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毛泽民的名字非常早。小学时就知道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他们是：毛泽建、杨开慧、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毛岸英。

毛泽民，原名毛泽铭，字咏莲，后改为润莲，1896年4月3日出生在湖南湘潭县，是毛泽东的大弟弟，也是中央苏区“大管家”，红色金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在毛家三兄弟之中，毛泽东17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没过几年，毛泽东将幼弟毛泽覃带离家乡到长沙念书。与哥哥和弟弟相比，毛泽民太过普通。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毛顺生）是个保守的农民，他一直反对儿子在外求学，两个儿子都去了省城念书，对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压力很大。毛泽民答应留下来帮助父亲。那时候，他没有兄长和弟弟的斗志，就想着在家里好好种田。毛泽民读过4年私塾，14岁就辍了学，帮助父亲种地、做生意和卖稻谷，家里有了劳动力，毛泽东和毛泽覃才有了继续念书的钱。毛泽东曾经回忆，“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那时候的毛泽民穿着粗布衣服，满头大汗，旁人以为他是毛泽东雇的挑夫。毛泽民放心不下在长沙的两位兄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挑着米粮，带着学杂费，专程跑长沙一趟。同学们不知情况，初始看到毛泽民，都会对毛泽东喊道：“你家长工来了。”有一次，毛泽民送钱晚了几天，毛泽东等得着急，便责怪了他，那时候的毛泽民一声不吭。临走之前，毛泽民对毛泽东说：“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我跑了好几百里路呢。”毛泽东顿时愧疚不已，就像他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民的支持，他根本无法读书。1921年春节后,他跟着毛泽东来到长沙,在一师附小当庶务,同时半工半读。年底,由陈子博介绍,毛泽民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湖南后,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于当年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实际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夏明翰等中共早期党员,都是补习学校的第一期学员。毛泽民也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书记,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等为支部委员。到年底,中共湖南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毛泽民也是其中一员。他很快停止了学业,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1922年初,湖南党组织派毛泽民到自修大学任会计襄务,同时兼职省学联庶务。当时,自修大学的开办费只有船山学社每月400元的社务经费,而省学联的活动经费也同样非常有限。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点点滴滴节省开支,力求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当。他甚至派亲友回韶山,动用家产来贴补自修大学活动经费之不足。中共二大召开后,中共湘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遵照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将争取工人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等4项原则,作为湖南工人阶级共同的斗争目标,并发动全省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成立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受中共湘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派遣,毛泽民前往长沙笔业工人工会任秘书。他和工会骨干一起,领导长沙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建立起工会纠察队和宣传组、工作组、生产组等办事机构。11月14日,毛泽民带领300多名笔业工人,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进行请愿斗争,提出增加工资,改发银洋,改善伙食,不准私自开除工人等6项条件,并发表宣言。但遭到反动当局和资方的无理拒绝,工会决定立即举行罢工斗争。罢工期间,毛泽民带领工人代表同资本家谈判。他还根据中共湘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长沙笔业工会罢工,得到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邀集粤汉路及各行业12个工会的代表在船山学社开会,发动大家支援笔业工会。粤汉路总工会、长沙工会和泥木、理发、人力车等工会纷纷致函,质问笔业店主。罢工坚持了40多天。12月23日,店主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1922年,毛泽东决定派中共湘区委委员易礼容和毛泽民等党员去安源,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初期,由易礼容任总经理。一个月后,易礼容被中共湘区委调到水口山,总经理一职便由毛泽民代理。同年8月,工人俱乐部进行换届选举,毛泽民被最高代表会任命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办好消费合作社是安源工人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路矿工人俱乐部拨来1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的困难,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在俱乐部部员中招股。尽管工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仍然响应俱乐部的号召,踊跃认购股票。很快,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7800余元股金,连同俱乐部拨来的活动经费,共计1.7万余元。消费合作社用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一位认股者。正是这一举措,迈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金融事业的第一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正面印有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而认股者的姓名、股金数额和认股日期都是用毛笔填写的。在韶山时,毛泽民管过“小家”,到长沙后,又逐步管理起“大家”来,但毕竟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多,资金最多不过数百元。而现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资金超过万元,涉及到上万工人股东的切身利益。如何管理好、用好这些钱,使股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入社的工人群众切实得到实惠,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毛泽民的面前。在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矿工每月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金而是矿票,即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还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一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以上。为了帮助社员解决兑换矿票的难题,消费合作社下设兑换股,凡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人,都可以持矿票在兑换股兑换现钱,一元矿票兑一元现洋。