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春秋》一书,资料显示如下:
相传《春秋》一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间的春秋时期各国的大事,起于鲁国隐公终于鲁国的哀公,历经鲁国十二公。现所存全文,大概一万六千多字。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的开创之功是无可争辩的。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
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所谓: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
现在让我们慢慢地走进孔老夫子的“春秋”天地,看看《春秋》第一公:隐公
隐公之父是鲁惠公,惠公两个夫人及继室均来自宋国,宋武公之女。
惠公原配夫人叫孟子,是宋武公的大女儿。孟子出嫁后没有生孩子便仙逝,算作早逝。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嫁女到他国为夫人或媵妾,常常把公主姪(女子兄弟之女)娣(女子之妹)同行作为陪嫁。近水楼台先得月,孟子死过之后,惠公顺势便把孟子的娣、名叫声子的纳为继室,遗憾的是惠公没有为这个叫声子的女孩举行媒聘之礼,所以声子也只能算作小妾。不过声子因为是原配夫人的娣,所以位置略高于其他妾室(国君的小妾肯定不止一个)。
声子为惠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息姑。这个男孩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执政鲁国十一年的鲁隐公——《春秋》第一鲁公。
隐公三年,母亲声子去世,没有发讣告给诸侯,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哭祭,没有把神主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春秋》也没有称她为“夫人”,不记载下葬的情况,也没有记载她的姓氏。估计是看在隐公的面子上最终才称她为“君氏”。
隐公五年九月,祭仲子庙,准备在庙里献演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行,诸侯用六行,大夫四行,士二行。舞,用来调节八种材料所制乐器的乐音而传播八方之风。所以人数在八行以下。”隐公听从了。从此以后献演六羽乐舞,开始使用六行舞人。
此事隐公之所以询问众仲,估计内心有自己的想法,仲子毕竟是继室,无法和孟子相比,不宜行八行之礼,但是自己又不好说出来,最终借众仲之口用了六行舞人。
隐公作为摄政之君,奉戴太子轨(允)为未即位之君,行事谨慎。元年改葬桓公(当时因为宋国人入侵,安葬有点草率)的时候他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连前来吊丧的卫国国君也没有见到隐公本人。
低调行事的隐公一方面以夫人之礼待允母仲子,另一方面不敢以夫人之礼待其生母。国君无法干涉史官的活动,所以,《春秋》只能说“君氏卒。声子也。”或许这就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史学精神,所谓“春秋笔法”。
孟子去世后,惠公又明媒正娶了孟子的妹妹仲子作为夫人。据说,当初仲子生下来的时候,手掌上便有“为鲁夫人”四个字。仲子也为惠公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允”,因为是明媒正娶,那么孟子生下的儿子自然就是太子。
不过《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说的:声子的儿子息姑长大后,惠公又从宋国为他娶了个媳妇。儿媳妇入门之后,惠公被她的美貌迷住了,便强硬的将儿媳妇占为己有并且生下了儿子取名为“允”,母以子贵,允母自然升为夫人,允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太子。这个被霸占的儿媳妇名叫“仲子”。
按照当时正统的君位授受惯例,贵为太子的允当继承惠公之位,但鲁人认为允年龄太小了无法处理国政,于是就让息姑继承了君位,(《史记》: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息姑就是隐公,允就是后来的桓公。因为是摄政,所以《春秋》也就没有说到隐公即位的具体情况,今天看来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
