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献——孟子思想光耀千秋

一、 孝悌

（一） 以孝行天下

　　中国历史上自汉朝以来的封建王朝，多奉行以孝治天下，尤以汉“文景之治”、清“康乾盛世”声势为奭。述孝道之典律、书文，及至各代戏剧之抨颂、抑扬褒贬，言孝之事，可谓汗牛充栋，世人耳熟能详。

　　汉代政府强调“士有百行，孝敬为先”，采取“举孝廉”的造贤制度。武帝下诏：“2000石的郡，国之官不举孝，以不敬论罪，不察廉免官。”80岁以上的老者，全家免除两年的人头税；90岁以上的老者，全家免除军赋及子孙们的徭役，使他们全心全意静养老人。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扩大对象，宣布70岁以上的老人也可以得到朝廷赏赐的绢帛，高龄老人每人赐米4石。

　　到了清朝，“以孝治天下”从皇帝、王宫做起。不少皇后的谥号也要加一个“孝”字。清太宗皇太极皇后的谥号为孝瑞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圣祖康熙帝皇后为孝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清高宗乾隆皇后为孝贤纯皇后，孝纯仪皇后；清仁宗嘉庆皇后为孝淑睿皇后；清宣宗道光皇后为孝慎成皇后，孝静成皇后。这些都是以统治集团的最高处打出鲜明的“孝”字旗号，以启明天下。

宋代，把“孝”融于《三字经》、《千字文》中，使娇顽纯真的童龄见而易学，朗朗上口，摇头晃身，诵背如歌；“香九龄，能温习，孝与亲，所为执”，“守孝悌，次见闻”；“孝当皆力，忠则尽命”，“外受博训，入奉母仪”。还有《弟子规》、《女儿经》等经典之作，均含有大量的孝道的教化，推广普及，家弦户诵，妇孺明心，以孝为荣 。

（二） “孝”字的内涵

　“孝”字的构造是“老”、“子”的组合，“老”、“子”是“孝”字的两个构件。“老”、“子”组合到一块是一个人伦的概念。这个“老” 、 “子”之组合，有人认为应视为老人对子女的教育，因此训“孝”为“教”。有人认为是子搀扶老人走路的形象。一个立于“老”，一个立于“子”，立足点不同，可看出二者有逻辑的相通之处。也许“孝”字的“老”、“子”组合本身就含有“老”教“子”之意。《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就说明这二者早就有了质的联系。它更反映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父母因子女为己所生而养育子女，子女因父母的养育而回报父母 。

（三） 孝的践行

　　怎样行施孝道？一言以蔽之“养其身，悦其心。”

　　中国自古有言：“养儿代老，积谷防饥”。儿女孝敬父母，从最朴素的意义讲，是对父母生养自己成人的回报。孟子说，老年人“五十非帛不暖，七十无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孟子·尽心上》）即人到了五十岁，不穿丝帛便不会暖和身子;到了七十岁，没有肉食补配，便不能吃饱肚子。身子不暖，肚子不饱，便会受到冻饿。现在的《河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赡养义务人必须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其生活水平应高于赡养义务人家庭的生活水平。”这个“高于”该为对父母吃穿的高额“补配”。

　　对父母行孝的“悦其心”，用孔子的话说叫“色难”，“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之言，为之“悦亲”、“悦于亲”、“尊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对父母行孝难的是叫父母喜颜悦色，脸好看。如对父母不尊敬，仅管父母吃饱，那跟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孝顺父母孝到了极点，就是要达到内心里尊敬父母，叫父母喜悦。《礼记·祭义》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这些说明对待父母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从精神上、心情上高兴，喜颜悦色，脸上有婉容、有春风，才是儿女尽够了孝道。

（四） 父有诤子

　　《孝经·谏诤章》说：“子曰：昔者天子有诤臣7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诸侯有诤臣5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3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就说明各级掌管部门都必须配上制约机制，以防权从错出，造成不良的后果。此处防止了孝敬父母、顺从父母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尤其告诫为人父母者不可以完全自以为是，留有余地，省自知之明，发扬民主作风，礼贤“下士”。

（五） 兄姊生死相许

　　汉朝有一双兄弟，大的叫赵孝，小的叫赵礼。一天一窃贼闯入其家，把贵重财物收拾完以后要抢人，二兄弟惊慌跳墙逃窜。贼抓住了小兄弟赵礼，赵孝一看弟被窃贼抓住，且要吃掉他，赵孝马上回来对窃贼说：“抓我吃了吧！放走弟弟。”弟弟说：“别吃我哥，家里还都指望他，就吃了我吧！”哥说：“我长得胖，弟弟瘦小，没有肉，吃我吧！”弟又说：“先抓的我，我命中注定该让你吃，别吃我哥！”贼见兄弟二人争相替死，兄弟情意如此深厚，良心发现，感动不已，撒手跑了，谁也不抓了，二兄弟得以安宁无事。后朝廷发现这一动人事迹，经访察属实，让他们兄弟都做了官，以彰扬其兄爱弟恭的楷模。

世间有言：“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这充分说明孝悌也者，可生死相许也。

二、 性善论

　　 “人性”，是一个十分隐形的东西。没人设定其轮廓模样，没有显明探索的途径，词不好讲，义不好辩。故孔子只轻略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任凭他的学生感怀、自我品味。有慨叹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孟子自诩直言“私淑孔子”，但他没有对孔子之说予以缕析，而是独抒其见，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此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开创了儒家心理理论的先河。尽管后人对“人性”有繁多的刍议、浅说、试析、漫笔，但没有能过其右和另立他论而又能自圆其说者。这不能不说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明和创造。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郜子上》）

上言之“端”，《说文》中云：“耑（专的异体字，古代同“端”），物初生之体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端具有“发端”、“萌芽”之意。此仁义理智之端，均在遇有恻隐、羞恶、辞让等迹象出现时，即可萌生。其中“恻隐之心”之端点发出的第一个“中子”即是“仁”。其后依次连激、“热化”，都会循义递演。这仁义理智是人生所独有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就其上述设定的发射第一个“中子”之端，为人所固有。孟子有一个有力的明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意为，人们猛一见到小孩将要掉入井中，都会情不自禁地立刻产生惊恐、不忍之心，而想要去拉他。这不是想与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在乡里炫耀名声，也不是厌恶孩子掉入井中的惨叫和啼哭声，而是人所“固有”的、来自“恻隐之心”之“端”——“仁”的驱使。

　　这说明上述之善端是象人有四肢一样与生具有的，不是由外面装饰而成的。孟子提出有不善的行为是怎样来的？他认为这不归罪于人的天性、本性，只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由环境所造成。“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牛山长满草树，本来很美丽，但经常有斧头去砍伐，牛羊狠命地啃吃，纵然它日日夜夜不停地生长，雨露不断地滋润着它，它还能保持美貌吗？人们看见它光秃秃的，便认为从来就没长过树木，这难道是牛山的本来面目吗？

　　这些例子都说明原来有好的发端，必须去培养、引导、维护它，不要叫它们失去应有的美丽。它们这些善、美的东西本来就具有，而没让发挥好它的主动性，使其失然也。所以孟子提出“修身”、“养心”，将其善端扩充、培养；将其失去的东西再“找回来”。这是孟子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性善论是此体系的出发点。

　　这一理论的立定，给人类提供了一份极其丰盛、可口的精神肴馔，对教化百姓是一个良好的技艺。他把失去的良心、良知比作农家的鸡、鸭、牛、羊跑丢了，一定会把它们再找回来一样，说明他们本来就有这些禽畜。对于一些人，他本来是善的，本就有良心、良知、良能，只是一时不慎丢失了，再“找回来”——齐了。这对失足者的回返是多么大的名誉、鼓舞和尊严呢!今天说，是多么合宜的人性化说教。历史学家钱穆说：“孟子的性善论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启迪人们向上的自信，二是鞭促人们向上的努力。”（《孟子要略》）

　　荀子是战国时期上承孟子的杰出思想家，儒门八派中一家首领之一。齐襄王时，曾三次任齐国学术领袖，对儒家学说颇有建树。据一些学者认为，盖因其提出“性恶论”与世人情理相悖，忤逆人之感性而与“圣人”无缘了（后第四章《从朱元璋‘废孟子而不立’谈起》文中对此意有较详细地论述）。

　　善合乎中国人的品性，难怪历代起名多带有“善”字：“积善”、“存善”、“友善”、“为善”、“德善”、“仁善”、“行善”、“善行”、“善良”“善举”等等。人们自古传下以善为荣，以善铭心，以善与不善判明一个人的好坏。善是做好一个人的起点，必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去争创一生的宏图大业。

（一） “三娘”育子成美谈

　　始自明代的优秀传统剧《三娘教子》，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个善恶异果的民情故事。晋商薛广于镇江贩米被其家奴堕江陷害，以侵吞其财产。广妻张氏、妾刘氏闻凶讯逃嫁他乡。唯留善良的三娘，怜悯刘氏撇下的幼子，居家奈心地哺养，沦落到讨饭供幼子上学。幼子顽皮逃学，她效仿孟母“断机喻学”训子专心读书。幼子由此刻苦努力，长大中了状元。薛广后来被人救起，进城与子相遇。他们奏明皇上嘉奖三娘，皇上赐以双诰褒奖。卷财逃嫁、负义只顾自身的张、刘二氏被富人抛弃，穷困潦倒，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二） 与人为善有好报

　　千年优秀传统剧《锁麟囊》歌颂一个与人为善，前后互施救穷之恩的美丽佳话。登州一富小姐薛湘灵出嫁，遇风雨避轿春秋亭，恰遇一穷家赵小姐同亭落轿。赵小姐见阔人花轿八面威风，锣鼓成队，而自己只有一人跟着敲着个破丝锣，还怨声载道，自觉苦涩，由是啼哭。薛小姐闻听，遂起怜悯之心，随手想摸一个值钱之物赠送，以安抚这位哭泣的同类人，但一时找不到适宜之物，就索性将一家传数代、价值千金的锁麟囊拿出，叫人送给了她。

