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6辑《域内长城》（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出版）

作 者：郭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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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喜峰口以后，开始了长达13年的残酷统治。他们频繁清乡扫荡、烧杀掠抢，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覆巢之下，漫漫长夜之中，却时时回荡着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低沉的怒吼，处处涌动着力挽沉沦、执着抗争的激流。以下10篇文字，即是对喜峰口人民在这一背景下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

六同胞罹难

2006年3月 侯占桐等口述

那天〔1942年农历七月初一〕，敌人是后半夜开始行动的。以喜峰口日本宪兵队为首，还有警备队、特务队、治安军，几百号人，几乎倾巢出动。因为有前几次的教训，这次他们特别诡秘，先是借着夜幕乘大卡车出了喜峰口南门，临近宋庄子时又下车步行，天光渐亮时已蔫儿蔫儿地把我们几个自然村给包围了，并在同一时间开始了抓捕行动。

本文口述者侯占桐

侯魁住在碌碡窝。这里北面一二里有条公路，是由喜峰口通往青龙的。鬼子抓他时他还没有起炕（起床）。听到敲门声，侯魁的老母亲问：“谁呀，这么早，啥事儿啊？”外面说：“让侯魁组织壮丁去修路。”说着话，一群鬼子已端着刺刀闯进院来了。侯魁赶紧起来，顺手从门旮旯拽出一把扎枪，对在窗户地下站着的母亲和妻子说：“这是要抓我。你们支应着，我从后山跑。”刚一开门，见后山上也全是鬼子了。侯魁知道跑不成了，就藏起扎枪，大模大样地走了出去，跟鬼子说：“老总，找几个修路的，我去找！”鬼子小队长说：“不用了，我们自己找。”呼啦一下，一群鬼子就把他按在地上，五花大绑地绑了起来。侯魁喊：“小日本儿，修路还用绑么？”鬼子小队长瞪着眼睛说：“到宪兵队去说。”侯魁母亲一听，不由打了个冷颤，心想那还有好么？所以，赶紧给鬼子小队长跪下了。儿媳也赶紧跪下。侯魁母亲央求着：“开开恩，放过我儿子吧，家中老小都指望着他呢！”侯魁见母亲和妻子跪下了，一阵心酸。走到母亲身边，想扶她起来，但双手已被绑上了。于是，含泪对母亲说：“妈，您起来吧！咱们不给小日本儿下跪。”然后又对妻子说：“我走后，你要好好孝敬咱妈，带好女儿。”母亲、妻子拽住他，泣不成声。鬼子催促着：“快走！快快地走！”一边还用枪托砸向婆媳俩。侯魁见状，撕心裂肺，大叫：“我去就是了，别打我妈！”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后边娘几个一边追一边嚎啕大哭。侯魁一米八的个头，英俊潇洒，念过两年私塾，说话和气，待人彬彬有礼，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是谁家阔少爷呢！其实，他是个干农活的好手，手上的活又快又好，一个能顶两个，村里人都喜欢他。当时他正在村子里当报国队队长。

侯德春离侯魁家不远。侯魁走出家门时，一群鬼子已把侯德春绑上了，孩子老婆哇哇地哭。妻子抱着两岁的女儿，不顾敌人的撕打，死死拉住丈夫。五六岁的儿子忙儿，七八岁的女儿兰子，死死抱着父亲的双腿。敌人歇斯底里地吼：“快走！快走！不然打死你们！”一个鬼子想掰开忙儿的手。忙儿急了，回头就是一口，咬得那鬼子嗷嗷直叫，攥着流血的手指头对忙儿一顿乱踹。就是这样忙儿也没撒手。和侯魁的处境一样，不走，家里人只有更遭罪。所以，侯德春望了一眼妻子，又看看孩子，挺胸走出家门。

施德义住木耳峪。他是个朴实的农民，当年43岁，家里有7个孩子。大儿子施振那年不满18岁，二儿子施凯6岁，最小的儿子施江只有3岁。施德义被抓走后，妻子王氏带着一帮孩子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为了寻找丈夫，她不分昼夜纺线织布，挣点钱就托人去热河打听消息，可直盼到日本鬼子投降也没听到音信，最后抑郁成疾，得了癫痫，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

宋庄子王瑞祥，被抓那年53岁，是同时被抓的6位村民中年龄最长的一位。解放后调查得知，他是宋庄子村最早加入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并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38年后，他同妻子张振兴创建了宋庄子村地下交通站，为抗日出了很大的力。王瑞祥被抓后，他妻子不但没有倒下，还被选为村妇救会主任，同儿子王青安、儿媳吴秀莲继续跑交通。儿媳被日军杀害后，16岁的孙子王保堂又加入了交通站。被誉为“一家三代红色交通站”。

史家庄的张德本，被抓那年41岁。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那年刚给他添了个大胖孙子。

史家庄同时被抓的还有种田好手、抗日积极分子张林，那年42岁。当时家有5个孩子，大儿子十八，妻子正身怀六甲。为了活下去，张林被抓后，他妻子翁氏整天带着一帮孩子苦苦经营租来的那几亩山坡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小儿子俊峰降生时，要吃没吃，要穿没穿。1943年秋后，宋庄子被划为“无人区”，翁氏一家被赶到李家峪，当时小女儿有病因为没钱治而死。真是叫天天不应，盼夫夫不归。万般无奈，她带着一群孩子偷偷逃回了史家庄，躲在窝棚里。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漫漫长夜，一床破被子给6个孩子盖，自己只好把一个破簸箕和一个破盖顶〔秫秸串的锅盖〕盖在身上御寒，好不容易才盼到日本投降。晚景还算不错，几个孩子都挺争气，大儿子张俊如当了十几年村支部书记，两个小儿子还当上了国家干部。

后来得知，那次左近村庄也有好多村民被抓，起初他们被押在喜峰口日本警备队后院的监房里。日本警备队在喜峰口南门里东侧一个高高的条石台阶上，有八根黑红色明柱，特别显眼儿。走进隔扇门是宽敞的大厅，大厅两侧是当官儿的卧室。后院是警备队的住室和囚禁中国人的监狱。两排牢房东西走向，约有十几间，两间相对，中间是守房。每个牢间儿8尺见方，里面只有一个书本大小的通风孔和一个留送饭、喊话用的小窗，即便晴好的天进去时也是黑咕隆咚。关进来的人每人只给一捆发了霉的谷草。因牢房小，又叫“小号”。听说这些小号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在日本人占领的13年里，这些小号有时一关就是十多人，只能站不能坐。尽管地方小，但庆幸的是这次宋庄子被抓的6位村民被押进了同一间牢房，可以一起说说话。七月的天闷热难当，有人小声咒骂日本鬼子，有人开始猜测着以后的吉凶。侯魁说：“这小号是押死刑犯的，把咱们关这儿也许不是去当劳工。”王瑞祥说：“我也这么想。”侯魁说：“能跑就跑吧！”张林说：“看呆会儿提审咋说吧。”但当天晚上只是草草提审了一下，对谁也没动刑。

第二天上午，他们被押出黑咕隆咚的牢房，说是宪兵队提审。同去的三十多人都给上了手铐。审训大厅的一角架着一盆炭火，旁边摆着铁烙铁、火钳，房梁上挂着铁链，前厅里放着板凳和木桌，旁边摆着皮鞭、木板、木棍、铁板、枷板，墙角有装着煤油、凉水、辣椒水的几个铁桶，几个身穿白衬衫、黄马裤的日本兵横眉立目地站在那儿，让人毛骨悚然。一会儿，哗啦啦、哗啦啦地押上来两个青年，当时已是遍体鳞伤。狱警让他们走进铁栅栏。一个鬼子头儿走过来瞅了瞅他们，用中国话说：“今天你们说还是不说？”两位青年说：“我们是八路军，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鬼子头儿气急败坏，一摆手，几个凶神恶煞的鬼子立刻上来把他们绑在了凳子上，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酷刑。二勇士果然是硬汉，宁死也不屈服，后来被拉出去杀害于城外海门寺。二勇士被押出大厅以后，鬼子头儿奸笑着对在场的人说：“刚才是杀鸡给猴看。你们要老老实实，听皇军的话。不然，这就是下场！”这时已快晌午了，两辆铁皮闷罐车停在了宪兵队的大门外，说是要拉他们去平泉。

下午，车到了宽城，他们被摘去手铐，关进大牢。晚上，侯魁、王瑞祥挤在一起，嘀咕着逃出去的办法。侯魁说：“早晚是个死，不能等他们下手，逃一个是一个。”过了半晌，王瑞祥无奈地说：“也只有这样了。”最后，大家秘密商定，鸡叫头遍，借放风之机打晕狱警，由侯魁喊“有人越狱”，趁乱砸开铁门，从南墙逃出。当夜，大家心惊肉跳，就等那一刻到来。但因敌人反应很快，同时被押的人又缺乏组织，结果没有成功。侯魁不仅被戴上了手铐，脚也被死镣铐上了，天一亮就押出监狱，杀害在宽城镇的黄土岭上。那年他只有28岁。噩耗传来，村人无不惋惜。年迈的母亲忧郁成疾而死，幼小的女儿扁头〔小名〕有病，因无钱医治落下终身残疾。

