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名叫李士民，今年六十七岁。老李说自己曾是个孤儿，从老家来新疆已经五十四年了，通过努力，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也成了家，另立了门户。老李本该坐在家里享清福，无奈老伴儿因病去世，他就成了孤身。老李虽然有退休金，不缺钱，但也不想闲着，这些年来一直从事着城市的绿化养护工作。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老李很有感慨。

　　一

　　老李祖籍安徽阜阳，原来的地名是安徽省颖上县六十铺公社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老李从小就没有了父母，对母亲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印象，对父亲一丁点也没有，自己生于一九五三年，还是听叔叔李文新说的。他说听大伯李文江说，他大概六岁，母亲就因病没有钱治去世了。那时，他和母亲两人都住在小丁庄村孤儿院。母亲去世后，是大伯李文江过去料理的后事。事后，大伯就回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了。

　在他六岁时的印象里，大伯李文江也有一家人。大伯有四个儿子。不料有一天，大伯的老婆，带着小儿子上街，跟着一个挑担的生意人私奔了。大伯另外三个儿子，老大李世常到了安徽淮南煤矿当矿工，老二李世召到颖上县政府当会计，老三李世永（后来到新疆南疆当兵）。当时，除大伯外，还有三堂哥李世永，二堂哥的媳妇及孩子，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老李说，到他们这辈子是“世”子辈，按理他的名字应该叫“李世民”，而自己的户口本一直都是“李士民”。原来，在新疆工作的叔叔李文新在没有收养他之前，就将他的户口落在新疆，可能是户籍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就将“世”字写成了“士”字。在他的心中，父母没有了，大伯李文江就是他的亲人了。小丁庄村孤儿院距离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也就五、六里地的样子，母亲没有去世前曾带他去过。

　　一天，他从小丁庄村孤儿院出来，只身一人到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找大伯去。因为走累了，当他走到三尖地村大伯家的麦秸垛跟前就走不动了，躺在麦秸垛的麦秸上睡着了。正巧，大伯去麦秸垛抱麦秸，看到了一个小孩儿正在熟睡，吓了一跳，仔细看，才发现是自己的小侄子。“小船！小船！”朦胧中，他听到了有人在喊他的小名，醒来一看是大伯在喊他。被大伯喊醒了，他坐了起来，大伯说：“乖乖！你咋在这儿？”

　　此后，他便跟随大伯一起生活。那时，大伯的三儿子，李士民的三堂哥李世永还未去当兵。

　　一个星期六晚上，大伯的二儿子李世召从县城里回家来了。在大伯家里，这晚饭是李世召媳妇做的，李世召媳妇认为李士民没有给他们带儿子李军，李军当时也就两、三岁。二嫂子将李士民的瓷碗一把夺过来，摔到地上，碗烂了，口里说：“光玩！不带娃娃！不叫他吃饭，饿死他去！”这话是说给大家听的。

　　李世召没有对媳妇的行为进行制止。对于嫂子的行为，李世永实在看不过去，就和老二李世召论理。大伯的三儿子李世永说：“咱二叔就这么个儿子，他还这么小，你们就这样欺负他？”

　　二

　　大伯身材很高大，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喂养骡马牛，同时还是生产队的车把式。据说生产队里有三匹尥蹶子的骡子，谁也收拾不了它们，唯有大伯有办法，能驾驭得住。

　　大伯不管走到哪里，都将李士民带在身边。在他童年的印象里，大伯每次赶车到县城粮站交公粮，他都坐在马车上和大伯一同前去。

　　有一次，拉车的马受惊了，车翻了，李士民从车上摔了下来，左腿轻微骨折，胳膊也受伤了。好在当时他还是小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怎么看，骨头就长好了。虽然走路双腿没有留下后遗症，但胳膊上却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到现在还有。

　　这年，李士民已经八岁了。对于他来说，这次翻车让他捡回来了一条命。

　　大伯是个勤快人，除了在生产队饲养室当饲养员、赶马车外，还在家里喂了三头老母猪，靠老母猪下崽卖钱。那时一头老母猪最多的时候，一次能下小猪崽二十多个。

　　到了冬天农闲季节，大伯还给人家下煤窑干活儿挣“外块”。

　　当然，在李士民看来，大伯的下粉条技术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大伯常常帮助乡邻们下粉条。大伯每次去给人家下粉条，李士民都跟着。下完粉条收尾时，大伯当场就将人家给的粉条碎杂煮熟给李士民吃。