说到国君霸占儿媳妇的事情,春秋时期可不止一例,这儿插入两个故事。
据载,公元前701(鲁桓公十一年)此事在卫国重演。卫宣公为太子伋迎娶了齐国美女,齐国美女还未与儿子拜堂成婚,被宣公撞见了,宣公见齐女长得漂亮,很喜欢,就霸占了此女,而为太子另娶了其他女子。
这个故事被当时的老百姓编成了歌谣传唱,歌谣后被孔子收集在《诗经》中,这就是《邶风.新台》所唱的内容。歌谣中,宣公变成了一个癞蛤蟆——蘧篨(古代钟鼓架下兽形的柎,其兽似豕,蹲其后足,以前足据持其身,仰首不能俯视。喻身有残疾不能俯视之人,此处讥讽卫宣公年老体衰腰脊僵硬状。一说指癞蛤蟆一类的东西)。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春秋》隐公四年所载的:"卫州吁弑其君完;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等内容也与此事有关。
“晋”就是姬晋、卫宣公。卫宣公本来就是个色鬼,他在父亲(卫前庄公)在世的时候就冷落了自己的原配邢妃,庄公去世后便把自己父亲的妃子夷姜占为己有且生了伋、黔牟、昭伯几个儿子,长子伋后来被立为太子。
宣公霸占自己的儿媳妇,称为宣姜,宣姜相继为宣公生了俩儿子:大的叫公子寿,小的叫公子朔。宣公慢慢的就不喜欢太子了,于是就想杀掉太子,于是他便安排太子出访齐国。
太子伋将要启程前往齐国,子朔的哥哥子寿,即太子的异母弟,深知子朔憎恨太子与君王欲除掉太子之事,就对太子说:“边界上的大盗只要见到太子你手持白旄使节,就会杀死你,太子千万不要去!”太子说:“违背父辈之命保全自己,这绝对不行。”于是毫不犹豫地前往齐国。子寿见太子不听劝告,只好偷取他的白旄使节先于太子驾车赶到边界。大盗见事先的约定应验了,就杀死了他。子寿被杀后,太子伋又赶到,对大盗说:“应当杀死的是我呀!”大盗于是又杀死了太子伋,回报了卫宣公。
这个故事又被时人编成了歌谣传唱,这就是收入《诗经》的《邶风.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无独有偶,《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也记载了类似丑事,这丑事发生在楚平王弃疾身上: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为太子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娶于秦,秦女美容,无忌报平王,曰:"秦女天下无双,王可自取。"王遂纳秦女为夫人而幸爱之,生子珍;而更为太子娶齐女。无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
这是公元前527年发生的事情。太子建十五岁,楚平王派少傅费无忌前往秦国为太子迎娶孟嬴,秦国公主孟嬴到达楚国郢都之后,费无忌百般夸赞孟嬴,说她貌若天仙、绝世美丽。同时为了取悦楚平王,费无忌强烈建议楚平王自己娶孟嬴。楚平王若有所思,终于把太子妃给掉包,抢走了未过门的儿媳妇,让一名齐女冒充孟嬴,自娶孟嬴为夫人。
由此,楚平王对费无忌就格外宠信,还诛杀了伍奢(伍子胥的父亲)。一年之后,孟嬴生下一个儿子熊珍(楚昭王),楚平王掉包儿媳妇的丑闻开始在楚都流传。楚平王死后,祸乱留给了他的儿子楚昭王。
公公霸占媳妇的事屡屡发生,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周礼在那个时代的失衡,或者说有其名无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沦丧。难怪孔子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
说完这两个故事,话题再回到鲁国隐公身上。
隐公执政十一年后,鲁国有个大夫叫羽父的请求杀掉允,想借此求得宰相的官职。可是隐公说:“从前由于他年轻的缘故,所以我代为摄政,现在我打算把国君的位子交还给他。已经派人在菟裘建筑房屋,我已经打算退休养老了。”隐公拒绝了羽父的要求,羽父害怕了,转而在鲁桓公那里诬陷鲁隐公而请求桓公杀死隐公。此事《春秋》最终没有记载,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这个的弑君的羽父就是公子翚也有叫公子挥的,鲁国重臣。《春秋》对彼行为有多次记载:
鲁隐公八年(前715)鲁司空无骇卒,羽父为其请谥与族,隐公以其字为展氏。
鲁隐公十年(前713)隐公将会郑、齐之君伐宋,羽父率师先公而行。
鲁桓公三年娶齐侯女文姜为夫人,遣羽父赴齐行迎娶之事。
