人将彭祉卿葬于这里。

查阜西虽然少年习琴，但几位老师水平都不高，他的琴艺，主要是在琴友间互相交流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积淀、消化、提炼而形成的。在他的青年时代，华阳顾氏与庐陵彭氏两个琴学世家对他的影响最大，彭氏即彭祉卿。他的青年时代终日为国恨家仇而奔走，虽然与琴苑联系紧密，终未参与太多。直到1930年左右事业稳定下来，才开始频繁参与到琴苑事务中去。

1934年秋，张子谦登门拜访查阜西，又因之而结识彭祉卿。三人一见如故，后来彭、查干脆都在张子谦的居所借住，终日钻研琴学。三人之中，论年龄，彭最长，查小他四岁，张又小查四岁；论琴艺，查、张都推重彭；论资历，彭出身官宦之家，有家学，江南华北均曾游历，出道甚早，而张则系出广陵派正传；论性情，彭率性，查干练，张豁达。此后一两年间，沪宁一带琴友们渐以这三人各自擅长的曲目，称他们为“彭渔歌”“查潇湘”“张龙翔”，并称“浦东三杰”。今虞琴社成立时，即是以彭、查主其事，张为辅助。航空公司内迁后，彭随查辗转西南，张则与沈草农、吴景略等琴友留在上海。

彭、查是彼此的良师益友，也是知己。彭祉卿脾气大，常常一言不合，就给人脸色看，唯有查阜西知道他内心苦闷，一再包容。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人已中年，仍为情所苦。查阜西住在棕皮营期间，后面的宝台山上也一度住着一位为情所苦的中年人卞之琳，苦恋对象正是查阜西的好友张充和。夏济安曾记卞之琳酒后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正悲伤。”大约也可以转而形容彭祉卿。不同的是，卞之琳隐忍，寄情于小说《山山水水》，彭祉卿“自为戕贼”，喝酒喝死了。从此，世间再无“浦东三杰”。

张充和书昆曲谱《长生殿弹词》

了了数年前与诸多师友拜谒过彭墓，跟着人走毫无负担。这次成为引路人，又知道我膝关节不好，不宜走山路，多少有些压力。果然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带上了一条歧路——从虚云纪念堂下去，经正觉寺进入深山，过玉兰园，等发现确实走错了，就得千方百计回到正轨上去，真是难为了她！我呢，不慌不忙，虽说已拿着枯枝当拐杖用了，还劝慰她：地方就这么大，不要急，总会找到的。毫不费力地找到，就不好玩了。迷了路更好，说不定会意外遇到好玩的东西呢……

这句话说完十分钟左右，在深山里的一块平地上，果有奇遇！

那是一棵高高的树下，竖着一个四尺半高、一尺半宽的青石碑，碑上镌刻两个楷书大字“诗冢”，下有小字十一行。我们兴奋地围过去，打开手机电筒，将光线侧打在字迹上，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一些，一边将小字全部拍下来。归来细细辨认，内容是：

《嗣音集》稿本，皆琮所书，既登梨枣，犹以前哲遗墨，不忍烬之。爰葬诸太华之山，而为铭曰：郁郁佳城，群峦作辅。穷达一邱，翰墨千古。士为国光，桑梓所望。兼三不朽，何假词章。遇蹇才丰，实多往哲。短咏长谣，一腔心血。寿诸剞劂，遗草班班。卜云具吉，藏之名山。光辉莫遏，腾跃郊野。碧形似鸡，金形似马。其气上升，结为彩云。傍植文梓，下生香芸。于以封之，如山岌㠖。我为斯铭，配文泉子。

咸丰六年丙辰三月穀旦 昆明黄琮撰并书丹，僧人岩栖勒石

山中偶遇“诗冢”碑

后来小马检得《嗣音集》即黄琮（文洁）所辑《滇诗嗣音集》，这是一百六十五年前黄琮将书稿埋葬于此而立的碑。所谓“碧形似鸡，金形似马”，是指西山形如碧鸡，故又名碧鸡山，与昆明之东的金马山遥遥相对，市内东西走向的金碧路也是因此而得名。

