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中国北方沿海乡村，这里距离渤海只有十几里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正热热闹闹地举行婚礼。新郎只有10岁，这在旧社会也没有什么好奇的，但新娘却比他大了整整6岁。

少年郎为何早早成婚？这又是怎样的一段姻缘呢？

他是一个苦命的孩子。父亲李任荣，本是个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孰料不到22岁就被疾病夺去生命，他还没出生，就和父亲阴阳相隔，成了“墓生儿”。

李任荣生前刻写的石碑

母亲周氏比父亲大两岁，秀丽端庄，十分贤惠，一心扶持着自己心爱的男人读书，盼望他早日金榜题名。丈夫生病时，她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谁知道天妒英才，药饵无功，“小丈夫”竟丢下她和肚子里的孩子，撒手人寰。

母亲伤痛欲绝，以泪洗面，若不是肚子里有她和丈夫的牵挂寄托，她真的想随夫而去。孩子平安生下来了，可没等到孩子长大，这个年轻的母亲还是走了，猝然而死，去了另一个世界，和丈夫重逢。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到一岁半便成了孤儿。才失好儿，又丢贤媳，伤心的爷爷李如珍把所有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视这个来之不易的独孙子为命，给他取了个乳名“憨头”。将饭菜嚼烂一口一口喂孙子，晚上让孙子含着自己的胖乳头入睡。村里人都说他是爷爷的奶喂大的。

李大钊出生的房子

爷爷是个知书达理、阅历颇深的生意人，4岁便将宝贝孙子送进了学堂，希望孙子能够完成他父亲未了的“事业”，考取功名，光宗耀祖。9岁时，教书的先生怕自己耽搁了这颗好苗子，便让他到专馆续读。

孩子慢慢大了，爷爷却越老越老了，他已经73岁了，比爷爷大4岁的奶奶原本身体就不好，照顾自己都困难。“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爷爷李如珍不得不为孙子早点铺下后路，否则，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没了，孩子可咋办？

同村富户人家赵文隆有个漂亮女儿叫“小翠”，小翠看着“憨头”长大，既喜欢又心疼这个小弟弟，有心过来帮这个不容易的老爷爷挑挑担子。这样的好事，李如珍老人高兴坏了，立即上门提亲，并希望趁自己还硬朗早点把孩子们的婚事办了。

这也就有了开头这一场特别的婚礼。这小小少年就是电影《革命者》中的主角李大钊，比她大6岁的媳妇“小翠”就是电影中李大钊一生中唯一的妻子赵纫兰，那个村子就是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赵纫兰与其表姑薛范氏

尽管在《革命者》中赵纫兰没出现几次，但她每一次出现对丈夫都是支持、鼓励和默默付出。在夫妻生活中，赵纫兰叫李大钊的乳名“憨头”，李大钊喊比她大6岁的妻子“姐”。就是这样一个“姐姐”，从此成了李大钊生活上的“包办”，事业上的助手。外人说她是保姆，李大钊却说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赵纫兰的加入让李家有了生机，更给李大钊继续学业提供了有力的后援支撑。从此，16的翠儿成了顶梁柱，她挑起了家中重担，操持家务，照顾两位老人，让小丈夫继续背着书包上学堂，走进永平府中学堂。

好在爷爷多年经营，家中还有些家底，生活上过得倒也不是很苦，但这些随着爷爷的离世一切都变了样。

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1906年初秋，正在卢龙学堂上学的李大钊收到了家中急信——“爷爷病危！”他匆匆奔回老家。一进庄，就哭，一直哭到爷爷床前。看着床上病重的爷爷，李大钊紧紧地抱着爷爷，此后几天一步不离地守在老人家身边。

在卢龙上学时的李大钊

爷爷已经80岁了（虚岁），那是他的归途，尽管不舍可爱的孙子，但他没法抗拒。临终前，老人一手拉着孙子，一手拉着孙媳妇，老人告诉赵纫兰，自己“死后不要大发送，剩下的钱，继续让他读书，一定不能把书扔掉！”

这一年，李大钊17岁，妻子赵纫兰23岁。李如珍对于李大钊来说，是爷爷，也是父亲，更是母亲。这样一位恩重如山的亲人离去，李大钊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姐”同样的伤心，但她告诉丈夫，“日子还得过下去，有我，这个家散不了！”