侯魁被害后，其他5位村民被押往热河，以后再无音信。

❀滦阳镇宋庄子村由11个自然村组成，分布在4条山沟里。1942年农历七月初一，该村6位村民被日军抓去。2006年3月21日，笔者在该村会议室与被害人的后代们进行了座谈。其中有张俊民，被害人张林之子，1932年农历二月初九生，汉族，小学文化，共产党员，现居史家庄自然村，曾任生产队队长，父亲被抓那年11岁；王保堂，王瑞祥长孙，中共党员，1929年10月24日生，汉族，高小文化，解放后曾任村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侯占桐，侯魁之侄，1943年农历二月初一生，汉族，中学文化，共产党员，现居碌碡窝自然村，曾任村党支部书记；侯齐，侯德春长子，1936年4月生，汉族，群众，现居碌碡窝自然村，父亲被抓那年7岁；施凯，施德义之子，1937年9月生，汉族，小学文化，群众，现居木耳峪自然村，父亲被抓那年6岁。以上内容有的是他们自己亲眼目睹，有的是听母亲、家人和亲戚朋友转述。在6名村民被抓到宽城时，村民郭万有正在那里当长工，当时曾多次去大狱探望他们。后来6位村民的家人之所以了解了一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郭万友。郭万友1903年生，1968年去世。

鬼子抢走了我家的救命粮

2007年7月 郭政清口述

我属鸡，是日本进关那年〔1933〕生的。日军“集家并村”时我十一二岁，万恶的日军抢走了我家的救命粮，烧了我家4次，致使我母亲、二叔和小妹相继饿死。

本文口述者郭政清。手中拿的是其父亲生前的照片（摄于2005年5月）

1942年秋后日军“集家”，我家祖孙三代8口被日军驱赶到喜峰口，住在一座快要倒塌的破庙里，因不堪虐待，第二年春天便偷偷跑了回来。我家在木耳峪，那里有我家3间草房。父亲郭万发老实本分，干活勤快，“集家并村”前租种着四五亩山地，一家人生活虽说不上温饱，但也不至于出门讨饭。从喜峰口集家点逃回的那天晚上，父亲挖出了藏在野外的粮食和萝卜，还有一小缸盐，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不在日本人鼻子底下过日子真好。回家没几天，母亲和奶奶的病也好了，但全家人每天还是提心吊胆，担心 鬼子来了怎么办。

真是怕啥来啥。一天，一群鬼子和伪军来了，有二三十人。他们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砸锅砸缸，然后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足足半天，全村几十间草房一间没剩。我们一家当时躲在山里，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子被烧落了架。奶奶瞅着体弱多病的儿媳和一帮孩子，止不住地流泪，说：“房子没了，东西抢了，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父亲瞪着眼睛，咬着牙，说：“兔子尾巴长不了。这帮王八蛋，早晚得报应。”弟弟郭政全、大妹郭太平看着山下的情形当时都吓呆了，听到大人说话才敢哭出声来：“奶奶，我饿！”我哄着弟弟、妹妹说：“别喊了，敌人走了，我到房子里给你们找烧白薯吃。”奶奶也说：“咱家沟里还埋着粮食，一会儿给你们做饽饽吃。”他们听了大人的话，不哭了，但还是念叨：“饿，忒饿，想吃粥！”一家人无法再说服孩子，一个个泪水汪汪，默默无语。

第一次被烧之后，除了埋在野外的粮食和一部分用品外，家里什么也没有了，一家人只好在山洼里简单地搭了一个避风的窝棚。白天大人们出外干活，夜晚就挤在一起胡乱睡下。但是，不久日本鬼子又发现了我们，窝棚又被烧了。后来又换了一个地方，还是窝棚，但没住多长，也被烧了。

房子、窝棚3次被烧后，不敢再搭窝棚了。张家沟里的葛条洼有一个山崖缝子，左右是岩石，上面有葛条架遮着。父亲在那儿挖了一个山洞，洞口用柴草一挡，挺隐蔽的。我们一家搬到那里后，怕敌人发现，种地都是早晚出去，白天就在山里躲着。有点粮食给小孩儿吃，大人们只好吃糠咽菜，好几天才能熬顿粥喝。要说干的，只有榆树皮粉、谷糠和山野菜团子。没有一点油水儿，连盐也经常吃不上，因为“无人区”没人敢来卖盐。所以，大人、孩子时常拉瘪肚、闹浮肿。母亲上有婆婆下有小叔和4个孩子，有点粮食也到不了她嘴里，还得帮婆婆操持家务，帮父亲下地干活，所以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全身浮肿，病倒在炕上。二叔郭万生，高高的个子，虽然四十左右，正当壮年，但因生活煎熬和“集家”的折腾，也变得体弱多病，渐渐发展到青筋暴露，只剩了皮包骨头，再无劳动能力了。

粮食一天比一天少，全家人开始发慌。到了五月十几，玉米、高粱长到一人高，谷子长到大腿高了。虽然长势黄瘦，倒也苗全。如果老天长眼，再有两个来月粮食就有熟的了。父亲和奶奶商量，决定把埋藏在地下缸里的粮食挖出来，里面有黄豆、荞麦、谷子、玉米，几样凑起来有五六十斤。大人们算计着：如果全家每天一斤粮食，每人平均一两多，还有半囤子高粱糠，再加上倭瓜、豆角、茄子、大葱，能坚持到处暑。等新黍子下来，全家人就可以渡过难关了。但小孩儿可不管你饿死不饿死，长来、太平、小乐，见到粮食就抓，生玉米粒也放在嘴里嚼。大人们怕他们吃多了抻断了肠子，吓得赶紧把粮食分成几份儿藏在了坯仓子、小囤子底下。一来可以防备鬼子发现后抢走，二来可以避免孩子看见就吃，吃光了混不到新粮食下来。

五月二十三这天，天灰蒙蒙的，又闷又热。眼看要下雨了，奶奶动手给我们做饭吃。灶堂的火刚一冒烟，就被清乡的鬼子在高山上发现了。一百多鬼子如临大敌，端着刺刀，沿着羊肠小道，蹑手蹑脚地就上来了，看样子八成是把我们认作了八路军。他们走到跟前，见烟是从葛条架下冒出来的，很快找到了洞口，几十名鬼子迅速实施了封索。一个鬼子头儿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喊：“八路的，出来；投降皇军的，不杀！”奶奶忙把我和弟弟、妹妹们往洞里藏，父亲和二叔则愤怒地握着镐把躲在洞口。哥儿俩商量说：“他们要是开枪，就跟他们拼。”双方对峙了一会儿，敌人透过葛条叶缝，看见两个面黄肌瘦、衣衫破烂的庄稼人，不像是八路，便松了口气。那个鬼子头儿举枪朝洞口打了两枪，然后带头冲了进来，一下将父亲和二叔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枪托之后，哥儿俩口鼻流血，浑身青紫。鬼子一边打还一边吼：“你们的，不是良民！八路的干活，死了死了的有。”奶奶见两个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拿起大笊篱就朝鬼子头上打。一个鬼子举起枪托就砸，奶奶挥手一迎，胳膊当场折断，倒在地上，疼得直叫。母亲见状，艰难地坐起来，带着病腔央求：“老总！太君！别打了，我们是良民，留条活命吧！”我们几个孩子也哭着：“我们是良民，让我们活着吧！”鬼子见是一家穷百姓，没油水可榨，便松了手；东张西望，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发现锅里有快煮熟的豆子和山药蛋，一人一把都给抢着吃了。然后，又翻仓倒囤，将我家仅有的五六十斤粮食抢走了，临走时还凶狠地砸了我家唯一的一口铁锅，并在山洞里放了一把火。从这天起，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了，真是一干二净了。

那年夏天，天也不长眼，整日阴雨连绵，一家人每天以野菜、树皮充饥。到了盛夏，大人们把冬春穿的棉袄棉裤的棉花掏出来，缝缝补补当单衣穿，大一点的孩子给块儿破衣裳片子围在身上，再小的孩子干脆光着屁股。山洞里潮湿阴暗，常有蝎子、蚰蜒和蛇，虾虻、蚊子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些可以用栗花、艾蒿拧的火绳解决，解决不了的就是粮食。当时，家族亲戚大部分都被赶到李家峪、喜峰口集家点去了，想借点粮食都没处借。和我家一样躲在山里的几户人家得知我家4次被烧，已经断粮，都伸出了同情之手，从自家仅有的一点口粮中拿出了一份送给我们。但这些人家也都很艰难，自己顾不了自己。

奶奶的胳膊折断后只有筋肉还连着，因为无医无药，肿得像根椽子，又黑又紫的肉皮开始腐烂化脓。母亲的病不见好转，整日躺在炕上痛苦呻吟。二叔遭打后又气又恨，得了伤寒，身体每况愈下，腿肚子肿得有碗粗。4个孩子整天哭着喊着要饭吃。父亲遭打后，腰椎骨错位，拄根棍子，除了坚持下地干活，还要天天外出借粮。

一天，到中午了，洞外还是风雨不停。全家人挤在小土炕上，一点精神也没有。这是我家第三天断粮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起身顶着大雨出去了，好长时间才回来，手里拿着几根黄瓜。他把黄瓜掰开，分给我们每一个人。二叔望着全家人，嘟囔着跟奶奶说：“咱家被祸害这样了。我原想找八路军去，现在身体这个样子，给家添累赘了，不如让我去要饭。”说着，眼泪扑簌簌落下来。奶奶说：“万生啊，你妈、你嫂子这样，等你病好了，好帮你哥收秋啊！等秋后有了粮食你身体就会好的。”父亲也劝：“租种振兴永的地，棒子长得不错，交了租子兴许还有剩头，新粮食下来就好说了。再说，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富人少，穷人多，要饭到哪儿要去？还不糟践在外头哇？”我们几个孩子也说：“不让二叔去要饭。”

二叔当时可能是想：我的病是伤寒病，已难好转，除非有饭吃、有钱治；离处暑还有一个多月哪，能活到秋天么？他没妻小，没牵挂，说外出要饭是假，想死在外乡，给家少个累赘是真。他见全家人都不同意，见洞口有一堆杏核儿，便起了自杀的念头。这时他饥肠咕噜，饥饿难忍，眼里含着泪，低头砸起了杏核儿，苦杏仁儿自己吃，甜杏仁儿分给我们。奶奶见他低头吃苦杏仁儿，心里有些发慌，叫着二叔的小名：“贵呀，苦杏仁儿有毒，别吃了。”父母也劝：“万生，苦杏仁儿有毒，呆会儿咱们煮山药吃。”二叔当时可能是铁了心了，骗奶奶和我父母说：“我把杏仁儿尖都掐去了，死不了。”

