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受日、俄侵略，满清王朝日薄西山，北洋政府自顾不暇，社会失控，胡匪蜂起。胡匪，又叫胡子，是解放前东北（包括热河、察哈尔、内蒙）对土匪的称呼。

这些胡匪是如何生存和活动的呢？

一、“保险队”故事不妨从“东北王”张作霖讲起。

张作霖原姓李，河北人。张学良曾说家史：“我们家本来是姓李的，是张家的女孩子嫁到李家去，生了个儿子，可是张家没有后人，就把李家的孩子抱一个回来，过继了一个，就姓张了。”当年流行“闯关东”，张作霖的祖父挑着儿子张有财来到辽宁海城小洼村落户。1875年，张有财妻子生下第三个儿子，取名张作霖，乳名“张老疙瘩”。

张作霖

张作霖十来岁时，父亲张有财给他找了一个赌场里跑腿打杂的活儿。看来张作霖混社会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张作霖14岁那年，父亲和一个姓王的产生赌债纠纷，张有财被王赌徒用镐头砸死，王赌徒逃走。张作霖与哥哥张作孚经长时间寻找，终于觅得王赌徒的下落。一天夜里，兄弟二人拿着土枪去为父报仇，翻墙声惊动了王家下房一个老太太，纠缠时土枪走火，将老太太误杀。这下报仇未成，反添人命。哥哥被捕，张作霖逃亡。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当了一段时间清兵，然后回家从事兽医。3年后，赌债高筑的张作霖走投无路，干脆投身为匪。

那时的东北，是旧中国的缩影，匪盗盛行，民不聊生。加入胡匪的，有散兵游勇，流浪成匪；有些破产农民无法生活，被迫落草；有游手好闲的混混，铤而走险。当时热河省（现分属河北、辽宁、内蒙）比较有名的匪首有好几个。其中有冯麟阁，是个老“资格”匪首，纵横于锦州、彰武一带，平时百来人，人多时啸聚千余。还有一个叫杜立山，据说有8个老婆，个个剽悍，骑马打枪，百发百中。还有一帮是日本间谍带领的，化名王小辫子，专门制造混乱，为日本侵华开路。还有张作霖。

张作霖成立了一支“保险队”，表面看是防匪的。张作霖为人豪爽，大有心计，有当“带头大哥”的天分。用他儿子张学良的话说，就是“有雄才无大略”。张作霖笼络了几个得力帮手，如张景惠、张作相等；还有阜新胡匪、外号汤二虎的汤玉麟。据说这汤二虎，曾用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眉头不皱，谈笑自若。可惜，这么一个耍浑装酷的光棍汉子，后来在1933年热河抗战中，听说日本人打来，带着搜刮的无数金银财宝逃之夭夭，让日军128骑先头部队一枪不放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二、“绿林学校”张作霖落草为寇，却并不甘心，他要效仿宋江，走一条“造反——招安”的路子。1902年的某一天，他对几个兄弟说道：我们在绿林中吃这碗黑饭，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不如凭借着现在有这点实力作本钱，与朝廷讨价还价，谋得一个好出路。众人都说：只要当家的有了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从。张作霖道：据情报，奉天将军增祺的家眷，最近要从关内返回奉天府（今沈阳），现在火车不能直达，我们正好在途中如此这般……

增祺

不久，果然增祺的老婆和家人，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听得一声枪响，道路两旁冲上来一群匪徒，将人员行李截住，关进新立屯街上——这像不像《让子弹飞》的情节？——增祺夫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被张麻子捉住了。张作霖唉声叹气说：现在我国受尽外人欺凌，国内百姓困苦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说不出的痛！我们当土匪，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增夫人以为土匪一定身材魁梧、面貌凶恶，想不到眼前这个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青年，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匪首张作霖！听张作霖愿意投靠官府，增夫人当然顺坡下驴，既解了眼前的困厄，又收编头痛的土匪。回去跟增祺一说，一拍即合，增祺立即命令新民府知府，将张作霖匪帮收编为省巡防营。

从此张作霖走上了土匪—军官—军阀的道路。现在很多网文对张作霖当土匪的经历讳莫如深，甚至有的写张作霖传记，也回避他曾落草为寇。其实，当时的环境中，当土匪固然招官府剿、招百姓恨，但他们自己是不以为耻的。张作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直言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