归来后，又发现此碑已载入由云龙《滇故琐录》。两年前，我曾在上海图书馆一气读完由氏著作八种，《滇故琐录》也在其中，但对此已毫无印象。然而他的诗集中，有听查阜西、彭祉卿弹琴之作，有挽彭祉卿之作，分明是记得的。最奇妙者，挽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西山一坯〔坏〕土，千古□（引按：原脱一字）黄彭（葬西山，与黄文洁诗冢为邻）”，将诗冢与彭墓并举。当初读到这里，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在访彭墓的迷途中偶遇此冢？“士为国光”“遇蹇才丰”，又何尝不是彭祉卿的写照？念及此节，不免作古今同慨了。

二十一、谒墓记（下）

我们大感振作，很快便走出迷途，到了公路边，对面正是昆明有名的法国人柏西文先生之墓。但我们在对面的山上还是走了一段冤枉路，再原路折回，我在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小坐休息，了了和小马去找人打听。彭祉卿当然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打听的是张天虚墓，好几位热心的司机都指着我们来的这条公路的北方说，就往前走，很近！

沿着我们坐大巴来时的公路，往返程方向（山下）走了一华里多点，便是一个九十度的左拐路口。路边有一处通向山上的石阶，以铁门隔断，挂一铜牌，有字曰“禁止通行，严禁烟火”。旁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牌，注明这里是张天虚、杨杰、彭寂宽、廖新学、毛友桂、赵炳润、陆鼎恒、郑一斋八个人的墓。张天虚墓在这里，那就没问题了。然而怎么进去？毕竟是了了细心，她看了看，铁门竟然没锁，伸手进去打开门栓，轻轻易易就打开了。我们齐声欢呼，一拥而上。

上去后正面便是张天虚墓，占地较大，了了说：“就是这里！”一边，飞快地带我们向右侧走去。右侧有七八个墓，两三个墓上还有大而鲜艳的假花，了了说那应该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的墓，墓上放花是当地的习俗。彭祉卿的墓在群墓之中，几棵大树之下，直径两米多，环以青石三叠，高约一米半，其上杂草丛生。墓碑面向东北方向（这是彭祉卿的故乡江西的方向），阴刻：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琴人彭祉卿先生之墓

杨立德 李廷松

龚自知 徐嘉瑞 公立

马崇六 查阜西

与查阜西公立彭墓的五个人中，杨立德是陆军中将、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任副官长，两年后，他因被蒋系人马诬为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案的策划人而刑讯逼供；李廷松是琵琶名家；龚自知是云南省教育厅长；徐嘉瑞是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马崇六是陆军中将、全国工兵总指挥，差不多在安葬彭祉卿的同时，滇西大反攻开始，他参与指挥强渡怒江。他们想必都是彭祉卿的故旧。

彭祉卿墓

墓碑之前的地上，铺以片石，上陈花一枝，已枯萎。我们将带来的一束菊花放在这里，退后一米，三人一排，鞠躬致意。这位在战争时期早早辞世的传奇琴人，不但没有湮没的历史的长河里，反而以他的杰出成就和浓烈个性，不断吸引着一代代的琴人。弹《忆故人》这首名曲的人，不会忘了这是他公布的家传秘谱；研究历代古琴指法，他的《桐心阁指法析微》是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他是现代琴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也是查阜西一生最重要的友人。心系多年，终于来拜谒他了。

我们又环墓数周，动手清除上面的杂草，发现周边插满了褐色的线香，若以三支为一炷，至少有六十四炷。是一批人还是多人次所为，看不出，但求前辈保佑的恳切之心，却是可想而知的。再看墓侧树下，有泡沫箱在焉，内有空酒瓶子四五个，想必是来拜谒的琴友们孝敬前辈后所遗。这六十四炷香、四五个空酒瓶，真是墓园奇景。

彭墓之旁，是抗日牺牲的空军烈士毛友桂之墓，再外便是张天虚墓，以张墓面积最大，也最气派。和他们相比，彭祉卿显然没有被视为名人，门口的牌子上列举的八个名字里没有他，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未曾享受太多名人墓的待遇，他的墓基本保持了原貌，与周边普通人的墓没有太大区别。我倒觉得这样很好，完全符合他落拓不羁、斯人独憔悴的风度。若是给他圈块地，堂堂皇皇起来，岂非不伦不类。

最近这些年来，琴人们热心呼吁，彭墓终于在三年前被列入西山区文保单位，两年前区政府在墓旁立了大理石的文保碑，这样也就够了。如果说还能做点什么，当然也有。据张充和所言，彭墓前曾有一副石联“泠泠七弦上，栖栖一代中”，是查阜西集句，她书写的。这若能恢复，不失为好事。推测高度不会超过墓碑，位置当在墓碑两侧，也不占地方。只是如今既然成了文保单位，已不是个人说恢复便能恢复的了。