农历六月二十九那天，二叔口吐白沫而死。临死前跟奶奶说：“儿不能孝敬你了，让哥嫂孝敬你吧！我早想死了，好让家里人多活一个。”然后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父母说：“哥，嫂，我死后，要好好待孩子们，让他们活下去。”说完，含泪而逝。家里几次被烧，没有下葬的棺木，连苇席都没有，是父亲背着二叔的尸体，我们两个侄子抬着二叔的一条腿，奶奶吊着右臂用左手抬着二叔的另一条腿走出洞外的。母亲也爬出洞外，泪流满面地为我二叔送行。这时雨仍然没有停。在离山洞不远处的山坡上，父亲挖了一个坑，里面铺了些青草，将二叔的遗体放进去后，又在上面遮了一层松枝，就这样草草地埋葬了。

二叔死后，父亲再也无心干活了，整日跑石梯子、宋庄子、塔子山借粮。但因家家缺粮，借来的很少，全家七口人仍挣扎在死亡线上。一天，父亲瞒着奶奶偷偷跟母亲商量：“卖俩孩子吧，一来可以让他们活命，二来能换点粮食啊！”说这话时父亲不禁有点哽咽。母亲忍疼割爱，为了全家能多活几个，同意了父亲的想法。可父亲跑了几天，兵荒马乱的年月，连卖儿卖女都没人要。

六月三伏天，天气闷热，我们一家人更加艰难。糠菜吃光了，瓜果没有了，就开始吃杏树叶，一家大小都开始闹浮肿。母亲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面色憔悴，整日抱着两个将要卖给人家的亲生女儿亲啊亲的，生怕有人将她们抢走。当时小乐2岁，太平4岁。小乐饿了要粥喝，妈妈没奶水，就搂着她在怀里嘬乳头。母亲精神稍好一点时还教太平唱歌谣：“小雨呱呱下，粮食要涨价。小孩儿要粥吃，冲倒了葫芦架……”母亲当时的心思，就是趁自己还活着，让她们小姐儿俩尽量多享受一些母爱。

那年农历七月，老天好像故意要与我们穷人作对，麻杆儿雨一下下了五六天。到了初六，山洪暴发，一股股泥石流把我家在张家沟租种的几亩地冲了个乱七八糟，快成熟的庄稼没剩下多少，全家人的指望一下子泡了汤。不知母亲是早有警觉还是咋的，尽管父亲因为庄稼被冲更加愁眉不展，但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只知道疼爱孩子。为了让她们活下去，一有吃的，她自己不吃先给孩子们吃。到了七月十九，母亲终因多日吃不上粮食活活饿死，那年她只有46岁，临终时连口米汤都没能喝上。妹妹小乐想妈妈，又哭又叫。当时外面仍是大雨滂沱，洪流滚滚。全家人无饭可吃，小乐声嘶力竭地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粥喝，我要饽饽，我饿……”可声音却越来越微弱。七月二十三，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天，两岁的妹妹小乐也活活饿死了。

不到一个月，我家饿死了3口。当时家人悲愤欲绝，恨透了小鬼子，不是他们抢走了我家仅有的那点救命粮，我家不会到如此地步。

❀口述者郭政清，男，滦阳镇宋庄子村人，1933年2月2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1954年4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本村大队长。以上内容录于2007年7月15日。

夏家峪惨案

2009年5月 张岳起 胥永田 马金华 侯德芳口述

张岳起：1942年腊月二十一和1943年九月初八，日本鬼子曾先后两次在我村制造了惨案，致14人惨死，6人受伤，2人残疾。集家并村、划无人区时，鬼子来我村放火7次，抢走粮食、果品数万斤，给我村造成了深重灾难。

胥永田：1942年，我13岁，集家去了关姑寺。但成年人后来都跑回来了，只把老人孩子留那儿了。房子让鬼子给烧了，那些跑回来的人就在原地背风处用秫秸、谷草和橡树枝子搭起了窝棚。那年腊月二十，大雪下了一天零半宿，第二天一早就开晴了。跑回来的几十口子人躲在冷嗖嗖的窝棚里，心想，这么冷的天，又这么大的雪，鬼子不会来了，因此岗哨没布置，山头的消息树也没人看。没成想，太阳一暴嘴儿，喜峰口宪兵队和潵河据点的鬼子，约四五十人，就骑着洋马，背着枪，挥着马刀，包围了村子。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抗日分子，见人就抓，抓住就绑，逃跑的看见就开枪打死。那次被打死的有冯俊荣、李长泰、冯俊如、冯玉奉4人。被抓走的有11人，他们被五花大绑地绑着。怕半路有人逃跑，鬼子又用粗绳子将其中的9人串成了一串儿。另外两个，一个是李长青，一个是19岁的抗日积极分子侯德友。李长青被绑着双手，踉踉跄跄地拖在一头高头大马之后；侯德友因为破口大骂，鬼子将他的鞋子扒了，让他光着脚在冰凉刺骨的雪地上走。11位乡亲淌着大雪，先被押到了喜峰口，后又被押往潵河桥。最后，鬼子将被折磨得半死的李长青、侯德友、李长春、周文利、屈凤连、崔胜龙，还有在咱们庄住亲戚的高振宽，共7人，推搡到三义庙的山后边，砍死在万人坑里。放回来的老少4人有胥胜元、李长贵、李德正、李德仁。这次惨案，咱村11人遇难。冯俊有3个手指被打断；周伶的奶奶年氏和母亲侯氏，被敌人的枪弹同时穿伤肋骨，险些丧命；还有一位冀东12团的侦查员，叫张福志，21岁，屁股受了重伤，被咱村的人送到了关姑寺养伤。另外还有两位村民受刀伤。

马金华：1943年农历九月初八，快晌午了，一大群日本鬼子，有二三十人，不知什么时候猫在高粱地里了，谁也没有发觉。九月初八，都完秋了，咋还有高粱地呢？因为咱们村是无人区，整天闹鬼子，白天人们不敢露面，都是抓早晚或夜里干点农活儿。扦了高粱穗，秫秸长着就长着吧，整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谁还有心思去砍它呀！那天轮到报国队长冯俊奇站岗，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觉得快晌午了，敌人不会来了，就组织人帮着我二大伯子〔侯胜文〕发送我老公公〔侯永俊〕去了。我老公公是头天〔初七〕死的，他是因为受了日本鬼子惊吓才得了重病。棺材刚刚抬起，一大群鬼子就端着枪从高粱地里钻出来了。冯俊奇赶紧指挥大家把棺材撂下，快跑。可敌人已到跟前了。冯俊奇腰里别着两颗手榴弹，赶紧扔出了一颗，但臭了，没炸；接着又扔出第二颗，砸在鬼子群里，鬼子散开，吓得趴下了，这时人们也都跑了，但这第二颗还是没响。这下可坏了，鬼子没开枪，呼啦围上去了，一下子将他刺倒在地。他一边喊一边试图夺枪站起来，可鬼子们马上又是一顿枪托，他的腿当场被打断了。接着又上来了几个鬼子，凶狠地向他身上猛刺。躲在山上的乡亲们干瞅着，流着泪，但帮不了他，眼看着这个21岁的小伙子被鬼子活活捅死了。发了疯的鬼子在追撵村民时发现了我二大伯子和嫂子赵氏，他们先是用刺刀刺死了我二大伯子，嫂子赵氏长得俊俏，当时三十一二岁，与鬼子拼打，大喊大叫：“牲口！不得好死……”但因寡不敌众，还是被几个鬼子奸污了，后来又被强拉到山下的村子里。敌人走后，嫂子赵氏躺在血泊里，手指和脚趾都被豁开了，都露出了骨头，小肚子也被挑开了，肠子流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是血和刀伤，让人睁不开眼。想那时，哪儿有今天啊！我今年88岁了，日本鬼子残害咱们中国人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恨透了小日本儿，他们把咱们夏家峪害惨了。

侯德芳：我是侯胜文、赵氏的儿子。父母遇害那年我7岁，啥事都记得了。爷爷去世那会儿，我的两个叔叔〔侯胜五、侯胜兴〕不在身边。其实在身边也帮不了大忙，因为他们老哥俩也都有病，那时正在集家点关姑寺养着。只有父亲在身边，当时又重病缠身。所以，鬼子来了之后，乡亲们放下棺材四散跑开时，父亲根本走不了，是乡亲们连背再抬把他安置在了黄土台的一处坎塄子下，用柴草围起来，由母亲在旁边照看着，没成想父母就在那里遇害了。当时我和大姐月波、二姐月娥都在集家点关姑寺，听说父亲被鬼子刺死，母亲被奸污后又用刀给豁了，真是肝肠寸断，恨不得马上找到那几个鬼子报仇。那时鬼子正看着我父母的尸体，还封了村，并扬言谁去收尸就杀了谁。我们姐弟仨人总想去看看，陪他们待会儿，可家里人和庄里人总是劝我们，让我们别去，生怕再出事儿，但到了夜晚我们还是经常从山上偷偷下来看他们。他们死得太惨了！当时我们都不敢大声哭，生怕鬼子听见。可怜的父母，尸首一个月后才被安葬，当时连块板子都没有，只裹了一块炕席头，上下铺盖了一些秫秸。

