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银东
大雨初歇泥泞的街巷中,庄稼收完宽绰的田野上,我和伙伴们变花样地玩着泥巴,脸上挂满无限快乐,我们成了一群快乐的“泥鬼子”……多少次梦回童年,依稀萦绕的总是我们童年玩泥巴的情景。
(图片摄影:Pixabay)
小时候,喜欢摆弄那些随处可见的泥巴。从五六岁的光景儿我记事,到上小学之前那段时光,我是玩着泥巴一天天长大的。经常跟我在一起玩泥巴的,是前邻家金亮。我属狗他属鸡,他大我一岁,按族里的辈行我要叫他“叔”。当然那时候,都是毛孩子家,真弄不清楚辈行什么的,平时称呼最多的还是彼此的乳名。村子里一般大的孩子很多,光我们胡同(我们叫“过道儿”)就有四五个,你像四辈儿、五什儿、铁蛋儿、栓柱儿,还有石头儿,他们反正不是属狗就是属鸡,但通常我跟金亮最能玩到一块儿。而栓柱儿、结实儿、铁锤和大伯家弟弟小认,他们一帮子基本上从早到晚形影不离。他们皮,根本不着家,不是打“家雀儿”,就是摸鱼,要不就是捕蝉、钓蛤蟆,成天忙着呢——根本不屑于我俩摔摔捏捏摆弄泥巴的生活。
上小学之前的那段时光,多么令人向往啊——从来没有忧愁烦恼,可以啥也不想啥也不做,只管全心全意玩耍就是了。大人们不是在生产队的庄稼地里就是在自留地里忙活着,一刻也闲不着;大我六七岁的姐姐,在邻村李家庄的学校里上初中,整天早出晚归,实在抽不出一点空儿来照顾我。我和我的伙伴们玩得那么专注,倒真省了爹娘和姐姐不少的心呢。
村子小,就前街和后街,我家住在后街上。我家的房子和金亮家的不同,有一个“门过道儿”(门洞子)。除了夏天娘偶尔在那里与婶母大娘们边乘凉边纳鞋底儿外,那门过道儿基本上是属于我俩的世界。下雨天,我们从院子里、胡同里就地挖泥儿来玩。不下雨,就到大街北面湾边上寻找适宜的泥巴。北湾面积大,有一个涵洞与翻身河相连,在干旱的春季也断不了水,湾边的泥儿湿润柔软。玩泥巴,泥要细腻粘稠的为佳,最好的要数一种“漆泥儿果”——比较柔软筋道,很容易被我们摔熟了,最适宜弄来玩泥巴。弄到了泥儿,先是在我家胡同的瀑土里反复摔打,摔得不软不硬了,就搁到我家的“捶布石”(一块锃明瓦亮上有花纹下带腿儿的石头桌子,听爹说那是我家的老古董——老年间开染坊时捶布用的)上再摔,直到那泥团软如面筋、细腻光滑方才罢手。接下来的活儿,我俩就开始捏“毛坯”。
(摄影:美国摄影家Cori Rodriguez)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俩心里竟保存了那么多东西的“影子”:弓身拉耠子耕地、歇下就“嚼沫”(反刍)的老黄牛,昂首驾辕拉秸秆的枣红马,吃饱了躺在圈里晒太阳的大黑猪,还有黎明时分伸长脖子喔喔叫的大公鸡,以及黑天白天看家门的摇尾巴小狗……这些身边的生灵们,在我们心里早已滚瓜烂熟,激发着我们“创作”的灵感,成为我们手里抟捏的“原型”。
“毛胚”捏好,我俩洗洗手,蘸着水,或索性用唾沫,将那些“马”背、“牛”脊梁、“狗”尾巴修抹得滑溜溜光亮亮的,一律晒在阳光下的窗台上。有时,我们也来复杂一点儿的:用泥捏成“大房子”,里面“牛”在“槽”里吃“草”。“房子”周围是高高低低的“院墙”和“篱笆门”,门前躺着一只“小狗”……赶上日头毒辣,过个两三天,那些“泥蛋子”们就彻底干透了。我俩很勤奋,除了吃饭睡觉的工夫,其余时间都使在了玩泥巴上。窗台上、门过道儿里、草筐里,甚至我家的炕头上,随处可见这些大小不等、美丑不一的“泥家伙”。因为我们的这些营生(东西)们长久地霸占着窗台,影响了姐姐晾晒她的绣花鞋和鞋垫子,姐姐三番五次到娘面前告我的状。但姐姐始终没有如愿——娘三十三岁才生下的我,且我是娘唯一的儿子,娘自然偏袒我。惹得姐姐经常背地里埋怨娘“偏心眼儿”——但无济于事,娘外甥打灯笼——照旧袒护我。
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龄,我和金亮便不再满足于捣鼓那些泥牛泥马了,而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入到“印模儿”上。我用家中积攒的破锅碎铁旧鞋子之类的东西,到换娃娃的那里换来印版。印版“荷花”、“菊花”居多——我们小子们当然不喜欢那些花呀草的,只有领娣儿、小满儿那些闺女们才喜欢。以后开始换到了“小狗”、“小猫”,最后才有了电影里三打白骨精的“孙猴子”和双手合十念紧箍咒的“唐僧”……那换娃娃的大概两三天就来村上一趟,听到街上“当当当——”的铜锣响,我就拎着早已拾掇好的换印版的玩意儿,一溜烟儿跑到街上。爹或娘的两只旧鞋,能换一个“小猫”印版,而奶奶的两双小裹脚鞋,才换一个“菊花”。姐姐当宝贝一样珍藏了四五年的一条麻花大辫子,被我从箱底翻腾出来,竟一下子换了一个手持金箍棒的“孙猴子”、两个扎抓髻的“胖娃娃”,掌柜的还另外奉送我三颗棒棒糖和一袋子“猫屎撅儿”,乐得我有点找不着大门……
(摄影:英国摄影家hamperium)