下山后去琴友刘彦忠家做客。多年来刘君为保护彭墓奔走呼吁，听说终于列入区文保了，十分高兴。他烧菜绝妙，在这个菌子上市的时节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我大饱口福。饭后鉴赏、按弹了他的明琴，又取出李瑞先生传给他的《双琴书屋琴谱》《养心堂琴谱》来给我欣赏。他说，书名不像李老师所题，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一看，查阜西的手迹！

二十二、今昔应和，不绝如缕

7月17日上午，小马接我去游黑龙潭，见识了唐梅松柏明茶。午间再回棕皮营，接了赵林去参加下午在春晓书店举办的分享会。了了安排得精心，陈立言、赵林、范丹、刘彦忠这四位嘉宾又各有角度，发言精彩，活动办得出乎意料的成功。连同18日下午在麦田书店举办的第二场分享会，昆明之行，近乎完美。

19日归来后，有两件事颇可一记。

在昆明春晓书店举办的《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分享会现场

据宋辞、王晋凡二位见告，2009年挖出的见龙泉青石井栏，今置于三台山上的冰心旧居默庐之侧，有“丁丑仲夏月”的双钩“见龙泉”三字残石、“邑人张铭题”的“□〔有〕龙则灵”三字残石，还有一块保存完好，大字题为“漱玉”，后有跋云：

泉距城里许，味甘而清冽，年久失修，民国丁丑春，屏山李公右侯来宰吾邑，慨捐鹤俸，倡修是泉。落成之日，遍征题咏，谋垂久远。余不文，谨书成句，聊志鸿爪之意云尔。

邑人李又贤题

古□张一行书

见龙泉井栏“漱玉”拓本（宋辞先生提供）

近日他们正在为这些井栏制拓，发现这些与《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中的记载能够对应，大为惊喜。由于昆明一带泉水颇多，据说有人认为日常所谓“龙泉”，并非十二年前挖出的那一个，而如今参以查阜西《抱瓮泉记》“呈贡西郊旧有地泉，县令李君右侯醵金筑亭其上，就泉井砌石如泮，邑人皆称为龙泉”，可以得到确证。李右侯修龙泉，是在丁丑（1937），查阜西说的“泉井砌石”，就是这些挖出的井栏呀！郑颖孙、查阜西、张充和昔日之所见者，消失数十年后，又为今日之我得见，怎能不令人兴奋！

还有，查阜西看到这个题为“漱玉”的井栏，一定会想起那张留在苏州家中没来得及带走的明琴“漱玉”吧。弹琴大半生，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张“漱玉”，可才弹了三年就失去了。在苏州的弟子庄剑丞来信说，日本兵用刺刀将“漱玉”琴劈成了几十片，金徽也被挖去，他只好回信让庄剑丞将这些残片好好保存起来。但在这里，他看到了另一个“漱玉”。虽说用这两个字形容泉水不算新鲜，也足以让他惊叹巧合了。

此外就是梅松得知了我在呈贡文庙的见闻，不由分说将那册汪孟舒旧藏的《南来堂诗集》上册寄来相赠，并嘱我要设法让这部书“破镜重圆”。我很感动于他的好意，又担心办不成，未免辜负，唯有尽力与随缘而已。三年前，他听说我从查阜西文中找到了汪孟舒引用《南来堂诗集》的例证，嘱作一跋以记之。因不能书，我拟了几句不像样子的文字给他，没想到他用娟秀的小楷录在纸上，夹在书中，一并赐下了。重读旧作，有两句还是引起了感触：

吾人不能忘情于历史者，端赖此今昔应和，不绝如缕。淇园兄（梅松号淇园）深情于故纸，当知余言之不谬也。

井栏出土，印证往事是“今昔应和”；因汪孟舒旧藏的一本书，找到他使用此书的证据，也是“今昔应和”。在昆明追寻查阜西的遗迹不也是如此？我们一遍遍地追寻历史遗迹，其实是在不断强化记忆，提醒自己历史并非虚妄，人生自有意义。这样，过去的岁月和人物，才能给我们更多的温暖、信心和勇气。后之视今，大约也是如此吧。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