安葬好爷爷，家中老底子在“三姑姑”的闹腾下差不多见底了。赵纫兰看着伤痛而又有些无助的丈夫，她找来娘家人，帮助自己重整李家家业，狠心将丈夫“赶”出家门，坚定地对他说：“记住爷爷的话，继续读书，家中有我。”

1907年，成熟起来的李大钊决心要走出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接触更先进的思想。又是一个秋天，赵纫兰收拾好丈夫的行李，送走了丈夫。临别，她没有把眼泪留给丈夫，从她的眼里李大钊读到的是放心和希望，支持和信任。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舍旧照

几十里水路到滦州，又从滦州乘火车抵达天津。李大钊这次走得更远，他进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也掀开了他人生道路上新的一页。而这背后，一直都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妻姐”赵纫兰。

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当年那个10岁孩童已经长大了，一晃他们结婚上十载了，尽管聚少离多，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感情。就在1909年，20岁的李大钊当上了父亲，他们的大儿子李葆华出生，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电影《革命者》开头，李大钊牺牲50多年后，儿子李葆华挖出当年埋藏地下的墓碑时，暴雨倾盆，流过新描写的碑文，就像烈士的鲜血一般奔流而下。一块墓碑寄托了儿女的悲思，见证了李大钊无畏的一生。

镜头中，风雨飘摇，李先生、李夫人两座坟墓相拥一起，不禁让人想起他们生前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真情实感。

赵纫兰没有因为自己有了孩子，而将丈夫留在身边；李大钊也明白，只有自己不懈努力向上向前才是对妻子和爷爷最好的交代。就这样，妻子带着儿子继续撑起一个家，丈夫背起书包重返学校。

对于赵纫兰来说，这是非常艰苦的岁月。她不仅要一个人照顾才出生的孩子，还得爬起来照顾这个家，让丈夫的学业能够继续下去，让丈夫不为家里的事情心生不安。

这算不了什么。1911年，儿子李葆华刚满两岁，女儿李星华也跟着来“凑热闹”。一位母亲，一个新生女儿，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赵纫兰白天劳累，夜晚常常被两个孩子折腾到天亮。

她还得想方设法维持生计，为丈夫攒够学习费用。一个女人，这样的日子何其艰难，但赵纫兰从来不会在丈夫面前说起。哪怕是找娘家借，偷偷卖掉自己的嫁妆，她都不会让丈夫“混”不下去，更不会让他看到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一面。

李葆华

6年！赵纫兰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丝责备，一个柔弱的肩膀硬是撑起了这个家，带大了两个孩子，供出了一个学业有成的丈夫。而且，赵纫兰觉得从前那个“学霸”般的丈夫变了，变得更忙，更高深。

丈夫说的、做的、想的，尽管赵纫兰有时不懂，但她相信丈夫，相信她养大的“憨头”所走的路所做的事一定是对的、值得的，她从来没有过怀疑、犹豫和反对。每一次丈夫回来，她都是笑容以对，家里也是其乐融融。

1913年7月，李大钊走出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来到了人间。此时的李大钊就像妻子眼中看到的一样，已经是“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但路在何方他也找不到答案，他又有了决定。

1913年，依然是个深秋。月圆之夜，三个孩子都睡下，回到家中的李大钊告诉赵纫兰，自己又要出远门了，这一次要去的是日本，更远。赵纫兰压根就不知道日本有多远，但听说是国外还是有些惊讶。

李星华

愣了一会儿，赵纫兰缓过神来，又变成了坚定的支持派，她问丈夫需要准备多少路费。看着三个熟睡的孩子，看着眼前这般支持自己的“妻姐”，想到自己这一走不知何日归来，李大钊心中满是愧疚，不禁落下眼泪。

赵纫兰为自己心爱的“憨头”擦干眼泪，对他说：“有姐在，你就放心出去，我会照顾好孩子和家的。”

丈夫这次走得更远，穷家富路，她不能苦着“憨头”。第二天，赵纫兰瞒着丈夫四处筹借，卖掉了剩下的那点首饰。那个冬天，赵纫兰为李大钊整理好行装，将想尽办法筹措来的路费交给他，目送丈夫消失在出村的那条小路上。