　　三

　　一九六六年十月，已是冬天，李士民年满十三岁。他要到新疆来投奔叔叔李文新了。

　　当时，李士民的叔叔李文新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利工程一处工作。这年冬天，叔叔李文新的同事要回老家找对象，临走前李文新给他嘱咐，让他回老家时顺便将侄子李士民带来新疆，并给了他相应的路费及路上的吃饭钱。李士民说那时在火车上，吃一大碗面条才花三毛钱。

　　来乌鲁木齐市两年后，李士民才从叔叔李文新口里得知，叔叔一直以为他跟随姑妈李文英生活。

　　起初，考虑到李士民跟随李文英生活，工作、生活在新疆的李文新常给在老家的妹妹李文英寄些东西，譬如：布料、衣物之类的。

　　后来，李文新给妹妹李文英写信问：“小船是不是在你家？”妹妹李文英在给哥哥李文新的回信中说：“小船已经不在了，死掉啦！”

　　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虽然饿死人的事情并不稀罕，但是，李文新对侄子的死却并不相信，就就写信问大哥李文江。大哥李文江回信说：“小船在我家，我养着哩！”为此，李文新很是生气，写信把妹妹李文英骂了一顿，听说骂的很难听。从此，李文新和妹妹李文英断绝了往来。没过几年，李文英的儿子就给在新疆的舅舅李文新写信说妈妈死啦，想到新疆来投靠舅舅李文新生活，舅舅李文新没有答应。李士民说姑妈李文英是由于心里生气，气死的！若干年后，李士民回老家给去世的大伯上坟，见到大伯的儿子也来上坟，才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李文海和大伯李文江、叔叔李文新并非同母所生，是同父异母。和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一样，在颖上县六十铺公社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也有“传宗接代”的思想。大伯李文江、叔叔李文新之所以疼爱李士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从小没有了父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更重要的他是“老二李文海家”的“独苗”，不能断了“后”，要“延续香火”。

四

从老家来新疆跟随叔叔李文新生活后，李士民开始觉得挺好，因为叔叔李文新和婶子在生活中都很疼爱他；怕他将来没有文化，还为他联系学校，送他到水利厅子女学校上了三年的小学。可以说，李士民在叔叔李文新和婶子身边，得到了父爱和母爱。那时，叔叔李文新和婶子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家里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可以。后来，婶子接二连三又生了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算上李士民，叔叔家里由原来的四口人增加到八口人，生活日趋变得困难起来。为了减轻叔叔家里的生活负担，到了一九七一年夏天，已经十七岁的李士民开始在乌鲁木齐市种苗场打工。孩子多了，生活条件差，对于侄子出去打工挣钱，叔叔李文新没有反对。

到了冬天，没有活儿干了，李士民再到叔叔家里生活，所挣的钱全部交给叔叔，用现在李士民的话来说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一切如常。李士民说当时在乌鲁木齐市种苗场打工，每月工资五十块钱，在种苗场吃饭每月需要二十块钱伙食费，实际拿到手里的工资是每月三十块钱。每年夏季到冬季来临之间的六个月，除掉生活费，总共也就能拿到一百八十块钱工资。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对于叔叔一家来说，虽然解决不了大的问题，但对于生活条件基本上还是有所改善的。

　　五

一九七五年，李士民被当时的“红专学校”推荐去修乌鲁木齐青年渠。说起“红专学校”， 李士民说当时的乌鲁木齐每个街道基本上都有，是专门培养年轻人的，和现在两用技术人才培训班有点相似。不管哪个单位招工，都必须要“红专学校”来推荐，没有“红专学校”的推荐信，哪个单位也不敢接收。推荐李士民的“红专学校”归新市区石油新村街道办事处。年轻人精力充沛，干活儿快，腿脚麻利，无论走到哪里都比较受欢迎。一九七六年，李士民又被新市区政府推荐到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工作。在上班前，他被小工厂先安排到新疆设备安装公司“五七”厂当学徒。所学技术是在翻砂厂翻砂，简单点说就是将废铁在炉里化成铁水，倒进砂地上的模具里，等冷却后就成了机器的毛坯。那时，翻砂厂多半是给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制造“二九五”柴油机水泵。学徒结束后，他被正式安排到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上班。小工厂生产的东西是皮鞋底的“钩心”。有了正式工作，单位给他分了一间住房，也就是单身宿舍，吃饭在单位食堂，有吃有住的地方了，工作也稳定了，叔叔李文新很是高兴。一天，叔叔李文新专门到单位来看他。看到侄子长大了，混出来了，生活有着落了，叔叔李文新却流眼泪了。李士民从当初的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三十五块钱，到后来的工资每月几千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他一干就是三十九年，直到这个小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宣布“破产”。退休后，李士民才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并不高，每月能拿三千多元钱，原因是他所在的这个小厂属于“大集体”， 不属于正规企业。他医疗保险交的也晚，到现在也才交了十三年，距离最基本的十五年还差两年。他说，当初在小工厂参加工作时想到有吃、有住，能拿工资就行，哪能想那么多？他说不后悔，和压根儿就没有退休金的人比起来要强多了。