　　薛小姐出嫁后，一次三口坐车回娘家，忽遇大水躯三口为三处，自己飘落到莱州，靠富人卢员外舍粥止饥。想起自己家阔时每日锦衣玉食，今日受此之罪，不禁落泪。偶遇其原家老妈子胡婆，她竟懂得孟子之言：“彼一时，此一时也”，以此言劝慰薛小姐忍耐自安。这卢员外恰是六年前于春秋亭同时避雨，获赠锁麟囊的赵小姐的丈夫，他们正是靠着这囊中之财发了家。薛湘灵以奴仆的身份给卢夫人即赵小姐当侍女，被她惊喜地认出，马上领谢大恩，奉以上座，全家叩拜，报答其救穷且变富的大恩大德。适逢薛家老小前来探视，赵小姐对他们厚待衣食，诚心馈赠报答，祝贺他们举家团圆。

　　薛湘灵践行了孟子的“与人为善”、“达则兼善天下”、“乐取于人以为善”的做人美德，给人间留下了怜贫惜弱、善待、宽爱他人的美谈，创造了一支善有善报、知恩必报的昇平颂曲。落幕词高昂、激奋、亮丽，感人肺腑，撩明全场观众和世人的眼帘：“苍天有眼酬后报，千秋一曲春秋亭。种福得福有好报，愧我当初赠木桃。”见者尽叹“善有善报，人有好心天不昧。”

（三） 善在顫栗中争存

　　2002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讨论了一个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西安人龚德福拾了10000多元现金，他本还欠外债一万多元，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失主正在焦急和恐惧。他从拾到的证件里得知，失主是在西安打工的重庆商贩林新生，距西安数千里。更重要的是，他愿千里迢迢去寻找失主，但怕的是因其大善超乎现时循常之人，失主会不会反咬一口，栽赃上想不到的罪名，反倒惹来自身之祸？

　　为避免不测之害，他叫其哥随行同往，做为助手。到了重庆，失主林新生被找到了，他对龚氏兄弟感激万分，热情接待，带其二人游览了乐山大佛、峨嵋山等风景区。失主和施善人都如愿以偿。龚德福拾金不昧的高贵品质没有受到侵害，受助者知恩报答，行施了应有的良心。

　　节目收尾大家评论：“善”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是一最伟大的举动。处事是否善良、行善，对人是否友善，身边有危难之事肯不肯善举，是判定一个人是好是坏的主要标准。但这个善鼓动起来的行动，今天却被一些反面意识侮为傻瓜、无能、“没二心不可早起”。好象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应该是攫取利益。

　　虽有种种思想意识的干扰，给“善”泼上形形色色的污秽，但社会的主力、主体意识还是占据着“善”的主宅大院。人们相信“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奉行“与人为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欢迎和向往的是真、善、美，鄙视和摈弃的仍是假、恶、丑。

（四） 以德报德

　　前几年，《大河报》登载了一则知恩必报的消息：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挨饿时期，在徐州火车站躺着一位饿得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近乎奄奄一息的中青年男子，两眼半睁，直瞪瞪地对着过路的人，似乎是盼着谁能给他一口吃的东西。后来才得知，当时中原几个省都有几百万人饿死，能给口饭吃的人是何等的渺茫啊。好久才有一个善良的人不忍视这痛至命绝的景况，恻隐之心顿起，忍着自己的困难，给了他10斤粮票和一些食物、零钱。这位饥饿之人吃了一点东西后，嘴唇微微蠕动，慢慢振作，起来走了。

　　没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个被人救活的人，做了一个企业的老板，发财变富了，他始终没忘当年救饥、救急的恩人。他费了好多的周折和努力，终于在郑州找到了这位恩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报答了他10万元人民币！成为了终生的密友。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即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为人’、‘为他’，而西方的方式是‘为我’。”托尔斯泰也称赞“中国人不争斗、奉献多、索取少”。上述戏剧中的三娘、薛湘灵，现代的龚德福及在徐州施救的一位郑州人氏，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安危而施以的善举。这个只为别人，就饱含着施、舍、赠、赐之味的善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 仁政

　　《百家讲坛》一主讲人于丹在其《论语心得》中说：“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精髓的东西除‘恕’字以外，还有‘仁’字”。“恕”者，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心，不忍把逆于人性、他人的东西施加于人；对人宽恕、善解、饶恕。有说：世上最珍贵的礼物是宽恕，是因为“恕”字的根源和发端仍出自于“仁”，所以“儒家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韩国赵骏河著《东方伦理道德》

“仁”来自于人，用于二人之间，相互奉献敬爱。子曰：“仁者爱人”。孟子将人们理想的、美如琼瑶的人际之“仁”，由二人推及、扩展到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将仁之质注入向大众布施的大政政策之中，即为“仁政”。从而成了发展孔子思想的孟子思想核心——施行仁政。

（一） 何为仁政

　　孟子将理想的向各诸侯国推行的“仁政”，分以下两个方面：

1、 制民之产

　　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即有固定产业的人有稳定的思想，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稳定的思想。老百姓如果没有稳定的思想，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会干得出来。他要求梁惠王每家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意为每家给五亩大的住宅，院里栽满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鸡和猪狗一类家畜，不要耽误它们的繁殖、饲养时间，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一家一户的百亩之田，能适时的耕种管理，八口之家就可以免除饥饿。地方搞好学校的教育，反复讲明孝顺父母、尊敬长上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肩挑背扛，劳累在路上了，早被“入则孝，出则悌”的孝悌之人所代替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着丝绵，吃上肉食，老百姓不缺衣少食，便摆脱了饥寒。“事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意为，贤明的国君规定老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面能足够养活父母，下面能足够养活妻子儿女；遇上好年景终身饱暖，遇上凶年饥岁也不至于饿死。对于较穷困的阶层，要予以适时的辅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孟子·告子下》）春天视察耕种情况，补助困难户；秋天视察收割年成，对不能自给的缺粮户，要进行赈济。“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这可怜、孤苦的四者，牵连着他们周围的亲人、乡邻的心，安抚了他们，便是得了民心，博得了整个社会的民意和社会的稳定。文王施政就是这么做的。

2、 轻刑薄税爱惜民力

　　孟子劝说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即（你们）厨房里摆满了肥肉，马厩里养着膘肥的马匹，老百姓都面黄肌瘦，田野里横躺着饿死的人尸，这无异于驱赶野兽去吃人。你们是怎样做的人民父母官呢？他警告齐宣王：“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今当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为民请命，告齐宣王说，老百姓受暴虐的政令迫害，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一个饥饿的人，对食物是不挑拣的；一个快渴死的人，对次点的水是不嫌怨的。你现在以一个万乘之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心中定然高兴，就像把一个倒悬着的人解救下来一样。

　　他规劝齐宣王要放宽边境政策：“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意为，在市场上，提供储藏货物的货栈而不征收货物税，遇上货物滞销，便由国家按法定价格征购，不让它们长期积压在货栈，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感到喜悦而愿把货物藏在那个市场上；在关卡上，仅仅考察语言、衣装打扮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予征税，那么天下的商旅，都会感到喜悦而愿取道那个国家了。能光顾此国，就有商机、投资的可能；耕田的人，只需耕种“井字”中的公田而不必另交租税，那么天下的百姓务农者，都会感到喜悦，愿意到那里去种地了；里弄的居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无正当职业，或不在屋旁种桑，都免除附加的雇役钱和地方杂税，那么天下各国的百姓们，都会感到喜悦而愿意到那里去居住了。这就跟今天各地政府都热热火火地鼓励招商引资一样，可借鸡下蛋，招蜂引蝶，搞活地方经济。这样岂不把当时所居的诸侯国的经济搞活，改善民生了吗？

　　他说服齐宣王要对百姓施放恩典：“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chu rao）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为以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意为，周文王的园子，周围七十里见方，打柴的人可以到那里去割草、打野鸡、打野兔，众民可尽享其获。文王与周围的老百姓一同享受园子的利益，老百姓认为小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初到达您的边境，先打听一下齐国有哪些禁令，然后才敢进入国境。我听说齐国首都的远郊，有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园子，射杀园子里麋鹿的人，就象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相当于在国土上，设下了一个方园四十里的大陷阱来坑害老百姓，老百姓嫌它大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他以此启迪齐宣王要与人民同甘苦、共利害，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他还劝齐宣王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君王与百姓同命运共呼吸，喜忧与共，老百姓就会为国强而庆喜，为国难而分忧。这样，你还不能使天下归心，是决不会有的事。

（二）历史的践行

1、 施仁政世道兴

　　孟子劝说梁惠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后来的皇帝凡是正视、吸取了上述的正反教训和经验，都能出现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是仅次于秦始皇的第二次形成华夏大一统的皇帝，他将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长达270余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大统一。他很好地吸取了秦始皇很快就亡国的教训。他理解经过这么多年的分裂、兵燹，“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所以他很注重于“安民”、“保民”。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杨坚派左右出宫，看视百姓所食。带回来的都是豆渣、杂粮，杨坚“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决定亲自带领关中饥民“就食于洛阳”，取消御膳房中的酒肉之设。第二年东拜泰山，路上与流动的饥民相遇，命左右随行不准驱赶，饥民与杨坚的侍从夹杂而行。遇有老弱携儿带女者，杨坚还给让路，“辄引马避之，慰免而去。”在道路艰险处，见有负重者，则“令左右扶助之”。到达了济州（今山东济南），仍以民情为念，立即亲问疾苦。

　　杨坚经常深入社会民间，“乘舆四处”。遇有上访奏事之人，即驻跸（bi）“亲自临问”。有时派人到各地暗中察访，了解治吏情形。看官吏有无接受地方官馈赠的“小物”，如鹦鹉、縻皮、马鞭之类。一旦察出，高祖便“闻而大怒”，“亲自临决”。后来他甚至暗中派人给地方官送贿赂，一有受贿，立即处死，决不宽容。史称：“民间疾苦，无不留意”。一相州刺史被推奉为廉洁的楷模，文帝奖其500石小米。但同是相州刺史的豆卢使人偷偷向文帝进贡一些绫纹细布，杨坚命在朝堂上当着群臣的面烧毁，带头力戒奢侈，以示爱惜民力，践行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训诫。

　　隋文帝重视了民本根基，使国家人口得到了快速发展。他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到隋炀帝时已达890万户。按当时一家六口人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直到120年后的唐玄宗时才达到。隋朝的经济达到空前的富庶，当时国库存粮够吃50年。由于隋文帝的廉政、勤政，他将勤务思政当成了乐事，一切国事难题到他手中迎刃而解。“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之后的唐贞观、开元，清康熙、乾隆，虽然都逢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明君，但没有过其动用自如、治世驾驭能力之右者。