才过六年，又是三载，三个孩子一个妈，这样的日子对于赵纫兰而言真的是苦不堪言。孩子大的才4岁，小的才几个月，她既是家中唯一劳动力，还是喂奶的母亲；她既要让家里有饭吃，还得照顾孩子们没病没痛。

就在李大钊远渡日本的第二年，一场疾病，不满周岁的小儿子离开了人世。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都是她和丈夫的宝贝。赵纫兰悲痛万分，觉得自己没能照顾好孩子，对不起逝去的儿子，对不起丈夫。此后，她对儿子李葆华和女儿李星华照顾得更为细致，生怕有一点闪失。

三年时光说短还长，夫妻隔洋相望，这般滋味怎一个相思了得。1916年中秋，从日本归来，在上海创办《民彝》、赴北京创办《晨钟报》，忙碌一圈后的李大钊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大黑坨。

从京城带回最好吃的月饼，在昌黎火车站下车买了最好的水果，这个家过上了一个快快乐乐的中秋节。儿子葆华7岁、女儿星华5岁了，面对这骤然而至的父亲，都不认识他了，怯生生地躲在母亲身后。李大钊并不心寒，而是深深地心疼与自责。

县城读书、天津求学、日本留洋，从来到李家，妻子为这个家承担得太多，付出太多。但“姐”给她的始终是笑脸和支持鼓励，这让李大钊心中更是不安，他决定多陪她们一段时间。

可才过十天，在内务部供职的好友白坚武便来信催他尽快返回北京。已经黏上父亲的儿子和女儿不让他走，妻子的眼中也流露出不舍，李大钊的脚步真的挪不开，沉浸在这样平淡幸福的家庭生活中，真好！

李大钊故居（乐亭）

又留了丈夫上十天，刚过完重阳节，赵纫兰知道不能再把丈夫“扣”在身边、“拘”在家里，他是大鹏，天空才是他自由翱翔的地方，得让他去干他想干、该干的事情。这次，李大钊在家呆了二十多天，便又返回京城。

回到北平的李大钊，立刻投入到创办《甲寅》日刊的紧张忙碌中，1917年春节他没能回家。算上旅日三年，李大钊接连四个春节都没能和家人团聚，赵纫兰真的很想念“憨头”，特别是在中秋一别之后，这种思念越加浓烈。

这种思念中掺杂的更多是牵挂，因为她明白奔波在外的丈夫并不容易，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原本就很是操劳的赵纫兰被牵挂和思念击垮，倒在病床上。

从来都不知道啥叫大病，轻易不会躺下的赵纫兰这一病急坏了娘家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赵纫兰的弟弟赵晓峰生怕姐姐有个好歹，立即写信给姐夫李大钊。

得知消息，李大钊马不停蹄赶回家乡。摸着“姐”满是老茧的双手，看着她脸上已经开始有了皱纹，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如今成了一个病榻上的乡村农妇，李大钊心酸不已。他请来郎中，一直伺候床前，为“姐”治病，陪“姐”说话。

李大钊、赵纫兰

一直到赵纫兰完全康复，李大钊这才放心离开，重返“战场”。在赵纫兰心中，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多病一阵子，多享受一下这种相依相伴的美好日子。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这种想法只是瞬间的闪念，她依然“赶”走了丈夫。

1918年1月，转眼又是春节临近，刚刚受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回家了。这是四年后又一个家人团聚的春节，这是一个幸福和期待着更加幸福的春节。

李大钊为“姐”过了34岁生日，还跟她商量着要把全家人都带到京城，一家人在一起，不再这般相思牵挂地折磨着。看着妻儿们脸上期待的笑容和眼神，李大钊也憧憬着家的生活，他决定暑期就兑现自己的承诺。

1918年暑假，赵纫兰带着儿女第一次离开了大黑坨，跟着丈夫走进了京城，从一个“乡村农妇”变成了“主任夫人”。但她没有给李大钊丢脸，待人诚恳，处世随和，她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朋友圈，深得“教授夫人”们的尊敬，成了公认的贤妻良母。