兑换股成立仅半个月,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为了办好合作社,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由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物价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成以上。毛泽民还想办法从外地搞来食盐,以及豌豆、蚕豆等小杂粮,充实合作社的货源。每次合作社来了紧俏货,毛泽民就当起“货郎”,挑着担子,给住在边远山坳的工人送去。毛泽民还经常在合作社站柜台,热情为工人群众服务。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家、包工头开办的大小商店感到威胁。他们纷纷联手,企图挤垮合作社。一些投机商人也乘机从合作社套购货物,转手渔利。毛泽民很快发现了问题,果断决定凭证购货。合作社特制了万余枚记名购物木牌,发给社员。合作社同时规定:兑换现钱必须凭购物牌,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最多兑换一元,每月不得超过l0次。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的营业秩序和矿工群众的利益。随着合作社的资金不断雄厚,毛泽民又将合作事业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增设了若干个合作分社,还购置了多台缝纫机,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和服装店,订做各类服装。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也由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近40人。为了充实合作社的周转资金,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提出,“在兑换股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放合作社纸币一万元”等措施。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当时,安源工人俱乐部一直是全党活动经费的少数几个储备点之一,经常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提供有力的经济援助。1924年初秋,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毛泽民,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不幸又患上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他的阑尾已经化脓穿孔,以致手术后伤口始终不能彻底愈合。中共湘区委决定,让毛泽民暂时离开安源在长沙休养一段时间。自1923年4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也因长期过度操劳,患上神经衰弱症。党中央同意他回湖南休养。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幼子回到长沙。在毛泽东回长沙养病的一个多月里,毛泽民也在休息。他们兄弟难得有机会促膝长谈。毛泽东兴致盎然地畅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看法,阐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1925年春节过后,毛泽民就随毛泽东全家一起乘船回韶山。这时,农村的旧历年还没有过完,又是农闲时节,他们一到韶山便四处串门,看望了不少乡亲,和他们一起聊天,唱山歌。毛泽东在家乡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乡亲们进行启蒙教育。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了装门面,在全省推行《湖南省宪法》,提倡所谓的“平民教育”。毛泽东则借推行“平民教育”为由,通过毛泽民、杨开慧,以及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的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他们通过教乡亲们识字、学珠算,宣传三民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毛泽东经常来夜校查看。他要求毛泽民和杨开慧,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让乡亲们能够接受。这年3月,韶山第一个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不久,秘密农会发展到20多个。随后,毛泽东兄弟在毛福轩、贺尔康、庞叔侃等人的陪同下,早出晚归,走遍了山冲,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他们除了走访贫苦农民、亲戚朋友、进步知识分子外,还走访了一些殷实人家和开明士绅。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考验,毛泽东、毛泽民和毛福轩先后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初,毛泽东从韶山回到长沙,与毛泽民会合。他们兄弟结伴,一起前往安源。当时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愤怒,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所属1.3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和游行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动大家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根据毛泽东的安排,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领导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毛泽东则匆匆地返回了韶山冲。这年夏天,韶山近两个月滴雨未降,土豪劣绅乘机抬高谷价,成胥生、何乔八等大地主还企图将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与毛泽民领导韶山农民成立雪耻会,开展平粜斗争,激怒了当地土豪劣绅。当时,韶山和安源同属军阀赵恒惕管辖的地盘。在毛泽东遭赵恒惕通缉的同时,毛泽民也遭到通缉。中共湘区委决定调毛泽民和萧劲光去广州。不久,毛泽民和萧劲光北上武汉,经上海,走水路去了广州。他们离开安源不久,安源工人俱乐部就遭到军阀血洗,发生了“九月惨案”。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离开长沙,路经衡阳、郴州等地到韶关,而后转乘火车去广州。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于9月14日开课。毛泽民到广州后,即担任本届农讲班总支书记。当时的广东虽然是国共合作,但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的工作并不公开。毛泽民的公开身份是农讲所学员兼甲班班长。然而,本届讲习班开课仅37天,毛泽民便接到党中央的电令,要他立即结束学习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毛泽民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全国奔波建立发行网。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有了书店，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了代售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该报实际上掌握在我党手中，宣传我党的革命方针。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

