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河这片热土曾培育出这样一位共产党人，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绩，仅有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心；他没有强健的体魄，但有为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他本可以上大学、出国留洋，当作家、诗人，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人生。他，就是仝保仁。

一

1914年春末，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河南省唐河县岗柳村仝姓的旗杆院内，出生了一个男孩，排行“保”字辈，取名仝保仁。

仝家在岗柳聚族而居，向为唐南名门望族，从清朝中期以来，仝家代代都有人在外做官，知府知县的地方官更从未间断过。仝保仁的祖父和叔祖父分别是秀才和举人，伯祖父拔贡出身，做过知州、知府，他的伯父曾任渑池县长，后来又当过河南省议员。在仝家最兴盛时期。曾拥有土地万余亩，富冠一方。

仝保仁的父亲仝养之为地方绅士，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主持大家庭中的一切事务。他读书不多，但对孩子们的学业却极为关心，尤对次子保仁抱有厚望，企盼他一心只读圣贤书，为仝家的门庭增添光彩。然而他却没有料到，外表温顺的儿子很快挣脱了家教的束缚，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扯碎了他精心描绘的那幅人生蓝图。

仝保仁的童年时期，正是中华大地上最混乱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却没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尔后，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打破，军阀割据混战，土匪多如牛毛，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为了防备溃兵的劫掠和土匪的烧杀抢，岗柳人修筑了坚实的寨堡，在这个寨堡之中，仝保仁的父亲治理一切，他以公正和干练而受到村民们的拥戴。由于匪患严重，仝保仁常年被禁锢在狭隘的天地里，在13岁以前，他没有进过县城，没有去过附近的街市，甚至也没有瞧过亲戚，没有走出那戒备森严的寨堡。

7岁那年，仝保仁进入岗柳县立小学读书。他学习勤奋，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每学期结束，当他把成绩单带回家里的时候，他那不苟言笑、对孩子们要求极严的父亲，脸上也会绽开一丝欣慰的笑纹，而贤淑温良的母亲也总要鼓励他几句继续努力的话。

上四年级期间，仝保仁开始读一些长篇历史小说，这是他那在开封省立工业学校读书的哥哥带回来的。他首先读到的是《三国演义》和《说岳》， 他崇拜诸葛亮，钦敬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岳飞，对岳飞被民族败类秦桧、赵构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致死深为痛惜。他从没读过一本剑侠或言情之类的小说，他对这些内容的书籍毫无兴趣。阅读大量的历史小说，使少年仝保仁产生了浓厚的英雄主义思想，希望自己也能像古代伟人那样，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1927年夏，仝保仁高小毕业、因当时政局动荡，未能去外地升学，暂先在县乡村师范读了一段书。这期间，他听到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也听说共产党人在鄂北一带举行暴动和建立了政权。以及有关他们不怕牺牲和为民众谋利益之类的传言，不觉在心中滋生了一些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然而，他的父辈们却对共产党乃至共产主义持完全敌视的态度。

二

1928年夏，仝保仁考入开封省立第一中学，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辗转求学生涯。

开封是当时河南的省会，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王若飞、肖楚女先后来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仝保仁的国文教师潘漠华（曾用名潘田言，共产党员）， 曾是中国新文学运动早期的著名作家和诗人。

在他的启发教育下，仝保仁开始阅读一些进步的刊物。他读翻译的外国小说，尤其喜欢读蒋光慈和创造社的刊物，他还读了《经济科大纲》、《现代世界观》、《意识形态论》、《辩证法的逻辑》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读这些书籍使他明白了物质是一切的基础等哲学道理，认识到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富强。

这时的开封一中，读进步书籍蔚成风气，学生们自动成立了“读书会”、“赛诗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学生运动也日趋活跃，反动校长和顽固教师不断被赶跑。仝保仁在校内参加了大型政治团体反帝运动大同盟，每逢纪念日，他就和团体内的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走出校门，秘密地在大街小巷贴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他还参加了反帝运动大同盟的下属文艺团体火信社，并经常在该社创办的文学刊物《火信》上发表文章，抨击、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宣传新文艺思潮。此间他还读到了《共产主义A、B、C》、《无产阶级哲学》等小册子和《现代社会学》、《现代社会生活》、《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进步书籍。随着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不断参加学生运动，使仝保仁看到了集体的力量，过去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逐渐淡薄了。

