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一名儒雅的木材老板张惠高租下了一栋二层楼房，他带着三个孩子、几箱行李入住，却不见孩子的母亲。

这栋小楼租金昂贵，每个月都需30块银元，来租的都是体面人，无需找人担保。张惠高一看就是有钱人的模样，穿着高档的西服，每天饭菜有鱼肉，只是搬过来后深居简出，很少有亲戚朋友来访。

房东和四邻不知，这位英俊的青年，实际上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他那好几箱看起来贵重的行李，其实是中共党中央两万份机密文件。

这栋小楼，成了临时的“中央文库”，保存着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文件资料。

“张惠高”的本名，叫陈为人。

图｜陈为人

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组织，供出武汉地下交通机关，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

当时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一大批党员干部都在上海，尽管钱壮飞、李克农多方营救，恽代英、蔡和森等多位同志惨遭杀害，就连陈赓也被逮捕，如若不是黄埔出身，陈赓也要命丧特务之手。

中央局决定转移到中央苏区，但必须要选出中央文件档案的保管人选，周恩来立刻说出了“陈为人”的名字。

陈为人，湖南江华人，1899年出生。20岁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赶赴苏俄学习，在苏俄加入了共产党。

毕业回国后，陈为人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调往上海工作。

他与妻子韩慧英在1927年于北平相识，为了掩护北方局党委机关，两人假扮夫妻并肩工作，逐渐产生感情，不久后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陈为人夫妇一直住在机关，白天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晚上抄写省委文件，还要负责刻印、包装省委刊物，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1928年，韩慧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当时南方起义、暴动的消息频频传来，陈为人很高兴，给孩子起名为“南红”。

图｜陈为人在东北时期的照片

没想到孩子还未满周岁，陈为人在奉天召开满委扩大会议之时被捕。韩慧英得知后第一时间将党的活动经费全部藏在身上，销毁了所有机关文件，马上带着孩子躲到了皇姑屯，并且写了一封密信给中央：家人病了，只有我还健康，速派人来。

安顿好一切之后，韩慧英四处奔走联系营救丈夫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皇姑屯和监狱距离二十几里路，交通十分不便，韩慧英没有办法照顾年幼的女儿，只能将孩子留在家中。

那年的冬天很冷，陈为人在狱中染上了肺病，韩慧英为了给丈夫治病，拿出全部积蓄，又要托人说情，忙了一整天回到家中，看见女儿仰着头，舌头伸在外面大口大口喘着气。

女儿也病了，她这么小，是陈为人夫妇的心头肉啊！可家中哪还有钱给孩子看病。

韩慧英抱着女儿自责地亲了又亲，一向坚毅冷静的她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只能对着南红说：“孩子呀，你要是命大，就熬过来吧！”

可惜小南红终究没有抗得过病魔，一个月后，韩慧英眼睁睁看着女儿夭折在自己的怀里。

1929年，陈为人终于出狱，他见到韩慧英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小宝宝还好吗？她在哪儿？快抱来让我看看。”

韩慧英除了流泪，不知道怎么向丈夫说出这个噩耗。

图｜1930年6月6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知》，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1931年春，陈为人在上海再次被敌人逮捕，虽然刑期没有上次时间长，但受的伤比上次严重许多。严刑拷打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让陈为人落下了病根，时时咳嗽，身体虚弱，出狱后一直在家中静养。

1931年底的一个夜晚，周恩来身穿便服来到了陈为人家中，亲自向他布置了守护“中央文库”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党的重要机密文件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陈为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恩来的嘱托，并且立下誓言：人在文件在，以生命保护党的文件！

周恩来安排陈为人先休养、准备一段时间，从1932年秋，他和妻子韩慧英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正式工作。

陈为人是湖南人，为了掩护中央文库，他开设了一家湘绣店。

夫妻俩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住了一处高档住宅，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太，就住在他们的楼下。