我家的门过道儿,又成了我们“印模儿”的作坊,我和小伙伴们成天不知疲倦地摔着捏着。我们边揉捏边说话,也惊醒了屋顶燕子窝里那些小燕子,它们“叽叽”叫着……形形色色的模儿们晒干后,我们便装进草筐挎到大街上去叫卖。“换模儿哩——,换模儿哩——”。听到叫卖声,不大一会儿,身旁就围拢过来许多小伙伴,他们边欣赏边把玩着,叽叽喳喳热闹异常,像大树上一群聒噪的喜鹊。经过激烈地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了模儿们的“价格”:“菊花”、“荷花”一把柴火俩,“小猫”、“小狗”两把柴火仨,而一个“孙猴子”,需要满满三大把柴火才行。那种“孙猴子”的印版,很长一段时间里唯我独有,所以那种“印模儿”相当受欢迎,往往弄出去很快就抢购一空。
泥巴的另一种玩法是摔“哇呜儿”。摔“哇呜儿”一般在村西头庙台子上进行。那个地方原先是村上的一座寺庙,好像叫做“镇海寺”的,解放后被国家改造成了粮站——粮站的大铁门上镶嵌有“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几个字。叫惯了,村里人依然叫它“庙台子”。“庙台子”院墙四周是一溜儿高大的槐树,大概有四五十棵。每年农历四五月间,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接二连三地绽放,粉嘟嘟压满枝头,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它那浓郁的香气里。粮站是当时村上唯一一处砖瓦房,粮仓大门口的台阶是洋灰(水泥)抹的,又硬实又光滑,非常适宜摔“哇呜儿”。
我们把一块泥巴捏成小碗状,让沿儿尽量厚、底儿尽量薄,一个“哇呜儿”就做好了。我们三五个,在粮仓台阶上摆开阵势,一场热热闹闹的摔“哇呜儿”开始了。
只听有的喊——
东乡的,
西乡的,
都来听俺放枪的。
有的嚷——
东北风,
西北风,
摔个响儿给你听。
(摄影:Pezibear)
声嘶力竭喊完,然后拼命将“哇呜儿”口朝下摔到台阶上,爆发出脆亮的响声。一般情况下,“哇呜儿”被我们当作一种比赛的工具。我们将“哇呜儿”端在手里,嘴对着“碗”口,大声喊着,一问一答:
——哇呜儿哇呜儿谁赔我?
——我赔你!
——赔几担?
——赔两担!
——两担不够本儿!
——摔个哇呜儿不掉底儿!
——咱试试掉底儿不掉底儿!
比赛结果,看谁的“哇呜儿”摔得最破、炸得最响、窟窿最大,谁就被判作赢家(事先指定专门的“裁判”),别人就要用手中的泥巴给堵上那个大窟窿,算是对赢家的一种奖赏。如果手中“哇呜儿”哑了,在地上被摔成一坨烂泥,是不会赢得一星点儿泥巴的。但里面也有偶然,就是那“哇呜儿”虽然不响,但是底部摔出了鼓起的小包,如果小包上恰巧还有个小洞,那就是所谓的“燕子窝”了。这种情形一出现,我们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嘴里念念有词:“燕子窝,拨三拨”,然后用手指在摔开的小洞上胡乱拨拉三下,这样对方就要用很多的泥巴来堵那个大洞。
玩的时间长了,我们个个成了摔“哇呜儿”的高手,通常情况下难分高下。一场摔“哇呜儿”比赛,从太阳偏西要轰轰烈烈一直进行到黄昏时分。直到各家大人循着响声找来,我们才恋恋不舍带着一身尘土回家吃饭。
泥巴无所不能。我们平常的那些玩具,几乎都是用泥捏成的。我们男孩子用泥巴做“手枪”、泥车和泥哨,用泥蛋子插上秫秸、莛秆制成“手榴弹”,晾晒在屋顶上窗台上。还整天不停地抟着圆溜溜的小泥丸,除了在地上弹着玩,更重要的是用它来武装弹弓,时刻准备同李家庄“开战”。换娣儿、栓记、花枝她们一帮子小闺女,则用泥巴做成方方正正的“棋子”,并在上面刻上千奇百怪的指甲花,成天陶醉于“拾子儿”的游戏。她们三一攒、五一堆,边唱边拾,也是非常热闹的了。
虚岁八岁那年初秋,我背着娘用各色布条连缀成的书包,拎着爹用半口袋棒子换来的小石板,忐忑着进了村北头“馃子安”菜园子旁边的“书房儿”(学校)里念书。之后就渐渐疏远了玩泥巴的生活了。
至今仍然怀念那些童年玩泥巴的日子。
有时我想,假如那时我能坚持不辍地一直捏下来,说不定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泥塑家了呢。
(摄影:白俄罗斯摄影家Natallia Rak)
作家介绍:苏银东,70后,山东无棣人,现供职于无棣县人民武装部。文学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选刊》《诗选刊》《西部散文选刊》《前卫文学》《当代散文》《齐鲁晚报》等。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无棣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散文集《又见炊烟》《梦里炊烟》、报告文学集《回眸》(与他人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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