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最后一次过这个生日了。”刘平的说着，爽朗一笑。

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二，公历10月2日。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出生日期，而是61年前他被送到苏州市社会福利院的日子。这个“生日”仿佛一道锁上的门，把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一边是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的生活，另一边则是一无所知的空白。

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多少次刘平的试图触及那片空白，寻回那段本该属于他却被遗忘的记忆，这扇门却始终紧锁，尘封于一个花甲的岁月流转和1000公里的水阔山遥。

幸运的是，在过了60个这样的“生日”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打开门锁的钥匙。

母子团聚。肥乡警方供图

江南弃儿

刘平的今年63岁，性格开朗，声音中气十足。语速快了，一口邯郸普通话就会变成纯正的肥乡方言。

他是邯郸肥乡一家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的负责人，每天指挥着十几个放映小组在十里八乡为村民放电影。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生活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心中那个解不开的谜团。

被抱养的身份是半公开的“秘密”。刘平的5岁时，就在邻居的风言风语中知道了这个事实。对于自己的身世，他曾有过诸多猜测，听说谁家送养过孩子，也曾怀疑那是否会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直到后来，看到那张苏州市社会福利院开具的领养证明的复印件，他才知道自己生命的原点原来不在北方，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1959到1961年，长江下游的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地区和上海等地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短缺，许多家庭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遗弃。弃儿数量剧增，渐渐超出了社会福利机构的承受能力，当地民政部门无奈向北方省份求援。从1959年开始，数以万计的弃儿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由当地相对宽裕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后来被人们称为“江南弃儿”或者“国家的孩子”。

我省的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等地，都曾接纳过为数不少这样的孩子。当他们渐渐步入中年以后，各种形式的寻亲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早在1998年，本报就曾两次组织石家庄到常州的寻亲活动，在当地媒体常州晚报的配合下，帮助26名寻亲者成功找到亲人，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河北弃儿常州寻亲”被评为常州1998年度“十大文明事件”。

从时间上看，刘平的很可能也是“江南弃儿”中的一员。在肥乡的收养家庭，他有一个姐姐、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虽然是养子，在家中却享受了不亚于亲生骨肉的疼爱，奶奶尤其对他宠爱非常。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刘平的从未向养父养母问及自己的身世，寻找亲生父母的渴望被他深埋心底。

50多年来，刘平的像个土生土长的肥乡人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他也到了子孙满堂的年纪。人生一世，总该知道自己的来处，不然生活再幸福也总觉有份遗憾。他不想带着这份遗憾步入晚年，压抑多年的心愿忽然喷涌而出，变成了行动的动力。

2017年12月，刘平的在妻子和几位同事的陪伴下来到苏州寻亲，他要把自己的身世弄个明白。

刘平的的妻子吴香婷回忆寻亲路上的辛酸。唐晶摄

千里寻亲

肥乡到苏州，距离近1000公里，车程10个多小时，火车16小时，高铁6小时。

那是刘平的记事以来，第一次踏足这个作为自己生身之地的城市。

在苏州市民政局，刘平的查到了当年福利院的收养记录。在那份记录中，他的名字被登记为“周旭”，出生于苏州周边，1960年10月2日由苏州观前派出所送至苏州市社会福利院，不久被河北养父母收养。寥寥数语并不足以还原那个改变了他命运的秋日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却珍贵万分：“人生大半辈子，至少知道了自己大致来自哪里。”

从何找起，他其实并无头绪。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消磨着记忆的痕迹，观前派出所依旧守护着苏州古城中心的观前街，当年的苏州市社会福利院则已从虎丘山麓搬迁到了位于相城经济开发区的新址，改名为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凭着有限的线索在时过境迁的城市里寻觅一段陈年往事，无异于大海捞针的努力。

从2017年起，刘平的先后八次南下江苏寻亲，每次都是带着希望而去，满怀失落而归。生性豁达的他，在讲述中总会把寻亲路上的种种化作一两句玩笑一笑而过，而妻子吴香婷的回忆则透露出了这个故事沉重的一面。

“每回到了苏州，一下车，有家不能归，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吴香婷红了眼眶，泣不成声。自从订婚后她就知道了丈夫的身世，多年来丈夫掩藏心底的敏感脆弱，她看在眼里，感同身受。刘平的几次寻亲，她都陪伴在他身边，每一次自己都会哭上好几回。两人去打听消息，遇上别人一句“你这么大年纪还在找父母啊”的诘问，吴香婷的心里就疼得像刀扎一样。

更多的还是感动。有一次两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听说他们是来寻亲，司机师傅主动把车开到了当地的报社，建议他们登报寻人。夫妻俩把照片和资料交给了记者，遗憾的是后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在寻亲过程中，刘平的接触到了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这个在寻亲群体中知名度颇高的志愿者组织，11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江阴及附近地区的家庭实现团圆梦想。协会每年都会在各地举办寻亲会，还在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份设立了寻亲服务站。

