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裴洪岗在他所写的《我辞职了》里，为自己设立了新的目标：“我想把医生和科普结合起来，那就是做一个自己能主导的诊所，践行自己的医疗理念。”

眼下，这个愿望就要到了快实现的时候了。这位在微博上拥有118万粉丝的前深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医生即将在深圳福田区开设自己的第一家诊所，诊所起名为“怡禾”。我们见到他的这个周日的下午，他还在装修中的诊所里忙活。

裴洪岗是中国这些年离开公立医院的众多儿科医生之一。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的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而就在裴洪岗离开深圳儿童医院的2016年，中国政府放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才能生二胎的限制，结束了实行长达38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一年后，中国新出生的人口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100万，使得原本就紧张的儿科医生资源更显捉襟见肘。

与之同时，如果要实现国家卫计委等六部委制定的，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那么在2016年，中国儿科医生数量的缺口则高达86042名。

儿科医生的工作负荷大，是常被提及的一件事。一名三甲医院的普通儿科医生，一天接诊的患儿可以超过100名。由于儿童用药量通常不及大人，在中国医药倒挂、以药养医的先行医疗体制下，儿科成了各家医院医生收入最低的科室之一。

一些离开公立医院的儿科医生们开始尝试突破职业困境。

微博打破次元壁裴洪岗之所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是因为他读了儿科专业。但那是在1998年以前——1998年中国高校教育改革，医学院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由临床医学取而代之；1999年，全国的儿科专业停止招生。

“当年学医是家人帮忙选的，儿科系也是他们选的，那时候对儿科没什么概念。”裴洪岗说。

在深圳儿童医院工作12年，看着许多孩子在自己的手术刀下重新获得健康，这是裴洪岗因这份职业获得的最大成就感。2011年，裴洪岗在新浪微博开通了账号“@小儿外科裴医生”，开始了他在微博科普儿科医学知识之路，到他2016年辞职时，他已经收获了40万粉丝。

新浪微博让坐在诊室里的医生得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原本面目模糊的医生有机会把他们的个性展露出来。他们分享的医院故事比《on call 36小时》更真实、更有血有肉，书写下他们对疾病、人性、医患关系的种种看法，对病症进行科普。不仅是裴洪岗，在微博上走红的医生还有“@急诊室女超人于莺”、“@医生妈妈欧茜”、“@澳洲妇幼Dr韩”“@张强医生”等等。

欧茜现在是广州民营儿科诊“知贝儿科”的创始人，刚开通微博那会儿，她是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儿科医生，现在已经有了91万的微博粉丝。巧合的是，和裴洪岗一样，欧茜也是在2016年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立医院。那几年离职的微博知名医生，还有张强、于莺等。由于这批医生后来也都纷纷创业，这种先有医生，后有机构的模式，被称为“医生集团”。

欧茜说，她离开公立医院并不是因为和同事相处不愉快等原因，她依然盛赞老东家。“只是我受不了三分钟看诊了，我认为患者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我当时工作的那家医院的环境、培训和领导是很好的了，但还可以更好。”欧茜回忆道。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是所三甲医院，每天求诊的患儿众多，为了给更多的孩子看病，欧茜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看诊时间只能为短短三分钟。能把挂完的号看完已经筋疲力尽，过于繁忙的工作让她根本无暇回访来看过病的孩子。

裴洪岗则在《我辞职了》里写下触动他离开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做的那份业余工作（注：在微博上写科普）和自己身处体制的工作有些难以兼容，而自己所拥有的影响力资源应该能让自己在体制外维持生计，我到了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线上咨询和实体诊所裴洪岗并不是一辞职马上就是开办诊所的。

知识付费在这两年发展成为一条宽阔的创业赛道，裴洪岗在社交媒体已经积累起了名气，他在微博和微信公号上开始了咨询服务平台“怡禾健康”，除了吸纳优秀的医生在线上收费回答有关儿科、产科、耳鼻喉科等问题之外，还有有关儿童生长发育的线上课程。裴洪岗和他的团队看重服务质量追踪，通过组建了医生质量委员会对医生进行管理。现在的怡禾健康有大约300名医生，30万购买人次。咨询的用户来自全国各地，突破了过去医院的地域疆界，裴洪岗称，复购率能达到50%。

而欧茜的创业之路则要折腾一些。辞职之后，欧茜也与人合伙筹备过一家儿科诊所，但双方终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后来欧茜转身去做“知贝儿科”，提供“符合现代医学规范的母婴健康咨询服务”，也逐渐在线上建立起了品牌知名度，用户超过10万人。

