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详解《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致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拓本，钤“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等印。白纸挖镶剪方裱本，麻纸乌墨拓，每页尺寸纵25.1cm，横13.1cm。每卷末皆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书刻款，完整难得。

宋陈思《宝刻丛编》，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容庚《丛帖目》等书著录。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历史考证

自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摹勒《淳化阁帖》后，全国各地辗转传刻，遂遍天下。著名者有二王府本、绍兴国子监本、大观太清楼帖、淳熙修内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本、福清李氏本、世堂本、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黔江帖等等，卷帙类同。又有庆历长沙刘丞相帖、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等，稍加损益，卷帙亦异。其他琐琐者又数十家。令人遗憾的是以上宋代《淳化阁帖》原石均已佚失。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仅有三种：

①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肃王府遵训阁本”（俗称“肃府本”）

②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陕西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俗称“西安本”或“关中本”）

③清初虞氏据《肃府本》早期拓本重摹上石，现存江苏溧阳县甓桥镇虞氏宗祠(俗称“溧阳本”)。

但近日《淳化阁帖》无宋代刻石传世的共识被杭州文澜阁旧址新近发现的《淳化阁帖》刻石打破。此套《淳化阁帖》刻石目前放置在杭州孤山路二十八号文澜阁旧址（现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此阁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淳化阁帖》刻石就存放在大院西侧碑廊内，碑廊建于一九九四年，内设碑墙两堵，自南而北纵向延伸，墙外用玻璃框保护，中间为《浙江藏书楼碑记》隔开。坐南一堵碑墙镶嵌《淳化阁帖》刻石四块和《清啸阁帖》、《左璞堂帖》、明清墓志杂石等，其中《阁帖》四块仅见单面（见图四），其背面镶嵌明代墓志数块。坐北一堵碑墙镶嵌《淳化阁帖》刻石二十一块（按：由碎石拼配者作一块记数），能见刻石正、背两面（一面面朝东，一面面朝西，见图五、六）完整刻石长一○二厘米，宽二九厘米。

据资料记载，这套刻石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由张燕昌（芑堂）从西吴旧家为孙仰鲁（寿松主人）购得。一九三三年孙氏后人侯康先生将帖石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当时曾有整套帖石拓片流传，浙图至今还保存有一套当时帖石拓片。解放后，这套帖石逐渐淡出了文物工作者的视线，“文革”中帖石又遭受一定程度损坏缺失。一九九四年有识之士在浙图红楼走廊内发现这批刻帖，建议保护陈列，遂建碑廊储之。

对帖石版本过去一直无法识别，一般视为明清刻石别本，二○○四年春，笔者携《肃府本》前往对照，亦无果而返。二○○六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先生用故宫博物院新印《懋勤殿本淳化阁帖》进行了比对，认为《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就出自这套刻石。此事立即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如果确定的话，浙江图书馆《淳化阁帖》刻石就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汇刻帖的原石，其意义非同寻常。这一宋代刻石的重新确认是近年来碑帖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能为帖学研究带来最原始的刻石信息。

要鉴定此套刻石的刊刻年代，需要对现存残石的刊刻内容、卷版标号、卷尾刻款、残石的材质、石花纹理、石裂纹等等进行综合分析处理，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九四年修建碑廊时对《淳化阁帖》刻石上墙陈列是比较盲目的，未经细致核对，排次极为混乱。我们面对的是一套排列错乱颠倒的刻帖，好比一幅搅混的扑克牌，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有必要先对刻石进行编号排次，编号原则“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现编号如下：

坐南单面刻石四块，命名为“单一”、“单二”、“单三”、“单四”。

坐北双面刻石二十一块，其中面东向者，依次命名为“东一”、“东二”……面西向者，依次命名为“西一”、“西二”……

经一石一帖地核对统计后（参见附录），我们发现浙江图书馆收藏《淳化阁帖》现存刻石二十五块（四十六面），保存了《淳化阁帖》原本的五分之三强。卷版标号有三种样式，例如：“五五”（纯数字版号，前为卷号，后为版号），“甲六”（天干数字混和编号），“十卷九”（卷字编号）。卷尾淳化三年刊刻题款后尚有大量余地（见西七石后），但未刻任何题刻信息，从中我们可知，当年刊刻此帖时，就未加刻摹勒时间、地点、摹刻人名等鉴定要素。虽然为进一步鉴定带来难度，但是未刻刻款这一条信息，就能排除宋代一些有刻款的《阁帖》，例如：淳熙修内史本，其卷尾楷书题作“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圣旨摹勒上石”字样。

现存《淳化阁帖》残缺程度统计表

令人兴奋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民国时期拓本上还保留了现存帖石佚失的三则清人题跋，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跋，孔继涑、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现摘要如下：

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云：“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文，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今春景高孙君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棰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觏，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或谓宜补完之，余曰：旧刻缺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并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月山舟梁同书。”

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于禾中故家，剔抉苔藓联缀断裂锥拓一通，取别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与诸本尤异者若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主人孙仰鲁。”

以上跋文可知，此帖刻石系张燕昌（芑堂）为寿松主人孙仰鲁购得，梁同书认为此帖系宋刻《阁帖》贾似道本。

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断定宋石的依据。

我们此次鉴定刻石年代的利器是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因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为已知宋刻宋拓，只要将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的细部特征与以上二本进行对照，拓本就像指纹印，刻石好比手指，若完全一致的话，即可证明杭州文澜阁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一、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简介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著名者有：安思远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潘允谅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王右军帖》（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以上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同出一石，其余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宫博物院曾于乾隆清宫东庑（此帖原在养心殿）陈列《淳化阁帖》一部。第一册卷首与第十册卷尾钤有“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内夹黄纸签条有“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字样，帖中未见其他印章与题跋。此本即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此十卷本为刻石，为宋纸、宋墨、宋拓无疑，与传世另一宋拓“潘祖纯本”出一石。

二、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简介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三、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与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卷六谯周帖，首行“谯”字右侧、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二行“严君”之“严”字右侧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三行“司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忧驰无复”之“复”字左侧有相同圆形石花。

卷九奉别帖，一行“奉别”之“奉”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六行 “当可耳然”之“然”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九行“体气顿至”之“顿”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齐高祖萧道成帖，三行“见卿”，四行“知卿”间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通过以上简便的校对已经能够明确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结束语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附：现存帖石目录

单一（卷四）

历代名臣法帖第四

徐峤之《春首帖》八行；陆柬之《得告帖》四行；薄绍之《回换帖》六行

单二（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前有“甲二”卷版标号

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二行；东晋康帝司马岳《陆女帖》二行；东晋哀帝司马丕《中书帖》四行；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庆赐帖》六行；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异暑帖》三行；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谯王帖》（仅存首行）

单三（残石两块：卷三、卷四）

一、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孔琳之（原作孔琳）《日月帖》（自“盛比”行起，仅存后五行）；王僧虔《刘伯宠帖》（存前八行，至“乃更”止）

