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日，河北临西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在集市上接受咨询。这是这个县第一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农村改革做出了独特贡献。几代新闻工作者切实参与和推动农村改革，或前往一线调研，或组织稿件争鸣真问题，促进全社会对改革的思考和实践。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采访几位人民日报老报人，请他们回顾农村改革初期的往事，呈现改革的艰辛与昂扬。

提起1980年代，吴长生笑了，称之为“白头宫女说玄宗”，眼睛却亮起来。1983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毕业，到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

“能与李克林、姚力文、刘衡这样的人民日报老前辈们共事，得到他们的‘熏蒸’，真是一种幸运，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生受益。”吴长生曾经在人民日报社离退休干部局主办的微信公号撰文回忆。

而李克林、姚力文，曾经担任他的领导，农村部正、副主任。这些老报人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亲历者，更是推动者，他们的回顾和见证，对农村改革初期的艰辛和突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

当时，农村部可能是人民日报社最活跃的部门，读者来信以麻袋计。

“动不动传达室就说：你们来拿信。我们两个小伙子，推个车，有时候一推就是两三个麻袋。”1974年，何加正分配到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组，“翻麻袋”是入职后的重要功课。

1978年，“农村组”升级为“农村部”，主任是人称“李老太”的李克林。“文革”结束时，李克林已经六十多岁了；两位副主任季音和姚力文，分别比她年轻七岁和十岁。三人的新闻生涯都始自抗战时期的根据地。

李克林编过《平汉线报》，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季音编过《新华日报》华中版；姚力文在创刊时期就进入了《人民日报》。三人并无私交，默契却仿佛早已形成：李克林退休后季音继任，季音调到其他部门后姚力文接棒。

今人遥想改革年代，会以为“穷则变，变则通”，水到渠成，事实上，在改革成为共识的年代，改革仍需要勇气、智慧和担当。百舸争流，仍然会有激流险滩。

“一切秋后看”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文章见报前，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并不知情。多年后，她在《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一文中回顾了当时情景。

当年的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安徽省的“包产到组”政策引发激烈讨论。会议还没结束，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转给《人民日报》一封署名张浩的来信，内容是“包产到组”在洛阳农村引起的混乱，并另写一封信表明态度。3月15日，张浩来信在《人民日报》刊登，即前述文章，配发的编者按是根据指示信改编的，其中的关键信息是：人民公社要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错误做法的地方，应坚决纠正。

正值春耕，张浩来信立刻引起巨大争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坚决纠正“包产到组”的错误做法，使已经“包产到组”的地区一时乱了方寸。李克林相当震惊，按惯例，此类读者来信应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当时，很多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都持保留态度。1978年，季音到江苏采访，想参加省委的农村工作会议，遭到婉拒。该省提出“坚决堵住西大门”，目的就是抵制邻省安徽“包产到户”的“歪风”。

依据官方统计数据，1956年到1978年，22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从1033.8亿元增长到1794.5亿元，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缓慢递增。农民的具体情形可能更为严峻，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亲历者的采访，一工分两分钱的劳动价格在山东、北京等多地农村常年不变。穷则变，安徽的巨大示范效应使全国出现众多效仿者。因此，张浩来信及配发的编者按引起轩然大波。

读者来信雪片般涌向人民日报，正在北京参加农业会议的代表不断接到家乡电话，询问是否中央政策变化。震荡最强烈的，是张浩批评的洛阳地区和“包产到组”走在前列的安徽省。为此。新华社河南分社写了两份“内参”：《洛阳地委对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反应强烈》《一封不真实的来信》。据报道，张浩在外省工作，家中劳力少，分组时不顺利，心中有怨气，所以写了那封信。

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则宽慰地方干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们实行的责任制，不论是包到组、包到户的，哪种形式都不能随便动，乱了，地荒了，就没饭吃，一切秋后看。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署名安徽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回应张浩来信及编者按对“包产到组”的指责。同时编发的河南兰考县一位公社书记的来信却重申，“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

1978年2月3日，田文喜和姚力文合写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向全党全国推荐“安徽六条”。（资料图/图）

“阳关道”和“独木桥”

“在‘联产承包’这件事上，当时五省——安徽、四川、内蒙、贵州、辽宁是‘第一梯队’，冲在最前面。第二梯队属于‘观望型’，包括河北、山西。抵制得最厉害的是江苏、黑龙江。江苏比较富庶，鱼米之乡，底子厚，集体经济相对发达；黑龙江过去是国营农场，后来是兵团，大面积机械化走在全国前面，所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吴长生说。