和公立医院每次挂号费在20元至30元不等，而在怡禾健康进行咨询，每次费用在148元至400元左右，知贝儿科的在线咨询费用大致相当。尽管两家平台的收费高于公立医院数倍，但医生的回答往往细致耐心，如果对回答不满意，用户还有追问的机会。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到三甲医院求诊，或是不愿意带着孩子排队等待两三个小时的家长来说，在线咨询平台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各地医疗资源的不平均。

在广州和深圳，也有带着资本直接杀入实体诊所的民营医疗创业者，比如2012年成立于深圳的卓正医疗。实际上，卓正医疗并不是儿科诊所，拥有多科室牌照的卓正覆盖儿科、牙科等。卓正的创始人之一朱岩是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原主治医师，它的背后站着经纬创投、天图资本、中金公司和前海母基金等投资机构。目前，卓正在北京、长沙、广州、深圳、成都和香港开有38个机构网点。

卓正是全科诊所，不过儿科则是目前卓正最主要的业务。

这不是巧合，无论是怡禾，还是知贝，儿科诊所能成为第一批从公立医院出来的医生共同的创业项目，正是市场所驱动的。

“为什么这些年这么多诊所都要做儿科，因为儿科毕竟是刚需，它的存活可能相对会比全科容易一些。”卓正医疗总裁周方说。

市场空间还来自于孩子生长发育阶段里，父母们的疑虑。“孩子还有很多非疾病上的需求，比如养育上的、喂养上的，睡眠的问题。”裴洪岗说，“需求越大，那肯定就是说，你可以做的空间也更多。”

周日这天，卓正深圳海岸城医疗中心，几个孩子在等候与医生见面。来卓正看病的孩子大部分是普通常见病，诊室的设计与美国的诊所设计十分接近，一边是方便给孩子检查的病床，另一边是电脑和靠墙的办公桌，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隔阂。

一年前，刚刚离开多伦多儿童医院新生儿专科回国工作的姚跃，踏进卓正的诊所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番场景。

医生难求要开设一家民营诊所，准入门槛并不是最难的那部分。国务院对鼓励社会办医的利好政策不断，广东的政策也更为开放。

2016年6月份，《广东省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实施方案》落地，除了简化行政审批、放宽机构准入等“常规动作”外，还鼓励医师多点执业，允许医师在药店开诊所，鼓励兼职执业医师办诊所，以及鼓励护士开办护理机构等都被明确下来，突破力度颇大。

而在广东省内，深圳走得更快，早在2013年就全面取消了医疗机构的选址距离、数量和医保定点机构数量限制。2017年，则简化了医疗机构审批，取消设置审批，实行直接执业登记；同时，取消了只有医师才能开办诊所的规定，允许自然人申办医疗卫生机构；并且执行新的诊所设置标准：允许诊所设置4个以内的科目，建设综合诊所；申请5个以上科目的，可申办门诊部。

然而考验这些新生诊所的，人才问题——和许多行业情况类似，招人是儿科诊所们最为头疼的部分。中国的医生允许多点执业，也就是说一位医生能在公立医院获得编制的同时，也能在其它合格的医疗机构看病。然而民营儿科诊所想要招到一位优秀的全职医生，意味着医生要离开公立医院，放弃稳定的收入、能积攒经验的大量病例、接触重症患者的机会等等，而这些对青年医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晁爽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医生，再之前她另一家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过离开（公立医院），虽然压力大、病人多，但千奇百怪的病例也多，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晁爽说。

怡禾、知贝和卓正，在谈及想要招聘一名怎样的儿科医生时，标准颇为接近，硬性的除了对曾经在三甲医院工作满一定年限，认可循证医学等之外，软性的还要包括要有同理心和服务意识。

这些要求看似不复杂，做到却不容易。在公立医院，儿科医生为了加快看诊效率，和每位患儿及家长的交流都被压缩在三分钟，沟通非常有限。而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医生都表示，他们安排给每位医生的接诊量都将大大低于公立医院。姚跃称，现在每个卓正每一位儿科医生每日看不超过24位病人，20个最为常见；裴洪岗的怡禾尚未正式营业，但他认为15－20个是最为理想的状态；欧茜所在知贝，每位医生接诊15个病人则是一个对质量比较满意的状态。

民营儿科诊所出现，除了是对公立医院儿科的一种补充，同时也在客观上实现了分级诊疗。我们所写到的民营诊所，都只看儿科普通常见病，使得一些家庭在因为孩子感冒发烧问题而冲向三甲医院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