❀1942年腊月二十一，1943年农历九月初八，滦阳镇夏家峪村两次遭到日军围攻并发生惨案。日军先后杀死无辜民众14人，伤6人，致残2人。2009年5月9日、19日，夏家峪村党支部召集惨案目击者及受害人家属分别进行了座谈。先后参加座谈的有：张岳起，男，汉族，1957年8月生，初中文化，1988年加入党组织，现任村党支部书记；胥永田，男，1929年5月生，曾读小学两年，汉族，群众，一生务农；马金华，女，1922年2月生，满族，群众，抗战时期曾任妇救会委员，是被害者侯胜文弟媳；侯德芳，男，1937年9月生，汉族，小学文化，群众，一生务农，是受害者侯胜文及赵氏之子；冯俊昌，男，汉族，1930年3月生，小学文化，1953年7月入党，自1956年起先后任村干部30年；冯俊阁，男，汉族，1937年11月生，小学文化，1963年7月入党，曾任村治保主任、村长，是惨案受害者冯俊奇之弟；李玉海，男，1938年9月生，汉族，高小文化，1960年入党，曾先后任村干部27年；冯国珠，男，1934年10月生，汉族，小学文化，群众，一生务农。先后在座的还有现任村主任周伶、委员冯玉爽、侯德勇等十余人。以上为笔者座谈笔录的一部分。

禽兽不如的日军

2009年3月 刘荣富口述

老辈子的时候，铁门关既是防御外族的塞口，又是外族向朝廷进贡的通道。关口在铁门山和女儿山之间，两边山峰陡峭，如同高墙，关门就像个大门洞。日军占领期间这里有一个守备队，约二三十人。他们出出入入，耀武扬威，抓人打人，做尽了坏事。

1942年秋至1945年夏，是他们作恶最多的3年。为了便于残酷统治，他们把何家沟、碌碡窝、苇子峪、熊儿峪的百姓都赶到了铁门关，圈在了一个不大的城圈儿里。后来城圈儿里住不下，又在城圈儿外圈了一块地方，周围修上了围墙。在前山、后山，他们还强迫李家峪、宋庄子、铁门关的老百姓修炮楼，往山上担沙挑水、搬运砖石瓦料。沿途有拿皮鞭和棍棒的鬼子，见有直腰的、喝水的、吃东西的，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老百姓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干不完不许收工，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

除了奴役中国人，他们还经常在大白天闯进民宅奸淫妇女。其中有个叫黑田的，是个小队长，兽性十足，经常大摇大摆地到村里找“花姑娘”，有时还把人拽到炮楼里调戏、轮奸。闹得大姑娘、小媳妇根本不敢出门，一听他们来了，赶紧往脸上抹锅烟子。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不免厄运临头。后来有人告诉了八路军，不久这个家伙就被抽了“签儿”。

还有一个叫大嘉的，是守备队队长，四十岁左右，中等个儿，大胖子，整天游手好闲，当时老百姓都管他叫“大色鬼”。因为杀中国人有功，在日军总部都有名，听说喜峰口宪兵队长都管不了他。1944年秋后，天有点凉了，我当时十五六岁，亲眼见过他一回是如何的禽兽不如。那天，他带着十几个鬼子和伪军到了下窝铺。说是要训话，就把全村男女老少五六十口子人集中到了河套的大垫脚池〔垫圈取土的池子，雨后常有积水〕。因为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胡乱讲了一通之后就强迫成年男女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下到没膝盖深的泥水里，不愿下去的就用枪托砸。成年男女又羞又恼，用手遮着羞处，蹲在水里谁也不敢看谁。这时他大吼了一声：“都站起来。”有的没听他话，他就让鬼子兵抱来池边的谷草，点着后一把一把地朝蹲着的男女扔。火苗子、火星子落在他们的头发上、后背上，烫得他们叫苦不迭，在泥水里乱作一团。有人开始大骂：“活牲口！真是活牲口！”鬼子见谁骂得凶，就把火把朝谁扔。池边的孩子见了吓得哇哇哭。哭得鬼子不耐烦，又把孩子扔进池里。大嘉一边羞辱中国男女，一边哈哈大笑。笑累了，又让女人先上来，一个一个地看她们穿衣服。看完了女人穿衣服，才得意地扬长而去。

铁门关城边也有一个大垫脚池，在那里大嘉也唱过这么一出鬼把戏。那天他把全村人赶来训话，不听话的男女就给扒光衣服，推入二三尺深的水池里，有反抗的就用绳子绑上扔进去，甚至还故意将男女绑在一起。其中有一对竟然是大伯子和兄弟媳妇，当时他俩光着身子，脸对脸，胸对胸，乡亲们都捂着眼睛不敢看。有人愤怒地诅咒：“这群畜生，缺八辈儿德了！”刚骂完，那人就招来一顿暴打。那次他们在那儿一直折腾了大半天，走了之后乡亲们才敢把他俩抬上来，解开绳索，羞得那位妇女害了一场大病，3个月没敢出屋。

❀口述者刘荣富，男，滦阳镇铁门关村人，1929年10月29日生。汉族，农民，高小文化。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委委员、会计、党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2009年3月9日笔者到他家采访了他。

我要参军杀鬼子

2006年11月 武景才口述

旧社会我家很穷。父亲是农民，但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家的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我排行老二。哥哥景堂从8岁起就给人家放猪放牛。1938年我也长到8岁了，但父母和哥哥说啥也要让我上学，说学点文化，长大了会记账会写信，省着受财主的气，可是我只上了一冬母亲就病了。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借了人家钱，许下话让我给人家放一年牛。母亲舍不得让我这么小就给人家踢门槛子，整天哭鼻子抹泪。我说：“妈，等你病好了，还了人家钱我再上学不是一样吗！”父亲听了，仰天叹了口气，也掉下泪来。那年春节刚过，父亲就领我上工去了。因为没钱，天很热了我还穿着露着棉花的破棉袄，河水都冻冰了我还穿着单衣、光着脚丫子。那时一天到晚在山上，整天盼的就是早点下工，好回到父母身边。

1939年，我9岁，喜峰口地区大旱。日本鬼子占领下的李家峪兵荒马乱，老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为了活命，很多人家背井离乡外出讨饭去了，下滦州，跑哈达，有的人家还卖儿卖女。那年春夏之交，因饥饿和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在喜峰口日本宪兵队大院，日本人趁机招募青壮年去东北当劳工，并用一顿大米饭作诱饵，让很多人上了当。只要吃了这顿饭就算报了名，如果后悔不去就得招来祸端，被罚、被抓、受刑，最后还得打入闷罐车强行拉去。这年，我大哥景堂娶妻生下一个女儿，生活更加艰难。为了养活妻小，他决意下关东打工挣钱，并背着家人吃了日本人这顿饭。家人知道后哭成一团，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可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吃了就得去。母亲拖着病怏怏的身子东跑西颠托人情，最后竟跪在了副镇长于宽面前。于宽看在亲戚面上应诺了，才免去了一场灾难。

那年夏末秋初，青黄不接，家里生活更加艰难。我父亲和我大哥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碰巧有点吃的，不是给了小侄女凤兰，就是给了我，母亲和大嫂只好以野菜、瓜果、树皮度日。有几天，母亲一点粮食也没吃着，身体非常虚弱，但她还在惦念我们。一个大热天，她带着病，领着9岁的我去了25里外的受益店金矿。当时父亲在那儿给人做饭，每月有半斗米的工钱。父亲找到老板，老板说：“你工钱已经超支了，不能再支了。”母亲一听这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连矿上给我们留的饭也没吃，只是让我快吃饱了，好赶路回家。回家的路上母亲唉声叹气，哭了一回又一回，还老是喝凉水。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天黑了才到家。随后母亲一卧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去世前母亲面黄肌瘦，满脸泪水，拉着我的小手又亲又吻，望着门口，一脸悲伤地说：“景才呀，你爸和你哥还没回来，我不等了。你告诉他们，我是饿死的，可不能把小孙女、嫂子和你再饿死！你要多读书，学文化，长大了别给日本鬼子干事。要长出息，给穷人撑腰。”我含泪点头。

我老叔是村里的报国队长。那些年，他带领报国队员挖公路、断交通、割电线、锯电杆，给日军制造了不少麻烦。他跟我住一个大院儿，从小一块儿玩，从没打过架。1942年，我老叔21岁。订好的，那年六月初九是他们结婚的日子。房里房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粉刷一新，窗户上还糊了新粉帘纸，板柜、镜子、掸瓶、灯台、蜡烛什么的，准备得停停当当，就等新媳妇进门了。可没成想鬼子又来了。就在六月初六那天夜里，人们正在睡觉，刚听到有人敲门，几个鬼子就闯进来了。他们一个个端着大枪，凶神恶煞地要抓我老叔。在家人的掩护下，老叔急忙从后门逃走。不料，早有敌人埋伏在那儿了，老叔落入了敌手。原来，那天喜峰口宪兵队出动了一二百人，早把李家峪团团围住了，连城墙上都架了机关枪。那年我13岁，从狗叫、鬼子叫门、吆喝搜捕，到老叔在后院被抓，我听得仔仔细细。当时我想从后门出去救下老叔，被父亲拽住了，说：“鬼子把院子围住了，你人小，救不了你老叔，不能再搭上一个。”那时我恨不得马上有一只枪，出去把那些鬼子都打死，好救下老叔。

在日本宪兵队，老叔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灌煤油、灌辣椒水、滚钉板、压杠子、铁烙铁烙、猪毛绳蘸凉水打，但他宁死不屈，始终没暴露党组织的秘密。我大伯武顺、父亲武广去宪兵队看他时，见他满身是伤，脚上砸着铁镣，腿肚子被打得皮开肉绽。当时正是盛夏，都已经烂了，每走一步脚下都滴着血。看见弟弟受这样的罪，两位哥哥哭成了泪人儿。老叔强打精神，说：“大哥，二哥，你们别哭了，也不用求日本人，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什么也没说。告诉家里人，我死而无怨。家里的事就靠你们了，我死后，让秀荣〔我那没过门的老婶〕再找个好人家吧！”农历七月初，老叔被日军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杀害在热河武烈河畔。老叔被害，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我当时发誓，一定要替老叔报仇。