二、历代名臣法帖第四

李邕《晴热帖》（自“不示之”行起，存其后六行）；褚庭诲《辞奉帖》（存前四行）

单四（卷八）

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

《阮公帖》（缺前二行，存后五行）、《家月末帖》二行、《蒸湿帖》四行、《不得西问帖》一行、《丘令帖》四行、《谢生东旋帖》六行、《飞白

帖》三行、《遣书帖》（存前三行）

东一（卷三）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前有“三四”卷版标号

王凝之《八月帖》（存二行）；索靖《载妖帖》八行、《七月帖》四行；刘穆之《家弊帖》六行；王劭书标题一行。

东二（卷三）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上有“丙一”卷版标号

庾亮《书箱帖》（原作庾元亮）五行；庾翼《故吏帖》、《季春帖》五行；沈嘉《十二月帖》（原作沈嘉长）四行；杜预《十一月帖》五行、《亲故帖》仅存起首第一行）

东三（卷五）

诸家古法帖第五：

上有“戊四”卷版标号

智果《评书帖》（第六行“举体”起，至三十六行“扶风”止）

东四（卷四）

历代名臣法帖第四：

欧阳询《比年帖》（自“岂能”行起，存最后二行）、《脚气帖》三行

柳公权《圣慈帖》五行、《伏审帖》十行、《荣示帖》六行、《十六日帖》二行、《辱问帖》（仅存第一行）

后有“四六”卷版标号

东五（卷五）

诸家古法帖第五：

右侧中部有“五二”卷版标号

宋儋《接拜帖》二十一行；卫铄《急就帖》八行；古法帖《贤弟帖》（仅存首行）

东六（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上有“甲九”卷版标号

唐太宗李世民《数年帖》（自“燋金”行起）存六行，《东都帖》四行；

唐高宗李治《无事帖》六行、《文瓘帖》二行、《钱事帖》一行、《六尚书帖》四行、《昨日帖》二行、《玄堂帖》（存前六行，至“知此”行止）

东七（卷八）

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

《遣书帖》（自“一日”行起，存四行，后有银锭纹）（见图十三）、《采菊帖》五行、《增慨帖》四行、《由为帖》一行、《月半哀感帖》四行、《独坐帖》四行、《安西帖》六行、《黄甘帖》（存起首二行）

东八（卷六）

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

《又不能帖》（仅存二行，缺前四行）、《疾不退帖》五行、《儿女帖》五行、《彼土帖》十一行、《谯周帖》四行、《夫人帖》三行、《蔡家帖》

（仅存首行）

东九（残石两块：卷六、卷十）

一、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

前有卷首标题

《适得书帖》五行、《知欲帖》三行（左上残损）、《差凉帖》（仅存首行，上损）

二、倒石，法帖第十（晋王献之二）

《极热帖》八行、《冠军帖》三行、《服油帖》（存前三行）

其后附正刻数行。

东十（卷三）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上有“丙二”卷版标号

杜预《亲故帖》（缺首行，存后三行）；王循《七月帖》五行；刘超《如命帖》三行；谢璠伯《江东帖》四行；王徽之《得信帖》七行；谢庄《昨还帖》仅存前一行

东十一（残石两块：卷九、卷二）

一、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一）

《授衣帖》（自第六行“日忧驰”行起，存后七行）

《奉别帖》（存前十行，缺末行三字）

二、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王导《省示帖》七行残字

东十二（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下有“一二”卷版标号，上有“甲三”卷版标号

宋明帝刘彧《郑修容帖》（存末二行）；齐高帝萧道成《破帖》四行；梁武帝萧衍《数朝帖》五行；梁高帝《众军帖》五行；梁简文帝萧纲《康司马帖》四行；唐太宗李世民《江叔帖》（仅存前二行）

东十三（残石两块：卷六、卷十）

一、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

《日月帖》（自“瞻廓”行起，存三行）、《兄灵柩帖》七行、《省别帖》（仅存一行半）

二、法帖第十（晋王献之二）

《夜眠帖》四行、《嫂等帖》（存前九行，至“骆驿”行止）

东十四（残石两块：卷六、卷九）

一、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

《侍中帖》（缺首行，存后二行）、《敬豫帖》二行（上有横刻“巳十三”卷版标号）、《清和帖》五行（左下截残损）、《追寻帖》（仅存“追寻伤”三字）

二、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一）：

《相过帖》（缺前四行，自第五行“尽此”起，存七行（上有横刻“壬一”卷版标号）、《诸舍帖》二行、《永嘉帖》四行、《鹅还帖》五行、《诸女帖》（仅存首行）

东十五（残石两块，卷二、卷八）

一、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张华《得书帖》四行、桓温《大事帖》六行

二、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

《黄甘帖》（仅残存二字）、《尊夫人帖》（存三行，右上角残损）、《日五期帖》四行、《先生帖》二行、《雨快帖》（仅存前二行）

东十六（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唐高宗李治《玄堂帖》（仅存最末一行）、《遣弘帖》六行；陈叔慎《梅发帖》六行； 陈伯智《热甚帖》三行、《寒严帖》四行

东十七（卷十）

法帖第十（晋王献之二）：

《嫂等帖》（自“慰吾”行起，存五行，上有“十卷九”卷版标号字样）、《鄱阳帖》八行、《鹅群帖》八行、《敬祖帖》（仅存首行）

东十八（卷五）

前有卷首标题刻款

诸家古法帖第五：

上有“戊一”卷版标号

苍颉《戊己帖》四行；夏禹《出令帖》二行；孔丘《延陵帖》二行；史籀《射州帖》二行；李斯《田畴帖》四行；程邈《天清帖》五行

东十九（卷二）

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钟繇《长风帖》（前缺二行，自“居处”行起，存七行）；皇象《文武帖》六行、《顽闇帖》九行；张华书标题一行

东二十（卷二）

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郗鉴《灾祸帖》（仅存后二行）；郗愔《九月帖》五行、《廿四日帖》二行、《远近帖》三行、《想亲帖》四行；郗超书标题一行

东二十一（残石两块：卷七、卷一）

一、 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

有卷首标题刻款

《秋月帖》（存五行，最末行缺）、《桓公帖》残存八行、《谢光禄帖》残存首行

（有银锭纹一）

二、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晋元帝司马睿《安军帖》三行、《中秋帖》五行

东晋明帝司马绍书标题一行

西一（倒石，卷三）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山涛《侍中帖》八行；卞壶《文墨帖》六行；谢发《晋安帖》六行；王昙首（原作王昙）《服散帖》（存前四行）

后有“三九”卷版标号

西二（倒石，卷三）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谢庄《昨还帖》三行；司马攸《望近帖》四行；刘瓌之《感闰帖》四行；王坦之《谢郎帖》四行；王涣之《二嫂帖》八行；王操之《婢书帖》；王凝之《八月帖》

西三（卷三）

历代名臣法帖第三

有“三五”卷版标号

王劭《夏节帖》五行；纪瞻《昨信帖》四行；王《静媛帖》六行；张翼《节过帖》三行；陆云《春节帖》五行；王邃《张丞帖》三行；王恬书标题一行

西四（倒石，卷五）

诸家古法帖第五：

何氏《去留帖》五行；蔡琰《我生帖》二行；

古法帖《敬祖帖》五行、《鄱阳帖》八行、《度德帖》五行、《亮曰帖》（仅存首行）

西五（卷四）

历代名臣法帖第四：

前有“四四”、上有“丁四”卷版标号

褚遂良《家侄帖》（存后七行）；

虞世南《大运帖》五行、《去月帖》六行、《贤兄帖》八行、《疲朽帖》

西六（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有“一五”、“甲六”卷版标号

唐太宗李世民《枇杷帖》九行、《辱书帖》十一行、《比者帖》（存九行，缺末行）

西七（卷八）

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

《雨快帖》（存五行，缺前二行）、《长史帖》二行、《得凉帖》五行、《此郡帖》八行

卷尾刻有淳化三年款，其后余石尚多。

西八（卷九）

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一）：

《余杭帖》（存五行，缺首行）、《节过帖》八行、《愿余帖》七行、《夏节帖》七行、《思恋无往帖》（仅存前三行）

西九（倒石，卷七）

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

《离不帖》三行、《清晏帖》四行、《朱处仁帖》三行、《吾服食帖》二行、《爱为帖》一行、《盐井帖》三行、《七十帖》（仅存前三行）

西十（倒石，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上有“甲七”卷版标号

唐太宗李世民《昨日帖》三行、《三五日帖》三行、《雅州帖》四行、《道宗帖》二行、《所疾帖》一行、《北边帖》二行、《八柱帖》八行，《气发帖》（仅存前二行）

西十一（残石两块：卷二、卷九）

一：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张芝《八月帖》（仅存最末三行，右上截残损）、崔瑗《贤女帖》四行（右下截残损）