1929年冬，毛泽民率领钱希钧等9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由上海到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1931年夏天，毛泽民担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随后到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1931年深秋，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11月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同时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为筹粮、筹款，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毛泽民虽然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但是他仅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就使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并培养了这方面的人才。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算上毛泽民只有5名工作人员：业务科科长曹菊如、会计钱希均(毛泽民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出纳员，一名勤务员兼管兑换。毛泽民走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启动资金。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来到漳州，宣传没收、征发的政策。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了许多金银首饰以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纸币，纸张必须坚韧耐磨，而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军对此封锁很严。毛泽民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原料。要发行纸币，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当他听说在长汀城里有一位叫黄亚光的能写会画，但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押，于是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要求释放黄亚光。人找来了，可画图连个圆规都没有，毛泽民又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工具。纸币的防伪也是个大问题，有一次，钱希均织毛衣时不小心碰到了火，发出了很臭的气味，毛泽民受到启发，就在纸浆里放了一些破羊毛，这样纸币一烧就会有臭味。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毛泽民采取的是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资做准备。他意识到，保证纸币的信用，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挤兑。毛泽民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两天过去了，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他，是不是停止兑换。他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他到处组织货源，三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盐在内的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毛泽民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再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有“扁担上的国家银行”之称的15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任主任），负责携带160多担黄金、白银和苏区钞票，沿途还要负责接收没收的土豪财物。在他的睿智领导下，十五大队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行军打仗提供了有力保证。1936年2月，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7年底，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更加严重，身体极为虚弱。中央安排毛泽民到苏联养病和学习，取道新疆去苏联，但到了乌鲁木齐，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暂断交通线，未能成行。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帮助工作。经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彬，留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此时的新疆因连年战乱，导致经济凋敝，物价飞涨。面对烂摊子，毛泽民上任省财政厅长后，即着手整顿新疆财政，制订“三年计划”，改革新疆币制，发行“新疆建设公债”等，使几近崩溃的新疆财政起死回生，面貌为之一新。毛泽民改革新疆币制后，与不断贬值的国民党法币发生了冲突。当时新疆伊犁飞行学校有不少国民党派来的飞行学员，由于日本封锁，陪都重庆物资贫乏，进口生活日用品难以买到。飞行学员一见新疆物价便宜，各种货源充足，从苏联进口的生活品应有尽有，便用不断贬值的法币大肆抢购各种物品。毛泽民下文全疆禁收法币。蒋介石恼羞成怒，前几日发来电报质问：“法币乃国币，新疆乃中国之一部分，为何在新疆不用法币？责令法币在新疆恢复流通。”毛泽民拟了一个电文，说服盛世才发给重庆。电文中说：“新疆省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许法币流通，是本省有些特殊的原因：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不识汉字；自然难以辨别法币的真假；要通行法币，是否法币上附加维文……”在任财政厅长期间，毛泽民与地下党员朱旦华结婚。1941年2月，生下一个儿子，毛泽民按照韶山毛氏族谱中“立显荣朝士，文芳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辈分，给儿子取名为“远新”，以纪念孩子是新疆出生、是为迎接新中国而出生。1941年2月，毛泽民调任民政厅厅长，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实行了民主选举，在全疆整顿和扩建了17所救济院，举办了医药医疗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1942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决战，希特勒百万部队包围莫斯科，进攻斯大林格勒，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处于相持阶段，这时，盛世才撕破进步的伪装，反动面目逐步暴露。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一手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由李英奇等匪首分批逮捕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同志先后被捕。这些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守革命气节，在狱中开展绝食，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3年3月，林基路在狱中写成《囚徒歌》，由难友谱曲，在狱中广为传唱，鼓舞大家斗志，狱中的同志更加团结，坚决不投降，不屈服，不认罪。敌人无奈，派李英奇、张光前等刽子手于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第二监狱内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人用绳索活活勒死，毛泽民牺牲时年仅47岁。李英奇拍摄了三位同志遇害时的照片送到盛世才手中，盛世才又将这些照片派专人送到重庆蒋介石手中邀功，事后，李英奇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建国后，公安机关从审问被捕特务中得到线索：杀害烈士的凶手李英奇潜伏在北京;富宝廉潜伏在辽宁抚顺;张思信在甘肃武威一带瞎混。公安机关立即给上述几个地方发电报，写明上述几犯的特征，请各地协助捉拿。不久后几名特务落网，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带公安人员去了掩埋烈士尸骨的六道湾。在这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忠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