1943年初冬，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把宋庄子、石梯子、苇子峪等村的人都集中到了李家峪，想用灭绝人性的办法割断八路军与老百姓的联系。我当时是儿童团长，对敌斗争非常坚决，组织站岗放哨，给八路军地下党送信，样样都干得很出色。一天，我被赶去铁门关的前山修炮楼。我一边假惺惺地给鬼子和泥、搬石头，一边留心观察鬼子们的动静。我亲眼看到几个鬼子下山到村里胡作非为，有的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侮辱妇女，有的年轻媳妇和大姑娘还被强行拉到炮楼里。其中有个叫大嘉的日军小队长最可恶，我将情况报告了八路军，没过一个月这个恶魔就被八路军给解决了。

那时我常想，我为什么8岁就给人家放牛，妈妈为什么会饿死，老叔为什么会被日本人杀害。国恨家仇常常使我睡不着觉。最后我总结了一个道理：就是手中没有枪，只要有了枪就不会受地主、官僚、日本鬼子的气。所以，我一定要参军，拿起枪杆子，把日本人赶出去，让穷苦人过上太平日子。1944年秋后的一个傍晚，冀东12团一行五六十人住到了我村，准备第二天一大早越过正关长城，到王厂沟去执行任务。那年我15岁，悄悄准备了一些行装，一夜没合眼，就等队伍一出发，马上尾随其后。心想，等走远了他们就会让我参军了。结果，走了半宿，天亮到桲罗台时才有人发现了我，任凭我怎样央求人家也没答应。最后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出来了，说：“小伙子，我们这是执行任务，要打鬼子。你还小，回去吧！等满16岁了我去李家峪接你。我们很忙，要赶路，回去吧！”我瞅着这位首长，非常认真地说：“说话算数？”那人说：“当然算数！”无奈，我只好扫兴而归。从那时起我抗日劲头更足了，组织上分配的任务积极完成，成了一个模范的儿童团长。那时我天天盼着首长来接我，可直到日本投降他也没来接。

❀口述者武景才，男，1929年正月初九生，汉族，中学文化，中共党员，本县李家峪村人。日本投降后，他背着家人偷偷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在解放天津、常德剿匪、广东海防以及抗美援朝中多次立功，并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1970年转业到辽宁省普兰店市，1986年退休，现于普兰店市定居。2006年11月1日笔者到他家进行了采访。尽管年逾古稀，但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他还是禁不住老泪纵横。

祖孙三代交通站

2007年8月 王保堂口述

我家在滦阳镇宋庄子村。这里北距喜峰口、铁门关十余里，村南有道大岭。当年，越过这道大岭便是瓦房庄、塔子山抗日根据地。无论是从根据地到敌占区，还是越过敌占区去长城外，我们村都是必经之路。我今年78岁，亲身经历了日寇进关后人民遭受的苦难，也亲身感受过八路军开辟地区的艰难。

本文口述者王保堂

那时我家11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我们7个兄弟姐妹。有前后两层正房，还有东西厢房，有祖上留下的七八亩坡地和几十亩山场，山场里养着几十只山羊。春种秋收从不雇工，都是一家人齐上阵。农闲时男人们卖些山货或去塞外倒腾几头毛驴，女人们则纺棉织布，日子过得温饱有余。

1937年夏的一天，爷爷〔王瑞祥，当时五十来岁〕正在山坡玉米地里拔草，南岭上下来3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直奔爷爷而来。走到跟前，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人主动上前打招呼：“大表叔，锄地哪，我是刘庄的刘子华。”旁边的一个跟上来说：“我是龚家庄的龚兴。”爷爷一边搭话一边放下锄头，将3人让到林边的一块大石板上。刘子华和龚兴指着旁边一位身材细高、面容清瘦的年轻人跟爷爷说：“这位是新到塔子山工作的韩先生，有事找你谈。”爷爷上下打量了一番，见那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自我介绍说：“我姓韩，东荒峪人，奉组织委派来塔子山开展对日斗争。知道你叫王瑞祥，是个厚道人，爱国。想在你们村发展组织，并请你也参加，你同意么？”当时爷爷对共产党早有耳闻，但对共产党拿刀弄枪打日本却表示怀疑，说：“韩先生，革命组织叫啥组织，是不是叫共产党？”韩说：“对。”爷爷又问：“几个庄稼佬就能打日本？”为此，韩说了不少说服性的话。谈到中午，爷爷带他们到家里吃饭，饭后又继续谈。经过几次谈话，爷爷对党组织逐渐有了认识，不长时间就在韩、刘二人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后来爷爷才知道，那个韩先生就是威震敌胆的韩绍敏。

爷爷参加组织以后当上了八路军交通员，并将我父亲〔王青安〕送去参加了八路军，在上营区小队工作。为活动方便，组织上还给他起了个化名，叫“向阳”。爷爷的活动虽然上瞒父母下瞒妻小，但一家人还是发现，自从那几个“表叔”来过几次之后，他就不停地跑，有时忙不过来还要叫上奶奶〔张振兴〕。那些“表叔”、“表舅”三三俩俩经常出入我家，有时还在我家吃住。爷爷说：“咱家比别人家强，有地有粮，不要让人家饿着走，走了还可以带点小米。他们都是好人，打鬼子的。”

爷爷在跑交通的同时还秘密发展组织，首先建立了宋庄子党小组，他任组长。又组建了民兵组织，当时叫武委会，把抗日积极分子吴士录、吴喜、吴士荣、张文兴等青年人都组织了进来，并把本村吴云送到了八路军游击队。在八路军游击队的领导下，宋庄子报国队同石梯子、李家峪村的报国队，经常一起到双桥至罗家湾一带挖公路、掐电线、锯电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宋庄子党组织很快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农历七月初一凌晨，由于有人告密，喜峰口日本宪兵队十余人荷枪实弹来到我家，抓走了爷爷。同时还围剿了其他几个自然村，先后抓走了张德本、张林、施德义、侯奎、侯德春等5人。他们中有党员，有村干部，有普通群众。只知道他们被抓到了喜峰口宪兵队，后来又押到了平泉、热河，再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爷爷被抓走后，奶奶托人到处打听。喜峰口日伪机关谎称送热河修铁路去了，三个月就回来。盼啊，盼啊，由于思念爷爷，劳心交通上的工作，奶奶身体日渐消瘦，40多岁就牙齿脱落、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就像60开外的老人。组织上考虑宋庄子交通站重要，遂将在上营区小队的父亲调回，协助奶奶一起工作。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交通工作日加繁重。父亲同奶奶商量说：“让你儿媳〔我母亲〕也跑交通吧！”奶奶说：“不行，她怀孕了，还带着几个孩子，光是料理家务就够忙活的。再说，跑交通没黑夜没白日的，你爸被抓去了不知死活，她再出点事可咋办？！”母亲在一旁忙说：“妈，我能行，腿脚好，走得快，还会使枪、甩手榴弹。我多跑点，你不就轻巧点儿么！”最后奶奶同意了，从此一家三口人都成了交通员，并正式成立了宋庄子交通站。

1943年春的一天傍晚，从喜峰口来了一封信，上面插着鸡毛。当时奶奶正在做饭，忙叫来母亲，让快把饭做好，让送信的人吃了饭再走。奶奶说：“这封信不能耽搁，得马上送出去。”她解下围裙，手脸都没擦一把，撒开粽子般的小脚就进了嘎鸡沟，翻越南大岭，直奔塔子山。过了岭刚想松口气，见前面有两只狼，正张着大嘴盯着她。奶奶不由得想起前些日子也是在这个大岭上，几只恶狼把一个要饭的老人给吃了，破衣烂罐的还在岭上。奶奶当时也很害怕，但信不能耽误啊！俗话说：“狗怕猫腰狼怕火。”想到这儿，奶奶用力拽下路边的一根一把粗的树枝，捋去枝杈，做成哨棒，又从路边找来松针扎成火把，点燃后猛地冲了过去。这一招还真灵，两只恶狼仓惶逃窜了。奶奶将信及时送到了塔子山。后来得知，这封信是喜峰口地下党写来的，内容是日本宪兵队将于近日去十八盘讨伐。我方接信后及时做了准备，让敌人扑了个空。

还有一次，塔子山交通员送来一封插着火柴的信。当时已是凌晨，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奶奶披上蓑衣就出门送信去了。天黑路滑，崴了脚，脚脖子肿得老粗，衣服也被荆棘刮破，手也蹭出血来了，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将信按时送到了石梯子交通员手上。那是一份处决令。

1943年农历八月十四，刚吃过早饭，八路军后勤排长郭乃基就来了。他当时二十出头，念过私塾，有文化，原是游击队连部文书，因腿脚上有些功夫，当了二连一排排长，部队一有什么事就派他去。这次来，主要是落实部队过中秋节用的小米和10只山羊。因为奶奶决意留他吃饭，于是他准备趁机修修自己那把老掉牙的盒子枪，零部件拆下来摆了一炕。

