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体君

1925年8月19日，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是第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在他短暂的27年的人生中，充满了颇多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王尽美的出生地之谜

关于王尽美的出生地有三种说法：山东省莒县；山东省五莲县；山东省诸城市（县级市）。这让许多人感到很困惑，但各种文献资料显示，不论说王尽美是山东省莒县人，还是山东省五莲县人、山东省诸城人，总之王尽美出生地只有一个就是北杏村。王尽美出生时，北杏村还是个小村，就是因为诞生了王尽美这样一个伟人，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敬仰之情，人们就习惯把北杏村称之为大北杏村。

北杏村地处平原与山地的连接处，村子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昌潍大平原，昌潍大平原又被称之为胶莱平原，村子的南面是群山延绵的沂山山区，昌潍大平原的母亲河潍河绕着北杏村而过。北杏村坐落在莒县、诸城、五莲三县交界处，距离莒县县城100余华里，距离诸城县城50华里，距离五莲县城也是几十里的路程。王尽美出生时，北杏村属于莒县管辖，所以多数图书资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但后来随着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北杏村的归属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至1965年间，北杏村划归五莲县管辖，而1965年后，北杏村又划归诸城县枳沟镇管辖，并一直到今天。所以，有些资料上说王尽美是“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人”（光明网2005年3月2日，新华社山东分社《记革命先烈王尽美》），还有些资料说得更清楚些，“北杏村，原属莒县，现归诸城”（《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第二、关于王尽美的祖籍地之谜

今天，莒县、五莲县属于日照市管辖，诸城县升格为诸城市（县级市），属于潍坊市管辖，虽然王尽美故居在山东省诸城市南25公里枳沟镇大北杏村，王尽美纪念馆则在诸城市南岭。但日照、潍坊两市同时以王尽美为荣，原因是王尽美的祖籍地是日照的五莲县高泽乡后张仙村，而在1949年以前，后张仙村是属于莒县管辖的，所以王尽美也算是日照人。

王尽美的祖父叫王兴业，有兄弟3人，王兴业排行老三，生于1836年10月。王兴业本住在后张仙村前河崖的南胡同东户，家中有三间堂屋、两间东屋，在两间东屋中，其中靠河崖边的那间，屋外有一大棵柳树，树粗两人合围，树高3丈多。王兴业15岁时，以卖大豆腐为生，逢集时就在张仙集上卖，破集时就走街串巷地叫卖。王兴业18岁那年腊月初，经人介绍，与耿家沟耿氏成家，小两口就住两间东屋里，可第二年春，耿氏就暴病死亡了，葬在后张仙的西林。耿氏去世后，王兴业又跟二哥王兴隆学做木匠活，很快出徒，21岁那年，本村“掐不齐”的母亲见王兴业木工手艺精湛，就把莒县招贤村的姨表妹董氏介绍给了他，婚后1年，王兴业就喜得贵子，并给儿子取了一个小名“捞月”，但“捞月”不到2岁就突然得病夭折，随后几年，又先后有3个儿子夭折，王兴业共生了5个儿子，活下来的只有最小的儿子王五，也就是王尽美的父亲王在升。王在升19岁那年与高泽镇辉沟子村刘氏结婚，就住在三间堂屋里。

后来王兴业带领全家由后张仙村迁住北杏村，为北杏村的地主“见山堂”做佃户，一家人住在“见山堂”的三间半堆放杂物的小草屋里，小草屋两明一暗，低矮潮湿。王尽美就出生在此房的土炕上。现在此屋依然还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王尽美故居。

第三、关于王尽美的出生日期之谜

关于王尽美的出生日期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1898年6月14日”。这一说法的依据是，1918年秋，王尽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12月“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览”学生登记名册，即入学学生登记名册记的是：“王瑞俊（即王尽美），字灼斋，二十，莒县。”由此推算，王尽美应是1898年出生的。又依据王尽美的表姐及和王尽美童年在一块干过雇工的郑明科回忆，王尽美的具体出生日期是1898年中国农历的四月二十六日，通过查阅万年历，“1898年中国农历的四月二十六日”刚好是公历“1898年6月14日”。