1930年暑假过后，仝保仁继续去开封读书。当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激烈进行，他冒着危险经过两军对峙的前线。回到了一中。而这时开封一中的形势却发生了变化。新任校长李天平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把校门关起来不允许学生外出，动辄开除学生或宣布戒严，进行全校性的搜查。但是，在以冒险为特征的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支配下，一中的学生运动仍继续进行着，和校方的矛盾空前激化，最后导致学校当局和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大批宪兵进校，逮捕进步学生50多人，这些人多数被判刑，还有的被枪杀。在此之前，仝保仁曾向上级领导人提出：这种干法不对！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太强”。

1931年暑假时，仝保仁患了严重的疮疾，直到10月中旬方愈，因不能再去开封上学，便转入南阳五中就读。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刚过，国人抗日呼声日高，南阳各界特别是爱国学生正举行各种集会和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学生运动中，南阳五中一直走在斗争的前列。仝保仁在这里见到了原在开封一中上学而先期转入五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个叫沈富周的，也曾是反帝运动大同盟中的成员，他主动搬来和仝保仁住在一个房间里。据沈富周说，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已经得到纠正，现在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还拿出党内刊物和有关文件让仝保仁阅读。这时候仝保仁才知道，五中也建立了党组织，并且受南阳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仝保仁觉得，只有加入党组织，才能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力量，于是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经五中党支部批准，他于11月初填表加入了党组织，并在支部改选中被选为支部干事。

这年冬季，五中党组织因两次斗争失利，受到严重挫折。第一次是执行中心县委指示，掀起驱逐校长党子上和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风潮，第二次是后来在校内外散发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传单，被校方和驻军发觉，致使二十来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先后被开除。仝保仁因对罢课驱逐校长的活动保持保留意见，没主动参加，所以没有暴露。五中党组织受到的损失使仝保仁联想起开封一中学潮的惨痛结局，两次都是“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所不同的是，在开封一中，仝保仁因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批评和指责，他愤而退出所在的组织，而这次，当五中只剩下四、五个党员的时候，他被上级党组织指定为负责人，继续秘密地开展工作。

1932年春夏期间，仝保仁和时任南阳中心县委书记的仝中玉建立了较多的联系，每到星期天，他都要去仝中玉那里接头，了解外部形势和听取指示。对这位革命经历长，且带有知识分子气息的本家叔叔，仝保仁是相当敬重的。

这年8月，仝保仁考入北平志成中学。刚入学两天，他的表叔，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即给他带来了一封家信。那是他的伯父仝书芳写来的，说因为仝保仁的共产党嫌疑，家庭受到检查，其父仝养之被县府抓走，要他马上回去一趟。但冯友兰认为此时回去绝非上策，主张他去天津或南京上学。正在议论未定的时候，仝保仁的族兄仝保民这时从开封到北平升学，他说保仁的父亲已被释放，事情也已经过去了，要仝保仁在北平或天津另找学校，换个名字继续读书。

然而，这时的仝保仁却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他虽然从原住处五美公寓搬了出去，但并没有离开志成中学，而且还不时地到仝保民和王景新（仝保仁在开封一中的同学，此时在北平大同中学读书）那里走动。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仝保仁刚到东城多宝斋公寓王景新的住处。便被便衣侦探抓获，仝保民和王景新也同时在这里被抓。

当天夜晚，在北平前门外的侦缉队总部，仝保仁受到初次的审问，内容是你在河南共产党内担任什么工作，到华北来有何企图。估计到敌人并没有掌握住什么证据，仝保仁坦然答道：“我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到北平来只是为了升学。”那法官极诿婉动听的劝诱说，共产党也是为国家的，也爱国，只要你说出不干共产党，另找爱国道路就行了。当听到仝保仁仍答以根本没参加，因而也没什么可说时，他突然换了副面孔，厉声说道：“你的罪过是很大的，河南省政府的公事里明明说你是共产党要犯，来北平任务是阴谋赤化华北。”他对仝保仁进行威胁恫吓，那些凶神般的宪兵们也挥舞皮鞭和板子，且大声呵斥。但仝保仁仍一口咬定没参加过共产党，只在开封一中入过一个火信社，是公开的文学团体，学校备有案。大概那法官见仝保仁还只是一个孩子，共党要犯之类的大帽子与他绝不相称，便草草结束了这次审讯。

此后不久，王景新和仝保民被保释，仝保仁却先后被押送至北平公安局拘留所和北平军委会拘留所，直到三个月后方被保释。原来他被保出是颇费了些周折的。首先由伯父仝书芳和堂兄仝松亭在河南省党部进行了活动，还分别让开封一中和南阳五中的校长给仝保仁写了保证书， 又由冯友兰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请张学良的秘书长王卓然写了手条，并经平津教育当局梅 贻奇、冯友兰、徐旭生和王卓然四人担保，才被释放。

出狱后，仝保仁先去天津姑母家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姑父冯景兰这时在北洋工学院作教授。原打算在天津上学，因时局不稳，便于次年春返回唐河。