因为职业习惯，奶奶总爱不时到大门外望望风。时近中午，一个日本兵背着大枪随着行人过来了，奶奶马上通知了郭排长。郭排长想上去干掉他，于是一边快速装枪，一边告诉奶奶盯住他。不想，那鬼子见山坡下有人做饭，竟直奔我家而来。郭排长抬头一看，那鬼子已端枪进了大门。奶奶上前阻拦却被一脚踢开。当时母亲正在切菜，听到响动赶紧出去了，这时鬼子通过敞开的窗户已看见了郭排长，见母亲上前阻拦，手里还拿着把菜刀，上去就朝母亲的腹部开了两枪，母亲当场倒在了血泊中，紧接着郭排长和那个鬼子就在前门和屋门之间交了火。待鬼子冲进屋，在门框顺枪之际，郭排长的手枪早对准了他的脑袋，可一扣扳机却卡壳了，气得他想将那把滥枪捣碎。情急之中，郭排长只得回身从窗口跳出，提枪上了院墙，鬼子跑过来死死地拽住了他的一只脚。郭排长趴在墙上回身一蹬，鞋子被拽掉了，鬼子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摔在了木柴垛上，枪也摔掉了。郭排长光着一只脚，跑到一棵大梨树后，将卡壳排除，瞄准了鬼子的头，只听砰的一声，鬼子的耳朵被击中了，当时鲜血之流。鬼子以为击中了头颅，吓得哇哇大叫，赶紧捂着头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喜峰口。

当时我父亲正在山上放羊，听到枪声急忙跑了回来，见母亲已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了。最后，终因伤势过重、出血过多而死。

母亲被害那年初冬，天还不算太冷，从岭南塔子山根据地来了3位干部——塔子山人张东生，前韩庄人韩东征，还有李克勤。他们坐在我家炕上和我们拉家常，教我们唱抗日歌曲，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振作精神，坚持抗战。

当时他们教我们的歌很有趣，有的至今还能记得歌词。如《反讨伐》歌：

小日本，心毒辣

带着黎民百姓去讨伐

垫道两旁割庄稼，地主也无法

镇上的人，笑哈哈

跟着鬼子去讨伐

扒了白薯摘西瓜

怀里抱着个大倭瓜

到天晚，才回家

他妈一见笑哈哈

我的儿子真顾家

活该咱们把财发

到明天，再讨伐

见到东西多多拿

看见毛驴拉着它

不使咱就卖钱花

这首歌谣，说的是敌占区的一些不觉悟的群众，受日本人挑唆，为虎作伥，同敌人一起外出讨伐的情形。

张东生还教我们唱《反集家》歌：

好汉不集家

抗日英雄人人夸

说打咱就打呀

鬼子也害怕

后来，我村报国队员吴喜、郭万朝还教我们唱过《破坏交通歌》和《拉电线杆子歌》。歌词不知是他们自己编的还是谁教他们的。其中，《破坏交通歌》的歌词是：

月儿上树梢

扛起锨和镐

大道挖成壕

鬼子的汽车跑不了

《拉电线杆子歌》的歌词是：

锯儿呼呼叫

线杆排排倒

电线剪断扔河套

鬼子拿着电话机，气得直跺脚

母亲被枪杀后，家里一帮孩子全靠奶奶一人照看。父亲一人跑交通，工作更加繁忙。这年完秋，奶奶被选为大村〔包括现在的石梯子村〕妇救会主任。

从1942年秋开始，日军强迫人们集家到喜峰口、李家峪、铁门关，用高墙围起来，又在四周建起钢筋混凝土的炮楼，昼夜看守，出入围墙须持良民证，期间很多人因饥饿、瘟疫而死。划为无人区的地方，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仅宋庄子一个村，3年“集家并村”时就有500间房屋被烧，3万斤粮食、5万斤水果、蔬菜被抢，45人死于饥饿、瘟疫和虐待，45人无故被抓〔其中27人致残，6人至今未归〕。血雨腥风中，奶奶和父亲带领村民千方百计与日寇周旋：把粮食和其他主要物资藏在深山密林里，白天带无关紧要的东西随被驱赶的人群去集家地，夜晚设法跑回来；房子被烧了，就在深山里搭窝棚、挖山洞。记得我12岁那年，家里厢房存着几千斤小米，但我们一家人却挨饿。我们几个孩子饿得整日要小米饭吃，奶奶和父亲总是哄着我们吃山药。奶奶说：“那些小米是给八路军打鬼子吃的，是生命粮、胜利粮，咱们一点儿也不能动。”我16岁那年，奶奶又把我交给了党组织。就在那年，我正式加入了交通站，成了一名交通员。开始时奶奶不放心，怕我误事，经常教我怎样应付盘查、遇到危险怎样逃脱等，还考过我上百人和几十道沟沟岔岔的化名。后来我能倒背如流，经我手送出的信件无一差错。194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有的党员干部害怕了，脱离了革命，有的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叛了变。当时跑长城内外的长线交通员是姚万富，他是关门外西堡子人。我是跑长城以里的。为了打击敌人，保护革命成果，党组织把长城以内主要从事抗日活动的骨干分子及其活动村庄都取了化名，万一哪封信被敌人截获也只是废纸一张，什么也看不懂。

至今我还记得一些人的化名：

东方，是我父亲王青安；

张振兴，是我奶奶王杨氏；

东江，是吴士祥；

国义，是吴喜；

正国，是王荣；

全申，是田万祥；

东成，是都文星；

铁山，指区长。

地名的化名：

交道，宋庄子沟里；

全民，木耳峪自然村；

登高，石梯子自然村；

兵营，李家峪村；

东明，范家峪自然村；

龙亭，大宽田峪自然村；

小龙，小宽田峪自然村；

东口，亲家沟自然村；

北山，韦子峪自然村；

四海，熊儿峪自然村；

顺口，喜峰口；

天津，水峪村；

刘备，关姑寺自然村；

孔明，夏家峪自然村；

罗成，罗家堡子自然村；

目地，打草峪自然村；

健康，塔子山村；

姐妹，石塘峪自然村；

姑嫂，申子峪自然村。

这些化名当时都是严格保密的，都是口口教传，不得记录，只许记在脑子里。我奶奶姓杨，没有名字。我家姓王，所以登记户口时奶奶就写“王杨氏”，庄里人喊她时都是带上爷爷的名字，叫“瑞祥婶”。当上交通站的交通员后，上级领导给她取的化名是“张振兴”。

1944年的一天，喜峰口的敌人截获了一份写有“交道”“张振兴”字样的信。特务机关破译：交道，是一个小地名；张振兴，是一个姓张的共匪头子。特务便衣到处查寻，查寻了好长时间，抓了好几个姓张的人，结果都不是。后来有个叛徒告诉日本人，说张振兴是一个5尺多高、50岁左右、梳着疙瘩头的妇女，住在宋庄子沟里，敌人立刻派人去抓。他们见到了吴井平的奶奶，当时她正在喂猪，几个特务看她怎么看怎么像叛徒说的那个妇女，于是，不容分说，将她五花大绑押到了警备队。一审讯，一问三不知。找来叛徒一认，说：“咳，不是，那个张振兴是个小脚女人。”又抓来一个小脚女人，还是不是。鬼子急了，让叛徒何青去抓人。

在这紧要关头，喜峰口地下党连夜送来一封带火柴的信，通知我奶奶赶快隐蔽，结果何青扑了个空。几天后，在张家湾柳树行的大道上，叛徒何青被八路军游击队击成重伤，不治身亡。从此，奶奶“张振兴”的名字广为流传。日本投降后大家才知道，“交道”是宋庄子沟里自然村，“张振兴”原来是瑞祥婶。因此，张振兴，这个大男人的名字，奶奶一直延用到94岁去世。

据后来统计，从1938年冬至1945年秋，我村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站先后为根据地筹措粮食25，000斤，布匹19，000尺，军鞋军袜各9，000双，猪牛羊肉5，000斤，送出来往信件3，000封，发展党员25名，发展男女报国队员250名，锯断电杆300根，捣毁电话线30余里，处决鬼子和特务7名。其间，还粉碎了日寇对根据地的多次清乡讨伐阴谋，挽救了很多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

❀口述者王宝堂，滦阳镇宋庄子村人，中共党员。1929年10月24日生，汉族，高小文化。解放后曾任村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2007年8月1日笔者在宋庄子村委会与他进行了座谈。

大哥吴云之死

2007年6月 吴庆口述

我们兄弟姐妹6个，都是抗战时期生人。我行二，吴云是我大哥。1942年完秋，日军将我们一家从宋庄子自然村圈到李家峪城里，1943年春我们一家就逃回来了，父亲与大哥继续坚持抗日。1944年农历九月十七晚上，大哥被日本鬼子乱刀刺出肠子，第二天不治身亡，死时只有19岁。那年我17岁，到现在哥哥已牺牲64年了，我都八十了。

本文口述者吴庆

那天，天空一整天都是灰蒙蒙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有人加了衣服，有人干脆披上了棉袄。当晚，八路军游击队20余人在队长张西美的率领下从根据地塔子山翻越南岭来到我家，准备与我村报国队一起到双桥和花园一带挖公路、锯电线杆、炸炮楼，约定后半夜行动。

大哥是武装班长，听说有任务，情绪特别高涨，组织报国队员准备铁镐、绳子、斧头、木锯、炸药、地雷等，累得浑身是汗。那时他腰间常扎着一条牛皮带，足有2寸宽，皮带上掖着一把短枪，游击队队长张西美还送给了他一顶红五星军帽，看上去非常精神。他15岁就随父亲吴仕成搞交通，为八路军送信。17岁参加报国队，曾与张西美去喜峰口据点取过弹药，曾与村武委会干部士录、东江、国义、文兴用自制的地雷炸塌喜峰口官园的炮楼，并多次组织报国队破坏敌人交通，数十次为八路军转送机密文件、运送军需物资，是一个模范的武装班长。

父亲和母亲知道我大哥他们后半夜有任务，马上做了一大锅小米饭，一大锅萝卜条熬豆腐。饭前张西美先给队员们开了个会。为确保行动安全，会后张西美和大哥决定让队员们先吃，他俩出去放哨。两人带着短枪，我大哥又别了一颗手榴弹。刚到沿河塘，就见山脚、坝墙根儿、河沟等处黑压压一片人影，正向村庄蠕动。

