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1934年出生，属狗，今年虚岁88。由于年前疫情零星散发，不能回去陪她过年，她虽然非常希望我回去，但也理解我不能回去。只是遗憾地说：“等这个赖毛病（新冠）过去了，春暖花开再回来，咱娘俩多住几天。”

我妈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小镇上，我姥姥和姥爷生育了她们姐弟八个。她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上过一天学。嫁给我父亲的时候，她才18岁。我父亲也属狗，他俩同岁。

遗传我姥姥姥爷强大的生育能力，从20岁开始生我大哥，到40岁那年生我，我妈也生了八个孩子。我有个应该是排行老二的哥哥在不到3岁时生病夭折了，我妈多次说，我这个哥哥长得很好看，又很聪明。虽然我没跟这个哥哥见过面，但偶尔还是会想起他。尽管，不知道他长啥样。

现在，我很幸福的是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对我都很好甚至娇惯。为此，感谢我妈，也感谢已离开24年的父亲。

我妈说，那时候苦啊，一大堆孩子，之间都是只差两三岁，这个还没懂事那个又来了，一个接一个，都离不开手。

那时候还没分田到户，每天要下地挣工分。都是天不亮起床，匆匆忙忙做好饭，给孩子喂两口就往地里跑，去晚了生产队长要扣工分。下了班还是一路小跑回家给孩子喂奶，生怕我们饿着，还怕我们摔着磕着碰着。

她说，除了我，我哥姐都是坐在磨棍上长大的。也就是推磨磨粮食时，把孩子抱到磨棍上，一手推磨，一手带孩子。虽然推磨很累，却是她愿意干的活。只所以我没坐过磨棍，是因为有我的时候，已经不怎么用磨磨粮食了。

晚上不用挣工分的时候，她要就着煤油灯给我们做衣裳，做了单衣做棉衣，做了棉衣又该做单衣了。白天干一天活，还得带孩子，到晚上已经很累很困了。但又不能让孩子光着身子，就只有熬夜做衣裳。困得很的时候会打瞌睡，打瞌睡一低头，头发就会被煤油灯燎着。就那，还得坚持做，不然我们就没得穿。

好就好在二哥可以穿大哥的，三哥可以穿二哥的。依此类推，也省去她不少做衣服的功夫。

因为我妈年轻时干活太累，生养孩子多，就落下了腰腿痛的毛病。大哥三哥和我是六、七月出生的，二哥四哥是八、九月出生的，我妈怕我们热，就成夜成夜帮我们扇扇子。

我妈说，那时候除了生产队长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不够吃，孩子多的更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我吃奶大概吃到四五岁。其实，那时我妈已经40好几，也没什么奶水了。让我吊着奶，只是个形式罢了。

我上小学时，家里条件比以前好了不少。每天放学，一进家门就一边喊妈一边往灶屋里跑，掀开锅看看有啥吃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中学，周末到家时，我妈总会在锅里留些吃的，有时是一个馍，有时是一碗面条。

特别是秋冬天，当我到家吃到还温热的馍或者面条时，那种满足和幸福溢于言表。直到现在，我回到家，还是一边喊妈，一边习惯性地进灶屋找吃的。

我妈一个字不识，但除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上学的两个哥哥，她和我父亲把另外五个孩子都送进了高中。这对当时穷得叫叮当响的我们家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了不起。

我妈经常说，我大哥上学最苦，成绩也最好。家里没钱买字典，大哥就借别人的字典，借来后抄背，上中学时他竟然能把字典一页页背下来。他曾为我们表演过背字典，随口问一个字，他能说出来在第几页、有几种解释。背成语词典，他能从后往前背。

冬天，大哥的手脚都会长冻疮，甚至一个冻疮摞一个冻疮，我妈经常心疼得哭。大哥上学要经过村东头一条河，河上没有桥，只有几根木桩楔在河底露出水面供人踩着过河。怕大哥不小心掉进河里，我妈常在河边等大哥放学回来。

三哥死活不愿意再上学时，我妈授意，我爹执行，把三哥吊起来打了一顿。我和四哥都亲眼看到了那个场景。也许他俩既想“杀鸡”，又想“骇猴”，但四哥和我并没有为此害怕。

四哥初中毕业时重蹈三哥覆辙，说什么也不再上学。我初二时也曾想辍学不上，但最后没能得逞。

在我妈和我爹看来，不上学是不会有出息的。对农村人来说，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当国家干部，才能吃商品粮、端铁饭碗。

据我对他俩为我们兄弟几个取的名字分析，他们对我期望最高，因为给我取的小名是“清华”。很遗憾，哥们儿实际离清华太远。不过后来考上了号称“军中北大”的南京政治学院，多少给他们了点安慰。

我妈和我爹更了不起的是把五个儿子中的四个都送进了部队，只有小名叫“拥军”的四哥没有当兵。也许当四哥有这个小名的时候，就注定当不了兵。如果他小名叫“拥政”或者“爱民”，也许我们兄弟五个都当兵了。

当然，他虽然没有当兵，但“拥军工作”做得确实好，对我们这四个兄弟有事必办有求必应，在家里陪伴照顾父母亲也最多。纵然是现在做生意很忙，陪母亲仍是他的头等大事，经常晚上回去陪母亲住，让我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弟既心安又惭愧。