　　唐朝李世民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也同样采纳了孟子的仁政政策，“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李世民即位时，对公卿说：“秦始皇营建宫殿，老百姓都怨声载道，叛乱发生，这是由于他损害了别人以利己的缘故。”他设想的宫殿材料已准备好，立即传旨罢止。他下令合并了许多州县，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2000人减为643人，两次释放宫女5000人。由此涌现不少廉吏，如高官魏征生活极为简朴，住的是破旧房子，直到临死还无正屋。一位身兼三职（右卫将军、右卫率、工部尚书）的重臣李大亮，死时家还没有珠玉之类值钱之物，只存有5斗米、30匹布。太宗哀他，恸哭叩祭。

　　贞观二年大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视察庄稼，凄然动心，双手抓起几个嘱告曰：“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应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左右急忙揽劝，他已把罪恶的蝗虫吞下，并说：“我希望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避免什么病呢？”

　　太宗李世民吞吃蝗虫给百姓免灾是否科学，勿需深究。如追究这些，连带商汤王在他的黎民遭遇大旱的光景，为了求雨救民，自设烄刑，以死抗旱救民，今人能理解昔人的信念和意识吗？ 30 我们只是肯定他们体察民情，关心万民生灵，不顾个人安危，一心想着百姓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体现了百姓的利益和心声 。

　　这里都显现出隋文帝、唐太宗“民为贵，君为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急也。”（《孟子·离娄下》）

禹思天下人民蒙受洪水灾害，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到水里一样；稷思天下还有挨饿的人，就像是自己让他们挨饿一样。他们都是揽过灾害的责任，克己为民，爱民如子。此均归结于施行仁政，才得以世道兴隆，赢得万民的称颂。

2、 宋相韩琦仁政为民获称颂

　　韩琦，安阳人。宋仁宗晚年入相，相继又扶持英宗、神宗，历任三朝宰相。他所处的北宋时代，风谲云诡，周折无常，外有辽夏扰境，内有党争较劲，这都给韩琦为相兴邦安民带来多方面的压力。韩琦以朴忠为本，勤国恤民，在国事张皇、百姓苦忧之际，他处乱不惊，精心励治，安抚百姓，仁民爱物，维护了国家大局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康祥和。

　　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国因战事与国情需要，订立了“澶渊之盟”。河北定州与辽国接壤，所以定州军事能力对于大宋的安全关系甚重，所以真宗派出重臣韩琦上任定州。为了强化军事要务，立马整顿当地驻军。一次韩琦伏案夤夜全神贯注写一紧急军事书信，一名士兵举蜡侍护，不慎烧着了韩琦的胡须。韩琦只是用衣袖拂一下胡须，继续写信。写完后回头一瞧，发现执蜡人已经更换。韩琦想到那个士兵的“厄运”，恐怕会受到长官的鞭打，急忙叫道：“不要把他换掉，他很会执烛的。”韩琦的仁爱之心让三军将士十分感动。

　　韩琦在定州任职几年，河北屡遭水旱之灾。韩琦领导定州军民奋力自救，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公元105O年，河北遭大水，北宋朝廷大力赈灾。仁宗接受韩琦奏请，下诏蠲免百姓所欠官府一切田租，并拿出四十万缗钱，四十万匹绢赈济灾民。灾后大疫，情势严重，饿殍遍地，饥民如流，但地方长官不是把精力用于救灾，而是奉迎上级的检查。以美酒佳肴款待朝廷使臣，以骗取政绩、美名。宋仁宗得知十分恼火，立即禁止一切宴饮活动。韩琦却与世俗官员行为相反，他一方面下令开仓放粮，另一方面招募人员从外地调运粮食。还命官吏到各地开粥场，让流民前往取食，韩琦亲自巡视督察。饥民有了充饥之食，不再逃往外地，流民纷纷凑集于粥场，感激涕零，跪地谢恩。由于韩琦忠于大宋国民，措施得力，使几百万定州饥民得以生存下来。盛名佳话誉满定州，宋仁宗专门下诏书对韩琦进行褒扬。

　　定州百姓自发到京师敲登闻鼓，乞求朝廷为韩琦建立生祠。是时，韩琦升迁并州（太原）府，收拾前往赴任，百姓不愿让他离开，纷纷涌来劝留，无奈，忍痛奔走传告，老少妇孺自发联合追送韩琦。路长长，如绳、如网；途漫漫，净是招手、呼叫、翘首眺望走远的韩琦、眼泪汪汪依恋不舍的定州百姓。

　　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韩琦罢枢密使，加资正殿学士，知扬州。仅仅两年时间，便对当地民间情伪、疾怨苦楚尽知查明。他废除了扬州的无名征敛，保护了百姓的利益。早期五代十国时，此地以军需匮乏为由，让百姓每年在常税之外，再交一半作为军费，称之为“借”。实际上年年有借无还，是一种对百姓的硬性掠夺。北宋平定扬州后，对百姓的搜刮无任何减少。韩琦认为这是一项坑害百姓的无名之敛，应该尽快废除，于是他奏请朝廷取消了这种不合理的重负。

韩琦在陕西时多次上书国家设置义仓，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义仓，但义仓中的粮食，却无赏地拨入官仓。韩琦认为这是国家占有了百姓的粮食，这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衷相违背，这将失信于民。通过韩琦的奏请，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物归百姓，大大缓解了国人的饥困，还百姓一个安康、平和。

　　韩琦十分崇拜孔孟，他在其十四言诗《孟子赞》中说：“欲观圣人，必自孟始。较其大功，盖禹之此。呜呼！道孰可拟？孔子以后，一人而已。”他终生奉行孔孟的“治国八德”和“礼义仁智信”行为之“五常”，成就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风云伟业。故其后人在安阳《韩王庙》为其建造《昼锦堂》，立碑镌刻“孔孟根系相州”鹅卵大字。意宇孔孟的思想在相州安阳着根、开花、结果，以褒奖他儒家“忠君爱民”的贤相风姿。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治国生涯中，尤其体现了亚圣孟子的“民为贵”、“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思想。他与百姓息息相印，浑然一体。为一代君王展示了仁政治国，受到万民称颂的伟大风范

3、 秦王朝的“不仁”之政

　　汉文帝执政时，命太中大夫、政论家贾谊总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仅15年便亡了天下，教训是什么？贾谊总结了秦王朝发生、发展、兴衰过程，著曰：“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意为：只因一人发难，而使秦王朝自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郦山，秦襄公护驾平王东迁有功，封诸侯建国以来500多年基业毁于一旦，（到秦王子婴）死于他人之手，被天下人耻笑，其原因是：尽管攻守的形势不同，而不施行仁义、仁政是最重要的。打天下以暴政，虽无理挞伐他国，造成百万生灵涂炭，但总算完成统一六国，似无可厚非。但统一后，应与民休息，哀祭亡灵，施之以仁心、仁政，医治民伤，抚慰民心，让人民忘记多年的暴政和仇恨。而秦王却一意孤行，勿视民权、民生，忽视了社会阶级的进步和文化的成熟，自建长城，又自毁了“长城”。

（1）周孔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早熟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敢于学用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的梁秋溟，在其著作《梁秋溟讲孔孟》中说：“古中国人理性早启，中国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周孔以来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导源则在古人的理性早启，盖有远在周孔以前者。”

　　周朝和孔子以后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已衰，病入膏肓，封建社会开始萌芽，新制度所需要的治国理论，父子、君臣伦理，各阶层人士相处的道德规范，孔孟先后承继，已明法成典。但旧制度中或来自山凹草寇，或未开蒙、洗礼的朝野遗老遗少陈宫旧吏，仍在滥操旧制刀柄，在残酷地舞弄权威，丝毫不顾忌换了时代人们的意愿，根本否认和任意践踏人权、人本的意识，惹来极大的社会反弹和反作用力。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回答西方记者人权问题时说：“中国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讲的人权比法国的卢梭、美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了。”说明孟子已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尤其社会民众，向病入膏肓的奴隶制度索要并宣示了“民贵”、“民本”的人权。秦始皇仍死守其500年前先祖秦襄公以来的宗祧治世模式，执奴隶主之政的治国老经，肆意鱼肉百姓。他接下数代的治国老经里，缺少了一个“民贵”、“民本”，更无任何“仁”的意味，由此“覆舟”，盖历史之必然也。他无视中国先行、早熟的文化，亵渎社会文化的进步，随意地愚民、暴民、虐民，撞上了历史前进的车轮，能不亡乎？

（2）对生灵、仁义的践踏

　　秦王朝与其他六国（以前更多）是并列于周王室之下，平起平坐的诸侯国，它完全用暴力手段，残酷地杀伐、并吞了它们而统一的。它囊括了五倍于它的疆土，十倍于它人口的国民，残害了数以百万计生灵，又苦害了数不尽的像屈原一样的忠诚爱国志士，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永远难以泯灭的遗憾和惋惜。

　　秦国重金收买了赵国权臣郭开和赵太后，离间其朝政，使赵王撤换并杀害了保国栋梁、大将军李牧；秦收买齐国重将后胜，使其涣散了戒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40年不受兵”；秦令人携金收买魏国信陵君的仇人，无中生有地数次祝贺其“当了魏王”，迷惑了真魏王，怒而剥夺了他的军权，废为平民；秦使人重贿楚国上官大夫靳尚与王妃郑袖，使怀王罢黜了多谋、精诚、爱国的屈原；秦多次对齐、燕等国采取诡计，各个击破，肢解其权力机构，使其自毁长城，以待秦国乖乖地来收缴。用尽狡黠、奸诈的手段，捅烂了别人，肥壮了自己。

　　公元前289年，秦攻楚斩首5万；前264年，秦白起攻韩，占领陉城，斩首5万；前260年，秦将白起于长平活埋赵降官兵45万；前256年，秦将摎（jiu）代韩攻取阳城，斩首4万；前245年，秦麃（pao）公攻魏卷城，斩首8万；秦两次扒黄河淹魏，魏都大梁水泡仨月，死人无数（至今城摞城的斜坡剖面展示可见一斑）；秦13年，秦将桓龁（he）攻赵，渡漳河攻平阳，斩首10万。战灾兵燹，次数难计，秦仅攻魏大的战争竟达17次之多。历来打仗不仅仅是一方死人，哪有一个方阵活生生站定，等待其敌军尽情地杀戮？两方死人几乎是对等的，“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由是说也。综上“斩首”，逾百万不止。