刘平的数次寻亲之旅，大多是去参加协会组织的寻亲会，北到青岛、郑州，南到苏州、无锡、常州，他都去了个遍。亲人的消息没寻到，他倒是把自己变成了寻亲协会的志愿者，义务帮助肥乡其他寻亲人员寻亲。“这是做好事，不给工资也干。”

2020年9月，刘平的最后一次南下寻亲。住在苏州观前派出所附近的招待所，尽管希望依旧渺茫，他还是想多看看这个对于自己的人生意义重大的地点，希冀着能盼来一些好消息。

那次临走时，刘平的对着这座城市说了一句：“拜拜了，苏州！以后再也不来了。”

“滴血认亲”

几乎已经心灰意冷的刘平的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事情便迎来了转机。

今年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4月，邯郸警方面向社会公布了全市21个采血点的地址和采集人员信息，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疑似被拐人员可不受户籍和居住地限制，就近选择采血点免费采血。

6月初，刘平的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到肥乡区的免费采血点采集了血样。采血，是为了提取血液中的DNA信息，与数据库中已有数据进行比对，实现寻亲的目的。作为查找认定亲缘身份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DNA检验技术为“滴血认亲”的古老说法赋予了现实意义。2009年公安部建立完善了全国打拐DNA系统，我省也建立了与之匹配的数据库。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不断提高，查找历年失踪被拐儿童具备了更好的条件。

在此之前，刘平的也曾通过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采过血，将数据录入苏州大学的寻亲基因库，但一直没有比对成功。这次在肥乡采血后，他突然接到了邯郸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化大队大队长徐海波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进行第二次采血。肥乡警方安排专人第一时间将二次采集的血样送到邯郸市公安局DNA实验室进行比对。

这一次，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7月10日，刘平的再次接到徐海波的电话，邀请他到实验室面谈。

那天是个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一。邯郸地区农历六月素有“送羊”的习俗，每年这个时节，姥姥家都要用白面蒸制形状如羊的“面羊”送给外甥。“送羊”在当地是个隆重的仪式，据说源自“羊羔跪乳”的说法，教育孩子要孝敬父母。当天刘平的正要给外甥“送羊”，听说寻亲的事有了眉目，“羊也不送了”，开上车就去了邯郸。

徐海波介绍，由于刘平的父母的DNA信息不在全国的数据库中，只能单方面进行比对。个人提供的线索越具体越全面，比中几率越高。通过两次采血收集的信息，实验室已初步检出所关联的全部DNA数据，约刘平的过来，主要是想当面确认一下他以前登记的信息，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进一步比对。“之所以选在周六，是因为周末网速比较快。”

结合刘平的提供的“苏州”这个关键词，实验室重点对苏州周边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判，最终寻亲范围被缩小到了苏州市望亭镇宅基村的丁姓人家。“老刘，你应该是‘老丁’。”徐海波和刘平的开玩笑说。寻亲者成功比中，他自己也兴奋不已。

肥乡区公安局副局长吴雷刚与苏州警方取得了联系，请求对方协助查找刘先生的亲人。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望亭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开展走访排查，社区民警在宅基村走访了解到，村里1934年出生的丁老伯和袁阿婆夫妇60年多前曾经送养过一个男孩，情况与刘平的所述基本吻合。民警为二老与刘平的进行了亲缘鉴定，确认两人正是他的亲生父母。

刘平的早就坐不住了。结果还没认定，他就带着妻子去了苏州。听说亲生父母都找到了而且全都健在，他欣喜若狂，决定把儿女孙辈全都带过来，一起去认亲。

7月20日，刘平的一家老小十几口人驱车离开肥乡前往苏州，吴雷刚和一位民警陪同前往。仿佛是寻亲路上九九八十难还差最后一点波折，那一天，一场大范围强降雨遍洗长江以北地区，一家老小冒雨从山东兜了一圈，总算按时平安抵达。

7月22日，在两地民警的见证下，刘平的终于在望亭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这场61年的寻亲故事，至此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刘平的与父母团圆。肥乡警方供图

“等着我”

“伸不直的，天生的。”认亲仪式现场，刘平的和刚刚相认的妹妹一起伸出手，两人的小拇指都保持了一模一样弯曲的状态。妹妹说，妈妈的外公手就是这样，他们兄弟姐妹都遗传了这个特征。

61年天各一方，再相见时面容都已陌生，骨肉亲情却割舍不断。87岁的袁阿婆坐在轮椅上，一把握住儿子的手，失声痛哭。在老人的声声呼唤里，刘平的找回了自己本来的名字和生日，也找回了人生之初那段空白的记忆——

195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苏州市郊宅基村的丁氏夫妇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他们给这个男孩取名“丁劲芳”。

宅基村是个太湖边上的小村庄，本是鱼米之乡的好地方，那几年却没赶上好年景。《望亭镇志》中曾这样记载：1959年，“秋季80多天无雨，干旱严重”；1960年，“因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社员口粮不足，以树皮、草根、糠、野菜充饥……”