三、“鸿门宴”张作霖还做了一桩狠事，就是诱杀杜立山。

当初王小辫子拉拢冯麟阁时，杜立山曾劝说冯麟阁：王小辫子是日本间谍，不怀好意，我们当土匪已经很难看了，如果再被利用当了卖国贼，岂不要留千古骂名？冯麟阁经不住利诱，不听劝阻，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杜立山对张作霖投降官府也看不起，说：张为官，我为匪，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我们是有骨头的，看他升官好了。

徐世昌

1907年，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严令张作霖解决杜立山。诡计多端的张作霖，精心谋划，设下一场“鸿门宴”。杜立山有一个同族的叔父，叫杜泮林，中过举人，足智多谋，俨然是东北匪帮的军师。张作霖曾拜杜泮林为义父。于是张作霖游说杜泮林，要拉杜立山一同来当官享福。杜泮林一听有道理，写下一封亲笔信，叫杜立山来新民府赴宴。“宴无好宴”。推杯换盏之际，张作霖掷杯为号，屋内屋外一齐动手，将杜立山和他的随从一并拿下，当场处决。

杜泮林听说侄子遭了义子的毒手，大骂张作霖无信无义，卖友求荣。张作霖辩解说：我是奉总督的命令，为民除害，这是大仁大义！事已至此，杜泮林没办法，流着泪说：我已老了，不求显达，所最痛心者，侄儿是相信我才来赴宴，他虽不是死于我手，却是为我所害！

张作霖立此大功，徐世昌奖他白银1万两，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相当于团长。张景惠为帮统，后来出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张作相、汤玉麟都当上了管带。

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时

从此，张作霖走上飞黄腾达之路。武昌起义后，张作霖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被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终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东北王”。

四、赌毒烟害上文多次提到“赌”，有必要多说一句。赌博败坏社会风气，同时也是社会混乱、发展停滞的反映。

宝盒子

当时辽热、内蒙一带，汉人中最流行的赌博是“宝盒子”，不但游手好闲的混混们是赌场的常客，还招揽农民、商贩参与。许多人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输个精光。地主老财每逢刮风下雨不方便干农活时，就召集长工雇农赌宝盒。西拉木伦河乡下一个叫刘祥兆的大地主，就以赌“宝盒子”拉长工下水，使长工们成了他“不吃草料的牛马”。还有很多下乡巡演的剧团，天旱来唱“祈雨戏”，下雨来唱“谢雨戏”，无非是利用庙会聚赌。官僚军警借机抽成、收保护费。蒙古人的赌具则是一种染了红、白二色的牛骨头，也赌得很凶，不少人倾家荡产。

赌又总与毒相伴。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行销东北。民国初年，日本人又贩运来金丹和吗啡，毒性比鸦片更强烈。兵连祸结，赌毒烟毒，搞得民生凋敝，国民从精神到身体孱弱不堪，为敌国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以前的东北平原、内蒙草原，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掉进饭锅里”。关内人在家乡过不下去，向这些地方移民。原本生活在内蒙草原的蒙古族人，大家称之为“真蒙古”；从内地移民过来，与蒙古族通婚而入籍的，称为“随蒙古”。在热河朝阳县，广岭山（医巫闾山）西南，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原籍山东长清，祖先迁居到这里，入赘蒙古人家，成了“随蒙古”。李家后代，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土匪，后来当了汉奸，任伪蒙军总司令。他叫李守信。

五、没落的“诺颜”

李守信

李守信，原名李义。李家祖先迁来热河后，善于耕耘，勤俭持家。到李义父亲这一代，积攒财富日多，有三十“天”（一“天”等于十亩）土地，有牛、马、羊群，喂了十几头肥猪。家里请着三四个长工，农忙时还要请几十个短工。李义的父亲弯腰曲背，外号“李罗锅子”。

地主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有人眼红了。李家祖先刚来时，在一个叫色楞的“诺颜”（奴隶主）家当奴才。色楞每次到古力古奤收租，必来李罗锅家，大吃大喝，临走还要捉猪宰羊，拉米驮面。当时李家有土炮火枪，还有三支快枪，年轻气盛的李义恨不得拿枪崩掉色楞。李罗锅紧紧拉住李义说：“‘诺颜’杀了奴才可以不偿命，奴才杀了‘诺颜’得满门抄斩！”后来李罗锅花了1万7千串钱，交给色楞作赎身费，并买通衙门“档子房”，颁发了一张永远跟色楞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不料色楞哪管你什么执照不执照，仍然长期来李家赖吃赖喝。李家无法，一直供养色楞到死。