　　按历史记载当时2000万人计，还要去掉每年征发徭役300万人，这说明全国有500万左右的人不是死伤，就是在生死线上煎熬！除掉老弱病残及广大的妇孺散民，社会上还有男耕女织、妻儿老小天伦轮回的人气和生活气息吗？今说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功莫大焉，诚然。但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事，此景况如搁在今天任何人之上，不说苦役，仅说死人平均十有二三，为着自己的生存，实地所处的情感，还会有心为他的统一天下，伸出大姆指尽情地讴歌吗？况且那时韩国、魏国等正要从中国版图上独立出去吗？那赵国、齐国、楚国已出现“赵独”、“齐独”、“楚独”了吗？秦始皇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只是一种“权欲”，他当上了地上的神，还要当天上的神，还要“长生不老”。如他生在今天，他的享乐奢望早到月球上了。难怪西汉班固说：“秦狠暴虐，独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朱熹说：“秦王无道，决无久存之理。”秦杀红了天下，恼了天下，惹引无数刺客西进，荆轲刺秦王成了那时的代表作，成了最为悲壮、为世代赞许除暴安民的惊世义举。

（3）秦统一了六国，仍暴力戕民

　　史载，秦始皇为修阿房宫，征发男力70万人，修陵墓70万人，修长城40万人，征发谪戍守五岭50万人，伐北越50万人，总计年征发男力超过300万人次。占当时全国人口2000万人的15％之多。加上四处征战挞伐六国用兵及战争双方战死人员，约有500万人分布于战斗、战死和劳工之中，可见社会的凋零和人民生活的凄楚。

　　战场上秦兵得一敌首，赏爵一级；五人编一册，如一人逃跑，加罚五人；“屯长”如未获敌人一首级便处死。使人“非斗无由也。”有时逼人甚急，还需戕民，杀良冒功。因杀人越多，获赏越高。在处处是重徭、策杀之下，全国无一处安生之地。徭役当差之徒还受到种种的苛刑，动辄即遭“劓刑”、“凿颅”、“抽筋”，致使“秦不以无鼻子为丑”，因受罚无完整鼻子者已占了多数。服兵役年龄幼、老扩展到15—60岁，征发时还往往超过此限。税敛是“收泰半之赋”，即征收农民收入的大半。农民由此流离失所，或“亡逃绿林，转为盗贼。”举国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秦之暴君、酷吏只顾贪图天下，杀戮、虐民以尽其欲，对国民“仁义不施”，向来未想到过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四、“民贵君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贵君轻”之圣言，有多少清官廉吏、博学泰斗、文人墨客敢想而碍于忌讳，或敢暗射而不敢明谏。因为它太绚烂了，美如绿地，灿如兰天；它赐赏万物，甘露生民。由于人们共有的心悸，谁不怕上司？谁不怯握有生杀大权的高层权威？敢于闯此险关、释民心声、为民请命、替下层说话者唯有孟子也！在中国历史上，犹如数世纪一遇的一声春雷，震撼着浩渺艮古的往世，波动着悠悠无尽的未来。因为他关乎的是民生、民本、以民为主。是天下稳定、祥和、繁荣、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要不戏剧上有多少皇帝开场便自诩：“为王我坐江山……万民称颂。”万民的分量似乎是对帝王坐江山最有力的粉饰，民归、民富对盛世是最荣耀的诠释和征象，其内含的压轴语，仍意识为“民贵”。

　　然而，君不见其中许有偶然之蹊跷。“春秋无义战”，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无一大国权威，无一强权政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时代背景所赐，并非某政体所推动。在此情形下，言论自由，征伐无羁，谁都可以和盘端出，不用承担立论、文字的是非责任。拿今天说即为，不打杠子，不抓辫子；拿到清朝开明官吏之说，“不搞文字狱”，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真知灼见。但这并不否认孟子的伟大思想、言论的价值，这偏偏可以肯定他知识的渊博和胆识的宏浩。但也可以许些肯定，这个难得的天时、历史机遇给了孟子斗胆加无畏。他敢“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他对无礼的“君子”可称之“国人”、“土芥”、“寇仇”；他跟齐宣王辩论，将其逼到“墙角”，使其“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见过梁襄王，出门便戏谑其“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如不是无“文字狱”之风险，那么精明的孟亚圣，他敢去“藐之”、“土芥”、“寇仇”、逼王无言以对吗？所以孟子的“民贵君轻”论的产生，仍得利于时代政治的宽松。如在此之前周天子、再后实现大一统的秦始皇等时代，孟子敢不敢当面与“君”叫板、立此论去撞火墙？恐怕还有点难说矣。

　　一言以蔽之：这是人才加时代的赋予。于此，我们就更应该珍惜和珍爱这一伟大理论的历史性出现。

（一）“民贵君轻”刺痛封建专制

　　孟子当齐宣王的面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则去。”（《孟子·离娄下》）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朱元璋看到“民贵君轻”，又见到这么一大堆“易位”、“则去”、“国人”、“土芥”、“寇雠”，勃然大怒。认为自己至高无上，绝对权威，竟被孟子摆弄得如此之“轻”，便命罢其配享（孔子），将其塑像从大成殿中抬了出去。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删去《孟子》中上述之类85条，并下诏书：有谏者死罪。刑部尚书钱唐冒死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由于众大臣的强烈反对和解说，说明万民是立国安天下之本。于是，次年朱元璋改言：“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孟子家世》）并把认为“刺眼”而删除的部分重新复原于《孟子》七篇之中。这从反面看出孟子“民贵君轻”等言论正中了封建专制的要害，是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挑战，是中国最早民主意识的雏形。这对孔子的“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意为，国君召唤，不等驾好车就先步行走去。）（《语·乡党》）、“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縢文公下》），从胆识、对国君意义的看法上是一个明显的突破。

（二）“民贵君轻”思想启迪后人

　　战国后期的齐襄王派使者持信赴赵国问候赵威后，信还未拆开，赵威后就问使者：“今年收成好吗？百姓安乐吗？你们大王无恙吧！”使者怏然，说：“臣奉大王之命向您问好，您不先问大王状况，却打听年成、百姓，这有点先卑后尊了吧？”赵威后回答说:“如果没有年成，百姓凭什么生活？如果没有百姓，大王又怎能南面称尊？岂有舍本问末的道理？”她接着又问：“齐有隐士钟离子，还好吧？他主张有粮食的人让他们有饭吃，没有粮食的人也让他们有饭吃；有衣服的给他们衣服，没衣服的也给他们衣服。这是在帮助君主养活百姓，齐王为何至今未重用他？叶阳子还好吗？他主张怜恤鳏寡孤独，赈济穷困，为何至今不重用他呢？”

　　赵威后都是先问与百姓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她把百姓生计之事看得重，把齐襄王看得较轻，是从根本上顾了齐国的大计。这段精彩的交谈即赵太后的高瞻、务实性的见解，践履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向“国际友人”宣传和运用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历史证明：“重民”，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

（三）“民贵君轻”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唤醒和启示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家“华兴会”主要领导人陈天华说：“中国自古以来，被那群臣大义的邪说所误，任凭什么昏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不知孟夫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若是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陈天华《警世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清浙东学派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原臣》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者，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盖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臣待君应是“为天下，非为一人”；应是“共治天下”，不是专用于尊卑。变法六君子谭嗣同说：“君，末也；民，本也”，君应该“为民办事”，臣要“助民办事”。（谭嗣同《仁学》）他们都是把人民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皇帝放到较“轻”之位。

　　上述这些都揭穿了皇帝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的谎言，推动了中国民主思想的进步，对民主思想的形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壮大和成功，乃至最后推翻清帝，建立民国政权，都起到了步步推动的作用。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尤其在现代更加深入人心。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聋发聩地喊出：“人民万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2007年访问大陆，拜谒中山陵时挥毫题写：“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孟子这一维护“民本”、“民生”的伟大思想将永盛不衰，它已在中国各主要政党、社会各界生根成长，并将永远影响、教化一代代的中国人，直至最终走向真正全面的人民民主、以民为主、以民为贵的政治繁荣，人民将享受到更加优厚的当家作主权利。

五、寡欲

　　孟子所谓“寡欲”，并不是去欲、绝欲、和禁欲，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正当欲望的合法、稳定的存在。人自然生理所需要的食、饮、行、听、视、安、乐、嗅、味、富、贵、色等，都是据情希望或可以得到的。这是正常、无可非议的。但要维护好这本有的自然欲望，必须“养心”。人有四心，分别发自仁、义、礼、智之四端，它们本来有“本心”、“存心”，善的良知、良能，如不去养护，就会受到外界迷惑或牵引，使心“跳”出来，走向迷途。失去“本心”、“存心”，昏噩了思路，消磨了心志，失去了本已确定的人生目标，则一生壮志难酬。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必须用“寡欲”来制止心欲的膨胀。“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就是说那些欲望少的人，尽管也有失去“本心”的却很少；那些欲望多的人，尽管也有保存他的“本心”的，但也是少数。即欲少，失心者少；欲多，失心者多。“多欲”是万恶之源。制“欲”，就是要每个人给自己心中安上一个无形的“调节器”。

　　比如电动机带动水泵，法兰盘上要安上一个脱超负荷的切断丝。当某种原因水泵负载超大时，立即断开，不致于扭坏动力部分即电动机的装置；在电灯的串联线路上，安上一个熔断丝即保险丝，当电源电流突然加大时，熔断电路中的保险丝，使线路立即断开，不至于烧坏灯泡或其它用电器。这都是随其身配带的自我保护器具。

　　当一个人在今天，尤其一些强势人群，物流如珠，拱手进囊，“欲”即随地跃然而起。大千世界上，为了保护自己“本心”的安稳，必须随身、随心携带自己的防护器具——“调节器”，也叫“护身符”，以便掌握一个“度”。否则失了控，就如农家的鸡鸭牛羊，跑丢了找不回来。那是因为未带“调节器”，若此肆意妄为，那就不得不去戴上法院的大“调节器”——戒具了。