　　六

经人介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李士民和昌吉三坪农场的女职工赵后芝登记结婚谈起和赵后芝的认识、恋爱，至今都让李士民感到兴奋不已。在他手机里，时刻都保存着和赵后芝登记结婚时的黑白结婚照。照片上，两人都很年轻，李士民是那样的帅气，赵后芝又是那样的年轻漂亮。李士民说，爱人赵后芝和他同岁，只是比他大几个月。当时，李士民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的正式工人，赵后芝是昌吉三坪农场五队的正式职工。李士民住在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为他分的一间平房里，这间平房是一排门面房的其中一间，旁边门面有一间平房，有个开铁皮加工店（更换锅底，砸条盆）的大娘。后来李士民才知道，这位大娘是新市区园林队汽车班王银聚的母亲。距离铁皮加工店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个工商银行储蓄所，赵后芝的哥哥赵赵后亮在工商银行储蓄所工作，家也在储蓄所后面。平时，赵后芝的嫂子张爱莲，喜欢到铁皮加工店和王银聚的母亲聊天，因为他们同是河南人，有些共同语言。一天，赵后芝的嫂子又来铁皮加工店和王银聚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就话归正题了。赵后芝的嫂子很直接地说：“你能不能给俺妹妹，也就是俺小姑子说个对象？”略微迟疑，王银聚母亲便回答说：“那我给你找找看吧！事实上，王银聚的母亲早想到了住在旁边不远处的李士民，但她不敢保证能不能说成，也就在回答上有所谨慎。事实上，王银聚的母亲对李士民是有所了解的，因为王银聚的父亲王长根当时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他们家居住在三工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另外，李士民上下班时，常常从铁皮加工店门前路过，相互见了都打招呼。几天后，王银聚母亲在小店里看到李士民下班路过，就喊住了他：“小李子！我给你说个事儿！给你介绍个对象中不中？”李士民笑着说：“我啥也没有！拿啥娶人家呢？”“你不是街办工厂的正式工吗？”王银聚母亲说：“人家嫂子说啦！人家啥都不要，就看你有没有意见？要是相互都看上了，没有啥意见，结婚后，人家说还可以将工作从昌吉三坪农场调过来哩！”李士民说：“那好呀！”昌吉三坪农场距离乌鲁木齐市市区并不算太远。起始，赵后芝是跟随哥哥、嫂子一起生活的。赵后芝的哥哥原来不在乌鲁木齐市工作，而在昌吉三坪农场储蓄所工作，因储蓄所倒闭而调工作至乌鲁木齐市南郊的盐湖 ，后又调到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的三工街道辖区工商银行储蓄所。平时，赵后芝也经常到城里的哥哥、嫂子家来，因此王银聚的母亲约李士民和赵后芝相互见个面并不难。

这天是星期六，赵后芝要从昌吉三坪农场过来。

一大早，赵后芝的嫂子就将消息告诉给王银聚母亲。王银聚母亲给李士民说：“在家里等着，哪都甭去，人马上就啦！来啦你就见见人！”让王银聚母亲没有想到的是，李士民和赵后芝见了面，李士民表示很满意。事后他曾给别人说：“一看到赵后芝就感觉很中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李士民也没有想到，幸福来得竟这么突然。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和赵后芝到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结婚的新房，仍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为李士民分的那间宿舍。赵后芝的陪嫁品是一个大木头箱子，放衣服用的。婚席也很简单，李士民在三工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摆了两桌子酒席，酒席上的菜，全是赵后芝的大侄子掌勺炒出来的。来贺喜的客人，除了三工街道办事处的几个领导外，其余的都李士民在小工厂工作的同事。婚礼简单而圆满。让李士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叔叔李文新没有来到婚礼上，因为叔叔在一九七六年就因病去世了。叔叔家婶子也没有参加他的婚礼，婶子虽然没有来，却托人给他带来了三百块钱。