鬼子盯上宋庄子并不奇怪，因为这里的抗日势头一直很猛。日伪多次清乡但总是收效不大，派出的特务、汉奸不少但总是有去无回，公路昨天修好今天就不能通车，电话线白天架好晚上就不能通话，今天炸东楼〔炮楼〕明天炸南楼，外出清乡讨伐也总是遇上地雷……所以，敌人早想拨掉这颗钉子。这次鬼子改变了打法，走远道，绕大圈，隐蔽行军。后来听说，敌人的这次行动是有备而来，还特别做了一条规定：上好刺刀，没有命令不得开枪。

张西美见这么多敌人，转身对我哥说：“不好，他们足有几百人。你赶快回去报信，立即向山沟里转移。”我哥急忙转身回去。这时张西美已顾不得个人生死了，为了赢得时间，他拨出驳壳枪，向空中打了一枪。这时鬼子已越来越近了，张西美打了一梭子子弹，撂倒了几个。一群鬼子冲上来对着张西美一阵乱刺，张西美忍着剧痛继续还击。我哥见状返身回来，举枪打倒了一个。但他的枪是老式的单眼毛斯，必须打一发装一发。张西美见我哥返回，忙喊：“别管我，快走！”张西美的手枪砰砰响起，但敌人怕惊跑了报国队员，一直没有开枪，还是用刺刀乱刺，我哥眼睁睁看他倒下去了。这时，我哥的第二发子弹又击中了一个鬼子，几个鬼子迅速上来围住了我哥，我哥急忙甩出了一颗手榴弹，只听“轰”的一声，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哭爹喊娘。趁着混乱，我哥仗着会武功，三拳两脚拨开敌人向庄里跑去，鬼子在后面紧追不舍。为了让报国队员们早点知道，我哥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大家快跑啊！”这时一个鬼子上来猛刺一刀，我哥顿觉后背被重击了一下，当场跌倒。危急中，他摸起一块石头，趁势跃起，向那个鬼子头上砸去，并顺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大枪，一脚把他踹到了崖石下，那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完蛋了。我哥举枪瞄准上来的鬼子，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子弹打完后，我哥被逼到一个墙角。在刺伤了两个鬼子之后，他顿觉气短无力，靠在了墙上。这时鬼子们像疯狗一样朝他刺来，我哥当场就倒下去了。

之后不久，鬼子下达了开火令，前山后山的敌人开始用机枪、六0炮向村里扫射、轰击。混乱中，队员们见张队长已经牺牲，我哥尚有微息，迅速将张队长的遗体藏好，将我哥背出，趁着夜色撤到了安全的地方。随后鬼子开始在全村搜查，整整折腾了一夜。

那天晚上，父亲由于牵挂我大哥，没有撤走。鬼子见我家那么多碗筷、剩饭，怀疑是给八路军吃的，就把我父亲绑了起来。临走时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贼眉鼠眼地巡视了一番房间、院落之后，没发现什么，也学着鬼子腔，怪里怪气地说：“给八路的做饭，良民的不是，砸了他全家。”于是，上来几个人叮叮当当把我家的锅碗瓢盆都给砸了，连菜刀也在缸沿儿上砍坏了，然后扔进了大粪坑。一群鬼子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你们是皇军的真正朋友！”父亲当时气得直咬牙。

清晨，敌人要到岭南塔子山去扫荡，就让父亲在前面蹚地雷。父亲边走边想，如果特务认出我是吴云的父亲，肯定死路一条，还是设法逃命吧。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到了南岭。跟在我父亲后面的是几个伪军，他们怕碰上地雷，总是躲得远远儿的。在一个拐弯处，父亲磨断了绑在后背的麻绳，滚下山谷。敌人怕惊动八路军，还是没敢开枪。几个伪军吃了鬼子一顿暴打，被罚到前面蹚地雷去了。

大哥被队员们救到一个山洞后，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次日牺牲。抗战胜利后，迁西县人民政府授予他“抗日烈士”称号。

❀口述者吴庆，滦阳镇宋庄子村人。1928年农历八月初二生，汉族，小学文化，中共党员，一生务农，曾任生产队会计、队长。2007年6月28日笔者与他进行了座谈。

赴宴斗左藤

2005年3月 陈淑萍口述

日本人占领喜峰口之前我父亲〔陈子信〕就是镇长。喜峰口镇当时范围可大了，东到太平寨，西到三道河，北到宽城平泉界，在当时的迁安县可打幺〔吃香〕了。可日本人一来就不行了，受气。但日本人要找我父亲还是得到镇公所来，父亲很少到日本人那里去。镇公所就在我家大院。父亲是爱国的，始终跟中国人一心，为中国人办事，不愿作亡国奴，为打鬼子做了不少好事。喜峰口人都知道他没有罪恶，不然日本人投降后八路军也饶不了他。他是在全国解放了很长时间以后病死的。对父亲的事我知道得不少，但最惊险的一回还是赴宴斗左藤，跟日本人说着说着就把酒席给掫了。这事儿很多喜峰口的老人儿都知道。

那是1938年5月的一天中午，一场麻杆儿雨刚过，几个日本人就把我父亲请去了，说是左藤大佐要请他吃饭。同去的有贾炳华，喜峰口商会会长；吴玉田，喜峰口高级小学校校长。对于这次赴宴父亲心里早就有谱儿，因为日本大东亚公司〔当时在喜峰口南门里东侧，北临日本警备队，斜对门是日本宪兵队〕强制中国同胞购买日货，还扬言要强行抢占喜峰口高级小学的教室作公司库房，遭到抵制后又准备以在华利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这次左滕宴请我父亲他们就是想解决此项争端。左滕是个中国通，当时四五十岁，五短身材，满脸胡须，在华几年因功晋升为大佐，请我父亲赴宴那年他刚调任喜峰口宪兵队队长。

那天的酒席摆在了宪兵队的大客厅。餐桌是个椭圆形的明式红木桌，可以坐十几个人。那本是议事用的办公桌，因为左滕感觉那天的客人比较特殊，就没去餐厅。宴席上，贾炳华、吴玉田二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父亲身边。我父亲人称“陈铁嘴”，中等身材，留八字胡，一双眼睛睿智有神，虽已年届花甲，但看上去仍很年轻，说起话来像机关枪，清脆响亮。贾炳华当年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头戴青色小帽，身着蓝色长衫。吴玉田当年三十几岁，眼前架着副近视镜，身着一身蓝色中山装，看上去英俊潇洒。当时在座的日本人除左滕之外，还有警备队队长周桥、日本国驻喜峰口领事板下，以及翻译人员等。板下四十岁左右，高高的个头，长长的脸，喜欢穿西装，看上去温文尔雅，会说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当时来华不久。

席间，左滕首先致词，说了许多废话，什么“只谈友谊，不谈政治”等等，但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酒过三巡，父亲说：“既然你们称我们是朋友，把我们请来，有话就直说吧，政治、友谊都可以谈，我们听听。”左滕略作迟疑，压低声音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一是大东公司要扩大，需要库房，想借贵校的教室一用；二是大东公司的货物美价廉，要广大良民购买，再按保甲分销一部分，不要歧视日货。”领事板下也随声附和着。

父亲当即说：“关于大东公司占用学校教室一事，要看校方同意不同意。”吴校长马上严词拒绝：“贵军占据喜峰口已经几年了，搞日中亲善、治安强化、连坐法、保甲法，只有一小块儿学校还称得上是一片净土，但还要强制学日本话、唱日本歌、跳日本舞。把学校当货场，我们绝不同意。”左滕刚要开口，父亲当机立断：“借占教室一事，不用说下去了！”

父亲又说：“关于大东公司的事，贵领事在这儿，你们为维护侨民在华利益，让我们作推销，搞摊派，恐怕不好办。我作为镇长，也要保护我同胞的利益呀！此事不要找我。日货国人如果不买，大东公司就应关门走人。”周桥怒气冲冲，叫道：“不保障我侨民利益，再有蛊惑滋事，我警备队就要过问！”左滕强装笑脸，摆着手，说：“诸位不要激动，吃菜喝酒。”见无人理睬，他又笑嘻嘻地说：“大日本皇军来中国，是看你们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来拯救你们的……”父亲越听越烦：“你们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又把手伸向长城以内，妄图再建一个华北国，这是什么‘拯救’？这是纯粹的侵略。”

左滕说：“不要说侵略，这两个字不好听，应该是‘大东亚共荣’。”我父亲驳斥道：“区区一海岛之国，却霸占了我东三省，比两个半日本国还大。什么互利共荣，你们是想在喜峰口、在华北搞名堂。”左滕没好气地站起来，说：“我们大日本是诚心帮你们实现王道乐土的，你们不但不感谢，还说这样的话，真是地道的亡国奴！”说着，把高脚杯往桌上一蹲，酒杯立时粉碎。父亲他们三人也不约而同地站起，同声斥责：“小鬼子，太霸道了吧！”周桥瞪着一对牛眼吼道：“支那蠢猪，还敢犟嘴。来人啊，绑了他们！”这时，一群荷枪实弹的鬼子兵跑了进来。父亲仍然慷慨激昂，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只要人心不死，中国就永远不会灭亡！”说着，三人不约而同地抡起椅子向左滕、周桥砸去，并顺手推翻了餐桌，一桌子酒席顿时洒了一地，大厅里一片狼藉。这时，叫来的一群小鬼子上好刺刀、子弹上膛，在一旁随时准备动手。

过了一会儿，浑身上下都是菜汤的左滕溜到墙边，摸着擦伤的脸，气得面色苍白，颤颤微微地扶着橱子、探着上身凑近周桥：“我请来的客人，将来还得用人家，算了吧！”说着，向荷枪的鬼子一摆手，鬼子兵立即退了下去。贾炳华、吴玉田搀起我父亲，甩下一句：“看你们还能横行几天！”然后，撩袍迈步，走出宪兵队。