　　秦始皇可谓贪暴，“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怀“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还花费极大的代价，寻找长生不老药。他做腻了人间的神仙，还要做天上的神仙，可谓欲壑难填。据史料记载，他为了自己恰当、至高的尊位，还暗暗留下了一点节制——没敢当人皇。他顾忌到孟子“民贵君轻”的言论，朝里博士会议“秦皇最贵”条文，明显触犯了“民为贵”的哲言，所以特斥不准。大臣们商议“帝号”时，就说过：秦灭六国“赖宗庙之灵”，“宗庙之本在民”。原来的“秦皇”即“人皇”，也就是“民皇”。秦王赢政要做三界的领袖，所以才做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的决定，避开了“泰皇”、“民皇”、“人皇”，不敢触及孟子的“民为贵”。这说明，古今权欲口味最大的秦始皇，也仰望着“民为贵”的极限，而不敢妄为。

（一）困厄之中亦有其乐

　　有一乞丐陷身暴风雪肆虐，恰遇一富人家院中有一马粪堆。他进去扒开一个窑窝，蜷身钻了进去，将周围发热的马粪紧围住自己的身子，顺手拿起一旁的破草帽往头上一戴，顿然感觉不错。然而他又想起了在风雪中仍受酷袭，连这点热气还没有得到的同类，于是他恻隐之心顿起，诗兴大作，乃吟曰：“身穿马粪戴草帽，这雪下得像鹅毛。只顾自己一身暖，天下穷人他咋熬？”到这份田地，他不但知足，竟还同情仍在要饭路上“受煎熬”的同类。

　　“知足常乐”，他仍可取得自己的乐。当“不满足”钻进一个人的“欲”字之中，就算是进去了一个极富于扩散能力的癌细胞。如没有那个“调节器”伴身，它最终将浸蚀整个机体，直至送上亡命的末途。

（二）金钱暴发引致惶恐不安

　　从前峨嵋山下有一个樵夫，早晚以打柴为生。风霜雪雨吃尽苦头，夫妇生活虽是拮据倒能顾上个肠肚不慌。

　　一天，樵夫在一棵大树下挖出十八个金罗汉，转眼间他们变成了百万富翁。买房置地，宾朋来贺，门庭若市。他们终于嚐到了荣华富贵的滋味。可是他们高兴了一阵子，马上变得愁眉苦脸，坐卧不安，诚惶诚恐。夫人说：“你还愁什么？咱已有良田美宅，还有十七个金罗汉没用呢！”樵夫说：“我愁的是有人来偷、抢怎么办？酷想不出最好的办法来藏匿它们。”妻子听说是理，共同挖空心思，每换一个地方，总觉不放心，天天怕丢，精神越来越紧张，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再也没有像以前砍柴时那样幽闲、自在、安生啦。

（三）欲望冲天却一头栽地

　　人们都为《渔夫和金鱼》故事中的渔婆的命运转来转去而嘘笑不已。

　　一天，渔夫一网撒下，只网住一条金色的鱼。这金鱼很特别，不与水族合群，鱼龙不混杂，鱼目不混珠，眉清目秀，精灵剔透，片甲如锦，俨然一派青少白领气派。它央求渔夫说：“我求你放了我，我不是一条鱼，是位中了魔法的王子。我的肉没一点鱼味，杀了我也枉然。你就行个方便，让我游走吧！事后你有啥事，我会帮你的。”渔夫心善，放游大海了。

　　渔夫的妻子很贪，她名叫伊瑟贝尔。伊瑟叫渔夫找金鱼要个大点的房子，金鱼应允了。渔夫回来，见妻子坐在金鱼赐给的小高楼前的一条凳子上。楼内有卧室、餐厅、厨房、衣物，餐具齐全。后花园中鸡、鸭、菜、果树生机盎然，伊瑟喜不自胜。忽她又叫丈夫去找金鱼要个石头建造的大宫殿。这个也给了，殿内金桌子、金椅子，天花板上垂挂下来许多水晶吊灯。卧室里铺地毯，满是灯红酒绿。后花园方圆几里，奔跑着鹿、猢、狍、兔，伊瑟更是洋洋自得，飘飘然了。而这还不行，她又叫丈夫去要，要当皇帝。金鱼努努嘴，强忍答应了。渔夫到了家，宫前仪仗队正列队吹号，伯爵、侯爵、公爵走来走去，为她打开纯金铸成的门。到了妻子坐的宝座前，见妻头戴一顶大金冠，高约两米半，而且镶满了一圈金刚钻和红宝石。她一手握着皇权杖，另一只手托着象征帝国权威的金球。渔夫说：“老婆陛下，你这下当了皇帝了吧！”伊瑟说：“嘟，我现在当上皇帝了，可我还要当教皇！”她当成了教皇。又叫鱼夫找金鱼，要当上帝，管住太阳和月亮的升起和落下，随时要来白天和黑夜。

　　渔夫吓得发呆，毛骨悚然，说：“你已经当上皇帝和教皇了，求求你收收心，别要了！”伊瑟怒不可遏，脑袋上的头发像野草一般直立起来，吼道：“我不能忍受，我再也不能忍受！你是去，还是不去？”渔夫吓慌了，脚斜挑着鞋，提着裤子，疯也似地跑了。

　　只见大海变黑，狂风大作，房屋、树林被掀翻，海面上排空巨浪，白沫翻涌。渔夫听不清自己说的啥，只见金鱼暴怒：“去吧！她已经重新坐在她那破旧的渔舍里了。”渔夫到家一看，那贪婪的妻子正垂头丧气地坐在原先那座破烂、潮湿的渔舍里。因这起家之舍被抛弃老远，多年不修，万想不到又一头栽下，竟还得回来住进去。原本日子还能过，这样一折腾，风残毁坏，人也风烛残年，心力交瘁，白累几遭，生活更加悲惨、凄苦。如若这个老妇，稍省一点事，听一下渔夫说的：“求求您收收心”，即“养养心”，守住她的“本心”、“存心”，她也不会栽这么苦啊！

（四）“欲”在权中发酵，走上不归之路

　　有一神话故事人人尽晓，《太阳山》上烧死了个狠心的老大！这山上全是黄澄澄的金子！老大见有这么多的黄金，钱欲大开，背着个麻袋，弯腰拾啊，抓啊，塞啊，装啊，忘了太阳一出来，就要被火热的太阳烧死。因为他太贪了，结果装了一麻袋金子，还拾了一大堆。发愁装不下，正着急中，太阳出来了，即刻被太阳烧焦，金子一块也没带走。

　　2002年8月26日《检察日报》载，某银行成都支行分理处黄某、谭某无大笔贪贿的权位，就合伙就地“拾金子”，他那里遍地是黄澄澄的金子。他们利用账目稽核所出现的时间差，办数张统存、统兑的借记卡，迅速往返，仅一小时内就流入“麻袋”上千元。

　　《大河报》2009年9月16日载，刘某先后在福建、广东、宁夏大肆制造冰毒12吨，相当于1998年全世界查获冰毒的总和，后获注射死刑。他开始也是一点一点地“拾金子”、“抓金子”，后来“欲壑吞山”，有多少个他，也早该“烧死”了。这些年，物流奔泻，“欲”火尽吞，钱权霸世，肆无忌惮，这要比太阳山上“老大”拾金子，要效率、神威得多了。然而上述“拾金子”、“装金子”的，也都被“太阳”烧肿和烧焦了。

　　人早虚浮地讪笑：“谁来监督纪检委书记？”认为他是纯正无邪、镇邪的“打神鞭”。《大河报》2009年6月16日惊闻：山西繁歭县检察院副院长、反贪局局长穆某为自己敛财2亿元。他依靠手中的高权，以“进贡”、“敲诈”、“抓人”、“双规”等手段叫许多矿主“就范”。报文载：“在此之前，湖南郴州市市委副书记、市纪检委书记曾某因受贿3000万元而被称为“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而穆作为反贪局局长，一定会让已被枪决的曾某在地狱里感叹：“后生可畏！”

　　孟子说：“天作孽，尤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欲望多而不禁，人之“本心”、“存心”、“本性”、“良知”、“良能”都会丢掉，无论多大的东西他都要去攫取，“欲”的膨胀将永无止境。最后的一切，定将为“欲”海所吞没，血本无归。

六、舍生取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此段为《孟子》七篇开宗明义对“义”的最高标准的置位和论断。是孟子的“义利之辩”最为精彩的警句名言。“孔曰成仁，孟子取义”为世人之口头禅。孟子为注重“义”的价值，不惜把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也给加上个字，必要时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可见他对“义”的情有独衷。

　　他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是“仁”的具体体现，是行施“仁”的最终标准。正如开宗一段，举国上下各阶层、各群体都为自己争取利益，只顾一时一事，缺乏大局意识不惜损人，以邻为壑，这不成了包括自己在内处处都成“壑”了吗？如此“上下交征利”，国能不“危矣”哉？他甚至连一个人的不义行为也不能容忍：“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人生意义上讲，如果与生命发生冲突，宁可舍弃生命，也要保证“义”的存在。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就宁愿牺牲生命而取得义。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若珍爱的东西超过了我的生命，我就不能只顾生命去苟且偷生。死是我厌恶的，但所厌恶的东西超过了死，我就不逃避灾祸，宁愿一死。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元军俘虏，为不受敌军凌辱，以保南宋宰相之国格、人格，马上饮鸠自杀，以免被俘；明崇贞皇帝看李自成攻入北京故宫，为国体不受凌辱而选择悬尽。他们都认为“所恶有甚于死者”，故选择了“舍生”。因东汉时“皇帝”就是国家，其自我身份即是“国家”，（也常见传统戏剧藩镇割据的头领也自称“国家”）他们珍视的是自己国家的形象。

　　南宋宰相秦桧却不顾国家至高尊位，为求其薄生，竟向金人下跪接旨、称臣、割地、奉送金银绢帛，比其上者是何等的不屑！难怪“秦相公”以其奸臣、卖国的薄体长跪于人足之下，被人指骂，“累伤”了身子，还再劳庙盈几经重塑铁身，一定要死死钉在万朽耻辱柱上！中国书法界有欧体、柳体等，均以其首创人姓名命体，独有秦桧创造了一体，而又被世人广为应用，却因其名声不好而换称之为“仿宋”体。正因其无义，绝了他的“人路”了。

　　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知识分子和正直的官吏，他们为民族的生存而献身，推动了民族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浩然正气，铮铮铁骨。

（一）义浪冲天荡淘国患

　　史料载录：明有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义士，他们识字不多，虽然只是普通乡村俚民，但深明大义。他们在阉党祸国殃民面前，配合当朝和地方仁臣义官，举义抗击邪恶被迫害而死。后遇明君正本清源，恢复名誉，赐其谥号，立碑建坊，彰其义举，昭示后人。