大哥当兵在云南边防，后来考上河南警校，干了几十年警察，创造了国内公安战线多个第一：诸如率先发布禁酒令、率先提出打“四霸”（村霸、路霸、街霸、地霸）、率先提出岗位练兵、率先提出打黑除恶等。老百姓和上访户为他立过石碑、送过铜铡，创造了那个时代属于他的辉煌。

二哥当兵在秦皇岛，是海军后勤兵，每年都是“红旗车驾驶员”，还立过几个三等功，这在平时对一个士兵来说，殊为不易。

三哥在无锡当炮兵，我在青岛当潜水兵。受大哥二哥影响，三哥和我还都是好兵。当然，比起大哥二哥，我们俩还差那么一点点。

我妈一辈子要强，脾气又急，年轻时做农活家务活不输给全村任何一个小媳妇大姑娘。现在八九十岁的人了，有时候还嫌我姐和嫂子干活没她利索，不是她那个样儿。

她干活一辈子习惯了，只要在老家，不让她干活是不可能的。一会儿到东院喂喂鸡，一会儿回西院扫扫地，一会儿跑地头拔拔草，一会儿去村头倒垃圾，反正闲不住。

特别是这几年，我们自己家、大哥、二哥、四哥连续在老家修房子建房子，母亲主动坚持给工人烧水递烟，帮工人找这找那，一天要跑好多趟腿，有时自然力不从心。于是，打电话时就会说：“唉，真是老了，不中用了，一点劲也没有了，干一点活都腰酸背痛的。”

我就安慰她，这么大岁数，能照顾自己，还能下地干活，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时候虽然她也附和配合我的安慰，但总能感觉出她对年龄的不服、对体弱的不甘。

因为要强，我妈在家里地位一直很高，绝对一把手、说了算。父亲跟她生活几十年，估计说了算的时候也没几次。直到现在，她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这几年她年龄大了，怕她一个人在家有啥闪失，哥嫂姐姐会经常接她去城里住。尤其是冬天，他们希望母亲一直在城里待着。但是母亲决不，不管在谁家，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要回老家住一段。有一次，哥嫂为了让母亲多住几天，在母亲提出回老家让他们送时，他们以有事为由拖时间。后来，母亲也不跟他们打招呼，自己搭公交车就回去了。

这事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哥姐嫂子有时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劝母亲再多住几天。母亲就跟我说，虽然在他们几家啥也不用干，想吃啥给做啥，但乡下那个家才是家，十来天不回去心里就没着没落的，回去了才踏实。

说实话，随着年龄增长，母亲的这种感受我深有体会，每次回到老家，打开大门走进院子，都有一种漂泊之心终有安放的感觉。所以，开始我还劝母亲多住几天，后来，我成了母亲的坚定支持者，就跟哥姐说，她想回就让她回去吧，大不了过几天再把她接过来。

我妈对人热心，也善良，不管认识不认识。有一个冬天的早上我打电话给她，听到她正和人说话，就问是谁。我妈说：“一个要饭哩（乞丐），夜个黑了（昨天晚上）走到咱这，我看她又饿又冷，叫她住咱家了。”

说实话，我第一反应就是担心她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为此甚至有点生气。当我说出自己担心的时候，我妈轻描淡写：哪有恁些赖人哎，谁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咱能帮人家一下就帮一下呗，住一黑了（夜晚）住不坏，吃一两顿也吃不穷。

有走乡串村的小贩到我家门口，我妈一定会大声跟人家打招呼，热情问人家要不要到家喝口水或者歇歇脚。我休假在家多次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嫌她过于热情。我妈却说：都乡里乡亲的，说句话不掉价。不然人家还会说，你看这一家，现在日子过好了，看不起人了。

我们村和我妈同岁的老刘大娘无儿无女，每次回家我妈都让我去看看她，带点东西，或者一两百块钱。我妈说：你小时候老刘大娘没少抱你，没少给你吃的，你现在长大了得记住她的恩。

因为这个原因，我每次回家都会去老刘大娘家看她，有时还把她请到我家，和我妈我们仨一起吃饭。

这几年，老刘大娘住进了养老院，每次从养老院回村，她一定先到我家，我妈就给她做点吃的，俩人边吃边说话。

我妈跟我说过，老刘大娘的男人当年是队长，没少欺负我们家。但现在日子不同了，咱不能记人家的仇，啥事都得往好处想。而且，咱现在过得好一点，待人家好一点没啥坏处。

我妈年纪大了，邻居们多会给她送点自家地里种的蔬菜红薯花生之类吃的。吃了别人家的菜，我妈都会记在心上。哥嫂姐侄子侄媳和亲戚朋友常常给我妈送吃的去，这些送的东西都会被我妈当作回礼送给邻居。

这些回礼除去感情因素，纯经济价值肯定超过邻居送来的蔬菜和地产。我妈说：城里送过来的稀罕物叫大家都尝尝才更有味儿。不管啥时候，不管和谁共事，咱都不能占人家便宜。占了便宜在哪搁着来？还不如吃点亏，吃点亏心里边踏实。

我妈喜欢听戏，当然，都是河南地方戏，比如豫剧、坠子、越调、大鼓书等等。《佘太君》、《大祭桩》、《卷席筒》、《铡美案》这些传统剧目她百听不烦、百看不厌，看到精彩处，跟着剧中人一起笑一起哭。

看完戏，她会对我们说：你看，从古至今都一样，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谁做了啥事老天爷都看着哩，所以咱得多做点好事，白做啥赖（坏）事，一辈子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比啥都强！（文/丑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