二：倒石，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一）

《不谓帖》（自“自胜”行起，存四行）、《阮新妇帖》三行、《奉对帖》九行（尾残损）

西十二（倒石，卷五）

诸家古法帖第五：

古法帖《亮曰帖》（仅缺首行，存七行）；怀素《右军帖》七行；张旭《晚复帖》四行、《十五日帖》三行

后有“五七”卷版标号

西十三（残石两块：卷十、卷七）

一：法帖第十（晋王献之二）

《知铁石帖》仅存最末一行、《玄度何来帖》八行

二：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

《还来帖》存最末一行 、《雪候帖》三行 、《知远帖》三行 、《荀侯帖》五行

西十四（残石两块：卷九、卷六）

一：倒石，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一）

《涧松诗》四行（右上角损）、《仲宗帖》二行、《黄门帖》三行、《外甥帖》二行、《思恋帖》三行、《冠军帖》三行、《可必不帖》（仅存前二行）

二：正石不倒，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

《昨得帖》二行（下截残损）、《不快帖》四行（下截残损）、《小佳帖》（仅存首行）

西十五（残石两块：卷六、卷二）

一：倒石，卷六王羲之《二谢帖》仅存五字，卷尾刻有淳化三年款。

二：历代名臣法帖第二（此石漫漶不清）

钟繇《白骑帖》四行、《常患帖》二行、《雪寒帖》四行、《长风帖》（仅存前二行）

西十六（卷五，倒石）

诸家古法帖第五：

前有“五五”卷版标号

智果《评书帖》（自“羲及隶篆”行起，存十三行）、何氏《投老帖》十三行

后有“五五”卷版标号

西十七（卷七）

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

《长素帖》（缺首行，“得敬豫”行起）存二行、《知念帖》六行、《长风帖》三行、《谢生帖》三行、《初月帖》四行、《时事帖》七行

西十八（卷二，倒石）

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有卷首标题

张芝《冠军帖》存十九行，“不见奴”行后缺

西十九（卷五）

首行有“五三”卷版标号，上端有“戊三”标号

诸家古法帖第五：

古法帖《贤弟帖》（缺首行，自“之伤”起）存七行，隋朝法帖《慧则帖》八行

智果《评书帖》（存起首五行）

西二十（卷二）

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前有“二九”卷版标号

王珉《此年帖》（自“少忧”起）存二行、《十八日帖》二行、《嫂何如帖》四行、《欲出帖》七行；王珣《三月帖》四行；王廙《廿四日帖》（残存首行）

西二十一（卷十）

法帖第十（晋王献之二）

《铁石帖》（自“寒不适”行起，存八行）、《知铁石帖》五行）

后有卷版标号“十卷二”

千年古帖还中国——《淳化阁帖》回归纪

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是我国法书丛帖之祖。所谓法帖，就是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名家法书，令翰林院侍书王著编成《淳化阁帖》。全帖共分十卷，包括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墨迹。最初《淳化阁帖》刻于枣木版上，宋太宗拓成阁帖赏赐近臣。后木版毁于战火，故传世拓本极少。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帖中真假不辨之处很多，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但它对于推广和流传我国古代的书法名迹起了一定的作用。

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宣布，上博将从９月２４日起公开展出用４５０万美元巨资从海外购回的四卷１２６页国宝级珍贵文物北宋祖刻《淳化阁帖》。

４５０万美元的价格，仅次于２０００年以４４０４万港元成交的一件“明五彩鱼藻纹盖罐”，超过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以２９９９万元成交的北宋书法家米芾名作《研山铭》，成为中国古书画交易价有史最高。因此，这份北宋祖刻《淳化阁帖》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交易价格最高的书画作品，也是国际市场上的“第二高价”中国文物。

《淳化阁帖》共有十卷，４５０万美元买半部古帖，平均每页帖价值近３.６万美元，是否物有所值？故宫花２２００万元人民币买一件《隋人书出师颂》尚且引发了争论不休，半部北宋《淳化阁帖》又为何能以“全球第二高价”回归上博？记者走访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听他们细说这部《淳化阁帖》的历史价值。

丛帖之祖价值连城

北宋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志在偃武修文的宋太宗赵光义下旨：拿出秘藏在宫中“淳化阁”的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的墨迹，由侍书学士王著加以编选。王著共选择了１０８人的４２０帖，分作十卷镌刻在枣木板上，然后用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拓印成少量墨本,赐给亲王大臣。《淳化阁帖》由此得名，并且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分五个方面向记者历数了《淳化阁帖》的历史功绩：

《淳化阁帖》是可以确认的中国“丛帖之祖”。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开辟了“丛帖”这一新的形式。丛帖，是将若干种法书汇刻而成的一种字帖，启功先生曾经把它比作如今的《书法全集》。尽管根据文献记载，比《淳化阁帖》稍早的还有南唐的《升元帖》或澄心堂帖，但是不见实物，只有悬案，而《淳化阁帖》是确确实实存的在中国第一部丛帖。

《淳化阁帖》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学科——帖学。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开始，历朝历代有上百名学者参与对它的研究，研究涉及到内容差错、文字释读、版本间的传承关系等方方面面。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帖学走向衰落，但最近又开始复苏。

《淳化阁帖》保留了大量重要的书法艺术。王羲之真迹现已失传，而目前所能见到的王字模写本也只有２０余种。而《淳化阁帖》的第六、七、八卷是最有价值的摹刻王羲之墨迹的专卷，共收录王字１７０帖，可谓是王字的仿真帖。又如，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只留下一件“欧体”真迹，算上摹本、碑刻，也不足２０余件，而《淳化阁帖》收录了３０件。因此《淳化阁帖》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法书，功不可没。

《淳化阁帖》收藏的法帖中有一些差错，但是所收藏的东晋以后的法帖里，大多数内容值得考证，它们记录不晋人生活习俗，在多个方面可以补充其他文献记载的不足。

《淳化阁帖》出现以后，广为翻刻，宋代已经有３０种以上的翻刻本，元明清三代更是不计其数。受它的影响，北宋掀起了刻印丛帖的高潮，到明清两代，这种风气更为盛行，大量刻印丛帖，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传布。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花了六年时间临摹《淳化阁帖》修成正果，他评价说：“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既然《淳化阁帖》历朝历代都有翻刻，为何唯独半部北宋祖刻的《淳化阁帖》格外珍贵？

所谓祖刻《淳化阁帖》，就是指用原始木版拓印的一批丛帖。当年祖刻的《淳化阁帖》发行量极少，只有赏赐给了王公贵族以及位居中书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务委员、军委委员级别）的大臣。而此次回归的《淳化阁帖》就是出自当年的魏王府。

而到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淳化阁帖》原版在一场宫中火灾中全部焚毁。当时的大臣欧阳修，也只能得到根据祖刻丛帖再刻木版，另行拓印的《淳化阁帖》，因此，这位大文学家深感遗憾。原本就数量稀少的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在原版焚毁后更是“物以稀为贵”。