　　明朝后期的宦官魏忠贤，与他的奸党僭越专横，迫害忠良。手下豢有五虎、十狗等各种爪牙布满全国。他代皇帝批转奏折，权倾朝野。遇有不奉迎者，抓捕入狱。全国东林党首领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24条罪状，同僚支持保奏。但熹宗昏庸，与之沆瀣一气，把杨涟等六人抓捕入狱，用尽酷刑，折磨而死。造成震动全国、悲天恸地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在平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文人替他伸张正义，哭声、请愿声，伴随万人掂香，涌动街巷，悲壮惨烈，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此时阉党头目扔下脚镣、手铐以示抓捕。忽窜出数个勇士大声一呼，激起上万人直趋阉党头目，“则噪而相逐”，使巡抚“匿于溷藩以免”。然而颜佩韦等五人最终被逮，惨遭杀害。“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临刑时“呼大中丞名字而詈之”，毫无惧色。

　　翌年，崇贞皇帝即位，一举铲除了阉党，处死了魏忠贤等多人，还社会以正义与公道。为五义士赐了谥号，建碑立坊，以彰其义。他们选择为义而死，正是孟子“舍生取义”思想的活灵活现。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培育了一代代优秀中华儿女的人生价值观和对义的笃信，促进了世代的文明和进步，弘扬了以义为荣、为义而生的民族精神。

（二）苏武大义为国

　　苏武出使匈奴，匈奴背信弃义，挟持并强迫他叛汉。苏武大义为国，举节杖凡十九年，历尽磨难，保持了大汉朝的民族气节，最后荣归故国，历史上传为佳话。

　　苏武，西汉时陕西杜陵人。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对匈奴的示好表示回应，派中郎将苏武等送还在押的匈奴使者。单于食言，利用其豢养的汉朝降将叛臣，对苏武进行了百般折磨，企图使其媾和，为匈奴出力。汉朝使者卫律叛汉出力有功，被封为王。他劝说苏武道：“你听我说吧，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多蒙单于大恩，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手下人和满山的马群。你瞧我多么富贵呀!苏武先生今天投降，明天就跟我一样。何必这么固执白白地丧命？先生听我的劝告，我就跟先生结为兄弟。要不然，恐怕不能再跟我见面了。”苏武痛骂他一顿：“你做了汉朝的臣下，忘恩负义背叛朝廷，厚颜无耻地投降了敌人，做了汉奸，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呢？我决不会投降，要杀要剐都由你！将来汉朝来问罪，你也逃不了！”

　　单于授意卫律把一个意志不坚强的人给杀了，又要杀第二个张胜，说：“单于有个命令，投降的免死，你要不投降，我就砍了你的脑袋！”说着就拿刀向张胜举着。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卫律又回头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了死罪，你不投降也得死！”他又拿起刀来，照苏武砍去，还没砍过去，苏武脖子一挺，不动声色地等着。他这一挺，反倒叫卫律的手缩了回去。如此反复施计，对苏武无济于事，叛臣卫律害怕，单于钦佩。为叫他屈服，把他打入地牢，不给他吃喝。苏武就啃吃地牢里的皮毛、旧皮带和撒落进去的雪花充饥。几天不吃，匈奴十分吃惊，以为神助。单于要封他为王，他坚决不干。又把他押解到渺无人烟的北海（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去放羊。

　　汉将李陵兵败被俘。他本与苏武至交，单于命他去北海劝降苏武，说：“只怕你永远也难回汉朝了，在这里你对汉朝的忠义谁能见到呢？你哥哥因撞折辇车被迫自杀；你母亲病故，妻子改嫁；你家中只有两个妹妹及两个孩子且不知下落。人生苦短，汉朝又给了你什么呢？”苏武说：“宁国负我，我不负国。我们兄弟甘愿肝脑涂地，为国捐躯。现在我为了祖国别无选择，只要不变节，就是赴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辞。假如单于强迫我投降，我俩就尽情欢乐一天，以了朋友之情，然后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李陵情深，挥泪无奈告别。后来李陵又一次赴北海，告诉武帝去世，苏武悲痛欲绝。

　　公元前81年，新即位的昭帝费了多方的外交努力，把匈奴诡称已逝的苏武找到，让他返回了汉朝。苏武在匈奴历尽艰难困苦，几度险死，度过了十九年。他壮年出使，返回时已是须发染霜。为表彰他对祖国的大义，昭帝赐他典属国官职及丰厚的俸禄。更可贵的是大汉王朝及中国历史给他的永世奖赏：仗义为国，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不念友亲之情，只为民族大义；威武不屈，困饿不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生，义，二者不可得兼，就“舍生而取义”。

（三）文天祥浩然正气贯长虹

　　文天祥，江西庐陵人。自幼受英雄人物熏陶，立志报国。南宋义将杨邦 于1129年被金兵俘虏，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宁做赵家（宋王姓）鬼，不为他邦臣。”金帅兀术允他仍做溧阳知县，他反而更怒，以头撞柱，鲜血直流，说：“世上难道有不怕死反而被利益动摇的吗？”金兀术派降臣宋户部尚书李梲等劝降均遭斥退。兀术对他剖腹、挖心，残害而死。杨邦 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深深感动着文天祥。他发誓说：“我将来死后，如果不能与他一样受人纪念，便算不得大丈夫。”

　　1275年元军攻下临安，五岁的宋恭帝赵显及谢太后向全国发出了“哀痛诏”，号召紧急勤王。结果前来报名的仅有三人，文天祥是其一。他在南宋频频居官，直到右丞相。但他偏偏遇上一代君臣多为投降议和派，皆是敷衍自危。忠于国家、维护民族大义者甚少。于此，使他在抗金攘元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多次历险，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他遗作《指南录后序》中就有十八次“当死”：“诋大酋”、“骂逆贼”、“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坐桂公堂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夜归高邮迷失道”，“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最后至公元1279年被俘，深陷元贼囹圄。只好转入他最后的生死、忠魂之搏。

　　他坐了三年牢，牢房生满霉苔，鼠群乱窜，蝎虫横爬。旁一炉灶火烟冲灌，垃圾满地，死人、死鼠、秽气、恶臭充斥逼身。他以惊人的毅力向其宣战：“坐对熏风开口笑，满怀耿耿复何求？”元相阿哈马派南宋降臣原宰相留梦炎说降，被痛骂而退。又派被俘的德祐皇帝赵显（此“显”，系原文“顯”字的左半部）来劝，文天祥请赵显面南而坐，自己往北跪拜，泣呼：“圣驾请回！”后又让被俘的两个女儿劝降，仍是决不为家庭而变节。面对文天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义凛然，元将相顾失色，称文天祥是大丈夫。他对中华民族的一片忠烈，舍生取义的价值观，都倾注于他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的诗文中（部分）：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死后，人们在其衣袋里发现一篇遗书，上写道：“吾位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文天祥以其自身最为珍贵的生命，践行了孟子的伟大思想——“浩然之气”、“威武不能屈”、“所欲有甚于死者”、“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的伟大言论和文丞相灿烂的人生颂歌，鼓舞了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仁人志士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尊严和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四）《黄河绝恋》异国情调

　　电影《黄河绝恋》中有这样的场景：1943年，美国飞行员欧文受派援华抗日，其飞机搁挂于崖头险石，被安琪儿救下。他对安琪儿说：“你救了我，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欧文见树上挂果，随手摘吃。见赵黑子吃了以后，在树枝上挂一叠钱以报主人。欧文一惊，不知中国军人如此循礼，顾忌百姓的利益。欧文对日军发动袭击，打死两个日本鬼子，因车胎崩烂压住了腿，被一中国军人救出，同时这一军人遭日军报复而死。

　　小姑娘花花捉蝎子给欧文治伤，欧文感动，趴下给花花“骑马”，被日军发现，要处死欧文、安琪儿、黑子。欧文说：“这都是因为我叫你们去死，我去找日本人投降。”安琪儿、黑子力阻他这样做，与欧文打起来。安琪儿说：“宁可牺牲生命，不能投降，不能失去军人的尊严。我知道你（们）是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欧文对安琪儿说：“我多次想问你，你为啥总抱着一颗手榴弹？”安琪儿说：“我是个女人，经常跟日本人斗，必要时宁可丧失了生命，不能失去人格。”欧文说：“你必须活下去……呕！我惊叹，你们东方文化的灿烂！”

　　黑子教育安寒主：“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打日本鬼子，要尽力帮他度险。”安寨主受到感动，送洋人、女儿安琪儿、花花过河，而被日本人打死，安琪儿也刺死了一个日本人。欧文收集一大簇葫芦、飘浮于水上系带安琪儿、花花游渡黄河。日本人开枪追打，黑子以胸口堵挡敌人的枪弹，掩护三人过河。安琪儿怕人多拖累欧文等过不了河，自己割断欧文拉连自己的绳子，使他们减轻负担，易于过河，自己却葬身黄河急流之中。她把生命给了欧文等三人，抛弃了自己的生命走向死亡，寄于生者去完成解放事业，走向光明。欧文很感动，遵安琪儿生前所求，将照片送入黄河水中。

　　胡适说过，文章而无灵魂，如行尸走肉。然此电影灵魂是什么呢？美国援兵欧文，人、机被中国人救下等一系列的事，却不认知是缘于中国人的“义”，认为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后来又几经中国人舍其生，救其活，也深知感恩，但仍不知中国的主体人格、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二者不能同时得到，“舍生而取义者也”。为生，他却选择了找日本人投降，认为生命高于一切。看到安琪儿随身携弹，震悟“东方文化”！安琪儿为救众人，选择了牺牲自己，使欧文深领中国人的“义”高于一切。纵然他与安琪儿还有恋爱关系，而安琪儿为“义”，仍选择去死。欧文最终认识到，中国人“义”高于一切。而这，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

七、主体人格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其出身贫寒，自认“吾少也贱”。自幼养成谦恭、温和、温文而雅的性格。他海纳百川，融容万物，使之处事柔和圆通，昭显出他至圣、万众师表的风范。而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此时社会政治黑暗，堕落到了极点。战争祸乱扰民、戕民到了极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站在人民的立场，处处责君施行仁政，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他哪有孔子那样“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的余地呢？孟子在那样干戈遮天，杀声震地，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里，四处奔走，奋力呼吁诸侯“保民而王”，救民于水火，无有心计去讨好媚上，祈求官运，去应聘个什么样的一官半职 。