尤其过分的是隐公四年发生的事情,羽父违抗君命,擅自出师会宋,陈,蔡,卫等诸侯,会盟并伐郑,后文还要说到。这样严重的抗命事件,隐公不能禁之,一方面说明隐公的暗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羽父的跋扈和权势,后来的弑君悲剧发生也就自然而然了。
弑君之事,《左传》个较为详细的介绍。
当初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率兵同郑国人在狐壤打仗,被俘获。郑国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所祭神主钟巫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而在鲁国立了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那里。十五日,羽父让坏人在寪家刺杀隐公,立桓公为国君,并且讨伐寪氏,寪氏有人被杀害。最终《春秋》也没有记载如何安葬隐公,也是因为没有按国君的规格正式为隐公举行丧礼。
十一年的摄政生涯,作为代理国君,隐公毫无偷懒之嫌,作为 “宗邦”和“望国”的鲁国,其实很小很弱。很难想象这样国家的国君是怎么样度过他的职业生涯的每一天的。
我们还是仔细看看《春秋》的记载吧。
先说说与周王朝的关系。
作为诸侯国,鲁国的首任国君是周武王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当初封伯禽为鲁公其实是为了周公,周公拜受在先,鲁公拜受在后。鲁公在文王庙受封时,成王授命说:"周公活着由鲁国供养,如周公死了鲁公为祭主"。周公为了将天下人心统一于周室最终没有到鲁国就封。 (伯禽的庙称"世室",周公的“世室”意思是世代供奉的宗庙,世世代代不毁庙。以后其余诸公的庙只能被称为"宫"。)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隐公摄政第一年,七月,周平王派遣宰咺来赠送鲁惠公和仲子的吊丧礼品。可这事周平王做的有点唐突,一者,惠公的丧葬用品来得太慢了,迟到了;二者,连没死的人丧葬用品也给带来了,因为当时仲子还好好的活着呢。
据载,仲子薨于隐公二年十二月,隐公元年仲子已经有病,大概周王室对仲子身体状况已经有所了解,并且估计仲子有可能在使者由周至鲁途中会去世,于是让使者将惠公,仲子的吊丧用品一块带来了。可是使者到了,仲子还在,结果自热就是个乌龙。
《春秋》说的“归惠公仲子之賵”的賵,《公羊》解释为:盖以马以乘马束帛,意思就是:用马,四马一车,五匹一束的帛。
隐公执政期间,周平王共派三次使者前来鲁国,第二次派的是凡伯,结果回去路上凡伯被戎人给抓住了,原因是:当初,戎人朝觐周王,向公卿送了财币,唯有凡伯不以宾礼款待。于是戎人怀恨在心,终于抓住个机会将凡伯给抓了,一点不给平王的面子,戎人就是戎人。由此看出那时候的人真小气,这种故事后面还有。第三次派使者前来已经是隐公九年了。这次派的是南季这个人。《谷梁传》认为,这不符合礼节,因为周王按理不该派个使者前来访问。
几次事件综合起来看,周平王在处理与封国关系上,做事欠考虑,难怪各诸侯国越来越不重视他。周平王在隐公三年也就驾崩了。
周天子平王是记入《春秋》的第一位周天王,平王崩桓王继位。平王名宜臼,周幽王之子,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迁都王城(洛阳),执政五十一年(前770-前720)。
除此之外,宋国,腾国,蔡国的国君在隐公执政期间也相继去世。新的国君与隐公相伴,在历史的舞台上继续上演一幕幕大剧。
除了与周王室的交往,鲁与其他各国交往频繁,故事多多。
如,摄政伊始,为了和邻国关系,隐公相继与邹国邹安公会盟,与宋国在宿这个地方会见结盟以示与宋和解。原因是惠公执政末期曾经和宋国在黄地打了一仗,两国结下矛盾。隐公二年,公又与戎会面,重修旧好。
齐国,郑国也都有使者前来访问。郑国主要是为了和解,齐国来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齐、鲁两国在艾地的结盟成果。除了和齐国结盟,鲁国还和戎、莒等小国结盟。期间和齐国的国君会面次数算最多,由此可见齐鲁两国关系的特殊。
隐公执政期间,分别修建了中丘和郎地城池,但由于在夏季筑城,时间不合适,影响了农时,(浪费了人力,影响了农业生产)所以《春秋》给记了下来。还有一次,隐公一时兴起跑到堂地看人捕鱼,这事也遭到了当朝官员的严重不满和批评。看来即使是国君也不能想干嘛就干嘛 否则历史必将作为污点予以记载,这也就是《春秋》所谓“春秋笔法”。其实据《左传》记载,早在隐公元年,费伯没有经隐公同意便在郎这个地方修筑了城池。