一个广为人知的典故是，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黑龙江省委书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其实，“阳关道”和“独木桥”并不是池必卿的原创，而是此前一年万里回敬陈永贵的话。

1977年6月，万里主政安徽，用三个月时间制定出后被称为“安徽六条”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吴长生概括其核心为三条：给生产队以自主权，按劳分配，鼓励农民种好自留地。

1977年9月、10月间，农业部召开各省市农委主任会议。参会的姚力文记得清楚，与会者说当时方地都种成了圆地，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犁地犁到地头，边角就不走了，地越种越小，越种越圆。安徽省的一位干部说，安徽老百姓都讲，现在全省只有“三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什么时候种，种什么，什么时候收，都得听他们的。

会后不久，姚力文采访“安徽六条”的出台过程，其间听说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对安徽做法颇多微词。1978年2月3日，田文喜和姚力文合写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

“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批左’，万里一马当先，明确地提出，‘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这是一个转折：不仅三中全会定调了，底下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吴长生回忆。

那时，大寨仍是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1976年，人民日报记者何加正到无锡参加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会议由陈永贵亲自召集。无锡历史上种植两季稻，1949年之后改种三季，确实增产，但农民太辛苦。李克林收到农民来信，派何加正借“水稻会”之机去调查。“农民太苦了，一年到头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一点自由，还是学大寨那一套。”何加正回忆。不久，中央同意取消种植三季稻。

在《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一书中，新华社记者李锦记述了他于1978年夏季参加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会议召集者也是陈永贵，与会者包括全国各省负责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地、县委书记等共计1200人。正式开会之前，与会者先在山东济宁、泰安参观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在平阴县，一位施工营营长告诉李锦，他从“大跃进”开始年年上河工，把他们村拉的土方堆起来能连到北京城。另一个工程指挥部推荐的“花木兰”拒绝受访，也不同意拍照。她父亲连续十几年当河工，累出一身病，哥哥在此前的“大会战”中放炮被炸死，弟弟还在上高中。按规定，每家必须出一个人，她为此连续两年推迟婚期。话到伤心处，姑娘哭了起来，扔下工具就跑了。

农民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争鸣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氛围

1981年，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黄彩忠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丰产丰收，集体个人都受益，却因雇工引起争议。按照教条理解，雇工八个及以上就是剥削。陈志雄的雇工数量远远超过“红线”。

黄彩忠把读者来信拿给农村部副主任季音看，季音犹豫再三：登报，关于雇工问题还没有红头文件；不登，雇工问题不解决，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一只拦路虎。他最终决定：“既然没结论，那咱们就讨论。”“当时的气氛还是很好的，拿不准的，允许大家讨论。”季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这次讨论在《人民日报》持续三个月。季音在回忆文章《经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中对此有详细记录。

广东省委责成农委到陈志雄所在地调查。农委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事实与那篇“材料”如出一辙，结论却完全相反：“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画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后来，雇工问题实际上是突破了，但中央始终没有表态，没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谁都不吭气，但实际上是突破了，突破以后，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这个拦路虎不解决，没法发展。”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95岁高龄的季音思路仍相当清晰。

争鸣是1980年代特有的氛围，是理性的体现，也是自由的体现。两个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先生孩子后起名”“先上车再打票”，精准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务实气质。

1990年前后，吴长生在一份研究刊物上读到，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华北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在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清洁可用的水越来越少。文章大胆设想：华北平原不应盲目发展水浇地，华北大平原应逐步变成华北大森林，农民以林果业为主，获得收益的同时涵养水源，改善气候。

“我看了这篇文章，知道这个人的想法短期肯定不可行，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就约他把文章压缩到两千字，在《人民日报》经济版上发表了。”吴长生回忆。文章见报第二天，田纪云办公室打来电话（注：田纪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影响粮食生产怎么办？

吴长生解释：这是抛砖引玉，想借此让大家讨论如何既不放松粮食生产，又重视水资源合理利用，可以让其他学者写文章批驳，展开讨论。“领导也有雅量，后来我们真的发了若干篇持不同意见的稿子。那时候好多政策都处在模糊阶段，所以讨论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先生孩子后起名’，就是说先不要着急定性，先让人做，看看到底有没有好效果，有好效果再来总结，看怎么进一步完善。别一开始看不顺眼就马上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