不过，即使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到民营儿科诊所看病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怡禾的医生诊费将定在每次600元上下，卓正的儿科医生每次诊费也要在400左右。因此，医疗质量是这些父母们是否愿意掏钱的最大考量。

医生不再需要赶时间，也不意味着自然就能建立起医疗服务意识，同样需要重新学习和培训。公立儿科医疗资源长期供不应求，患者的感受显得就微不足道了。但在民营儿科，“服务”意味着要在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孩子的病情，充分告知家长可能还会发生什么，要怎么做等等。卓正要求医生，对每位求诊者的看诊时间必须满20分钟。

“我们一些医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要求都懵了，觉得20分钟我都没话说了。可是来了一个月后会发现20分钟根本不够用。”姚跃说。

到了面试这一关，还要淘汰掉不认可“循证医学”的医生，在这一关，相当部分候选人会被刷掉。

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指的是医生的医疗决策，应该是在当前最佳的临床研究依据基础上，再结合医生的经验、患者的意愿，然后再综合作出的。循证医学的基石是证据，而与之相反的是经验医学。

比如，一种说法认为，纯母乳喂养能降低孩子得湿疹的风险，依据是“大家都这么说的”。但是，目前没有明确证明支持这种结论，按照循证医学的理念，医生便不会对家长发出这样的建议。

“认可循证医学的医生还是少数的，即使这么宣传，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落地，对于很多诊所都是问号。”欧茜说。

之所以难坚持，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客观存在，使得医生习惯了开更多药对患者进行“过度治疗”，这在本质上与循证医学相悖。欧茜举例，中国的葡萄糖和氯化钠溶液使用量极大，是因为医生总是让病人去输液，“但是有那么多液可输的吗？”她反问。

从医生到企业经营者裴洪岗觉得，现在比以前在深圳儿童医院上班时还要累。以前还只是纯粹地做着单线程的日常工作，而现在作为怡禾的CEO，裴洪岗要做管理规划和公司运营，角色面临了一个极大的改变。

在知贝，欧茜现在也看诊，但每天最多10个病人到头了，因为她还要匀出时间来学习管理，制定规章制度，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和医疗管理相关的书。“以前不重要的技能现在都变得重要，怎么做一张漂亮的PPT，怎么让打动别人让别人认可你，甚至怎么化一个漂亮的妆，怎么发一封好的邮件，都需要学习的。”她说。

当然，要坚持自己对循证医学的理念，诊所经营者还需要更多的服务内容设计能力，需要医生们培养出更敏锐的商业嗅觉。在这一点上，各家的做法各不一样。

怡禾诊所尚在装修，但据裴洪岗介绍，诊所将会划了一大块空间是用来开班妈妈课堂，把诊所的运营与知识传播结合起来，以较小的代价解决本来不需要到医院看病的问题。

知贝则在儿科之余，还做了齿科。在儿科基础上做齿科，获客成本很低——许多父母已经有了保护孩子牙齿的预防意识。

另一方面，一个儿科诊所创业者除了和本专业打交道，还要与投资机构打交道。随着“医生集团”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瞄准医疗产业。欧茜的第一次创业开诊所时，临近开业她选择了退出，当时这段经历带给她的教训是，和非医疗背景的人合作的时候，理念无法弥合。后来知贝引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它的投资合伙人陆勤超本身即学医出身。

怡禾、知贝和卓正都正努力在做一件叫“医疗服务质控”的事，以保证医疗服务的同质化，这需要健全的管理体系，以及专业的管理人才。从零开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诊所们若是日后要扩张，可复制的管理体系必不可少。

此外，诊所还要考虑医生的职业发展问题。位于深圳的怡禾在招聘启事上给医生开出的年薪是30-50万，而广州的知贝则在25-45万之间，可薪水只是医生考虑来或不来的因素之一，医生还需要持续地学习。因此，这些诊所们还会每年给医生提供继续教育基金，报销额度不等的参会费用。

而最终愿意投身民营儿科诊所的医生，可能还需要一点情怀，因为这个行业目前仍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是一段未曾有人走过的路。

两年前，裴洪岗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的诊所成功了，不敢说一定能提供最靠谱的医疗服务，但至少在这里不用担心被开那些明知没用但还不得不默默买回来然后扔掉的利巴韦林、艾畅、中成药等。如果做好了，也告诉医护同行们，除了抱怨还有别的出路；也可以向儿科同道们证明，儿科医生通过努力也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愿意做儿科医生的人也可能会增多，孩子们看病也会越来越方便。”

（蔡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