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兰州

秦汉时期的兰州，从荒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繁华，从边缘地带走向帝国腹地。

这阶段，可以说是兰州最重要的时段，没有秦汉时期的兰州，兰州久远的历史文化，就无从谈起，更无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我曾经写过《甘肃是大禹治水的核心地带》一文，叙述发生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事迹时，发现大禹在兰州也留下了诸多传说。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兰州和外界的沟通情形。

1.皋兰山，兰州一词的直接源头

早在一万多年前，兰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到了距今两千多年前，兰州依旧是游牧农耕交错发展的地带。战国末期，匈奴趁秦灭六国之机，大举南下，逼近黄河一线后。匈奴人站到黄河边上看到山非常高，所以取名叫皋兰。可以这样说，皋兰山也是匈奴人曾经仰望过的大山。

皋兰一词成为，后来兰州称呼的直接源头。关于“皋兰”的来历，有三种说法：其一，出自匈奴语，皋兰是译音。匈奴谓天为祁连，而皋兰、乌兰、贺兰诸山名，都和“祁连”发音相近，当亦高峻之意；其二，出自羌语河的称呼；其三，近代有人认为，皋兰来自山上的一种兰草。

实际上，皋兰、乌兰、贺兰等指河，是匈奴人的称呼，现在蒙古仍有将河叫皋兰的。皋兰山就是河边的大山。应该得到确认的是：匈奴人在黄河北岸为皋兰山取名的说法是成立的。

隋代，在兰州设立总管府，兰州一词正式出现。不过，兰州一词出现之前，兰州的称呼是先是榆中、后是金城。

2.秦霸西戎，战国秦长城秦人对西部正视

纵观秦人争霸天下的路径，基本遵循了先西进，后东进的战略思维。也就是说秦人西进，秦霸西戎，修筑战国秦长城，是东方第一次正视西方。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义渠戎的灭亡，为秦人东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战国秦长城由此而开始修筑，此时正是秦昭襄王中期。

战国秦长城，从临洮县开始，经今甘肃的渭源、陇西、通渭、静宁，然后在静宁过葫芦河、六盘山，入今宁夏固原县境，再由固原县境折向甘肃省的镇原、环县、华池，进入今陕西省，后经鄜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战国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经历8县，历程长达750公里。

秦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这一伟大工程，在适宜筑墙的地方，他们采用板筑技术，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则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墙。遇缓坡则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造城垣，用来驻扎大军。

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临洮看到长城的墙基、城墩、关门、烽燧等遗迹。有些地方，虽经22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长城的残留部分仍宽约14米，高0.5米——3米，夯土板筑层厚8厘米—13厘米。人们在长城沿线遗址中采集到的细绳纹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长度大体一致，筒瓦长约70厘米，板瓦长约60厘米，宽度均约50厘米。

由此可见，战国秦人对西部的正视，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实，在战国时期，各国对西部并不陌生，但真正对西部重视起来，却是从秦开始的。

此时，兰州仅仅是秦陇西郡下，长城和黄河之间的一块地方。可有可无，属于警戒地区，非必守地带。

3.蒙恬修筑榆中县，开始了兰州的城建史

秦始皇秦王朝建立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驱逐匈奴，修筑长城。榆中就是蒙恬当年设置的44个县之一。可以这样说，兰州的城市建设历史是从蒙恬开始的。

人们推测蒙恬设置的榆中县在今天兰州东岗附近的古城坪一带，这似乎是比较简陋的防守报警性质的寨子，不过县境内的人口至少接近万人。可以肯定的是，外来的移民数量要远远多于本地居民，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移民。

很快，随着秦王朝的覆亡，长城沿线也岌岌可危。蒙恬设立榆中县，被放弃，大量移民逃回内地，不少人被杀，西进防线，重新回到战国秦长城一线。

西汉王朝建立后，收复陇西郡后，已经无力西进，此时匈奴等游牧民族兵锋正盛。汉王朝国力虚弱，一直处于养精蓄锐的状态。汉武帝登基以后，西汉王朝开始陆续的反击。

4.大行李息，金城县的奠基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走廊的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尤其在夏天大战中，迫使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率部投降。为安置降人，霍去病派大行（负责外交等事务）李息在黄河南岸今西固城附近修筑城堡（即汉金城县城）。汉政府随即设立金城县。

关于金城来历，大体有三种说法，其一，掘地得金之说。据说“筑城时掘地得金”；其二，地势险要之说。有固若金汤之意。其三，由于兰州在京城长安的西面，从五行方位来说，西方属金，所以命名金城。