拓印字帖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解释说，把真迹刻到石碑木版上，就需要好的刻工，保证墨迹上石之后不会失真。从石碑木版上拓印字帖，又需要好的拓手，要把字迹清晰地拓印下来，不断的拓印又会磨坏石碑木版。因此，历代翻刻的不同版本的《淳化阁帖》中，经常把工匠刻坏的伤痕、石碑木版的裂痕误以为是原作的笔画，影响临摹。而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在拓印时，木版保存完好，宫中的刻印拓印技术精良，自然比后来翻刻的质量要高出一筹。

单从纸张来看，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就有可圈可点之处。据中国书协会员沈爱良介绍，它采用的南唐澄心堂纸“轻似蝉翼白如雪”。明代董其昌曾偶得一张，鼓足勇气也“此纸不敢书”。乾隆皇帝御制的仿造品，如今每开张拍卖也得３万元人民币。

因此，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堪称国宝，它的去向一直备受中国书法界的关注。曾经当过清朝学部主事，民国教育部佥事的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生前就曾交待过学生汪庆正，要他关注这部古帖的去向，希望有一天国宝能够重回故里。

国宝回归　峰回路转

事实上，从宋朝到民国，这部北宋祖刻《淳化阁帖》一直传承有序，其中南宋时先后为两名宰相王淮、贾似道收藏，元代更是为大书法家赵孟頫所有，历代收藏家在古帖上都留有印记。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部北宋祖刻《淳化阁帖》最后在上海出现过一次，随后便脱离了人们的视线，不知所踪。

直至１９９５年，美国收藏家安思远（Ｒ.Ｈ.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出资２８万美元，在香港嘉士德拍卖行拍得此帖。１９９６年，安思远应北京故宫博物院邀请，携古帖在故宫举办特展。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观后曾专门撰文评价此帖，并认为这一国宝级文物应当回归中国：“不见此帖，我死不瞑目。”安思远曾提出以交换文物的方式，将古帖留在中国，但最终未果。

随着安思远年事已高，古帖回归愈发急迫。汪庆正告诉记者，当时美国有三批最为珍贵的善本书籍，一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另一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只有这四卷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尚在私人手中。安氏无子女，按照美国法律，身后的收藏将会收归国有。“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再无回国的希望。

盯上这四卷古帖的，大有人在，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３年，已经有日本、比利时两国的收藏家，四五家拍卖行与安思远接洽，要求竞买《淳化阁帖》。而上博副馆长汪庆正也曾委托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等朋友几次帮助征购，都因对方要价６００万美元未能谈成。而安思远更是向日本方面开出了１１００万美元的高价。

情况紧迫，上海博物馆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去美国，直接与安氏洽谈。早在１９９５年，王立梅赴美筹展，启功先生就曾嘱咐她留心《淳化阁帖》，为此，她登门拜访安思远，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安思远先生从１９岁开始涉足中国文物，与中国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成为一名中国文物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研究家，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曾经两次无偿送还了被盗墓贼流失到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还在香港成立了“保护安徽民居基金会”，捐资修缮保护了四座徽州民宅，其中有两座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因此，安思远早就表示，《阁帖》不卖给日本人，至于对日本人的开价是１１００万美元，那是存心不卖。而与其他中国人的开价就降到了５５０万美元，但他也发现中国拍卖行也不都是为了中国，有一家拍卖行是准备把这件文物转卖给比利时人。

既然如此，双方就有谈的余地。

果然，安氏开价４５０万美元，并且坦诚相告，虽然已经有人开出更高的价钱，但他考虑中国保存国宝的强烈愿望和诚意，愿以此价出让：中国艺术给了我一切，我也要将这一切还给中国。为了说明出４５０万美元的理由，安思远给王立梅算了一笔账：要交税，要感谢用了８年时间为他追踪此帖的两位收藏家，还要继续修复安徽民居，真正到他手中的钱已经很少了。

为此，上博再次征集国内权威专家意见。启功先生认为“淳化阁帖如能回归，将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辽宁省博物馆书画碑帖鉴定专家杨仁恺来函表示：“此帖乃海内外孤本，它的文物价值非常重要。较之米芾《研山铭》墨迹不可同日而语。……建议此阁帖最好由贵馆出面收买，以免国宝长期归之国外。”

专家的支持加强了上博收购的决心，凭借着王立梅和安思远的多年交谊，事情最终顺利进行。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王立梅携带《阁帖》四卷返回北京。４月１４日晚，王立梅将《阁帖》送至上海。汪庆正当即对四卷《阁帖》拓本进行逐页鉴识，确认系原件。至此，这件流落海外６０多年的国宝终于回归祖国。

但在当时，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筹措４５０万美元，对上海博物馆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一开始是采取担保方式，即由北京歌华公司进行担保，支付部分保证金后，先将古帖拿回。最终由上海市主要领导拍板，由政府拨款支付４５０万美元的款项。

再办大展　书法寻根

国宝回家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上海博物馆将推出以“扬我中华文化、壮我中华精神”为主题的《淳化阁帖》最善本大展大赛大讲坛系列活动，在上海引发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

整个展览将以逐页陈列的方式，将北宋祖刻《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全部展示出来。同时展出的还有上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图珍藏的《阁帖》有关刻本和其他法帖佳本，以及后世书法家临摹《淳化阁帖》和王羲之、王献之书迹的墨迹、描绘“二王”逸事的绘画作品。像王羲之《上虞帖》、王献之《鸭头丸帖》、北宋《集王字圣教序册》、文徵明《行书兰亭序》、董其昌《行书临帖册》等珍贵的法帖都将在展出之列。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介绍说，围绕《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上博还将举行“五大”活动，届时，上海将继去年冬天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再现“国宝热”：

一、举办《淳化阁帖》和“二王”书法艺术学术鉴赏会。邀请海内外著名书画鉴定家、帖学专家和知名学者鉴赏国宝，围绕《淳化阁帖》的研究、《淳化阁帖》以及其他法帖的研究、“二王”书法研究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二、出版《淳化阁帖》最善本珍藏本和精装本，珍藏本为原大原式原装，配合展览的举办和学术研究。

三、举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为主题的《淳化阁帖》杯书法大赛。大赛面向海内外征稿，征集作品为临《淳化阁帖》、“二王”书法或学习“二王”行草系列及创作的行书、草书作品；

四、举办《淳化阁帖》最善本高层论坛。论坛将于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中旬相继举行４次，由帖学专家讲解帖学知识，传授临摹技巧。同时为《淳化阁帖》杯书法大赛的参赛者辅导。

五、将大展活动列入２００３年上海旅游节重要活动内容之一，开展以中国书法为专题的特色旅游活动。

另据记者了解，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古帖，并且已经获得了一些挑战权威论断的成果：

——《淳化阁帖》可能是刻在石上。传统都认为，《淳化阁帖》是刻在木版上，然后拓印而成。但是在古帖上分明用篆书写着”淳化三年……奉圣旨摩勒上石”的话，因此，这部“丛帖之祖”的身世值得探究。

——原本被公认最为古老的“国子监本”《淳化阁帖》的生日要靠后。这套古帖中除了第９卷藏在上海图书馆外，其余９卷全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一直公认是北宋祖刻无疑。但是，参照南宋初年刻印的其他宋版书发现，国子监本《淳化阁帖》的刻工均是南宋初年的人物，刻印时间应该是南宋绍兴年间（公元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