第二种说法是“1899年4月20日”。这一说法的依据是，1921年11月7日，王尽美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满洲里填写的入境登记表上，王尽美亲自在调查表上是这样填写的：“1、生年月日及姓名：1899年4月20日 王尽美；2、受过几年的教育：十五年，山东第一师范毕业；3、职业：山东劳动报社记者；4、社会的位置：学界；5、您有何密委任状：有山东报界委任状；6、属何党派及团体：中国共产党山东部等等 署名 王尽美。”

第三种说法是“1896年”。这一说法的依据是，1926年的10月10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纪念全国铁路工会运动死难诸战士而作”的《革命战士集》（第1册），收集了王尽美等烈士的相关资料，在《全国铁路工会殉难战士第一次调查表（一九二六年八月）》上有：“姓名：王尽美；籍贯：莒县；年龄：二十九岁；任务：京奉铁路总工会秘书；党籍：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死事概略：一九二五年积劳咯血死；其他：该栏空白。”在这个调查表里，还有罗章龙为王尽美写的传略。根据该表内的记载来推算王尽美应该生于1896年。这一说法是王尽美去世后，由别人调查填写的，而且调查表中不止王尽美一个人，出现错误也是难免的，所以这一说法不可信。

第四种说法是“1902年”。这一说法的依据是，《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忆王尽美事迹片断》，文章的作者是杨一辰，回忆文章写作于1975年12月21日。杨一辰是山东省金乡县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秘书。杨在文章说王尽美“生于1902年”，但后来该文章被选入其他报刊、书籍时，关于王尽美的出生年份就被改成了1898年，看来这一说法肯定是错误的。

从上面的四种情况分析来看，我认为完全可以排除第三、第四两种说法，因为第一、第二两种说法毕竟是王尽美生前填写的，第一种肯定得到过王尽美的认可，而且是王尽美由乡下考入位于省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认真填写的，所以目前在关于王尽美的传记、研究文章、词典中基本上都用这一说法，即“1898年6月14日”。虽然第二种说法是由王尽美自己亲自填写的，即“1899年4月20日”，但“1899年4月20日”中的“20”有明显修改的痕迹，可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与影响的王尽美，还不是很适应源自西方的“公立”记年法及阿拉伯数字的书写，把中国的农历换算成公历与世界接轨，对于王尽美来说很不习惯，别说王尽美，即便是后来，如叶剑英等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1949年后，他们过生日时依然也是采用中国的农历，所以“1899年4月20日”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我认为准确的生日只能是“1898年6月14日”，即第一种说法。

第四、关于“王瑞俊”“王尽美”“王烬美”的名字之谜

1、王尽美原名叫王瑞俊，字灼斋，而且这名字还是塾师给起的。王尽美所在的北杏村既无私塾，又无学馆。1905年，地主“见山堂”王介人为自己8岁的儿子祥孩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在家里开学馆。祥孩贪玩，无心学习，因为是地主家的少爷，身子骨金贵，所以“见山堂”王介人决定给儿子找一个年龄相当的、穷人家的孩子给儿子做陪读，当儿子犯了错误后，就让陪读受责。王尽美的母亲知道消息后，为了能让儿子读书，就主动去找王介人，王介人见王尽美聪明伶俐，就答应了。就这样王尽美成了陪读。进学堂时，塾师给王尽美取了王瑞俊、字灼斋这样一个名字。1918年秋，20岁的王尽美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览学生登记名册上使用的依然是“王瑞俊，字灼斋”。

◆王尽美的启蒙老师张玉生。

五四运动后，1920年10月，山东的进步青年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还创办会刊《励新》（半月刊），由王尽美担任《励新》杂志的编辑主任。1921年1月1日，在《励新》第2期上刊登了《励新学会会员通信处一览》，全部会员共19人，王尽美的简要介绍是：“姓名：王瑞俊，年龄：二十二，籍贯：莒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623页）。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励新》第6期上刊有王全撰写的《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在文末王尽美写了一大段“附志”，署名依然是“瑞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629页）。1919年下半年，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派人到北京大学考察学习，王尽美在北大认识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罗章龙，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当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罗章龙保存了一份材料，材料上记录192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的名单，上面列有151人，其中有王尽美的材料是：“王瑞俊，山东莒县，济南中学。”（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6页。）