李义可不像他父亲李罗锅那样唯唯诺诺。他从小喜欢骑马玩枪，常与胡匪和当兵的接近，听他们讲冒险经历。这为他后来的胡匪和军队生涯积累了见识和经验。李家有枪有子弹，李义很小就拿枪到野外打野兔。到他十一、二岁时，射击准头已相当不错——李守信靠着神枪手的本领，能镇住人、能做成事，十分剽悍。“开壳”（作战）时，经常四、五个人为他装填子弹，“右肩被后坐力打肿，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这是后话。

蒙奸德王和汉奸李守信

李罗锅见儿子这么调皮捣蛋，怕长大了惹是生非，把他送进私塾读书。念了半年《百家姓》、《三字经》，李义实在提不起兴趣，经常逃学。父亲见他不是读书的料，又让他带着长工干农活，每天早起晚睡，想把他培养成持家守业的地主。李义更加不甘心，一天梦想到外面去闯荡。父亲实在没办法，干脆给李义娶了一个蒙古族老婆。那年李义14岁，老婆德力玛21岁。

各县衙门都有一支保安民团，由本县地主出钱出人。凡有地十“天”的，出步警，有地三十“天”的，出马警。这跟张作霖当初给二十来个村当“保险队”，作用相同，所不同的一个是“官办”，一个是“民营”。李义家有地三十“天”，应出马警。父亲见李义整天跟大兵混日子，根本不理田间地头的事儿，索性叫他去当马警。

六、不安分的保镖由于兵荒马乱，热河蒙汉百姓养成了剽悍的民风，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会骑马打枪。老百姓把胡匪称作“耍人的”，三、五成群的小胡匪叫“地蹦子”。为对付胡匪，地主豪强修建“炮台”，中小地主合起来修建围堡，还相互联络形成“联庄”。守卫炮台和围堡的叫“炮手”。张作霖的“保险队”就是养着“炮手”，对付“地蹦子”。对于那些立起了“字号”的大胡匪，他们则尽量结交，平时互不侵犯，有利益时互相输送。

李义加入马警队后，初生牛犊不怕虎，追杀“地蹦子”毫不留情。他把杀人当儿戏、当乐趣，每逢作战，总是冲锋在前，枪枪见“肉”。渐渐地，李义在家乡大庙大奤一带打出了名声。这下李罗锅更加心惊肉跳，一怕儿子在枪战中失手，二怕结怨多有人来报复，赶紧花钱雇人顶替李义，让儿子回家呆着。

“人怕出名猪怕壮”，李义的名声打响后，不断有“朋友”来拜访，想方设法拉李义入伙。李罗锅见儿子在家里管不住，一狠心，让他出家当喇嘛。21岁的李义，剃光了头，到离家不远的平顶山庙拜罗旺喇嘛为师。罗旺师傅久闻李义大名，收下这个徒弟后，不传授经书佛卷，而是叫李义当保镖。

蒙奸德王和汉奸李守信访问日本

罗旺喇嘛的庙宇，每天迎来送往，络绎不绝。白天给“官线上的”人洗尘，晚上给“耍人的”接风。有时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就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双方都假装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黑白两道通吃的罗旺，经常与人“说票”。什么叫“说票”呢？就是土匪绑架了人质，索取赎金的多少，由罗旺这个中间人“定价”。如果哪股胡匪不买账，罗旺就调动别的胡匪和官兵联合剿除。这一特殊身份，确立了罗旺喇嘛的“江湖地位”。每次出门，李义和其他保镖骑着快马，背着长枪，腰挎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沿途商家百姓，无不拱手而立，尊称罗旺“喇嘛爷”。

李义给罗旺当了两年多“炮手”，懂得了很多为匪做官的诀窍，学会了拉帮结派、广交朋友。罗旺察觉李义野心勃勃，不放心留在身边，借口李义喜欢打野兔，杀性太重，不能当佛门弟子，婉言把他辞退了。