——比上博《淳化阁帖》更为古老完好的版本已经毁于圆明园大火。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１７６９年），乾隆皇帝以“毕士安本”《淳化阁帖》为原本，刻印了《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毕士安本”《淳化阁帖》是一个北宋拓本，但拓印时间比上博《淳化阁帖》更早，因此质量更好。根据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在嘉庆年间的记载，《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印好后，毕士安本《淳化阁帖》就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淳化轩中。

据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介绍，这两年，上博在弘扬人类文明中已形成了三级跳，去年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是第一跳，此次举办的《淳化阁帖》国宝展是第二跳，明年的重大展出活动也已在酝酿之中，便是第三跳。为能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都能共享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财富，只要条件许可，希望能将祖国的瑰宝送到台湾去展出。

而在今年秋天，上海人就将以《淳化阁帖》国宝展为契机，开始一次文化寻根之旅。

（文章由2003年刊发）

附：《淳化阁帖·明拓肃府本》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至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

此本为明拓肃府本。

延伸阅读：补充：

国宝《淳化阁帖》归来幕后

安思远：钟情东方，中国古艺术收藏界泰斗

拙作《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归与研究》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这样的问题，安思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采访安思远的好友也是把“阁帖”带来的王立梅时，虽然知道安思远是定居美国的英国望族，对其他事情也就不甚了然。我想进一步了解安思远。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也想到我，要把安思远收藏淳化阁帖的情况告诉我。

他们就是吴尔鹿和黄君实。吴尔鹿是定居美国的北京人，现在是文物古董经纪人。黄君实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的书画鉴定家。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最善本淳化阁帖鉴赏会上，我见到了他们。

一交谈，我才知道吴尔鹿是我所相识的吴劳的公子。吴劳是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版画家，解放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版画系系主任，是丁绍光极为尊敬的恩师，要不是他的保护，1957年时，丁绍光就会被打入另册；去不成西双版纳，也就没有今天的丁绍光的画风了。

1983年，吴尔鹿留学美国，攻读艺术史。1986年，到安思远家打工，帮着安氏整理收藏的古物，几年后又成了安思远的收藏顾问，成为安氏的“掌眼人”。某天，吴尔鹿在书画市场得遇《旧拓晋唐小楷》，其中有王羲之书《乐毅论》，他顿时眼睛发亮，如听乡音，如遇故人，在童年时，父亲就教他临摹《乐毅论》。他感情非常冲动，以一万美元的代价把这部旧拓买了下来，一万美元是他当时年薪的三分之一。

《旧拓晋唐小楷》集魏钟繇书《宣示表》，晋王羲之书《乐毅论》、《东方朔画赞》、《教女曹娥碑》，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唐虞世南书《破邪论》，褚遂良书《阴符论》于一册。明清以来，书家与鉴藏家喜集晋唐小楷书，有取自单刻，有集自丛帖，因此流传各种旧拓晋唐小楷帖很多。吴尔鹿虽然还不完全了解这部小楷帖的价值，但他知道帖上有项子京收藏印章，有翁同龢的跋文，都成了这部小楷帖的保镖。

安思远看到这部旧拓晋唐小楷帖，看到它黑黑的，不知为何物，蓝眼珠也闪闪发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问：“这是什么东西？”

是帖。什么是帖，吴尔鹿如此这般地给他说了一通。

“你是给谁买的。”

“给我自己买的。”

“值多少钱？”

“两三万美元吧。”

“你为什么买这件东西？”

为了说这件东西的价值，吴尔鹿给安思远讲罗振玉出售文物的账单：宋拓狄梁公碑售2000元大洋，宋拓圣教序售3000元大洋，而沈周、唐云的画只值二三百元。作为生意人的安思远一听就懂。

开始，安思远还以为是给别人买的，知道吴尔鹿是给自己买的，就更加激起兴趣。隔了一天，他要日本人助手对吴尔鹿说：“两万美元让给我吧。”

安思远得到这部旧拓晋唐小楷，又对吴尔鹿说：“以后留心，遇到帖就给我买下来。”

安思远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祖上做过康涅狄克州的州长。其父为著名牙科医生，是根管治疗术的发明人，其母为歌剧演员。他钟情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实际运作，他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界的泰斗，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他总是独领风骚地开拓新的收藏领域并把它们介绍给西方博物馆和收藏界。如他在1971年编写的《中国家具》一书出版后，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这本书也自然地成为收藏家的指南及学者必备书。随后又于1986年出版了他所收藏的《中国现代书法绘画》，图文并茂的三大册本身也成了收藏品。安思远一贯热心于公益事业，他的善行义举使他荣任美国国家税务局艺术品捐赠审核委员会的五名顾问之一，其他四位皆为各大博物馆的专家或馆长。

吴尔鹿带着安思远的嘱托告诉佳士得拍卖公司书画部主任、鉴定家黄君实说：“现在有了买主，可以征集碑帖进入市场。”搞拍卖行的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哪个收藏家藏有什么珍贵文物，对一些文物流传途径，他们都是很清楚的。

黄君实知道香港大收藏家李启严为香港好古博雅之士，收藏甚富。1992年，黄君实曾主持编印《李氏群玉斋藏书画精品选》，对其所藏了然于心。1994年，佳士得公司组织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其拍品中有不少为李氏所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及唐欧阳洵书《化度寺碑》墨拓。此时，吴尔鹿建议安思远竞拍《淳化阁帖》。安思远问吴尔鹿这件东西有什么可比性，吴尔鹿告诉他，德国政府以300万元美元购进有古登博戈插图本《圣经》，可以与此类比。这本圣经出版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是最古老的本子。听了吴尔鹿的建议，安思远果然到场，拍进淳化阁帖第四卷。

安思远于1995年又参加佳士得举办的中国古近代名画拍卖，竞拍淳化阁帖第六、七、八三卷。这三卷阁帖为台湾著名收藏家吴朴新思学斋所藏。吴氏本居上海，后去台湾，去世之后，家藏大部分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可能由于他们对“阁帖”认识不足，所以成为漏网之物。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酒杯，频频举牌，双目炯炯有光，在拍卖现场的吴尔鹿说：“看他那个样子，恨不得用拐杖去敲其他竞拍者的头。”最后竞拍得胜，高兴得携帖而归。

启功：我不看到初本阁帖，死不瞑目

1994年，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把以“阁帖”第四卷作为封面的图录放在启功面前，后来又得阁帖六、七、八三卷拍卖图录，这位集书法家、碑帖研究家及鉴定家于一身的学者，心情难以名说，从此就把这当作难以忘怀的心事，当时虽不敢想让它们回归，但心想在有生之年能见上一面，否则，将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件憾事。

1996年3月，当时身为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要赴美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把她和苏士澍叫去，并对她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美籍华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三卷，请他拿到北京展览，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王立梅说：“你老人家放心，你的话就是圣旨，我虽然不认识安思远，但你要我办这件事，我一定要给你办到。”

在美国期间，王立梅通过久居纽约的好友梅缵月小姐找到安思远。他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并不是美籍华人，而是英国的名门望族，名叫R.H. Ellsworth，就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斜对面的一座公寓里。安思远这个中文名字，是王方宇给他起的。还是上个世纪30年代，王方宇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生，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任教耶鲁大学，教中国文化艺术史，专门研究八大山人。R. H. Ellsworth去听他的课，经常逃课去文物市场去买东西。为了让他专心听课，王方宇就说：“你就叫安思远吧。”

和安思远见了面，王立梅首先介绍了自己，并转达了启功先生的愿望。安思远说不但知道大名鼎鼎的启功，他的许多朋友也都认识王立梅，早就想和她相识，并告诉她：“我收藏的《阁帖》不是三卷，而是四卷。”随后，安氏又问她是否愿意看看他的收藏。