据后世爱好者考证,“郎”作为鲁国地名,在史书《左传》的记载中共出现过8次。鲁郎城,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村子,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池,而是费伯的伯国——费国的都城,是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隐公执政期间,诸侯国之间战事不断。《春秋》记载战事有:莒人伐杞,取占领了牟娄;鲁会宋、陈、蔡、卫等国伐郑;郑人伐卫;卫国占领郕国;邾、郑国伐宋;宋伐郑,围长葛并取长葛;鲁会齐、郑伐宋;鲁国在菅地击败宋国。郑国攻取郜地、防地;宋、卫国攻入郑;宋、蔡、卫联军伐戴,郑国也趁机攻打戴国并乘机占领戴国;齐、郑联军攻入郕。鲁及齐、郑攻入许国。
战事频繁,鲁国自然也无法中立于其中。关于这些战争《左传》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现在分析这些战争共同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其一、为己战——或报私仇或攻占土地。
郑人伐卫:郑国的公叔段内乱,他的儿子公孙滑为此逃往卫国。为此郑国以周王室的名义率领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部边境。
卫人伐郕也是这样原因。卫国内乱,郕国入侵卫国,所以找个原因卫国军队又入侵了郕国。
莒人伐杞,纯粹就是为了占领他的土地牟娄。杞国太小了,连司马迁都说:“微甚,不足数也”。然就这么一个小国,还给历史留下一个笑话。他的国民整天担心天会塌下来。所谓杞人忧天是也。
《列子·天瑞》有记载:“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莒人入向。莒国国君从向国娶了个老婆向姜,夫妻感情不和,向姜赌气回了娘家,于是莒国国君便帅兵攻入向国,武力逼回老婆。
其二、为他国战——尽盟友之宜;为天王之战——讨伐那些不守秩序,不尊天王命令的诸侯国。
如,齐、郑联军攻占郕,原因就是隐公十年郑庄公以周天王之命遍告诸侯伐宋,而蔡、卫、郕三国不闻不问,没有派出军队也就是所谓“不会王命”。
鲁会宋、陈、蔡、卫等国伐郑值得一说。这本应该是宋和郑国之间的矛盾,与卫关系不大,但卫国企图借刀杀人,再加上陈国、蔡国此时与卫国关系不错,于是便组成了联军向郑国发起战争,包围了郑国国都的东门,五天以后才回去。秋季,各诸侯国再次攻打郑国。
宋殇公派人到鲁国请求出兵援救,隐公推辞了。羽父又请求出兵相会合,隐公也没同意。但羽父坚决请求出兵且自己帅兵前去。羽父的强势可见一斑。《春秋》对此有记载说:“翚帅师”,这是表示讨厌他不听命令。
诸侯的联军最终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那里的谷子便回来。
总之,凡是联军作战的大都属于这种原因。
其三,不可思议之战。隐公七年发生的鲁国单独讨伐了邹国的战争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具体原因是:隐公五年,邹,郑伐宋的时候,隐公拒绝救宋,鲁、宋由此产生了矛盾。同年,宋已经伐郑作为报复,而尚未伐邹。隐公六年鲁与郑抛弃前嫌而媾和。如今郑又与宋盟结好,鲁担心宋来报复,所以主动为宋伐邹以示好。为讨好他人而战,这种事情春秋时期不少见。但从侧面可以看出身处大国之间的小国的无奈和惶恐。
这些战争往往都伴以前期的会盟和来访。
如: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齐侯、郑伯盟于石门;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直接与鲁国有关的,郑人来渝平;齐侯使其弟年来聘等。
在诸多的战争中,《左传》对于郑国内乱作了详细和精彩的记录,后世取名为《郑伯克段于鄢》,因为资料甚为丰富,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卫国的内乱也很复杂,但肯定与卫宣公的荒淫放纵脱不了干系,宣公霸占自己的儿媳妇的丑事自然被永远载入历史。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也曾鲜明提出了“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等精辟论述。对于初民的战争,我们或许得换一种方式来看待,现代学者们称之为“贵族”的战争。学者李硕在其《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书中说:春秋时期国家间的打仗,是国君(或者大贵族)闹意气、耍威风的成分居多,不是非你死我活不可。都是贵族们游戏,规模小,跟老百姓没关系,战争也不太伤害老百姓。