七、“大当家的”父亲李罗锅去世，李义这匹没有笼头的野马，开始了闯荡江湖，为害世间的罪恶人生。

1917年，27岁的李义，加入了半官半匪、亦官亦匪的热河游击马队。为了掩人耳目，掩盖行藏，李义改名李守信。他同他的狐朋狗友们扯起了“信”字旗号，招纳“耍人的”和“马鞑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李守信屡次被推举为“大当家的”，对外联络以“信字”为暗语。报出字号，才有人给你“开扇”（开门），跟你答话。

胡匪看似乌合之众，其实内部章法森严，规矩严明。一般小打小闹的“地蹦子”，和钻高粱地拦路搜腰的“穿帐子的”，算不得“入流”。胡匪纠集成帮，叫“拉杆”。各个“杆子”强弱不同，人数多寡不一，多则一百多人，少则三、四十人。要做“大买卖”，几股“杆子”合伙，叫“合杆”。杆子头儿叫“当家的”，合杆推选出一个“总司令”，叫“大当家的”。“合杆”“划起来”后，无论去“卡线”（拦路抢劫），或者去“打窑”（抢劫固定目标），一般派一组去对付对方的“炮手”，一组负责控制货物，一组担负机动警戒。“开壳”（作战）领头的叫“炮头”；有“秧儿房”当家，负责看管“秧儿”（人质和赃物）；有“账房”，负责军需和记账。

“打窑”的胡匪

记账是个精细活儿，必须由“当家的”的心腹担任。每次“出摊子”，由“当家的”垫支“股本”，包括枪支、弹药、给养。“出摊子”前，大家要把自己的财物报告给账房。行动结束，“漫开”（分散）之前，还要搜一次身，以防私吞。带枪骑马来入伙的，叫“小绺子”；托亲靠友临时入伙，叫“贴杆”；有马无枪的叫“爬子”，只能做底层的苦活儿。“分项”（分赃）时，先扣除“材料费”（子弹消耗）、设“点儿”费（打交道费用）、“线头”（密探）费，再按大小来分。一般“当家的”可分得两股或三股，“秧子房”当家的和账房得一股半，其余分给各个“绺子”。“爬子”可分半股。枪、马也要参与分账，叫“枪马股子”。

当家的还要对内部进行严密控制。“开壳”（打仗）时，不听命令往后退，或危急时“溜杆”逃跑的，“炮头”可以就地正法。看守“秧子”的人，把秧子丢了，往往也会被当家的处死。“杆子”里的人，打着当家的旗号去“捐小项”（敲诈勒索），或者溜出“杆子”去“开小股”（单独抢劫），更被“当家的”深恶痛绝，一经发现，必严刑惩处。

八、亡命之徒当胡匪是高危“职业”。如果“爬子”没本事，不会混，当家的会瞅机会把“爬子”扔给官兵当礼物。比如被官兵、民团“焊上”（包围和追击不放），“杆子”会“甩头”（扔马匹）；“甩头”不满足，只好把“爬子”扔给对方，让对方有所斩获好回去交差。

著名的匪首“座山雕”

不要以为“当家的”可以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如果当家的乱报花销和虚报“材料费”（子弹消耗），败了名声，以后“杆子”划不起来，甚至会挨黑枪。每到“分项”时，当家的要回避，让大家公议公决。当家的必须长期养“眼线”，打“窝子”。有时出一趟“摊子”，当家的还会蚀本倒亏！

一般“绺子”、“爬子”，都是亡命之徒，孤家寡人。“当家的”则有家有室，暴露出去会连累家人。从前的李义，现在的李守信，母亲和妻儿仍是朝阳县的地主。有一次李守信“出摊子”路过家乡，用毛巾蒙面，只露两个眼睛，但说话时被熟人听出口音。他赶紧派人回家去，叫父母兄弟到县衙递状子，告李守信忤逆不孝，脱离母子兄弟关系。

作为“当家的”，要心机深沉，处事机警，会左右逢源。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把每个人都当作敌人和叛徒看待，时时严加提防，包括“拜把兄弟”。许多表面风光的匪首，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整天沉默寡言，似睡似醒。他们看着像在打盹，其实暗地里盘算心事，琢磨行动目标和细节。长年累月下来，变得半疯半癫，连窗前落下一片树叶，也会蓦然惊醒，以为危险降临，随时准备掏枪或开溜。

李守信、王英、白凤翔被称为内蒙“三大匪首”。白凤翔当胡匪时，从来枪不离身。他后来当了汉奸高官，习惯不改，腰上仍然插着7支手枪，加上弹药一共20多斤，连睡觉都不解下来，就睡在铁家伙上！