在采访王立梅时，这位风度颇为优雅大方的女性，用极生动的语言，娓娓地讲述着这段经历，她说：“安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看他的收藏，这正中我的下怀，我马上表示十分荣幸。安先生领我们参观了他每一个房间的陈设，他的家几乎就是一座博物馆。地上铺的是中国清代有瑞龙图案的宫廷地毯，唐代石刻思惟菩萨栩栩如生地坐在依墙的条几上，色彩鲜活的元代道教壁画嵌在墙上，长条茶几上是东汉一组青铜车马，唐代陶俑静静立在门旁，明清绘画随处可见，多宝格中清代单色釉瓷器件件是精品，每件文物都摆放得恰到好处，再加上中国家具的衬托，我恍惚置身于中国极尽豪华而又极其高雅的住宅中，但心里却感到丝丝痛楚，这些精美的文物应陈设在中国，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原因，都说明中国文物的流失十分严重。”

在一尊依墙而立的宋代木雕菩萨前，安氏告诉她：“这就是我十九岁时收藏的第一件中国文物，中国艺术品以无与伦比的魅力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四卷《淳化阁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时，她激动万分，启功先生那句“看不到宋刻真本，我死不瞑目”的话在她脑海中又一次响起。她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她。当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完最后一页时，安思远高兴地说：“我没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法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它，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接着又说：“我看你这样看重这件法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启功先生看，让真正欣赏它们的人看。”

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先生又提出：“我也可以将《淳化阁帖》让给你们，但不是无偿，我们可以交换，我可以不要等价。”

“你对交换的文物有目标吗？”王立梅问。

“可以交换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安思远说。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淳化阁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卷来北京展览的事情。

1996年9月，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北宋拓《淳化阁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卷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他们对每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一一辨认，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四卷是宋刻宋拓无疑。启功还称赞这四卷真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

这次展出安思远的藏品，除了“阁帖”四卷外，还有他从吴尔鹿手中购得的《旧拓晋唐小楷》，此外还有宋拓《黄庭经》、宋拓《怀仁集王圣教序》、宋拓《怀素千字文》、《唐小字麻姑仙坛记》、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未断本《曹全碑》、旧拓《石鼓文》等。苏士澍还把展出的碑帖拓本出版了一本图录，由启功作序。对这本红封面的图录安思远奉若至宝，把它放在架子上，和其他古物并列。

北京展览结束后，安思远先生要将这四卷《阁帖》带走。行前，他又对王立梅说：“如果你们已准备好交换的朝珠，我这次就将它们留在这里。”但交换的事情没有太大的进展，王立梅只好说：“请你耐心等一等，我们正在为你挑选合适的朝珠。”

故宫博物院挑选三串朝珠，王立梅将朝珠的照片送给启功先生看后，启功先生专门给当时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国安思远先生所藏著名古帖拓本若干种，曾在故宫展出，观者甚多。经我国专门研究者鉴定，其中宋《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共四册为海内孤本，在我国列为一级文物(所展其余碑帖总和可抵此帖一册)，极值收藏。”启功信中又写道：“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较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碜，始足使安有无所亏损之感，且足以鼓励将来，使海外藏家乐于捐献。”

张文彬局长接到此信后，又要求故宫博物院再行挑选可供交换的朝珠，王立梅又专程去故宫博物院，和当时任副院长的杨新到故宫珠宝库房挑选。王立梅对我说：“本来以为故宫所藏朝珠一定很多，结果确实可供选择的还真不多，好一些都是典章制度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其他的真不够档次。我只好问安先生可否改换其他文物。”

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故宫博物院又拿出翡翠。安思远看了之后，对这些翡翠未置可否，只是伸出戴有翡翠戒指的手指说：“你看看我这个翡翠戒指……”这样，彼此心中都有数了。

翡翠没有换成，安思远提出用红木家具交换亦可。故宫博物院又端出一把红木椅子……交换没有成功，安思远还是把话留下：“我还可以等，先将它们放在香港，如果有消息，我可以马上将它们送回来。”

安思远一直没有等到交换的消息。

由于《淳化阁帖》，王立梅与安思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次去美国都会去拜访安思远，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文物的保护问题，是中国现行文物政策如何能阻止中国文物的被盗与流失问题。在与安思远的交往中，王立梅发现实际上他是十分热爱中国的，他不止一次地对王立梅说：是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

2000年3月份，一件出土于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被盗石雕出现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目录中，我国有关专家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国家文物局通过有关部门向纽约国际刑警组织报告了此案，国际刑警组织与苏富比拍卖公司联系并阻止了这件被盗文物的拍卖。《纽约时报》也及时报道了这个消息。

此事公开后，美国佛利尔博物馆东方部主任苏芳淑给王立梅打来电话说：安思远让她告诉王立梅，最近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知道苏富比拍卖的河北五代王处直墓中的石雕是被偷盗的，他很震惊，因为几年前他在澳门也买过一块类似的石雕，但他不知道是被盗文物。现在他愿将这块石雕无偿捐给中国政府，不知中国政府是否接受。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致电安思远，对他向中国政府捐赠被盗文物的意愿表示感谢。

2000年6月份，王立梅和董保华副局长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开幕活动后，专程赴纽约参加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安思远先生捐赠给中国政府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交接仪式。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件来自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石雕。这件石雕通体彩绘，雕刻的是一位威武雄壮的武士，武士冠上是一条口中含珠的蟠龙，足踏卧鹿、身着甲胄、手握利剑、双目炯炯有神，恰似呼之欲出的天神。

6月25日王立梅和董保华护送石雕回到北京，根据安思远的愿望，将这块彩绘武士石雕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也特别授予安思远名誉理事的称号。

打通“阁帖”回归之路

“阁帖”在北京展出亮相之后，各路兵马纷纷出动，在忙着做阁帖回归的工作。

上海博物馆在几年时间里分别请了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贝聿铭的妹妹贝伯蒂、大收藏家范季融进行联系，但却没有成功。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秦公托吴尔鹿进行联系，与安思远进行较长时间谈判，售价都在600万美元，安氏不肯让步。还没有结果，秦公去世，谈判也就告结束。还有中国境内的几家拍卖行、电影导演都试探要购买“阁帖”，也都因要价太高，没能谈成。

2001年11月，安思远邀请王立梅去安徽黄山参加他赞助修复的四座明代民居的竣工仪式。安思远从1991年第一次到安徽黄山，就被皖南地区淳厚的民风，古朴的建筑所吸引，同时也对那些年久失修濒于倒塌的建筑甚为心急，他下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抢救这些历经沧桑的古代民居。当他得到安徽省文物部门的支持后，立即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民居的基金会。他自己带头捐款，并很快就将第一笔修复费用寄达安徽省文物部门，开始了皖南民居的修缮工程。

11月7日他们参加了修缮完毕的第四座民居老屋阁的竣工典礼后，又参观了已经修复好的长春社、保伦阁和郑家祠堂。在每座修葺一新的民居中，安思远如数家珍般向观者介绍着修缮的情况：那根柱子换了，那根梁加固了，那个屋顶重新翻修了……他熟悉每座民居的一砖一瓦，这几座民居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已成为他的精神乐园。看着他兴奋、陶醉的样子，在场的每个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一位72岁的老人，一位靠腰间钢板支撑着身体，又靠喝酒止痛，每走三五十步就要坐下休息的美国老人，默默无闻地在远离城市，鲜为人知的皖南小山村中修复中国的古老民居，他到底图的是什么？

