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见习记者 李杨

12月20日中午，一封装满申诉材料的邮件从桂林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

此前，曹余华一家分别向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批捕拐骗儿子的犯罪嫌疑人秦燕红，均得到“已过追诉时效”的答复。

曹余华一家表示，他们会坚持申诉维权，直到秦燕红受到法律的惩罚为止。

被拐32年的儿子“回来了”

2020年5月26日，曹余华和妻子李晶带着女儿曹萦，在桂林一派出所见到了被拐近32年的儿子。与其他认亲场景不同，当事双方没有抱头痛哭，都比较冷静克制。32年的时间，以前那个叫曹静的婴孩已经32岁，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就生活在离桂林市区不远的阳朔县的农村。

2020年5月26日，曹余华与儿子曹静第一次见面桂林警方官方图片

曹余华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1988年1月9日，化名为“莫梅芬”的秦燕红以保姆身份应聘到他家照顾孩子，第二天就借着带孩子外出的名义将5个月大的曹静拐走，再也没了音信。

夫妇俩报警后，1988年1月21日，桂林市公安局发布《协查通报》，并附有曹静的照片和保姆的画像。照片中，曹静穿着棉衣，肉乎乎的小脸上嘴巴微张。

桂林市警方发布的《协查通报》，受访者供图

近5个月的疯狂找寻未果，1989年6月3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开具证明文件，称“5个月的小孩曹静于1988年1月10日被犯罪分子拐走，至今尚未破案，下落不明”，并备注道“此案已立为大案侦破”。

32年来，他们在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了寻子信息，还在公安部建立的失踪儿童DNA数据库里登记了信息，却回音寥寥。

2020年5月，曹余华留存的血样与桂林市阳朔县一村民血样DNA比对数据相符，为父子关系。当年5月26日，曹余华见到了32岁的儿子。不久后的六一儿童节，桂林警方特意在微博上发布曹家认亲的消息，称一个横跨32年的寻亲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桂林市公安局在寻亲结束后发布的微博截图

然而，多年的远离、观念的隔阂，一步步打破了“圆满”的假象。因为曹静在农村没有好的教育环境，高中没有念完，曹余华一家曾想在教育方面弥补曹静，希望将曹静的两个孩子接到桂林读书，但被曹静拒绝。

而去年8月，曹静在得知父母坚持起诉“养母”之后，拉黑了曹余华他们，并前往外地打工。

“我和母亲再没有和哥哥联系，只有父亲还偶尔联系他。”妹妹曹萦告诉极目新闻记者。

对于曹萦而言，哥哥的“回归”仿佛另一种远离，让父母再一次受伤了。

坚持起诉儿子的“养母”

2021年12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显示，经查明，秦燕红在明知自身无法生育的情况下，利用为曹余华、李晶夫妇做保姆之际，将其五个月大的儿子曹静抱回家中抚养。虽然秦燕红涉嫌拐骗儿童罪，但自治区检察院支持象山区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本案发生在1988年1月10日，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期限的规定，从1988年案发至2020年案件告破，时间过去32年，且案发后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未采取强制措施，已超过追诉期限”。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发出后，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官在与曹余华沟通时表示，希望曹家能体谅曹静的感受。

在2020年12月30日检方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曹家人开始了维权之路。

父亲老了，母亲因病致残，“心疼母亲”的曹萦担任了维权中的主要角色，“我们一家人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对维权非常坚定。”自从开始维权，曹萦一边代表父母申诉，一边在社交平台呼吁。

2021年4月28日，他们收到了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称“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批准逮捕秦燕红。曹家不服继续向上级检察院申诉，8月6日，桂林市检察院认可了象山区检察院的决定。8月11日，他们又向自治区检察院提交了申诉材料，近日也得了相同的结果。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每次接到通知书，他们都备受打击，特别是母亲李晶会“睡不着”。“最难过是4月28日那次，现在要好些了。”