九、互依互黑胡匪“出摊子”“分项”完毕，迅速“漫开”，不然被官兵“焊上”，不容易脱身。其他“杆子”听到消息，也会来黑吃黑互“嗑”。“绺子”和“绺子”之间，为意气或贪财，会偷偷放“黑炮”。

胡匪正在射击

多数胡匪找“大家儿”的“炮台”、围堡，窝藏并销赃。称得上“大家儿”的，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物，如地主、商号、寺院、镖局，蒙古王公、牧主、喇嘛等等。

“大家儿”、“炮手”、“胡匪”，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胡匪缴纳“保险费”，躲进“大家儿”的“围堡”，吃喝玩乐，等待下一次“出摊子”。有的胡匪身无长物，需要向“大家儿”借马借枪，购买子弹，“大家儿”乘机放高利贷和高价卖子弹。

“炮手”明里是保安，暗中当“绺子”。他们平时为“大家儿”警卫执勤，有机会就“贴杆”做一票。“保险队”的“炮手”偷偷出去当一趟“绺子”，极其隐秘。胡匪“卡线”、“打窑”，往往会跑出“圈子”（自己和朋友的地盘）很远，到百八十里，甚至好几百里外做“买卖”，前方有“挑线的”（向导）和“引线的”（暗探）配合。

“大家儿”豢养“炮手”、窝藏胡匪，有的还吃胡匪。胡匪出了“摊子”，手中有几百上千银洋，寄放在“大家儿”的柜台上。“大家儿”要收拾某个胡匪，只需给“炮手”使个眼色，“炮手”就把这个胡匪悄悄弄死埋掉。枪、马作“炮手”的酬劳，资财落入了“大家儿”口袋。用胡匪的黑话说，这叫“寄封”。熟知内幕的李守信道：“胡匪在战场上和刑场上死得很少，被‘大家儿’弄到秘密地方‘寄封’，和自己人在回头转弯时被放‘黑炮’打死的居多。”

十、兵匪难分黑暗的旧社会，兵匪不分。热河的军队中，大约一半的人干过胡匪。当官的吃空饷、喝“兵血”，当兵的只得自找财源，一是窝匪，二是为匪。一般升到连长，可以不亲自出马，排长及以下，经常领着士兵去“卡线”，截“镖驮”或“烟驮“。“兵油子”一听说有人“划”起“杆子”要“出摊子”，换上便衣就跟去当“小绺子”。打劫回来贡献一部分给长官和同袍，互相掩盖。奉命剿匪时，与胡匪关系密切的官兵往往虚张声势，甚至让开一条出路，放胡匪突围。

骑马奔驰的胡匪

胡匪找有关系的军队藏身，叫“爬风”。中下级军官无不窝匪。胡匪来“爬风”，营、连长们可以坐地分赃，还可以高价出售子弹，必要时以匪剿匪和雇匪打仗，比指挥手下的兵还好使。军官藏着私枪、养着私马，打仗时虚报子弹消耗，然后垫支给胡匪“搭股”。

高级军官搂钱的办法更厉害。东北军骑兵旅长崔兴武驻守赤峰期间，打探到有个叫张义臣的“大家儿”，与一个姓胡的太监关系密切。这胡太监管理承德行宫和北京故宫的古玩，用赝品换出宫里的珍品，寄放在张家。崔旅长硬说张义臣窝藏和接济胡匪，要办他。张义臣只得贡献给崔兴武一对康熙时期的五彩瓷瓶，并花了几万块钱才摆平。

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热河游击马队首领张连同，在热河带了15年兵，脱离部队时，家里至少有20万大洋存款；在北京有五六处房产，大栅栏开着一家商号；在开鲁有三十方地，约合12000亩；湖南老家还有许多土地房屋。崔兴武当旅长不到7年，贪得的财产比张连同还要多。这些军官如果成为大军阀，不就是又一个张作霖、李守信吗？！

胡匪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怪胎。他们性命朝不保夕，“出摊子”回来就狂赌滥喝，钱花光了出去再抢，抢到手随性乱花，恶性循环，很难洗手不干。他们这样为非作歹，残害民间，老百姓如何水深火热，可想而知！

新旧对比，感恩当下，庆幸如今太平盛世，河清海晏，不用活得提心吊胆。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