为了不让人怀疑陈为人夫妇的身份，党组织还专门为陈为人一家购买了高档的家具作为掩护。

白天，陈为人夫妻在外经商，衣冠楚楚，出手阔绰，生活悠闲，一派生意人的模样。

晚上，他们关上店门，来到三楼的密室，关紧窗户，拉上密不透光的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之下通宵达旦地整理着文件。

为了能让20多箱档案的体积缩小，便于保存和转移，他们将誊写在小说和报纸上的信函抄录下来，将原本写在厚纸上或者字体比较大的文件重新誊抄在薄纸上，进行裱糊，剪去四周的空白处。最后将所有的文件按照时间、地区等方式分类整理，重新装入箱子之中。

图｜韩慧英

按照组织纪律，陈为人在管理中央文库之时是不能参加任何党组织的会议、集会、游行示威等社会活动，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他们的身边如果出现陌生人，即便是没有工作联系的党内同志，都必须火速撤离，第一时间转移文件。

韩慧英看起来是一位柔柔弱弱的夫人，而在面对跟踪她的特务之时，她异常冷静、果敢而机警。

那时的上海因为受到顾顺章叛变的影响，陆陆续续出现了一大批叛徒，他们大多被吸纳进中统或者军统之中。为了铲除隐患，韩慧英会将这些跟踪她的叛徒故意引到指定的公园、海滩或者寂静无人的地方，那里埋伏着中央特科的陈赓等人，他们会将其直接处决。

陈为人向周恩来发过誓，也确实抱着和中央文库共存亡的信念。无论转移到哪里，储存中央文库的房间中央总是安置着一个大火炉，旁边就是一盒火柴，一旦出现了无法挽救的局面，就燃起火炉，玉石俱焚。

他们做好了全家随时丧生火海的准备，也决不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的手中。

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秘密撤离，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下，陈为人夫妇必须孤军奋斗。

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非常严重，排查严密严格。房东白俄老太太的儿子就是租界的巡捕，每天都在大街上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而陈为人夫妇相信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敌人万万不会想到，他们会将数量如此庞大的机密文件藏在租界警察的家中。

图｜陈为人

1935年，陈为人和韩慧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他们却在这个时候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得不到经济支持。

陈为人的病越来越严重，韩慧英要照顾孩子们，还要到处筹钱给丈夫治病。为了维持大老板的样子，他们将家中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

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想方设法和陈为人夫妇取得了联系，经常要从上海往陕北调送文件材料。

他们的联系人多了一位同志，代号“张老太爷”的张唯一，他曾是周恩来办公室主任，为人忠义，办事谨慎。

韩慧英像往常一样乔装打扮，将文件藏好，前往张唯一家中。

张唯一曾经和韩慧英商定，如果窗户外面晾衣架上的衣服还在，就说明张唯一现在的情况是安全的。

韩慧英拐入巷子之后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确定暗号正常，才走上了楼梯。

图｜韩慧英

当她刚刚走到法租界张老太爷家门口之时，突然有一个警察从屋子里跑了出来，直接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一个角落之中。

屋子里被特务们翻得凌乱不堪，就连墙壁都被敲开了。

韩慧英是在隐蔽战线上战斗多年的同志，瞬间就分析出了现在的情况——张唯一连暗号都没有收回去，一定被捕了，她必须保证手上的文件不被敌人发现。

她故意用湖南口音大声指责敌人，哭哭啼啼大喊自己是乡下来的，质问特务为什么要抓她。

特务们见她胡搅蛮缠，完全是个不好惹的乡下妇人模样，也没把她当回事，就让她在墙角待着，直接走上了楼向上司报告。

韩慧英趁着他转身的机会，将一份文件吞了下去，又找机会将另一份文件藏在了身边一本已经被翻过的书籍之中。

韩慧英被搜查后直接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之中，在这里她极其幸运地见到了张唯一，张唯一趁警卫不注意踱到她身边，问她：“你的三个孩子还好吗？”

韩慧英知道他问的是中央文库的下落，轻轻点了点头，张唯一终于松了一口气。

图｜韩家姐妹

庭审之时，反动派先后提出十几个人让她来指认，她一口咬定谁都没有见过，就说自己是乡下来的，在上海就没有什么熟人。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韩慧英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特务们在威逼利诱两个月之后，将她押到了苏州反省。