但,正是这些游戏,逐渐积攒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尚武基因,后世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霸气不能不说是这些贵族游戏的新时代宣言。
国之不论大小,尊严必有。为尊严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土地而战,其实现代战争也不过如此。只是那个时候政治手段没有今天的复杂,所以那个时候的战争显得有点“游戏”。接踵而至的战国时代则成了政治家的舞台,战争才真的成了政治的延续和手段。
另外有一件事还需单独拿出来说说,那就是隐公八年的“郑伯使宛来归祊”。
郑桓公是周宣王的母弟,周王室便把泰山附近的祊地赐给郑国国君作为郑君佐助祭祀泰山的汤沐之邑,周通俗地说就是祭祀前洗澡更衣的地方。祊地内有郑桓公的庙,这个地方距离鲁国近,离郑国远,显然郑国来往和打理极不方便。
成王当时为营造东都成周,有迁都之意,所以赐周公许田(在河南省许昌市南故鲁坡),在成周附近,作为鲁君朝宿之邑。就是鲁君至东都雒邑朝见周王时的朝宿临时住所,这是一个离鲁国远、离郑国近的这么一个地方。地内有鲁国宗庙(周公旦别庙),前文说过,虽然周公没有就封鲁地,但是鲁仍奉周公为始奉君予以祭祀。
时间移到郑庄公时期,庄公见周室已衰,周王不再巡守天下,泰山之祭废弃已久,祊地助邑无用。于是便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向周王提出请求,不再前往泰山祭祀而用祭祀许田境内的周公庙代替之,顺势又提出干脆用泰山附近的郑国汤沐之地更换靠近郑国的鲁国的朝宿之地许田。但祊小,许田大,而许田又有周公旦庙,郑庄公担心鲁以废祀周公旦为理由拒绝,所以急切地表达两个意思,其一,舍泰山之祀,确认祊对于郑已无意义;其二,为鲁祀周公,使鲁安心。
鉴于自己的实际情况,周王不好说什么,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这事了。不过,隐公六年,郑庄公朝见周王,周桓王不加礼遇,说明桓王对此事还是颇有意见的。
这次郑伯郑庄公派大夫宛前来就是为了交接这个事情并办理祊地移交手续。从此,郑国就不到泰山祭祀了。但是鲁国并没有将许田交给郑国,这事直到桓公元年才有个结果。
桓公元年春季,鲁桓公即位,继续与郑交好。郑国人请求重新祭祀周公、完成祊田的交换。桓公答应了,三月,郑庄公用璧玉来作许田的交易,这是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祊交换许田的缘故。
其实,周公不是郑国先君,鲁国不应该听任郑国祭祀周公,许田乃周王所赐,按理鲁国是不应该拿它和祊地交换的,此次鲁、郑两国交换土地,鲁国显然是吃了个闷亏,是个国耻。所以《春秋》用“以碧假许田”作为掩饰,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国弱。弱国无外交,自古亦然。此谓春秋笔法。
寸土必争,自古至今都应是治国者必须恪守的最高准则。
最后说说隐公的家事和天事。
隐公执政期间, 鲁国嫁了两位公主。第一位是惠公长女,隐公之妹伯姬(历代鲁国之长女均称为伯姬),第二位也是惠公之女,隐公之妹。两人先后都嫁给了纪国纪哀侯,叔姬本应从嫁伯姬,但是因为年幼所以一直在鲁国生活,直到隐公七年才“归于纪”。《公羊传》说,叔姬是伯姬的侍妾,身份低微,但因后来成为嫡夫人,有贤德,《春秋》才把她记下来的。
庄公四年夏天,齐国灭了纪国,伯姬死而待葬,最后还是齐侯把她葬了。庄公三年,齐国将灭纪国,纪威侯把酅地归为齐国的附庸国,庄公四年,纪哀侯去世,叔姬回到鲁国,后酅地作为纪国延续地位已定,叔姬又回到酅地投奔哀侯之弟威侯,最终于庄公二十九年去世并于次年安葬。
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明帝崇祯挥剑砍向长平公主 “你何故生在帝王之家!” 的哀嚎声,其实是从很远很远的时代传来的。
隐公在位十一年,恶劣天气记载有两次。隐公九年夏季暴雨连绵不绝且雷电交加,同年的冬季,大雪平地七尺多厚,而且冬季雷声阵阵似有不祥之兆。前一年,鲁国发生一次蝗灾。总得来说,还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据统计,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二年间,在鲁国可见到的日食有60多次,隐公三年发生过一次日食,据考证此次日食应该是日全食,估计当时鲁国国民受到的惊吓不小,大白天的突然太阳就没有了,难怪《春秋》给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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