❀口述者陈淑萍，女，喜峰口城里人。1928年6月生，汉族，群众，中学文化。读过四书五经，懂历史，会诗文，写得一手好字。婆家在木耳峪村。2005年12月去世。以上为2005年3月15日的座谈笔录。

处决罗槌子

1988年3月 任计春口述

罗××是一个死心踏地的汉奸，“罗槌子”是他的外号。他长期活动在喜峰口、董家口一带，为敌人通风报信，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干，深得日本人赏识。他原是一家破落户的小少爷，念过私塾，会算账，会写字，因为吸大烟不学好吃了官司才投靠了日本人，后来又当上了喜峰口敌占区董家口据点的特务队队长。他之所以有这么个外号，可能是沾了他身上两样东西的光：一是姓罗，二是长得像槌子，个子不高，但头不小，圆圆的脑壳平平的顶，脖子又细又长，怎么看怎么像个槌子。开始他当然不愿意听，有时还因为这事打人呢！但不知怎么了，他越烦气人家叫得越响，后来可能是觉得压也压不下去，就见怪不怪，欣然接受了。还别说，这一招挺管用，“罗槌子”这大号比他本名还响，以至后来人们把他真名都忘了，连日本宪兵队队长一见他都喊“罗槌子”，训话点名时也点“罗槌子”。

1944年农历六月，因为作恶多端，迁遵青联合县政府决定处决他，此事交给了12团游击队侦察员武振邦。武振邦足智多谋，极富韬略，当时经常与游击大队队长韩绍敏一起来“交道”〔宋庄子化名〕活动。一次，他率领一个排穿过敌人封锁线，护送冀东革命领导人李运昌从塔子山去长城外的王厂沟，完成任务后返回时在白台子遭到了敌人哨卡的盘查。当时已是深夜，双方交起火来，他率领队员打死了3个鬼子，缴获了5只步枪和600余发子弹。还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在喜峰口闹市击毙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所以，鬼子和汉奸一听说“武振邦”，立刻心惊肉跳。那年春天，敌人在喜峰口、李家峪、铁门关城墙上贴出通缉令，悬赏大洋一千，要武振邦的脑袋。

接受任务后，武振邦获悉，七月初三喜峰口大集，罗槌子要去喜峰口向日本人报告八路军活动的情报，所以七月初二就赶到了“交道”，向村武委会干部了解了罗槌子的活动规律，并商酌了处决地点。为保证万无一失，武委会决定派我协助武振邦完成这一任务，处决地点选在了碌碡窝北晾坡山大道拐弯处。那里，北面是益母河河滩，靠近大道的一边有一片小柳树；南面是高粱地，越过高粱地就是满山的松林。而且，视野宽阔，东西一条大道可以看出去几百米远。

初三吃过早饭，武振邦换上我给他准备好的衣帽，腰插20响盒子枪，我别了3颗手榴弹，乔装打扮后扛着锄头出发了。路上武振邦叮嘱我：“你认识罗槌子，看到他时你先喊住他，我执行。如果敌人多或是他要跑，就扔手榴弹炸死他。”我答应着。沿着河滩，穿过青纱帐，来到埋伏地点，蹲在了路边的庄稼地里假装薅草。这时过来3个庄稼人，他们是赶集回来了，其中一个认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薅草哪，大热天，歇着点干！”另一个说：“注意点，半个时辰前看见罗槌子了。他在街上呢，推着个洋车子〔自行车〕，带着青菜，车把上挂着一嘟噜猪肉。因割肉不给钱，正跟后街肉铺打架呢！”然后乐呵呵地走了。

知道罗槌子在街上，我们想，如果他今天住在喜峰口不回来怎么办呢？但后来分析，他自行车上挂着肉，车架上带着青菜，肯定不是为了在喜峰口吃的，于是放下心来耐心等待。武振邦又琢磨着，半个时辰前已把肉菜买好，这里离喜峰口不过六七里，骑洋车子很快就应该到，于是告诉我做好准备。这时，日军的一辆巡逻车“呜”的一下开过去了。我说：“罗槌子要这时来咱们就遭了。”这时武振邦一举手，说：“听，下面有洋车子铃声。”我向下一看，忙说：“车把上挂着肉，是他！”我们俩同时向下拉了拉草帽。当时我有些发慌，心想可千万别让他跑喽！随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里的手榴弹。武振邦身经百战，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别慌，别喊早喽，到跟前儿再叫住他。”

这时，罗槌子嘴里叼着香烟，天蓝色的上衣敞着，驳壳枪斜背着，正蹬着自行车美呢！当他骑到我们定好的大拐弯处时，我大声喊了一句：“老罗！赶集回来啦！”罗槌子嘴里回应着，但没有下车。这时，武振邦提着手枪一个箭步蹿到了路边。罗槌子见势不好，飞身下车，抡起车子猛地向我砸来。我往旁边一闪，车子翻在了路边。罗槌子一边伸手摸抢，一边战战兢兢地问：“你们要干什么？”武振邦枪口对准他的脑袋，大声说道：“罗槌子，你作恶多端，我是奉命来处决你的。”只听“砰”的一声，罗槌子的脑袋就开了花，瞪着眼、咧着嘴栽倒在大道上。我俩迅速摘下他的枪和子弹袋，搜出他的特务证，将处决布告展开，用石块压在他的后脊梁上，然后迅速撤离现场，进了小苇子峪沟，钻进了松林。

八成是听到了枪声，不一会儿日本宪兵队、警备队、特务队就到了，他们乘着装甲车、卡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铁门关、李家峪、董家口据点的鬼子和伪军也随后赶到了，当时有四五百人乱轰轰地挤在大道上。一个警备队的伪军拿起压在罗槌子后脊梁上的布告大声念道：“抗日政策：劝不愿当亡国奴的敌伪人员，调转枪口，弃暗投明，人民政府是欢迎的，抗日不分先后……”气得宪兵队长上去就是一记耳光，喝道：“你的，为八路的宣传，良心的坏了。”夺过布告，撕得粉碎，摔在地上。

快到中午时，河滩上的柳树晒得都卷了叶儿，鬼子和伪军热得大汗淋漓，宪兵队长没好气地吼着让他们分头去搜查。于是，他们开始在河滩、草丛、青纱帐、松林中像疯狗一样乱吼乱叫。这时，武振邦早已向12团首长报告去了。日伪军折腾了半天连个人影儿也没找到，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据点去了。

此后，汉奸特务惶惶不可终日，好长时间没敢出来。

❀口述者任计春，男，滦阳镇宋庄子村人，一生务农。1919年三月初三生，汉族，小学文化，群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村武委会委员，报国队排长。1988年3月7日笔者在宋庄子村委会与他进行了座谈。

喜峰口日军大发丧

2009年3月 杨兴口述

我原是喜峰口城外南关村人。小时在街上玩，常看见一群群穿黄军衣的日本兵和伪警察。他们经常抓人，押着从大街上过。也经常看到和听到他们杀人的事，他们杀人时都是把人押到后沟的万人坑。有时，看见血淋淋的人头用铁条穿着，挂在柴火市的电线杆上、柳树上、城门口的城墙上。鬼子兵抱着上好刺刀的大枪坐在汽车上，轰隆隆地开过，尘土飞扬，小孩子们见了都很害怕。

城里当时有不少日本人的大小机关，有惨害中国人的宪兵队、警备队，有囚禁中国人的大狱，当时我们小孩子都不敢进城。但有一年夏天我和一群小孩子进城了，那年大约是1944年，当时我已七八岁了，知事了，什么都懂。听大人们说，日本人正为一个被八路军打死的特务搞大发丧。临走时我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阻拦。我们同看热闹的人流一起进了东门里，当时我们看到一个大院子里正在开会，日本兵、中国兵正列队对着一个骨灰盒敬礼，日本兵的洋号、洋鼓吹吹打打，不知名的乐器演奏了一阵又一阵，很是热闹。

看完热闹后回来我很纳闷，日本人整天烧杀掠抢，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怎么会为一个死了的中国人搞这么大的场面呢？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喜峰口东园老×家出了个叛徒，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他叫××。他本来也是穷苦农家子弟。日本占领初期，他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抗日，还参加了八路军，经常在宋庄子、喜峰口一带活动，干了很多英雄事。集家时日本人把他们一家赶到城里住，知道××是八路军，就要挟他家老人，扬言要杀了他们全家。××扛不住了，就投降了，效力于日本人，致使不少村干部和抗日群众被抓被杀。根据这一情况，地下党组织下达了处决令。一天，××和另外两个特务出城办事。他们身着便衣，掖着短枪，从喜峰口东园，沿着大道徒步去往宋庄子。行至双桥柳树行时，突然从庄稼地里闪出两个人来，都是农民打扮，一个提着砍刀，一个手提20响的大肚盒子枪。因为离得很近，那人照着×ד砰砰”就是两枪，××当场倒在地上。那两个特务忙举手求饶，说：“我们都是混饭吃的，没干啥坏事，别开枪，饶了我们吧！”二勇士大声叫出了他们的名字：“×××，×××，你们听着，日本人就要完蛋了。如果你们继续认贼为父，××就是你们的下场！”说完，扬长而去，顺着山根儿进了小冰沟，很快消失在密林中。后来听说，那个拿盒子枪的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武振邦〔也有的说是队长韩绍敏〕，那个拿砍刀的就是宋庄子武委会的报国队员。

那个××活该多受几天罪，中弹之后并没有马上死。被日本人弄回来送到了热河医院，但不久还是死了，最后弄回喜峰口的只是他的骨灰。

日本人为他开追悼会的地方，就是城里王义烧饼铺的大院。

❀口述者杨兴，男，1937年9月16日生，汉族，高小文化，群众。祖籍喜峰口南关。1978年因修潘家口水库迁至罗家屯镇西寨村，曾任生产队长。2009年3月15日笔者到他家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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