北大红楼及李大钊办公室

赵纫兰操持着新家，李大钊在外面忙碌，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此后的李大钊变得更忙，危险也随时伴随着他。赵纫兰有孕在身，李大钊不想让“姐”跟着自己担惊受怕，更不能连累她和孩子们，便在暑假时，带着妻儿们回了大黑坨。

这个暑期，李大钊留在了家乡，在昌黎五峰山上完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和家人渡过了一个假期。开学了，李大钊必须得返回学校，赵纫兰选择留在老家，生下孩子，不给丈夫“添乱”，让他安心工作。

回到“岗位”上，李大钊迎回了亲密战友陈独秀，开始四处演说，在工人、学生、市民中广泛开展革命运动。1919年冬天，大雪节时分，家乡传来喜讯，二女儿出生。母女平安，寒冬里，李大钊心中却像那团革命的火一般，热腾腾地，便将女儿取名“炎华”。

1920年2月，又到春节了。李大钊多么想回去看看还没见面的女儿，一家人过个年。当时陈独秀虽已出狱，但并没有脱离危险，李大钊必须先将他送到天津，去往上海。送别陈独秀，惦记着家人的李大钊从天津直奔乐亭老家，终于在小年前回到了家中。

陈独秀、李大钊

过完春节，刚回北京没多久，李大钊收到妻子来信：女儿炎华染上天花。照说，这不是赵纫兰的风格，一般的事情她能够独自扛下来，但是当年丈夫去日本，儿子夭折的噩梦一直都在她心头，她害怕再出点差错。李大钊也不敢耽搁，立即告假赶回家。

两人守着女儿，好在有惊无险，天花过后，女儿安然无恙。李大钊安心地在家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过了清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其实，每一次回家，李大钊都想帮“姐”干点事，多陪陪她和孩子们，总是舍不得离开。

这年7月，李大钊由图书馆主任改任教授，他的薪酬也由每月140元提高到了200元。初秋时分，赵纫兰带着孩子二度进京，住进了石驸马大街后宅三十五号。这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如今成了北京李大钊故居纪念馆。

北京会员李君守常，如月前回籍接取家眷，已于月初回京，寓西城石驸马大街三十五号。

二度入京，赵纫兰又变成了“教授夫人”，她和她的三十五号院依然是那么受欢迎。如今这个家越变越大，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向来大方的李大钊还得接济工友和学生们，虽说丈夫拿着高薪，但日子并不阔绰。

李大钊故居（北京）

三女儿李钟华、次子李光华相继降生，日子就过得更加紧巴。但这些难不倒赵纫兰，大黑坨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些算什么！她用农村过日子的办法来操持着这个家，哪怕是偷偷典卖衣服，也不会让丈夫为生活上的事情分心烦恼。

就像电影《革命者》那样，每个来她家里的学生、同事都能吃到可口的东西，她甚至做好送到学校。不仅仅如此，对于丈夫的工作，赵纫兰也会积极伸手帮忙，召集人员，传递情报，负责警戒，只要她能干的，她都会抢着去做。

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浪潮掀起，李大钊成为我党北方负责人，反动派开始将其视为眼中钉，但他依然是没日没夜地奔忙着。赵纫兰不仅担心他的安危，也担心着他的身体。

1924年春，刚从广州开会回来没多久，李大钊的三女儿李钟华因患白喉夭折，又是一个早逝！赵纫兰没有责怪丈夫，而是痛恨自己没有守好儿女，伤心得近乎发疯了。而此时，敌人对丈夫已经由监视改为全面通缉，北京待不下去了。

李炎华

15岁的儿子李葆华带着父亲暂避五峰山韩文公祠；赵纫兰则带着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回到了大黑坨。敌人追了过来，乡亲们支开了他们，一家人安全躲过敌人的追捕。

赵纫兰想出面找丈夫的昔日好友白坚武，由他这个吴佩孚的红人出面解除通缉。但李大钊没有同意，跟她讲明道理。赵纫兰明白，丈夫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作这样一个男人的妻子，她没有怯弱的理由，唯有坚强起来，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让为革命走南闯北的丈夫没有丝毫后顾之忧。

