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桂教授目前已出版著作100本，其中大学教材10本，两本是国家规划教材。

避免同名的方法

　　名字是代表人的符号，是人们彼此相联系相区别的一个记号，简而言之，是人们进行彼此交往的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避免同名。同姓不可避免，但如果同名同姓，那么姓名就会失去其符号、记号和交往工具的作用，并且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带来许多不便和麻烦。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个村里，有两个小伙子都在外做泥水工，恰好两人都姓杨，两个人的名字也都叫“建国”，真是既同姓又同名。有一天，上级有关部门通知该村干部：杨建国犯有偷盗罪，要从速查办。村干部一时搞不清是哪个杨建国犯了法，但“杨建国犯了法”这一消息已传遍全村。真的犯了偷盗罪的杨建国早已逃之夭夭，没有偷盗行为的杨建国正好这天回家相亲。村干部见杨建国回家了，就急忙把他抓起来审查。这种事情一时半会儿是说不清的，就这样没偷东西的杨建国被关了两天。来相亲的姑娘以为这个杨建国真的偷了东西，二话没说就走了。尽管这事后来很快就查清了，但没偷东西的杨建国被白白关了两天，相亲的事也吹了，觉得很不是滋味，后来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改了名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同名同姓的确不好，我们在起名时应尽量注意这一点。

　　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姓名与别人相同，但在有6000多个姓、近14亿人口的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同名同姓现象，这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的对策只能是尽量减少，避免同名同姓。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做法有四：

　　一是尽量不起单名。在中国历史上，汉晋之际盛行单名，其缘由除王莽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外，主要原因是为了便于避讳。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与皇权统治，避讳制度曾受到高度重视。所谓避讳，即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能直书直说，必须用其他文字代替，如为避刘邦讳，须以“国”字替代“邦”字。为了便于避讳，减少讳字，汉晋之际的皇帝大多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复名要少一半)。这样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而又便于避讳 (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

　　到了今天，神州大地仍是单名盛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京、沪、辽、陕、川、粤、闽等七省市174900人的人名用字的情况统计结果表明，起单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7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单名所占人口的比率分别为：

　　第一时期(1949年9月30日以前)为6.502％。

　　第二时期(1949年10月1日至1966年5月31日)为8.983％。

　　第三时期(1966年6月1日至1976年10月31日)为27.81％。

　　第四时期(1976年11月1日至1982年6月30日)为32.494％。

　　今天的中国盛行单名，当然不是为避讳，而是有多种原因。首先，主要与文化因素、家庭因素及从众心理有关。从统计资料分析，单名大多集中在现在中小学生身上，而他们的父母长辈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经历中走过来的。诸多原因造成了这一代人文化水平的整体下降，也造成了他们对孩子起名的简单化倾向。其次，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增多，血统关系网简化，新生一代大多无兄弟姐妹，无姑舅姨叔，因而无需再按兄弟姐妹排行或家庭系谱关系来起复名。再次，崇尚单名也与社会上的从众心理有关。一般来说，作家、艺术家的名字传播较广，影响也较大。由于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爱好单名(有的是笔名、艺名)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聂耳、谢晋、牛群、冯巩、姜昆等，这就无形中造成了单名响亮、高雅、时髦的社会潜意识，有的甚至还把单名看做是现代意识、社会地位、文化水准的一种标志。于是一般人也纷纷仿效，不但给孩子起单名，还将自己原先的复名也改成单名。

陈振桂曾出版《起名八十八法》再版十多次，拥有众多的读者，21年6月又在广州出版社出版《起名实用大全》。

　　 我国的姓氏非常集中。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050个，而在汉族中有87％的人仅仅用了100个常见姓氏，也即在11亿人口中，约有9．5亿人只用了100个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就占了汉族人口的55．6％，也即在全国大约有5．5亿人口只使用这19个姓氏；而在这19个大姓中，居于前三位的李、王、张三个“超级大姓”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4％，其中以李姓最多，约占7．9％；王姓占7．4％；张姓占7．1％。这就是说全国有2．5亿人只用了李、王、张这三个姓。

　　很显然，在同姓率极高的情况下，起单名而造成的同姓名率也会很高。据报载，天津现有2000多个“张力”、“张英”、“张健”；广州有2400多个“梁妹”、“陈妹”；沈阳有3000多个“王伟”、“李伟”、“李杰”。可见，为了避免与他人同姓名，在起名时，要尽量不起单名，而多起复名。

　　二是扩大起名方法，克服从众心理，勿赶时髦。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精彩的起名方法。有的重形式，有的重意义，有的讲究字音的搭配，林林总总，各有特色。诸如：以姓连名法(如马识途、付一笑)，音形式关联法(如韦苇、田甜)，父母合姓法(如徐魏宝、娄农根)，谐音寓意法(如尤卓为，寓“有作为”)，拆姓为名法(如舒舍予)，偏旁互补法(如洪汛涛、杨村彬)，古典诗词名句摘取法(如冰心，出自唐诗“一片冰心在玉壶”)，出生时间纪念法(如春兰、雪梅)，出生地点纪念法(如关牧村、王渝根)，出生经历纪念法(如路生，生于铁路列车上)。其他如明志趣、表仰慕、寄深情、寓希望等，更是常见的起名方法。总之，给孩子起名，应以美学观点作指导，力求不俗气，不雷同，不粗浅，不简单化。

　　三是传统的“子女承父姓再加名”的方式似可改变，建议改为“父母合姓加双名”(或“父姓加三字名”)，即采用“四字姓名制”形式。这不但是减少同姓名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也体现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现代精神。据推算，如以3000个现代汉语常用字计算，若起单名，那么总共只有3000个人名；若起双名(二字名)，将这3000个字任意排列，即可构成600万个名字。而如果采用父母合姓再加双名或父姓加三字名的方式(即四字姓名)，那3000个常用字就可组合成270亿个名字！我国只要有一半人能起“四字姓名”，那么同姓名的问题就可基本得到解决。现在有的年轻父母已经采用“四字姓名”给孩子起名了，这颇有一种革新精神，如女排老将曹慧英给女儿起名为“殷乐笑子”(丈夫姓殷)。考虑到我国姓名用字的具体“国情”，四字姓名可以采用“双轨制”的形式：凡是重要、严肃的场合及文字证件，一律采用“四字姓名制”，如身份证、户口卡、工作证、学生证、结婚证书、档案材料、法院布告、著作署名、银行存折、名片、请柬等；而在一般场合，如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内部、亲朋友邻之间的交往，则可直呼“二字名”。这样既避免了同姓名之弊，又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鱼与熊掌兼得，岂不善哉。

四是有关部门应做一些减少同姓名的宣传导向工作。建议大中城市的户籍管理部门应设立起名咨询机构，用电脑储存本市、本地区以及著名历史人物中同姓名的资料，当公民在给新生儿申报户口时，就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以便了解新生儿的姓名有否与别人相同，有则可及时加以更改。报刊应定期公布人名用字所用比例的抽样调查结果，用以提醒人们有意回避起同名。

2022年1月10日

敬告读者：本人从7月2日起，将连续发表好名字的标准、起名的构思、起名的方法等，希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