当天晚上，在黄山宾馆的宴会上，安思远当着大家说：《淳化阁帖》，我要以王立梅的名义捐献给中国的博物馆。”王立梅一听这话，心中紧张起来，她知道安思远唱醉了，马上当众宣布：“老先生喝醉了，是醉后之言不足为数，诸位不可当真。”

饭后，王立梅和安思远先生谈了很多。安思远说：我的一切都是中国给的，我也要将一切还给中国。我身体越来越差，我该考虑身后的一些事了。安徽民居的修复我还要继续下去，总之我希望能多为中国做一些事，《淳化阁帖》我不会给日本人，早晚会让它回到中国。

2002年5月份，王立梅应邀赴圣保罗洽谈赴巴西举办中国文物展的有关事宜。在途经纽约时，王立梅又一次拜访了安思远，再次谈到《淳化阁帖》，王立梅提到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希望收回这件文物，但交换看来是不行了，很想知道这件文物的出让价格。安思远说：这件文物已经有很多人表示愿意收购，我给他们的开价都是600万美元，如果中国政府买，550万美元，如果您王立梅出面买那就是450万美元。

也是在这次，安思远又将一件西周青铜器“归父敦”送还中国。安思远告诉她说，在整理他收藏的青铜器时，发现这件“归父敦”就是中国《文物》月刊1985年第6期中刊登的河北唐县出土的那件文物，说明是被盗文物。这是他前些年在香港市场买的，他愿将这文物捐赠给中国政府。王立梅回国时，将这件青铜器带了回来，现已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上海博物馆：我们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

上海博物馆经过几年的努力，《淳化阁帖》的回归仍没有结果，汪庆正就请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雁南想办法把《淳化阁帖》找回来。王雁南请吴尔鹿去和安思远商谈。安思远说：《淳化阁帖》只卖给中国。中国要买《淳化阁帖》，非得王立梅来才能办成。王雁南邀请王立梅，准备共同去美国购回《淳化阁帖》。这时国家文物局领导作了指示：接受以往的一些经验，《淳化阁帖》回归不经过拍卖行这一关。王雁南才取消和王立梅同行赴美的计划。

据吴尔鹿告诉我，张德勤在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1988年到美国访问，曾对他说：收回流失在国外的文物，国家现在没有能力办这件事，可先动员在美有钱的朋友收藏，让祖国文物暂有寄宿，将来是要购回的，文物一旦进入美国国家博物馆就别想再回归了。

应美国亚洲学会的邀请，王立梅于2003年4月初赴纽约参加“中、日、韩文物出口政策研讨会”，并在会上介绍中国关于文物出入境的相关法规和追索被盗文物的情况。行前的3月底，她赴上海参加“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层论坛”，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顾祥虞两位副馆长拜托她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谈一谈，如果价钱合适，上海博物馆准备买回《淳化阁帖》。他们同时还告诉她资金已全部到位，只要能谈下来，上海博物馆可以马上付款。

在此之前，北京的一家拍卖行知道王立梅与安思远有很好的关系，也希望她能帮助他们将《淳化阁帖》买回来。但王立梅知道如果经过拍卖行，价格肯定会成倍地翻上去，就像去年国家买回的《砚山铭》那样。《淳化阁帖》的最终归宿只能是中国的博物馆，国家用来抢救流失文物的钱本来就很有限，增大博物馆的开支，她于心不忍，所以拒绝了那家拍卖行的要求。拍卖行的总经理不无遗憾地说：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立场应该转变了，没想到你还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你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离京前，王立梅和苏士澍专程去拜望启功，并告诉启功这次赴美要争取将《淳化阁帖》带回来，否则世事难料，《阁帖》有可能流入他乡。启功十分支持她的想法。王立梅守口如瓶，启功和苏士澍都不知道她是受了上海博物馆的委托。苏士澍还将文物出版社已经印刷好的安思远藏四卷“阁帖”宣纸本中刚刚装订的《阁帖》第六卷，还留着没有切的毛边本，托她带给安思远看看。苏士澍说：待其他几卷全都印制好，再送给安先生一套，阁帖真的回来了，复制的还可以给他留作纪念。

2003年4月7日晚，在安思远家，王立梅明确地向他提出收购《淳化阁帖》，希望他给一个合适的价格。安思远告诉她：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但我发现你们中国的拍卖行也不都是为了中国，据我了解有一家拍卖行就是准备把这件文物卖给比利时人。我知道您是为国家买，给您的价格是450万美元。当天晚上王立梅给汪庆正打了电话，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纽约，4月9日上午王立梅正准备去见安思远时，接到汪庆正的电话，他说：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们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你这次把东西带回来吧。这是汪庆正和陈燮君商量后决定的。陈燮君此时正在美国访问。

于是，王立梅通知安思远，接受这个价格，并提出这次希望能将东西带回去。安思远表示同意。当天晚上，在安思远家，王立梅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了验收。原来，自1996年秋天在北京展出后，安思远再没打开过这四卷《阁帖》。为了她携带方便，他又专门找了一个旅行包。由于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按安思远的说法：如果是其他人不先交200万美元，我是决不会让他动的，但对你，我是绝对信任。但她考虑这毕竟不是一般的东西，面对安思远的信任，她还是按规则办事，由北京歌华集团驻美办事处出面做担保。

4月11日上午，冒着大雨，王立梅和在纽约的两位好朋友殷尚瀛和翁晋兴一起去安思远家，将已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机场。

王立梅乘民航CA982航班回国。由于SARS的影响，去中国的客人不多，周三的航班取消了，那天的航班是两个航班合并的旅客，几乎满员。殷尚瀛特别找了她在民航办事处的朋友温小姐，请她把王立梅换到一等舱。她将所有的东西都托运，手里只拿着放文物的旅行包。飞机晚起飞一小时，两位朋友就一直陪着她在休息室等候，一直到顺利过了安全检查，他们才放心地离去。

手里提着这不显眼的黑帆布旅行包，王立梅从容地登上了祖国的飞机，她心里踏实了，默默地念着：八年了，终于实现了启功老人的，也是她自己的梦想，把《淳化阁帖》带上了回归祖国的旅程。一路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被人拿走，一会摸摸旅行包在不在，一会又瞧瞧旅行包被移动没有。空中小姐看她一直没睡，一遍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或有什么需要。她们哪里知道，她身旁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国宝，她怎能安然入睡。

北京时间4月12日晚6点50分CA982航班经过13小时的飞行，平安抵达首都机场。有几家文物机构前来迎接，都想得到《淳化阁帖》。

王立梅在心中问道：“你们的收购报告写了吗？你们知道它的价钱吗？你们的钱到位了吗？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是专程为他们去买的？”谁也没给，她抱着《阁帖》上车走了。

原来，这是一个误会。王立梅是秘密去美，在往返的电话中连宋拓《淳化阁帖》几个字都不敢提，双方都有窃听，万一在机场的路上有人抢劫怎么办？后来还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出面说明，才消除误会。

第二天上午，王立梅给启功打了电话，向他报告《淳化阁帖》已经永远回到了祖国。启功高兴极了，一再说这太好了，这是真正的国宝回归呀！

4月14日，王立梅将《淳化阁帖》送到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和上博的六七位书画专家当晚进行了查验。汪庆正用他收藏的20世纪20年代珂罗版印制的《淳化阁帖》与宋拓《淳化阁帖》一卷卷地进行查对，逐一对照每卷的印章、题跋。看到第七卷时发现少了三页，当时汪庆正的脸色都变了，大家都很紧张，马上查看第八卷，发现多了三页，正好是第七卷少的那三页，这下大家才放下心来。经过仔细查看，验明正身，确认这四卷“阁帖”是存世的最善本。