韩慧英没有按时回到家，陈为人知道妻子一定是出事了，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去营救妻子，而是赶紧转移中央文库。

他化装成木材行老板“张惠高”，为了避免找人担保时出什么岔子，只能租下无需担保的高价小楼。

陈为人的病一直没有痊愈，孩子幼小，妻子被捕，他不能向任何外人借钱，生怕引起怀疑。

他独自一个人担负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不得外出工作，还要养活三个孩子，生活极端困苦，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件件卖掉家中的昂贵家具。

为了不让房东怀疑，陈为人每次都是在楼下煮好红薯之后端上楼给孩子们吃，他会用一片干鱼盖在红薯上面，显得顿顿都有鱼肉吃的样子。在快要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又把那片干鱼藏起来，就怕孩子们见了抢着要吃，这条干鱼就当作道具用了一个多月。

他的痨病日益严重，根本没钱买药，就把萝卜当作水果吃，苦苦坚持了4个多月。

一个有钱的老板一直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时间久了，多少会引起乡邻的注意。思量再三，陈为人给妻子韩慧英的妹妹韩慧如写了一封信，请她来上海帮忙。

韩慧如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在河北一所小学教书，她还不知姐姐、姐夫遇到了如此困境，二话不说就来到了上海。

陈为人很为难地提出，是否可以对外假扮夫妻，掩人耳目。韩慧如还没有谈过朋友，听后多少有些羞涩窘迫，但为了姐姐的三个孩子，为了党的艰巨任务，她决定留下来。

韩慧如将自己全部300元积蓄拿出来交给姐夫，她不忍心看着这一家子病的病，饿得饿。她几次劝说陈为人拿着这笔钱去看病，但他心中唯有中央文库的安全，这笔钱最终还是用来交房租。

图｜1935年，陈为人租下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15号），作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的保管场所

即便如此，韩慧如的积蓄也只能交10个月的房租，为了能够交足一年，陈为人狠狠心，将二楼的家具全部都卖光了，家里的衣服、铁皮罐头之类的杂物，能卖的都卖了。

冬天来临，小女儿没有一条能够御寒的裤子，韩慧如只能用包文件的包裹为孩子缝一条棉裤。

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顿山芋。小女儿半夜常常饿醒，忍不住大哭起来，韩慧如和陈为人怕她总是哭泣引起关注，只能将她的手指头塞进她的嘴里让她止住哭泣，小女儿就一直保留着吮手指的习惯。

孩子没吃饱，会和陈为人抱怨，陈为人看着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只能转移话题，说：“我们来跳个舞吧！”

他总是先跳了起来，孩子们一乐也就跟着他一起跳，刚才提到的困难就全都忘了。韩慧如看着父子几个苦中作乐的样子，表面上强笑着，心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陈为人忍着饥饿和病痛，白天外出谋生，寻找党组织的消息，晚上继续整理文件。

他有严重的肺病，在天晴的时候，他还要亲自搬动箱子，把文件拿出来吹一吹防止发霉。

到了晚上，韩慧如孤身一人带着暗语上街张贴，上面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以此联系地下组织，然而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和党组织有关的线索。

1936年，党组织通过李淑清的关系将韩慧英营救出来。

为了生计，韩家姐妹一同外出教书谋生。韩慧英来到了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通过逐步了解，她确定了训育主任罗叔章是地下共产党员，并且通过她终于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图｜罗叔章

1936年秋天，陈为人戴着礼帽，穿着灰绸夹长袍，来到一家饭店楼上寻找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

他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书旁还有一个梨。他心中万分激动，却必须压制情感，礼貌地询问：“好兴致，先生在看什么书？”

那位客人神情漠然，漫不经心地回答：“是本《三国演义》。”他放下书，询问道：“尊姓？”

陈为人回答：“鄙姓陈，先生贵姓？”

“姓金，名老金。”

“什么金？”