　　七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三工街道办事处分的那间小平房里，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那天，王银聚的大哥王银河，开铁皮加工店大娘的大儿子，开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将待产的赵后芝送到的新疆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医院（地处乌鲁木齐市太原北路东侧）的。当时，王银聚的哥哥王银河是乌鲁木齐火车西站外贸公司的驾驶员。为何要送到这个医院接生？李士民说，一方面家里距离这个医院比较近。另一方面是，当时他所在小工厂的同事杨大珍丈夫姚之贵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将赵后芝送过去是中午的一点多钟，产房门是关着的。看马上就要生了，王银河一把将赵后芝从车上抱起往产房跑。这时，迎候的院长跟着跑到产房门口，一脚将门揣开，并当场喊来两名医生为赵后芝接生。孩子是顺产，是个男孩儿，手术费一共花了五块钱。孩子的出生，让李士民高兴的合不拢嘴。中午的一点多钟将待产的妻子赵后芝送到医院，平安出生，母子平安。当天下午四点钟，李士民就又找了一位老乡开了一辆“嘎斯车”，将母子接回到了家里。李士民说那时找辆车很难的，不像现在公交车、地铁到处都有，找车很容易，即使找不到方便车也可以“打的”。当时两口子工资都不高，李士民和妻子赵后芝两人合起来每月工资一百多元。为了节约，他们没有为孩子“吃喜面”请客。赵后芝给孩子取名叫李强，李士民对这个名字也很满意。有了孩子李强后，家里顿然间整添了欢快的气氛。

八

婚姻可以改变生活，对于李士民和赵后芝也是一样。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九年，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在哥哥赵后亮的帮助下，赵后芝的工作，就由昌吉三坪农场调到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二一一团副业连（也称二一一团养禽厂）蛋一队当饲养员。原来，因为工作关系，赵后芝的哥哥赵后亮和时任养禽厂厂长的王耀武关系不错，因此赵后芝的工作调动没有费劲，很是顺利，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办手续，到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二日正式报到上班，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养禽厂在过去还属乌鲁木市的北郊区，虽然距离三工街道办事处李士民的工作单位并不远，但当时不像现在有公交车，赵后芝每天到养禽厂上、下班，回来还要照顾孩子，住三工街道办事处分的那间小平房里明显不太方便了。

　　为方便妻子上下班，李士民给妻子赵后芝商量着能不能把家搬到养禽厂？妻子赵后芝欣然同意。此后，赵后芝向养禽厂递交了住房申请，申请很快就被批下来。养禽厂为他们分了一间大概有二十平米的住房。这样，李士民和妻子赵后芝就将家搬到了养禽厂。赵后芝不用上下班来回跑了，李士民每天骑自行车到小工厂上、下班。其实，为照顾夫妻两人的生活，养禽厂领导曾经考虑过将李士民也调过去，但李士民总觉得，在哪里都是挣工资，和妻子赵后芝在同一单位上班不好！于是，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调动机会。他想不到的是，自己所在的街办企业在若干年后会破产。而事实上，当时养禽厂的生产效益，要远比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好的多。

　　那时养禽厂是资产自销的兵团企业，有两千多个干部、职工，分有养禽队、农业班，蛋一队，后来又成立了蛋二队。除了养鸡外，养禽厂还有种菜的，有种麦子、玉米的，还有养猪、养牛的。有汽车班，修理班，抗震加固队，锅炉房；养禽队有育雏班、孵化班、修理班。

　　李士民说妻子赵后芝是养禽队种禽班的班长，且年年都是劳动模范，荣誉证书一大摞，至今李士民还都保存在家里的柜子里。

　　在养禽厂，李士民及妻子赵后芝和多数养禽厂的家庭一样，生活美满。因为，当时养禽厂的职工吃粮不要钱，根据每月的定量，到时候拿个袋子去分就行。那时赵后芝每月定量是十八公斤面粉，孩子每月是六公斤面粉。厂里不仅分粮，还分蔬菜。厂里自产的牛奶两毛钱可买一公斤，鸡蛋两块八毛钱一公斤。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三年就结束了，原因是厂里的干部职工工资待遇都提高了，产品也不自产自销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用现金买了。

　　一九九二年，养禽厂因没有钱给干部、职工盖福利房，就将地皮划给个人盖。李士民和妻子分到了两分地，大概有一百三十二平方，他们盖了两间房子，后来又在这两间房子上面加盖了两层。

　　一九九八年，赵后芝在单位内退，每月生活费三百元。二零零三年，五十岁时的她正式退休，每月退休金三千多元钱。退休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赵后芝却不幸得了肝癌。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妻子赵后芝一直吃药，每月打人造蛋白两瓶，是意大利生产的，一瓶六百多元。李士民说妻子看病住院，费用单位报销了大部分，自己只掏了十多万元，要不是那就掏得多了。二零零九年，儿子李强结婚成家。两年之后的二零一三年，赵后芝因病去世。

　　李士民现在每月能拿三千多元钱退休金，家里有三层小楼对外出租，在厦门还有一套房子。儿子、儿媳也很孝顺，孙子也有了，生活很是知足。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从小没爹没娘，今天会有这么好的生活。（千海江/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