曹萦表示，她会坚持下去，直到秦燕红受到惩罚为止。

案件追诉期成关键

此案中，曹家人与检察院的主要分歧在于案件是否过了追诉期。

检察院认为，自秦燕红拐走曹静时，犯罪就既遂，因此追诉期从1988年开始计算，适用1979年《刑法》。

曹余华则认为，秦燕红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从拐骗之日起到被害人曹静14周岁时一直处于持续状态，追诉时效自曹静满14周岁即2001年8月11日起算，适用于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1979年和1997年《刑法》均规定，拐骗儿童罪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此类案件的追诉时效为十年。北京市华泰（南宁）律师事务所廖志豪律师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对拐卖儿童罪（拐骗儿童罪），我国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一种状态犯，其追诉期限应为拐骗行为完成或收买行为完成（被拐卖人置于收买人的实力支配之下）时起算；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属于持续犯，其追诉期限应自被拐卖、拐骗人被解救或脱离收买者，或者被拐卖、拐骗儿童年满14周岁时起算。本案发生于1988年1月10日，当时被拐骗人年龄为5个月，本案已经超过了追诉期限；按第二种观点，被拐骗人年满14周岁时为2001年，本案已也超过了追诉期限。历年《刑法》中，也规定了不设追诉期限制的情形。1979《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自治区检察院据此认为，本案案发时曹余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但因当时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公安机关立案后只发布协查通报，并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故本案不属于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廖志豪表示，1997年《刑法》将1979年《刑法》对此情形规定从“国家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修改为“国家机关受理案件以后”。按前述第二种观点，当时公安机关已立案，若有证据证明秦燕红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则可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律师呼吁完善立案程序

曹家的遭遇不是个例，“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在担任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时就建议，对拐卖儿童罪的追诉期进行修改，或者不设诉讼时效。当时，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有四五十个家庭团聚后，却因为过了追诉期无法对拐卖者追究责任。她认为，由于拐卖犯罪具有特殊性，拐卖犯罪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是持续性的。被拐孩子生活在买主家里的这段时间，其实还是处于自身权益被侵害之中，对于被拐儿童家庭的侵害更是一直存在着。“只要被拐妇女儿童没回到亲人的身边，这种侵害就会一直存在，但由于诉讼时效的限制，人贩子基本上得不到追究。”

“受现实中的复杂因素影响，受害者家庭维权与追责并没有想象中简单。他们往往面临三大难题：立案难，追诉难，定罪难。”中银正道律师团队撰文称，在孩子被人拐骗、拐卖时，即使家属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往往可能因为被拐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只将其当作失踪处理。等到多年后，即使孩子找回、有了犯罪者的线索，也往往因为时间跨度过大，要么因为追诉期已过、无法追究犯罪者；要么因为人事变化过多，侦查与证据搜集更为艰难，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对犯罪者定罪。

事实上，在找回孩子后，更多家庭选择了妥协。如《失孤》原型郭刚堂的儿子找回后选择和养父母一起生活，郭刚堂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曹萦并不认同郭刚堂的做法，她认为，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郭父却不愿意站出来去代表被害者去痛斥拐卖、拐骗的行为，不利于对违法者的惩治。

中银正道律师团队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还有待司法部门就拐骗与拐卖儿童案出台更细致的规定，完善相关立案程序，细化相关标准和条件，以便执法人员在办案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解决司法定性难题，维护司法公正，合理维护受害者家属的权益。

12月20日，曹萦将申诉材料寄至最高检，这次的申诉材料增加了一封3000多字的举报信及一封由法律专业人士撰写的“陈情信”。

“陈情信”中写道，嫌疑人拐骗儿童使其脱离监护人即成立犯罪，但犯罪的成立绝不意味着犯罪行为的终止。拐骗儿童并不是一个瞬时的行为，以诱骗方式将孩子拐走，不是犯罪行为的结束，恰恰只是犯罪行为的起始。

（文中除廖志豪、张宝艳外，其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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