　　因此，孟子恨无道之君、“虐民”之官。养成并张扬他刚烈、磅礡、奔放如泄、言辞犀利、瞬间压倒对方使之不得不就范的英气。他直斥梁惠王“不仁哉！”（《孟子·尽心下》）二次赴梁见到梁襄王，一出门便戏谑其“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君王不是一味地忠诚和服从，他面谏齐宣王直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弄得齐宣王十分尴尬，因势而退，“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他不像孔子那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给臣之礼，是以礼指使；臣对君的忠，是恭顺事奉，体现的仍是主仆关系。孟子敢给他们“立法”、“定规矩”：“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对君、臣，都给订出其行为规范和准则。

　　孔子自己与君王的相处是：“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万章下》）即君王一叫，不等到套好马车，就迅步跑去，以表尽快之忠诚。而孟子呢？有一天，他正准备见齐宣王，恰遇齐宣王的使者来秉，说国君身体一时欠佳，请孟子如朝相见。孟子说，我正好也一时感上了病，不能去。他怕别人真的认为他病了，就故意到朋友的家去搭讪，以示自己无病。孟子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向权威退缩。

这一切都说明，孟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对无道、无义和高傲的君主不屑一顾。为了向君主抗争仁政，不畏强权，敢于“藐”大人、定“王法”、给君主“上课”，刚直不阿，不曲意奉迎、婢膝；敢于直言骨鲠、不畏其“巍巍然”。这一点，对中国人后世的影响很深。这个“骨鲠”，彰显了人的尊严、主体人格。

对此，中国人创造出诸多的誓言：“人穷志不穷”、“宁死不屈，宁折不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不可低下高贵的头”、“不为五斗米折腰”；闻一多宁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他浑身饿得浮肿，至死不在美国救济粮的纸面上签字。抗敌名将吉鸿昌在被敌人枪杀之时，要坐上交椅，摆出英雄气概，面对敌人说：“我要亲眼看看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可歌可泣，中国人的骨气！亚圣孟子的灵魂！孟子的主体人格精神，深深鼓舞和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文人武将。他们为了自我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尊严，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追求真理、正义，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孟子思想凝成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

八、社会分工论

　　孟子的“大人”、“小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 “治于人”的理论早已闻名于文化、教育界，乃至政治领域。不过这种扬名多是在被批判的气氛里进行的，说这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理论。连建国初期中宣部长周扬的上了教科书的文章里，也是照以上说法授讲于学子。然而部长也好，省、市、县长也好，教授、讲师、医生也好，他们有时间种地、炼铁、开机器吗？难道他们不领工资吃饭吗？口头上都喊着“剥削阶级理论”，而行动上他们哪天不去享用城乡百工、粮、菜、果农生产出来的东西呢？别说会干、不会干，即使都是万能、百事通，都会“自给自足”，那势必有无数的人匆忙往返、挤聚在城乡的道路上，那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社会景象呢？“布郎运动”？之所以产生上述的自相矛盾的笑话和局面，就因为当时左的思想的造作。由于对国学认识的复苏和实事求是态度的有效培育，对上述孟子理论才有了正本清源的评价。这就一言道破：大千世界，人们各有分工，各有所长。社会就如似一个大家庭，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行行出状元，最终人人都能享得正果。一句话，这就是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分工。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做官有做官的事，做百姓的有做百姓的事。况且一个人所用的东西是所有工匠给做的。如果一个人所用的东西都必须是自己亲自制造，这就是率领天下的人都奔忙于道路上，永无停息地穿梭下去。有的人动脑筋，有的人卖力气。动脑筋的人管理、指挥劳动的人，卖力气的人受别人的管理；受人统治、管理的人养活别人，统治、管理的人受别人的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准则。

　　此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孟子在滕国的时候，学者许行从楚国慕名而来，陈相从宋国慕名而来，陈相拜见孟子，转告许行的话说：贤者应该与民同耕而食，自己挣饭吃，还要管理国家大事。下边孟子与陈相开展有趣的对话（译）：

　　“许子一定要自种自吃吗？”“是这样。”

　　“许子一定要穿自己织的布吗？”“他穿的是粗麻布衣。”

　　“他戴帽子吗?”“戴帽子。”

　　“他戴的帽子是自己织的吗？”“不，是粮食换来的。”

　　“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他怕妨碍庄稼活。”

　　“许子用锅甑做饭，用铁器种地吗？”“对。”

　　“这些炊具、农具是他自己制造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至此，孟子“发话”，展开了攻势。

　　孟子说：“农民以粮食换炊具、农具，无损泥瓦工和冶铁工；这些工匠用其产品换农民的粮食也照样无损农夫。许子为什么不去自己织帽、烧窑、炼铁，而去找各种人交换自己需要的物品呢？”陈相说：“各种手工、工匠本来就不可能在种地的同时去兼着干。”

　　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的事难道就独独可以在种地的同时去兼着干吗？”陈相无言，许子事后失趣哑然。接着便是上述的“劳心……劳力……天下之通义也”澎湃而来。

　　由此二位学者的拜访，或是有意地“发难”、“挑战”孟子，从而使孟子逢机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力、脑力，农业、手工业，产品交换等全面的社会分工理论。虽然在用词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两千多年前历史时代的尘迹，但仍不愧是中国第一部社会大分工、富有权威性的理论。

　　他这一思想理论在中国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曾几何时，由于左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再现，又几乎回到了陈相的观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在城市强调一个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因而使得相当一批市民带户口转入农村。“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使脱离自己本职工作去劳动的人，似乎还带有“还账”、愧疚的 心理去虚心请教，“将功补过”，表示自此要象陈相代许子所言，做到“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这明明混淆了体、脑，工、农，城、乡等不同劳动范畴工作的分离、分工及全社会有机协调、合作的 理论。

　　科学试验证明，处于紧张脑力劳动的人所消耗的力量，以及肝脏的负担，远远超过了一般体力的劳动者。爱迪生一生发明专利1328项，有人说他是天才，他却说，天才不过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制、创造出来的水稻大面积增产，不知胜过多少面对黄土背朝天的体力劳动者的代价！中国的航天、国防科技成果给中国人民壮了多大的国威？所以知识分子的劳动代价，是更加伟大和丰富的，正如孟子所说：“孰大于是？” （《孟子·尽心上》）意为：还有甚么功劳比这个更大的呢？今天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总是先制定方案、政策，才有万众去执行；战役总是先制定出行动步骤，才能落实士兵打仗；大楼总是先设计好图纸，才有民工去照着划线垒砌；教师、医生总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善待工作对象，才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前者之官、管，或其从事的工作，不是起着主导作用，是“生产力”的“暴发点”、“起动点”和“决策点”吗？如这些阶层不为“大”，为何今天青年学生，或本科、或研究生、或博士、或出国留学，使尽混身解数，不都是为攀上科学最高峰，成为最大生产力的掌握者和工作者吗？这是一个人、家庭、国家兴旺的征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游戏规则”均是如此——“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社会分工”论的名言和论断，从根本上匡正了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劳心者”、“劳力者”努力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正当性、合法性，其根本是互为交换劳动价值。此理论促进了一代代国人、社会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

九、“定于一”

（一）天下统一是儒家学说的精神

　　天下统一，天朝大而一统，是儒家思想主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孟子·梁惠王上》中说，孟子见过梁襄王出来后，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意为，梁襄王突然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下来呢？”孟子回答：“天下统一，才能实现安定。”“天下”是哪一政权范围？《孟子·离娄上》中说：“天子不仁，不能保四海。”这个“四海”指的就是“天下”，周天子的天下，大一统的中国。在《孟子·滕文公下》里，孟子两次提到“四海”：“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又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意为，他（葛伯）杀死这孩子，汤才出兵伐他，普天下的人都说：“不是想夺取天下的财富，而是要为这对夫妇、平民百姓报仇啊。”“假如真的实行王政，普天下的军民都抬起头来仰望着你，要立你为君啊。”这说明孟子出家、出仕谏政诸侯，时时怀着统一天下之心。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到“四海”、“天下”，如《论语·颜渊篇》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篇》中说：“鲁卫之政，兄弟也。”此句意为，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就像兄弟的家事一样。这不但显出孔子的“四海”、“天下”中华一统的心怀，还首先示范以“国际主义”之博大心理境界。

（二）天下统一，家国的一致性

　　儒家主张家、国的同一性，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台湾儒学大师南怀瑾论述说：树的根在底下，上下相连，枝叶茂盛；人的根在上边，即其祖宗。人的子孙要想幸福，必须有一颗孝心，祖宗、宗祧的懿德就会依传到他身上；来了一个不孝的子孙把自己的祖宗精神自行地切断了，好多灾祸、疾病都会由此引起，谁也挽救不了，叫做：“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孟子·离娄上》）

　　从其家庭为人扩展到社会民众，如果忘了一个民族的祖宗，又该怎么样呢？西南政法大学儒学专家蒋庆言曰：儒学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儒学并非孔子一人创造，孔子只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篇》）是转述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集大成也者”，（《孟子·万章下》）是其前4000年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伏羲创易经八卦至今已有6500年的历史，这一文化整理总结重任由孔子完成且创立为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积淀，谓之传统文化。故儒家学说冠之以中华文化脊梁、主流，固定下来中华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性质、性格。如今国人忘了这些，甚或甩了这些，就成了让祖宗的灵魂飘荡无着，我们无所归依，就像一个不孝子孙，由于数典忘祖失去了本应有的幸福和和睦的家庭。径至此境，国家便无人爱护，社会便无人呵护，民族利益便无人维护，人人都没有一个安适的家了！

（三）天下统一是家、国、民之福祉

　　就从反面演绎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从对祖宗之孝脱了节，对亲不亲，推及到天下不平，依序推演，必得逆向之果，定获不相情愿的回报。所以儒家既是崇仰国家统一，又给国人指出大一统的根本法则，“修齐治平”便成了历代家国自强自重、铁的逻辑和规律。

　　依其儒家思想系列的教化哺育，真正做到孟子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统一天下，安定四海，才是世代国人的安生大计，乃孟子所言“定于一”、孔子之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者也。这是儒家数千年凝聚中华民族不侵略、不溃散、永保大一统国度的精神法宝。