老金（徐强）在桌子上划了一个“木”字，陈为人接着划了一个“当”字，组成“档案”的“档”。

老金又问：“住在哪里？”陈为人在桌上划了一个“广”字，老金立刻在“广”字下面写了个“车”，组成“文库”的“库”。

两人终于对上了暗号。

徐强仔细打量面前的陈为人，他的身体很虚弱，面色苍白，在对话间又咳吐了一口血。

他没有和徐强提病重缺钱的事情，徐强不敢想象他这段时间到底遭遇了什么，即便是已经对接上的党内同志，他依旧保留着警惕心。徐强几次询问他住在什么地方，陈为人都不愿意讲。

从接头的饭店回来，陈为人笑吟吟看着孩子们，对他们说：“爸爸总算是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图｜徐强

地下党员纪纲医生几次到陈为人家中，催促他赶紧住院治疗，陈为人舍不得用党的经费，就拖延了下去。

中央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也考虑到他这几年殚精竭虑，几乎是用命在换中央文库的周全，所以最终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由另外的同志保管。

陈为人按照党的指示，和韩慧英将不知用了多少日日夜夜整理好的文件，重新还给了党组织。

原本20多箱文件，此时已经被整理到12皮箱。

那一日，韩慧英陪同着陈为人，来到法租界恺自尔路（今金陵东路）的一栋石库门房子前。

负责接受的女同志故意大声感谢他：“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要劳烦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

她一边说着，一边将两块银元塞进了陈为人的怀中。

党组织不知，同志们不知，就连韩慧英自己也没有看出来，陈为人几乎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完成了最后这次转移。

4年前，中央文库完完整整交到他手上，如今一页无缺地交给下一位同志。

回到家中，终于放下重担的陈为人口吐鲜血，晕倒在地。

党组织立刻将他送到医院治疗，但没过几天，他又自己跑回了家。说来说去，还是那个理由：“我要为党工作，我不能多花党组织的钱。”

1937年3月，陈为人病重离世，年仅38岁。

临终前，为了不让妻子太过伤心，他非常乐观地安慰妻子：“等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回老家江华瑶山。”他念诵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潇湘神》：“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秋……”

图｜陈为人起草的《开箱必读》

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交给了下一位战士——徐强。

箱子之中留有一信封，封皮上写着“开箱必读”，并注明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这是陈为人整理中央文库的尾声，短短200余字珍贵手迹，是他向接替他保管中央文库的同志最为深情的嘱托。

后来几番辗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在鱼龙混杂的旧上海，这数量庞大的机密文稿被保存了下来。

而陈为人的灵柩临时厝葬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在数月后的“八·一三”事变之中被毁……

时间回到1921年底，22岁的陈为人在莫斯科留学，结业之时写下了这样一篇《学习感情杂记》：“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苦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解决自身问题，何以能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此后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最近在看《理想照耀中国之时》，那些永垂不朽的烈士姓名，总会让我想起陈为人的这句“以乐为苦，以苦为乐”。

“以乐为苦”，国家危亡之际，即便身处顺境，又何来幸福？

手中钱财不可能救亿万贫民于水火，一身才华对这黑白颠倒的旧社会束手无策，心中横着被洋人指着鼻子骂“东亚病夫”的耻辱，即便日日饮蜜糖，天天食鱼肉，依旧是苦的滋味，愤愤不平，郁郁不振。

“以苦为乐”，当你身处生死绝境，你的抉择就是你本心。

敌人永远无法理解，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为何还隐忍不发？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时刻，他的身影那么渺小无力，为何还要去守着那几乎看不见未来的“理想”？在病痛和贫穷折磨之下，他为何能笑得坦荡，笑得璀璨，好像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

那个为“乐”而哭，为“苦”而笑的陈为人，他没有来得及留下自传，也没有留下坟墓，他一生之中的很多喜怒哀乐已经被80多年的风雨湮没。

图｜1949年9月18日由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批阅的嘉奖电报稿。

但这些问题的答案，记录在这一张张一笔笔细致誊抄的机密文件之中，这是给予后人最坚决和最完整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