四卷“阁帖”回归的消息传出后，还有人故作惊讶地说：“原先不是说要捐献吗？现在怎么要用450万美元购买了呢？”王立梅听了这话，只是黯然一笑。对安思远的醉后之言，她早已作了预防性的说明。

在北京采访时，苏士澍对我说了这样令人深思的话：“这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心态，在文物征购上，不能再奉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哲学原则了。如果当年能顺利办成交换的事情，今天何必再花450万美元呢？”

谈到这个小小的插曲，启功也有些不平地对我说：“为了阁帖的回归，立梅大姐受了不少委屈。”虽是语气平和，却表示了他对王立梅的推重。

“阁帖”与海派文化

“阁帖”第六、七、八三卷在清代最后一位收藏者为江西临川李宗瀚，但在它流出境外之前，在国内的最后落脚点是黄浦滩头。在以往的介绍中，都以为这三卷阁帖为李宗瀚的后人李瑞清收藏，这一说法的根据是李瑞清阁帖三卷本后的题跋。

“阁帖”三卷从李氏家中散出，归蒋祖贻、周湘云递藏，仍然没有离开上海。周湘云是上海滩的房地产大老板、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古物书画，请赵叔儒为“掌门人”，藏品以青铜器及书画为最精。青铜器藏有阮元的“家庙四器”，所以有“二簋二敦之斋”；书画藏品中以唐怀素的《苦笋帖》和宋米友仁的《潇湘图》卷最为著称，故又名其室为“宝米室”。《阁帖》三卷上留有周湘云的“古宁周氏宝米室秘笈印”、“湘云秘玩”、“雪龛铭心之品”三方收藏印。《阁帖》三卷当时就藏于周湘云的故宅，即现在青海路中医门诊部的那栋花园洋房。周湘云逝世后，《阁帖》三卷就销声匿迹。但徐森玉一直认为此帖仍在周家。所以在1949年后，徐森玉任上海文管会主任时，凡是征集周湘云所藏，都是他亲自上门，几经磋商，周夫人施彤昭答应出售两只西周齐侯罍。其中一只在展出时，被郭沫若看中，无偿地调拨北京入藏国家文物机构。接着，徐森玉又从周家为上海市文管会购进怀素的《苦笋帖》及米友仁的《潇湘图》卷，共计价人民币两亿元(相当于今日的两万元)，但就是不见《阁帖》三卷。正因为如此，所以徐森玉才关照他的秘书汪庆正要注意《阁帖》的下落。

《阁帖》三卷和上海有不解之缘，在它销声匿迹六十年后，今天又回到上海，又给海派文化增厚了充实的基础。当年看到过《阁帖》三卷唯一健在的只有周湘云的侄子周退密，他现在已是九十高龄的长寿老人了。

“阁帖”不只是在上海留脚驻足，上海还曾经翻刻过三部阁帖。据上海博物馆杨嘉祐介绍，在明代，上海翻刻“阁帖”有三个版本，一是“潘允亮自摹宋拓本刻石”的《潘氏淳化阁帖十卷》，二是顾从义借潘氏所得贾似道藏本摹刻的《顾氏淳化阁帖十卷》，再就是褚尔昌所刻“补入周秦两汉旧迹”的《褚氏淳化阁帖》。

潘允亮是上海老城厢内豫园主人潘允端之弟，字寅叔，别号樗庵，是明嘉靖南京刑部尚书、左部御史潘恩的第三子。潘家是上海的望族，有“潘半城”之称，收藏书画古玩甚多。潘允亮娶浦东三林塘太仆寺少卿储昱的女儿为妻。储氏南园中有名石玉玲珑，储昱晚年摩挲此石以自娱，因无子，殁后，潘允亮和兄允端，将此石运过黄浦江立于豫园，为园中一景，至今为人观赏。潘允亮刻本是根据贾似道的藏本，卷一有摹贾似道印章，还有贾氏收藏常用的“悦生”葫芦阳文印、“齐周密印章”等印记。

顾从义家是书香门第，顾从义的曾祖顾英任广南知府，伯父定芳，精通医术，嘉靖时御医，其兄顾从礼，光禄寺少卿，首先上书请筑上海城墙并捐粟四千石。从义字汝和，因得米元章砚，自号砚山，喜收书画并善于鉴别，能诗，有《砚山山人诗稿》。看来，顾家不如潘家的官大，也不如潘家的地位显赫，但在当时士大夫中，影响超过潘允亮。《顾氏淳化阁帖》一说是顾从义借潘氏藏贾似道本摹刻，“此本亦称精善，与潘刻本相同，惟字略肥。”另有一说是：顾氏家有宋拓本，请文征明父子摹刻，一时争重，而潘氏待顾刻成后，购得初拓本镌刻，可以乱真，顾从义以家藏玉块印之，以辨真伪。古人的是非，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参与争辩了。

《褚氏淳化阁帖》为褚尔昌刻。其六世孙褚华在《沪城备考》中记载云：“兰汀公讳家祚，字尔昌，幼从兄之官西安，万历初寄籍为拔贡生。公工诗，尤善鉴别金石文字，秦中故多三代碑刻，故收藏倍于沪中潘陆(还是顾？)两家。有家刻《淳化阁帖》，其补入周秦两汉人旧迹，为时所珍。”《褚氏淳化阁帖》的状况是怎样的？褚华又记道：“兰汀公所刊淳化帖，皆有跋尾可辨，小臣公笔记云：《淳化阁帖》，顾从义家藏石版，字肥，今初拓甚为珍贵。潘氏亦有版，字少瘦，亚于顾帖，尔昌公素留心博古，摹勒帖版亦可观，今归之徐荫君矣。”褚氏门祚远不及潘、顾，故刻石事，有关记载资料甚少。所刻阁帖是依据哪个拓本翻刻？补入的周秦两汉旧迹又是什么？今天都无从查考。

从阁帖与上海的关系来看海派文化的底蕴，不由使我想起“海派”和“京派”的争论上来，这个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近几年争论得尤为激烈，竟然出现了“海派文化专家”。仔细研究这个争论，在一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的“京派”与“海派”还没有跳开京剧与绘画的两个范畴，近两年又扩展到“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争论。所谓海派文化并不是自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开通的“租界文化”、“洋泾浜文化”，海派文化的底蕴深得很，古吴、越文化，南朝文化以及近代的名门望族、学者移居上海的移民文化都是海派文化的根基，南京艺术学院金丹的《阮元与淳化阁帖》一文对我甚有启发。

阮元(1764-1849)是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创造性地提出书法史的南北分派，他的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两派并行发展。由于唐太宗的推崇，“始今王氏(羲之)一家兼掩南北矣”，至宋《阁帖》盛行以后，世间就不知有北朝书法了。阮元认为：“阁帖盛而碑版晦，碑版晦而书派紊。此等旧碑存世，尤可印证，吾言再数百年，无知之矣。”因此，他“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对以“二王”为中心的书法传统提出了公开的挑战。由于阮元的提倡，清代嘉道以后，“二王”书风真的被北碑书风所掩盖，于是帖学也渐渐失去真相，最后导至中国书法史上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帖学传统的丢失，在当今海派书法家中有人怀疑王羲之会不会写字的问题。

《淳化阁帖》的回归，上海博物馆为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其意义不再局限于《阁帖》回归的“本事”，对海派文化的深入研究也会有许多启发。 （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