2、王尽美何时开始使用“王尽美”这个名字的？对于这一问题王尽美的长子王乃征曾经解释说：“王瑞俊改名王尽美，是在1921年他参中共一大后。”“党的成立，使他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并决心为实现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努力奋斗。为此写了一首名为《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惟解放。潍水泥沙统人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唐刻：《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访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长子王乃征》，《人物》2001年第7期）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到上海，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给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写信，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经过讨论，推举王尽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领导工人运动，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邓中夏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并在湖南、广东、山东等地设立分部，王尽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7月，邓中夏主持起草了《劳动法大纲》，并发起了请愿运动，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通过《劳动法大纲》，在《请愿书》上签字的就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王尽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请愿书》，《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这是迄今为止王尽美使用“王尽美”这个名字的最早的资料。后来王尽美还曾经以“尽美”为笔名撰写了不少文章，所以慢慢地他开始使用王尽美这个名字。

查阅资料，从1922年7月至1961年8月21日止，关于王尽美的资料都是使用“王尽美”这个名字，有资料还特别进行注释，如：1926年9月编辑出版的《革命战士集》第1册中，有长约18000字的王尽美传，王尽美“原名瑞俊，山东莒县”人。（《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5期）

3、“烬美”“烬梅”“尽美”都是王尽美使用过的笔名，1923年5月23日，《工人周刊》第64期发表了王尽美的两篇文章《中国的兵祸和匪患》、《吴佩孚还想武力统一吗?》，两篇文章的署名都是“烬梅”。而1924年7月5日，《十日》第28期发表王尽美的文章《中俄携手后的蒙古》，1924年8月5日，《十日》第31期发表王尽美的文章《呜呼！北政府的外交》，两篇文章的署名都是“烬美”。

◆王尽美发表的文章。

董必武也是中共一大代表，当年董必武、陈潭秋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派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而王尽美、邓恩铭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961年8月下旬，董必武去武汉视察，沿途经过济南时，因怀念王尽美、邓恩铭，在火车上，董必武就即兴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忆王烬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因为董必武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威望，此后许多研究人员就随着董必武的这首诗，而改称王尽美为“王烬美”了，从此也就有了王烬美这个名字。

对于“王烬美”这一称呼，王尽美的长子王乃征觉得很是不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王乃征正式提出改用“王尽美”，呼吁为父亲“正名”。近年出版的图书资料及报刊均采用了“王尽美”的称呼。

第五、关于王尽美是否见过列宁之谜

1、王尽美见过列宁说法的由来。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尽美是作为山东报界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会后王尽美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苏联给王尽美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1924年底，王尽美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认识了一个名叫王哲的山东同乡，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后，王尽美、王哲、王乐平和阎容德同赴天津拜会了孙中山，在天津时，王哲与王尽美在一家普通小旅馆里同住在一个房间，据王哲回忆说：“晚上，他和我谈心，给我讲革命道理，常常谈到深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尽美谈他访苏时的所见所闻。”

王哲1925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山东省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厅长、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医学院院长职务。1983年《文史资料选辑》（十）刊发了王哲回忆王尽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忆在国民会议运动期间的王尽美》。在文章中，王哲说：“王尽美同志在苏联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报告、兄弟党代表的发言，到苏联各地进行了考察，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办公室，并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列宁办公室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大屋子，靠墙是书架，里面摆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百科全书、经济方面的书籍和古典文学名著，新书放在较低的一个书架上，有几个架子专门放报纸，有一个桌子专放各种地图，墙上挂着地图和马克思、哈尔士林的像。

列宁的书桌差不多是在屋子的中心，桌上放着一盏小台灯，几架电话机，一把用来剪信用的剪刀，一把裁纸刀，和几支削尖了的铅笔。桌子两旁的架子上放着准备查阅的党的文献，参考书籍、报刊。桌前是一把藤做的、朴素的圈椅。

◆王尽美主持创办的《晨钟报》。

列宁的办公桌前面还有一张桌子，周围放着圈椅，这是接待来访者和举行政治局会议用的。屋子的整个气氛简单、朴素。尔后，就在这间屋子里，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负责同志，王尽美等同志一进门，列宁便指着桌旁的软垫圈椅请他们坐下，列宁自己却坐在桌旁的一把硬圈椅上，他轻轻地移近王尽美，面带友谊的微笑，开始了亲切的谈话。列宁仔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列宁还指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要团结其他革命阶级，推进革命事业。