最初的金城县非常简陋，其实就一个要塞，重要职责是保卫黄河渡口的安全。县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地方也就是县城周围数十里的而已，吃俸禄也不过有“尉丞命卿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外地移民来到了这里，京城的流行时尚也迎影响到金城居民。

这时，兰州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西固城一带。既控制了黄河渡口，也扼守住西北交通十字路口。

从金城县附近的青石津、金城渡等渡口过黄河，西北可走令居（今永登一带）翻越乌鞘岭抵达河西走廊的武威；西南溯湟水而上，就是河湟谷地；南面越南山，可达今临夏州和临洮；东面经榆中县可达关中。霍去病驱逐匈奴后，又在在今天的永登县境内修建了一个前进据点——令居塞，因为这里是先零羌居住的地方。这是甘肃河西地区最早设立的政府机构，汉长城也是从这里开始向西修筑的。

可以这样说，大行李息是兰州城市建设史上的第二位重要人物，此后兰州城两千多年间，绵绵不绝，成为今天的规模。

5.金城郡设立，兰州的级别上了一个台阶

随着，中央政府经营西域及河湟谷地的力度不断加强，兰州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彰显，同时兰州隔绝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游牧部族互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整个大兰州地域的行政级别的提升，已经迫在眉睫。

元鼎三年（公元前116年）时，从陇西郡中分设了天水郡，今天兰州的榆中县、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等地方归天水郡管辖。公元前８１年汉政府设立金城郡，郡治允吾（在今天青海民和境内），管辖十三县，在兰州永登境内有令居、允街、枝阳、浩门四县。

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人，这是金城人口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显然，大量的人口是移民，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第二个移民高峰。

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人们不仅居住在县城周围，在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也有大型村落。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兰新铁路的时候，人们兰州车站至西固城火车站间的铁路沿线，发现了许多的汉墓，大致分布在西固城到东岗镇一线南部川区及东南部阶地上，诸多古墓出土了骨尺、汉纸、陶楼、木马、铜车马等。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金城县居民村落，在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也有相当大的规模。

在榆中、永登、七里河、城关等县区出土的众多两汉文物（其中以东汉居多）。截止目前，兰州出土的汉代文物，除铁犁铧、铁犁镜等农具和铁斧头、钱范外，大都是从汉墓中发掘的陪葬品。其中有陶器、铜器、玉器、石砚、砖瓦、漆器、白金瓶、钱币，以及珍贵的墨迹纸、残骨尺等。透过这些珍贵文物，我们能看到汉代兰州居民是如何生活的。

6.养马成为汉代兰州人生活必须

养马已成为汉代兰州居民生活的必须。兰州不少汉墓中，都发现了马，或者与马有关的器物，如马车、铜车马等。

兰州市博物馆保存一匹汉代木马。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木雕，代表了汉代木雕的最高艺术水准。

这是一匹白色的骏马，孤独地站在草原上。只见它脖子向后仰，头向下压，大张着嘴，眼睛突出，两耳竖起，尾巴似乎也在使劲，四肢蹄子紧紧地蹬在了地上，将要奔跑。

汉代工匠们简单雕刻出马的大体的造型后，用红、黄、绿、黑、白等颜色上色。丰富的生活实践，使得许多工匠有了非常敏锐色彩意识。那种赏心悦目的色彩搭配，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一种自信进取的感觉。

7.兰州人种地用上铁犁铧

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以来，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中原汉族人口的大量西迁，以及屯田措施的实施，大大促进了兰州一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的开展，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慢慢繁荣起来。

榆中县出土的铁犁铧和铁犁镜表明，在汉代时，兰州一带的农民耕地，不仅使用铁犁铧，而且还使用铁犁镜。所谓犁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套在小犁铧外面的大犁铧，古代也称犁壁、鐴土，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农具。它比欧洲出现犁镜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犁铧再装上犁镜，既可增强犁的破土和翻土能力，又可提高耕作效率。这说明，兰州当时的耕作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8.出土编钟，见证兰州人闲暇生活

兰州出土的汉代青铜器种类较多，有铜鼎、铜壶、铜盉、铜釜甑、铜燻炉、铜镜、铜刀、铜弩机、铜编钟、铜车马等。

1982年11月，在城关区西北民族学院（即今西北民族大学）工地上，发掘清理了一座西汉墓，从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内有铜编钟一套计12件，其形制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主死于公元前436年）出土的编钟中的甬钟颇为相似，惟体积较小，且不发声。12件编钟通高均为4.2厘米；但铣间大小略有差异：3.9厘米的8件，4.2厘米的两件，4.4厘米的两件。每件编钟的鼓面都有小圆枚，内壁的调音槽与铃铛的敲锤相似，但各不相同，且下端全都铸死在壁上，不能摇动。