三

1933年8月，仝保仁考入汉口第一高中，一年后又考入安庆安徽大学。但他在安大只读了三个月书便被迫退学了，原因是当时教育界对学生的文凭查得很严，而仝保仁考安大时所持的文凭是借来的。

1935年春，仝保仁经人介绍，进入南京安徽中学读书。安徽中学坐落在南京闹市中正街白下路，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那时有钱人家都时兴送子弟到这所学校读书。仝保仁在这里结识了刘一鸥、黄克徽、龚仰山等几位革命青年，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年底，为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他们组织安徽中学的学生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并去日本大使馆示威，参加中山陵墓的哭陵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限令各校提前放假，并派军警闯进学校，强迫学生返家。鉴于南京处于反动统治中心，政治空气沉闷。仝保仁等人决定东去上海，除继续求学外，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党组织。

初到上海，仝保仁即经刘一鸥的引荐，参加了鲁迅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和何家槐、林娜等“左联”成员建立了友谊。来上海之前，他曾写了一篇长诗“紫云的天空”， 虽然由于政治气息浓了些、因而没得发表，但却得到“左联”前辈文学家的好评。当他参加了为淞沪抗战四周年所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参加了闸北工人和妇女界所开展的救国运动，便以亲身体验和耳闻目睹，撰写了长诗“我们的行列”， 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这首诗用“今燧”的笔名，发表在文学刊物《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一期上。

到上海不久，仝保仁等人就找到了党组织。自1932年夏仝保仁离开南阳五中到北平升学时起，就与党中断了联系，但他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忘记曾在绣着镰刀斧子的党旗下宣过誓，并且仍在积极地为党工作着。1936年4月，仝保仁向上级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经党组织研究恢复了他的党籍。

1936年春，仝保仁进入上海国光中学读书，同年8月，他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但自来上海后，仝保仁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读书求学上，而是积极为党工作，为抗日救亡作贡献。恢复党籍后，他在国光中学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组织该校学生在星期天去沪西、龙华、杨树浦等地作抗日宣传，在“五一”节上街游行，他还带领同学们在街头演出自编的话剧。7月8日，沪西六中学联合上海商界，在曾被日军炮火击毁的旧商务印书馆前召开国货宣传大会，仝保仁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直忙到夜晚方归，而第二天就是他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日子。

在国光中学，仝保仁还和学友、党外积极分子张承训等人共办了一个《新途周报》， 他们在这份四开的小报上撰文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汉奸投降派的丑恶嘴脸。进入大 夏大学后，仝保仁的工作区域仍在沪西，那里六、七所中学里党内工作的布置和检查落实都由他具体负责。仝保仁还在大夏大学组织了一个“流波文艺社”， 并主办了一个24开本铅印的文艺杂志《流波》， 他对文学的爱好和执着追求并没有因学业和工作的忙碌而有所减退。这时期，他还写过一篇悼念高尔基的散文，用“多缘”的笔名发表在《生活知识》上。

这年12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日本纱厂老板对工人们的残酷压榨，上海所有日本纱厂的工人都相继举行了罢工。大夏大学和日商开办的丰田纱厂邻近，仝保仁亲眼目睹了工人们开展罢工和军警英勇斗争的过程。在细雨蒙蒙的夜晚，数千工人劈劈啪啪地砸毁机器，然后潮水般地涌出厂门。这时，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巡捕开过来了，车上排列着一挺挺机枪，探照灯的强烈光柱在暗夜里扫来扫去，摧泪瓦斯向人群中施放出朵朵紫色的烟雾，呛人的怪味向四周弥漫着。但工人们并没有被吓倒，被驱散，他们从停泊在苏州河的货船上捞起竹杆，从铁道边捡来成堆的鹅卵石，从石灰铺子里买来石灰，以此作武器和巡捕对峙。虽然有人被拖入警车，但这种英勇的斗争依然持续下去，直到天亮。仝保仁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他感动极了，连续几个夜晚不睡觉，用饱蘸着激情的笔，把当时的情形写成一篇千多行的长诗，寄给了一家杂志社。

1937年6月，原一起在开封读书的同乡赵寅明给仝保仁来信，说是山西太原的救亡运动开展起来了，他已在那里工作，并邀仝保仁也去太原。此时离开上海，就意味着在大夏一年的学历又将被抛弃了，不过仝保仁对取得一张大学文凭，已无多大兴趣，东北沦陷，日寇的铁蹄又踏破华北，民族危机一天天严重，学业、文凭，在战争的烽烟下已显得脆弱无力，可有可无。他没费踌躇，就决定弃学北上，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