王尽美十分尊敬和热爱列宁，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渊博和机智是非凡的，这次接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王哲《回忆在国民会议运动期间的王尽美》，见济南师范学校编《王尽美遗著与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07-108页）

此后，根据王哲的回忆，有关王尽美的传记、介绍文章，话剧、京剧，烈士陵园、纪念馆陈列的油画，以及电视剧、连环画等均有王尽美与列宁握手的场面、解说及描写。包括山东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中，都陈列着一巨幅列宁会见王尽美的画作，画面右侧，列宁坐在一张木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右臂靠在沙发上，似乎正在说着什么。画面左侧坐着三位年轻人，王尽美则位于中央的位置，王尽美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似乎在聆听列宁的讲话。

2、王尽美根本没有见过列宁。

许多相关的权威史学论著明确指出，王尽美根本就没有见过列宁。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只接见参加会议的3名中国代表，他们是张国焘、张秋白、邓培，根本就没有王尽美。

被列宁接见过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里对列宁的这次会见有详细的记载：“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引者注：施玛斯基是远东局主任、俄共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西伯利亚军区主席，负责接待中国代表团）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国焘（引者注：张国焘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代表，江西人）、张秋白（引者注：张秋白是国民党的代表，安徽人）和邓培（引者注：邓培是铁路工人的代表，广东人）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的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7-199页）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列宁会见王尽美的可靠档案资料。而王哲不仅没有出席会议，而且还是事隔多年的回忆，并且回忆的时间是在解放后，这免不了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所以是不可信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六、关于王尽美有没有出席中共四大之谜

1、王尽美出席过中共四大说法的由来。这一说法最早来源于尹宽，尹宽曾化名硕夫，1896年生于安徽桐城，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中央派到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并对“王尽美进行排挤。王尽美在病中也曾同尹宽进行过斗争”。（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69页）后来，尹宽因反对中共六大被开除党籍，并参与组织了中国托洛茨基派小团体“无产者社”，建国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入狱，1966年病死。所以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尹宽，1962年12月14日，在其亲笔写的回忆材料中说：“由于我起草的政治决议的提议，并推举王尽美为山东出席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我到山东以前可以断定山东没有全省领导机构，只是王尽美参加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转达中央有成立省委的意思。”（原件现存于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李肇年：《关于王尽美生平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以此来美化王尽美，为自己开脱罪行。

随后，一些书籍、文章都认为王尽美是中共四大代表，如，比较有影响的两本权威党史专业书籍，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开篇就是《王尽美》，文章中说：“一九二五年一月，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68-69页。）《光辉的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一书提到王尽美说：“1925年1月，带病出席四大，同年8月在青岛病逝，终年27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光辉的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王尽美根本就没有出席中共四大。

查阅资料，参加中共四大的山东代表根本不是王尽美，而是尹宽。中共四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对各地代表的名额做了详细的分配，就是各地各选派1名代表出席大会，“人数：广州一上海一南京一济南一北京一唐山一天津一武汉一长沙一安源一俄组一法组一少年一特请一”（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33页）

根据中共四大与会者的回忆，山东代表就尹宽一人，王尽美不是中共四大的代表，也没有出席中共四大。李维汉是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四大，而且还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来，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廷康（魏金斯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当年，据担任中共四大秘书的郑超麟回忆，后来他专门研究中共党史，关于出席中共四大人员名单，郑曾两次回忆此事，两次都没有提到王尽美，第一次说：“确实记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棠；湖北代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SY代表：张太雷。”（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12页）第二次说：“大会的代表，我已不能全记了，就记得的来说，可以列举以下诸人：湖南代表李维汉，湖北代表陈潭秋，山东代表尹宽，广东代表杨殷，欧洲代表周恩来，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安源代表朱锦堂，青年团代表张太雷。”（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18页）

◆王尽美主编的《励新》半月刊。

两本权威的党史专著，谈到关于中共四大时，也没有提及王尽美。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上）说：“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高君宇、李立三、李维汉等二十人，代表着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出席了大会。”（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4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关于中共四大说：“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朱锦堂、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杨殷、何今亮(汪寿华)等20人，代表着全国九百五十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12页）