十、孟子哲学思想管窥

（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言必信，行必果。”意为说到一定要做到，干事一定干到底。孟子却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 孟子践行其言，在他制定的“五伦”中，就把“君臣有义”放在“朋友有信”之前。后人概括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论语》里58章中， 有105处使用了“仁”，再看其文力运作，可看出他的主张可归纳为一个“仁”字。但专注于“仁”是有一定局限的，义才是行为理念的合宜归宿。孟子告诉人们，言与行不必过于死板地绑在一起，应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尤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以免尾生之信。“惟义所在”，以义为准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春秋时宋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北）会战。当楚军正在渡河时，宋国将军目夷劝主下令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在别人艰难、困窘之时进攻别人。”刚过了河，目夷又劝其趁楚军未整好队伍时赶紧进攻，宋襄公说 ：“君子不进攻溃不成军的军队。”等楚军一切都准备好了，组织强硬了，士气高涨了，伺机席卷而来。宋军不战而垮，宋襄公腿受重伤，次年命归。宋襄公太注重仁，主张“以仁治军”、“以礼用兵”，终于死于非命（出自《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吴海林、李延沛编），是僵化了的“言必信”、“君子之言”坑了他的军队 ，害了他自己。

　　另《战国策·楚策二》记载一件战事：楚襄王为太子时，作为人质留在齐国。齐王无理要挟他，执政后让出楚东地500里献齐，太子无奈应允。太子即位后，齐遣使臣50乘兵车奔楚领地。楚襄王召集群臣议，大臣子良认为，应将地献齐，以守信用。大臣昭常认为若此等于楚失半壁江山，万万不可。大臣慎子 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万全之策 ：先派子良率50乘赴齐献地，再派昭常率军守卫东地，同时派景鲤去西秦搬求援兵 ，三方巧机择言妙用，言、地不失。结果齐王指责楚军违言反目，子良说，昭常不听王命是他个人骄横所至，你可以发兵打他。齐王倾全国之兵攻楚东地，讨伐昭常，秦援兵50万已压齐境，迅即撤楚自卫，楚大安。

　　大臣慎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保卫神圣领土天理共容，大义所在。保住东土黎民安危，固守了祖宗开辟的 基业。这不愧是“惟义所在”之神威。

（二）“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意为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这一边，哪怕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将勇往直前。孟子才高德厚义勇，为“救民水火”，“天下平”，无所畏惧，雄才闳辩，气势磅礡，出语犀利，多次激君王“顾左右而言他”。对“不仁哉”之君、“望似不是人君”之君，尽由他指点、数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把整个国风、民之情伪都归结到一君之上。他为的是“保民而王”、“解民倒悬”；保的是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数口之家无饥”、“七十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祥和、乐业的社会景况。一言以蔽之，“仁政”的景象。他上为君，下为民，顶天立地。他处于如此至高至大之地，纵使“千军万马”临前，奈他如何？怎不“无往矣”哉？他“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是不可战胜的。

　　孟子的风貌，可谓之大家风范，为国为民无所顾忌，心中无私天地宽，如他之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这为国人树立了永久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吸取孟子思想的精髓，坚持真理，直言敢谏。在今天则应加上一些柔性、人性化交际，讲究策略和效果，善用“统一战线”，聚拢人气，方可达到事业的成功。

（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尚”，古代通“上”，年代久远的意思。《尚书》原称《书》，是上古各国文献汇编，传为孔子选编而成，是秦焚书之重点。《尚书》一是由秦始皇残酷地追销，二是真伪层叠并存，身份不清，其篇目、内容难免有走失之处，故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孟子在学生时代，听先生在课堂上讲《尚书》中武王伐纣的故事。老师照本宣科，战死者流出的血竟能“血流漂杵”，即流出的血多到能把舂米的木杵漂浮起来。先生讲得起劲，学生听得入神。唯独善动脑筋的小孟轲皱眉犯疑，反问老师：既然是正义战争，为何有如此大的抵抗，竟死人如此之多？是必有以讹传讹。学生们惊恐地瞪着这个小小的“发难”者，更是以担忧的心情等待着老师尴尬的反应。老师慎重地、慢条斯理地拿起摊在桌子上的书简说：“孟轲之言不无道理，然而愚师所言并无臆造，实乃有本之学，有书可稽。”孟轲浏览一两册之后，对先生说：“《书》中所载确为恩师所言，但这些记载与史实相违。武王以仁伐不仁，有道是‘仁者无敌’，纣必望风披靡，武王势如破竹，交战时间定不会长，绝对到不了‘血流漂杵’的境况。故我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后来人们便引申到对任何书都不能盲目全信。尤其今天假话、谎言充塞文化市场，杜撰横溢，什么《名人专访》、《天书》，破解什么的“秘密”、“神秘的面纱”，弄成一人多面，一事多闻，一炮多响，以耸人耳目，催热书气，捞取名利。像这些书，有它们真不如没有它们好。

　　春秋时代，秦国有位相马专家孙阳，人称他相马师——伯乐。他写了一本《相马经》，精辟地论述了选择好马的知识。书中说，千里马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摞起来的酒曲块一样。他的儿子拿着这本书去找千里马，一出门看见一只癞蛤蟆，连忙回头找父亲说：“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和你书上写的差不多，高脑门，大眼睛，只是蹄子不太像摞起来的酒曲块罢了。”伯乐知道儿子太笨，压住火笑笑说：“这种马爱跳不会跑，骑不得啊！”

　　还有一家办丧事，请来先生写牌位。这先生带着现成的书照人家说的事去写。人家死了父亲，他却写成“先妣”。人家惶然一惊，说：“写错了！”先生摸摸山羊胡，按按书本，满自信地说：“这有书，不错，是您家死错人了！”此人死啃书，尽信书，直眼不拐弯，愚迷不知返，制造笑料。

　　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孟子怀着分析、审慎的态度，读书不唯书，信书留余地。站在书本之上，精研缕析，洞察深邃，不做书本奴隶。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四）“彼一时，此一时也”

　　孟子离开齐国的路上，回答充虞提出的问题时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这意思为，那时是那时的事，这时是这时的事。言简意赅，极富哲理性。引来后世行文撰著逢机必用，以沾点油之香，明析悦人。《汉书·东方朔传》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不同哉。”《民国通俗演义》第五十一回说：“彼一时，此一时，那时（蔡）锷僻处南方……不得不尔。”唱响1000多年的戏剧《锁麟囊》中，在薛湘灵遇水灾，一家三口失散被迫沿路乞讨，走到赵员外施舍的粥锅，舀不到一人一碗时，悲痛而哭，胡婆安慰薛“不要悲伤，这已不能像以前家阔时那样的锦衣玉食，有丫环、老妈子伺候， （-*30 ‘彼一时，此一时也’，就暂且忍受点吧！”显示出这个在阔人家做过事的老妈子的高雅大气。诸上这些，都增添和点缀了文学作品的生动性、趣味性、 ） 高雅性，拔高了文学作品的品级。

　　《吕氏春秋·察今》有一寓言：“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此之谓楚人不随时空的转移去调整自己的视点和做法。彼已过去好久矣，还仍把“彼”当做“此”来办，能求得剑乎？故以“刻舟求剑”以警世人。

　　《大学》里说：“苟日新，日日新”，《易经》曰“生生之谓易”。这是儒家思想的权宜、变通、与时偕行的理念。当然，首先有它的守成性，守成性就是其生命不衰的保证。无守成性儒家思想就保持不到今天。守成就是继承、传承，是和创新性并立而存、同行的。

　　儒家学说是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群雄舌战、笔伐宏论胜出的政治、学术理论。至孟子时，“儒分为八”，诸论都濒于疲惫，是由于孟子之门派战斗性、人民性的强势，方成了中国儒学的继承者、佼佼者，故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2000多年过去了，不管是“彼一时”，或是“此一时”，儒家学说都能够遂境迁而即发，因时变而随行，被冠以中华文化的主流、脊梁。它将永固民族的精神，永葆、创造华夏的文明。

（五）“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承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世传，踏着代代历史巨人的肩膀，气贯中华两千余年的苍穹氤氲，如高山流水，滚滚倜傥而下，惊动了不知所措的天下诸侯，系动着千百名奔走如织、时时趋君言政的千万策笏板和谏言之册。他天生气质刚烈，开口交锋往往咄咄逼人，必欲胜出，却叹曰：“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社会上留给他急需点拨、“正人心”的事太多了。他自恃“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一生充满着贤者的责任和气度。孟子与公孙丑的辩论中，可看出他超凡的气宇。公孙丑问孟子（译白话文）：什么叫做知言？孟子说：听了放荡的话，我便知道他的病根在于有所沉溺；听了邪僻的话，我便知道他的病根在于叛离了正道；听了躲躲闪闪的话，我便知道他的病根在于理屈词穷。这四种言辞上的病根如果打从他心里产生出来，便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这些病根从政治设施方面体现出来，便要妨害国家的各项工作。当今和后世，如有圣人再度出现，也必然会赞成我所说的这些话的。即所谓：“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他这些对人们言论的精辟分析，覆盖了人文社会永恒的常理，故“必从”、“不易”是当然的了。

　　再看孟子答公都子提问时的一段对话（译文概括）：公都子问：人都说你好辩，是怎么回事？孟子说：那是不得已呀！尧舜时洪水泽国，龙兽食人，禹治之而民安；商纣暴虐，朝乱国危，文武伐之，“天下大悦”；今杨、墨“邪说诬民”，兼爱即为同侍，是无君无父，故弑君、杀父者时有发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官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孟子·滕文公下》）而孔子的道论被封闭，在百姓中不能传出，任由邪说坑害百姓。我必须捍卫先代圣人的学说，抨击、驳斥那些邪说谬论，以倡仁义，正人心，维护圣贤仁民治世之基业。我说这话，后世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的。即所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两千多年了，皇室将相，显官达贵，文人墨客，乃至今日国内外政要，为了说明自己言论正确，拔高自己立论的价值，即以上述三章所见，哪位立说不引用孟子之言？因孟子承继的是诸圣的基业，固的是中华文化之根，孔子是他命名的“集大成者”，孟子何况不是又一个“集大成者”呢？所以，除一些被时代淹没、锈蚀的理念以外，孟子哪些“言”可以不“从”，而又必须去“易其”呢？

摘自《孟子千秋》作者:孟昭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