为了丈夫，为了不耽搁孩子们的学业，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开学前，赵纫兰带着孩子们搬到西单附近的邱祖胡同。10月，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归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革命形势好转，他回到北京迎接孙中山，一家人又团圆在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

不管在哪里，赵纫兰都没有给丈夫带来丝毫的负担，她始终尽心照顾着丈夫和这个家，并为丈夫带来了最小的儿子李欣华（1926年生）。即便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率领革命同志躲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赵纫兰依然守着丈夫，管好这个家。

李欣华

直到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闯入苏联大使馆院内拘捕了李大钊，她和两个女儿陪着丈夫走进了监狱。

1927年4月28日晚，赵纫兰和女儿被释放出狱，丈夫并没有一起回来，她不知道丈夫已经在当天被敌人杀害，冥冥中，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在她心中。

第二天一早，李大钊的舅舅手里拿着报纸，一路哭着回了家。报纸上赫然印着“李大钊等二十人执行死刑矣”。赵纫兰的精神世界崩塌了，几度晕厥，倒在床上。当时的报纸上描述了赵纫兰和孩子们的悲痛之情——

（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令人痛心的是，李大钊牺牲后，敌人将其尸骨装在一口薄皮棺材里，寄放在宣武门外长椿寺内。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不忍，卖了一副上好棺柩，重殓李大钊遗体，转寄妙光阁街浙寺。

丈夫被他们杀害，剩下这个残破的家敌人依然不放过，派人监视，还频频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扰。组织上已将大儿子李葆华送到日本，好友李青峰便将她们一家护送回老家大黑坨村。

这一年李大钊38岁，她的妻姐赵纫兰已经44岁了，长久以来的操劳和失去丈夫的沉重打击，让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差了很多。

守着老家的房子，她的眼前总是会出现少年憨头、帅气丈夫的影子。可丈夫还没入土，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北京浙寺，叫她怎能过得好日子？

懂事的大女儿李星华主动承担起家庭重担，帮助母亲一起维持着这个家，带着弟弟妹妹。转眼又是四年，再也不能这样熬下去了，1931年，赵纫兰让已经20岁的李星华带着弟妹返回北京复学。

大黑坨村，孤苦伶仃的赵纫兰终日以泪洗面；北京，李星华带着弟妹，生活无法维持时，父亲昔日的朋友伸手援助，她自己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补贴生活费用；母亲牵挂着在外的儿女，女儿放心不下孤苦的母亲。

1933年，李星华将母亲接到了北京。6年了，又回到熟悉的地方，赵纫兰的心更痛了，这里已经没有了丈夫活跃的身影，丈夫的棺椁在浙寺搁置了6年。此时的赵纫兰身体已经越来越差，她明白自己的日子不会有多久，必须在自己走前让丈夫入土为安。

女儿带着母亲四处奔走，终于在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布置下，1933年4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在北京举行，停棺六年，李大钊先生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悲病交加的赵纫兰只能坐在马车里，紧紧跟着丈夫的灵柩，看着成千上万的送行群众，看着人们的悲愤与激昂，赵纫兰泪雨滂沱，她一路哭喊着：“憨头，你看到了吗？人们没有忘记你，组织没有忘记你……”

安葬好丈夫，孩子们也得到了组织上很好的照顾，赵纫兰已经了无牵挂，她只想去陪陪自己的“憨头”，告诉他没有白白牺牲，告诉他五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1933年5月27日，丈夫李大钊入土才一个多月，赵纫兰逝世。在组织和亲友的帮助下，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儿女们将母亲和父亲并排葬在万安公墓。

这就是电影《革命者》开头的那一幕。而那块墓碑就是当时中共北方党组织送来的，但在当时残酷环境之下，这块珍贵的墓碑无法公开树立在李大钊墓前，只能伴随着李大钊烈士同眠地下。

直到1983年，国家将李大钊和赵纫兰灵柩移葬在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内，这块掩埋半个世纪的墓碑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块墓碑见证着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也见证着这对夫妻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家国情怀，这是一座革命丰碑，也是一座革命爱情的丰碑。

文章参考文献：《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李大钊评传》《李大钊全集》《白坚武日记》《狱中自述》《少年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