中共四大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期间王尽美在哪里？他在干什么呢？查阅资料，你会发现这期间，王尽美在青岛，根本没有去上海。早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4年，孙中山采纳了中共这一主张，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同年10月，王尽美染上了肺结核病，但仍四处奔走，领导着山东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月1日，在王尽美的指导下，青州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这是山东境内最早成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会后，王尽美立即从青州返回济南，1月5日，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济南正式成立。1925年1月上旬，王尽美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青岛，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他选择了连隍客栈作为他的寓所和办公的地点。“为了广泛开展工作，他还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在《大青岛报》上发表了《王尽美启示》，说明这次来青岛所担负的任务是为召开国民会议做好准备，希望各界人士有何建议，可直接面谈。”（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64页）《王尽美启示》公开发表后，青岛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纷纷派人来找王尽美面谈，每日下午，来访的人络绎不绝，“自从到青岛这天起，王尽美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他一方面利用他的合法身份与官府打交道，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接待各界人士，解答问题，晚上还要进行党的一些秘密工作，起草文件等等，忙得不可开交。”（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王尽美烈士专集》，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出版2005年，第394页）而且1925年“1月17日，中共青岛组织和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在胶澳教职员联合事务所内举行会议，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37个团体，300余人。在会上，王尽美就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进行了演讲，国民党市党部刘次箫发表讲话。”（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王尽美烈士专集》，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出版2005年，第245页、第33页）史料还显示，“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王尽美在青岛举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演讲，宣讲国民会议的意义。”（丁龙嘉、张业赏著：中共一大代表丛书《王尽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5页）王尽美从青岛回到济南的时间是“一九二五年春节前夕，尽美同志曾一度由青岛返回济南。”（陈锡德、刘培卿、吕伟俊、于燕青：《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即1925年1月24日前，时间如此的紧凑，据王尽美生平年表记载：1925年“1月24-26日，王尽美组织领导党、团员在济南趵突泉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基督教宣传活动，由于过度劳累，吐血不止，住进济南商埠一家医院。”（《王尽美生平年表》，济南师范学校编《王尽美遗著与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557页）所以王尽美根本就无暇去上海出席会议。

第七、关于王尽美的后人之谜

1915年8月，王尽美高级小学毕业后，再一次失学回家务农，祖母、母亲就为17岁的王尽美娶了一位李姓女子为妻，这位李姓女子比丈夫王尽美大1岁，是莒县东乡庙后村人。

◆王尽美长子王乃征一家。前排左起：藏校先、王乃征；后排左起：王军、 王毅、王枫。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青岛的党组织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追掉会，宣读了他的临终遗嘱，然后派人护灵柩回北杏村安葬，当时，王尽美的奶奶已经70多岁，王尽美的母亲也已50岁，王尽美的妻子还不满30岁，王尽美的两个儿子，大的王乃征才7岁，小的王乃恩仅仅只有3岁，这一家人是三代寡妇守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前来护送灵枢的两位同志见状，提出要把王乃征、王乃恩兄弟带回青岛，由党组织抚养，但被王尽美的母亲婉言拒绝了。

王乃征先在的北杏村私塾读书，4年后，他的母亲病故，失去父母的兄弟俩便由奶奶来抚养。当王乃恩到了入学的年龄时，奶奶就把他送进了本村私塾学堂，后又求助在莒县的亲戚，把读完初小的长孙王乃征送进城里读高小。当时的山东军阀混战遍及各地，土匪刘黑七曾占据北杏村，使得民不聊生，奶奶已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孙子读书，读初小的王乃恩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哥哥王乃征由莒县县城高小转到枳沟高小继续读书，王乃恩小小年纪就跟着奶奶一块下地干活，王乃征高小毕业后，考取了位于诸城的省立13中学。

1937年10月，王乃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受党组织委派，王乃征回乡发展党组织，进行抗日活动。不久，王乃征便在家乡北杏村成立了北杏党支部，并成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随后又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弟弟王乃恩也加入了进来。到1938年，这支部队已由最初的几十人迅速壮大到2000多人。1938年底，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游击队被编入国民党高树勋部队组成独立旅，1939年蒋介石积极反共，王乃征及独立旅的大部分人转而加入了共产党山东纵队二支队，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王乃征主动要求来到东北前线，在萧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的辽东军区担任分区队列股股长兼警卫营营长，后又担任分区作战科科长，先后参加辽沈战役、四保临江战役。东北解放后，王乃征被选调到东北军区机关工作，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区军务部部长。1966年，王乃征被任命为吉林省军区的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直至1983年离休，2009年6月8日，王乃征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90岁。