食不果腹的生活中，父亲远走沈阳为一家人谋生计，母亲在家拉扯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丁劲芳人不大，饭量却不小，饿得急了，连棉袄里的棉絮都会放在嘴里吃掉——这个画面，后来的60多年里曾经一次又一次在母亲的回忆中回放。直到如今，面对来访的民警，老人着重说起的还是这个细节。

1960年中秋节前夕，绝望的母亲在孩子外婆的陪同下，带着不到两岁的二儿子来到20多公里外的观前街上。那本来是苏州城中最繁华的街道，母亲把儿子独自留在一家饭店的墙角，自己偷偷躲在一旁，直到看着有人把孩子抱走之后才含泪离开。

这个孩子后来是怎么被人送到观前派出所，又是如何被民警送到苏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如今已无从查考。母亲留在他身上的写着名字和生日的小纸条，或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慎遗失。在福利院的记录中，他的名字变成了“周旭”，生日也被登记为1958年8月12日。八月十二，其实是他来到福利院的那天——1960年10月2日的农历日期。

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变成了60多年的别离。当年的一切水落石出，刘平的心中并无怨念。他理解饥荒岁月中母亲无奈的选择，在他看来，母亲也是在尽力为他寻一条生路。这些年在肥乡，自己的生活虽然简单却也平安顺遂，能在父母有生之年一家团圆，他只有庆幸与感恩。

父母也从未忘记过他。刘平的大哥的儿子丁先生说，丁家的孩子人人都知道这段往事。爷爷奶奶一辈子生了六个子女，一直在惦念着这个不知所踪的二儿子。老人不了解现代的寻亲手段，也没想到他会被领养到河北那么远的地方，甚至怀疑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在他们那里，人们过年时会为过世的亲人祷告，家人每年春节都会为二叔设一张桌子，放上一副碗筷，“丁劲芳”这个名字不仅他们表兄弟姐妹都知道，甚至他的下一代都不陌生。

“当时光顾着哭了，都没怎么好好说会儿话。”回忆起认亲时的情景，刘平的说，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认亲仪式结束后，他跟着父母回了老家。家中白墙黛瓦的老房子，仍然保留着他出生时的模样，只是多了60多年岁月侵蚀的痕迹。

在苏州的老房子前拍一张全家福。肥乡警方供图

近年来，宅基村的村民们大多都已拆迁到其他地方，村里的老房子只剩下了这一座。80多岁的袁阿婆坚持守着这座老屋，她说儿子的“衣胞”还埋在屋子后面，她不能走，她要在这里等自己的儿子回来。苏州民间把胎盘叫作“衣胞”，过去产妇在家中生产，新生儿的衣胞要埋在屋里，这被视为孩子的“命根子”。这座老屋，就是刘平的的“衣胞之地”。

“那就是我的根啊。”刘平的说着，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

中秋节后，刘平的从苏州的家人处了解到，老屋其实早已年久失修，最近终于被拆掉了。远在他乡的儿子已经归来，默默等待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为了团圆

9月15日，记者在肥乡见到刘平的时，他仍然沉浸在团圆的滋味里。

两次采血，一个多月的时间，多年心愿就这样奇迹般地得以完成，刘平的满怀感激。“我是‘团圆’行动最大的受益者。”

根据最新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

刘平的就是那4302名“幸运儿”之一，也是时间跨度超过60年的22人中的一个。在他的幸运背后，是DNA检验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大公安民警付出的努力。

“团圆”行动开展以来，邯郸警方积极响应，围绕宣传发动、采血排查、积案攻坚等关键性环节不断强化工作措施。截至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人员67名，举办认亲活动14场，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每一次团圆的奇迹，都是一个抽丝剥茧的寻找过程。在邯郸市目前寻亲成功的人员中，有位老人幼年时曾多次被人贩子转卖，只模糊地记得自己是安徽人，家中有个哥哥，居住的村子旁边有一条河，不远处有座火车站。徐海波通过DNA检验技术初步比对出全国有133个家庭符合条件，然后根据这几条简单线索，利用网络地图一一查找，最终锁定了安徽某县相邻的3个村庄。经过实地查访，终于帮老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

吴雷刚介绍，作为寻亲志愿者，刘平的也为“团圆”行动做了不少贡献。行动开始后，经过他的推荐或动员，到肥乡采血点采集DNA信息的寻亲者已有20多人。在刘平的寻亲成功前，已有一名寻亲者找到了远在江苏溧阳的亲生父母，刘平的还自费陪同对方到江苏参加了认亲仪式。

这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刘平的特地带来了几位肥乡的寻亲人员，他自己已经与家人团聚，希望能帮助更多人实现团圆梦想。

“团圆”行动仍在继续，邯郸警方提醒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身源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早日与亲人团聚，让爱回家。

（燕都融媒体记者 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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