9.粮食丰收了，人们高轮大车来运输

在七里河区华林坪出土的一套汉代铜车马俑，现在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车高23.9厘米，长63厘米，宽28.6厘米；车舆长方形，前面无门无栏，其他三面都有栏板；两辕作带刺树枝状，微微向上翘起；两副车轮略高于车舆，每轮有16根辐条。马高33.7厘米，长33厘米，宽9.7厘米，马尾高翘，昂首嘶呜，煞是英武。

这类大轮的铜车马甬，甘肃各地多有出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几辆大轮铜车马甬的车内，还留有粮食的痕迹，说明它是运载粮食的大车。

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无论是频繁的战争，还是繁忙的东西方贸易，都迫切要求解决辎重或物资的运输问题。而大轮马车便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兰州等地出土的众多铜车马甬，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10.兰州的烧砖业，生意很不错

在兰州，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地方沙井驿，那里不仅是古代一个重要驿站，更是兰州烧制砖瓦的地方。兰州烧制砖瓦的历史，至少从汉代就开始了。

这些年，兰州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陶器，有瓮、罐、盆、豆、尊、灶、仓、案、烛台、陶楼等等。有灰陶制品，也有釉陶制品。这些陶器虽无使用价值，却给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砖的出现，则已晚至战国时代。那时的砖，多是很薄的方砖，主要用于铺墁地面或包镶房屋四壁的墙脚。而用来砌墙的条砖，是在秦始皇陵中最早发现的。整齐划一的条砖则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到宣帝以后，才在中原地区普遍使用。这一发展轨迹，也在兰州得到了印证。

1982年在今西北民族大学发掘的西汉墓，还是竖穴土坑木椁葬；而1987年在甘肃工业大学发掘的东汉墓，便已发展成为砖室木椁葬。

往往有前后两个墓室，墓墙用平、竖相间的砌法砌成。墓砖为实心条砖，长37厘米，宽18.5厘米，厚6.2厘米。砌拱券式墓顶的砖，也是用条砖磨成的一边厚、一边薄的楔形砖。

同样的东汉砖室双券墓，1958年在东岗也曾发掘过。墓内前后两室都用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仅0.5厘米的条砖砌成。前后墓室的四壁，都用双层砖以横竖相间的形式叠起，墓底则用单层砖以“人”字形平铺。

在永登县柳树乡有一片由4个墓冢组成的未曾发掘过的汉墓群，墓地上散落的砖瓦残片俯拾皆是。而在墓旁距地表深约30多厘米的断层处，更可以看到有一层厚厚的砖瓦碎片的堆积。

这些情况说明，最迟在东汉中期，兰州就已出现制砖业。至于兰州出现瓦当的时间，由于仅在榆中县出土过汉瓦的孤证，目前尚难做出判断。

11.蔡侯纸，走入兰州百姓生活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科学文化的一大贡献。近7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发明了造纸技术。只是当时的纸还比较粗糙，不便于书写。到东汉和帝（89－105年）时，蔡伦利用担任尚方令的机会，对造纸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进，并监制出了一批良纸，从而将我国的造纸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又过了一百年左右，也就是东汉末年，有一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才造出了细匀而有光泽的高级书写用纸。

然而，无论是“蔡伦纸”，抑或是“左伯纸”，它们的“芳容”究竟如何，考古工作者一直都没见过。

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处东汉晚期墓葬中，曾出土若干麻纸，质量细薄，柔软平滑，纤维交织紧密。纸上留有文字墨迹，笔划粗壮。但专家们认为，它还不一定是当时最好的纸。

1987年9月，兰州市博物馆清理伏龙坪一座保存极为完整的东汉晚期墓葬时，发现在一面铜镜的镜囊里，垫着3片直径17厘米、被剪成圆形的墨迹纸，一片已经霉烂，另两片基本完好。纸色已经发黄，但薄厚均匀，绵软坚韧。经纤维结构显微分析，所用原料含有麻、草、树皮等；张光透视其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痕迹；纸面光滑，似曾做过二次加工。两块纸片，一片上有毛笔墨迹字40多个；一片上有墨迹字60余颗。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字迹清晰可辨，其中“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几个字，一般人都能认出。根据科学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两片东汉纸很有可能就是“蔡伦纸”。因而将它们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史书记载，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给我们展现了两千年前，兰州人的生活状态。大量外来移民，带来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将先进生产技艺，传到了兰州。兰州民风淳朴，豪爽，能文善武，勇敢善战。他们且耕且战，守护者丝绸之路交通的畅通，守卫者这一方大地。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甘肃省志》系列、《甘肃史话》丛书等

王文元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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