◆王尽美次子王乃恩一家在上海中共二大会址前。左起：王明华、王立华、曹健民、王建华、王乃恩、王爱华。

全国解放后，王尽美的次子王乃恩南下江南，1951年担任浙江义乌县委副书记，1954年4月，调到浙江省委组织部，任党员管理处副处长，1962年底，被调到上海华东局，担任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文革”时，王乃恩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被关进了“牛棚”，连在上海第七纺织厂担任车间支部书记的妻子曹健民也受到了牵连。196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了山东的王尽美，讲到了王尽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讲话，王乃恩被造反派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粉碎“四人帮”后，王乃恩先后担任上海川沙县委副书记、上海市工交办干部处处长、政治部主任职务，1981年被上海市委调去筹建交通办，并担任交通办副主任一职，70岁时，经上海市委批准正式离休。王乃恩长子王明华是中国一流的光电子学专家，1941年8月20日生，是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乃恩女儿王爱华1951年11月出生，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临床实验诊断科主任技师、教研室教授。

第八、关于王尽美唯一一张照片存世之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找到代表山东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马保三，毛泽东对马保三说：“革命胜利了，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毛泽东与王尽美当年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泽东向马保三及在场的人员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热地称他‘王大耳’。”

◆王尽美使用过的饭盒、毛毯。

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马保三回到山东，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作出决定，寻找王尽美遗物一事具体由省团委张建华负责。当张建华带人来到北杏村王尽美家时，此时的王家只有王尽美母亲一人在家，王尽美的大儿子王乃征一家在东北，二儿子王乃恩一家去了浙江义乌。当张建华告诉王尽美的母亲，毛主席非常关心王尽美烈士，并指示山东省整理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收集其遗物时，王尽美的母亲难过地说：“遗物没有了，全让那帮土匪抢走了，还有一张照片。”

1930年，莒县有两个小军阀相互残杀，趁这两个军阀混战之机，土匪刘黑七占领了北杏村，奶奶只好带着小孙子王乃恩到庙后村亲戚家避难。临行前，王尽美的母亲急忙把王尽美读过的书、写过字的本子、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还有就是王尽美的一张照片包裹在一起，放进大缸里，又把其他有用的东西也放在缸里，把缸深埋在了自家的院子里。当王尽美的母亲把缸盖上，正准备填土时，她又觉得不妥，就又打开了缸，解开包裹，把王尽美的照片取了出来，然后再把缸埋上。可是这张照片该藏在哪儿呢？这时村外隐隐约约已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情急之中，王尽美的母亲望着掉了一块泥巴的土墙有了主意。她吩咐孙子王乃恩赶快去和点泥巴，她扒开一块墙皮，把王尽美的照片用纸包好后，放到墙中间，外面又涂上泥巴，然后领着孙子匆匆离开了家。

当土匪撤走王尽美的母亲回到家后，才发现家已被土匪翻得七零八落，埋在院子里的大缸也被挖了出来，缸里所有的东西被洗劫一空。王尽美母亲见儿子的遗物全被抢走了，难过极了。当她抬眼望那块土墙时，发现那块土墙竟原封没动。看来儿子王尽美的照片没被抢走，为了安全起见，从此那块土墙再也没有被打开过，为防止时间久了找不到照片的位置，每年抹墙时，王尽美母亲都会在这块墙上留下个记号，就这样照片在土墙里藏了近20年。

当张建华把王尽美的照片带回济南后，山东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照片进行翻拍，并从中选出一张最清楚的派人送到北京，交给了毛泽东，后来这照片就转寄给上海革命纪念馆。此后，这张照片被全国各地纪念馆相继翻拍。然而对于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和时间，一直没有弄清楚。直到1979年，经王尽美的长子王乃征、次子王乃恩提供线索，才在王尽美的孙子、王乃恩的儿子王明华处又找到了一张相同的照片，在照片的背面墨书“[一九]二三年九月摄影于北京，瑞俊”的字样，经专家鉴定后，确定是王尽美的手迹。

历史永远也不会忘记王尽美，2009年6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群众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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