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年写了《毛主席视此人为死敌，在解放战争末期发下指令：务必将其活捉》一文，讲的是1949年3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前往北京，开始筹建新的人民政权。所谓建国在望，诸事千头万绪。但在这个时间点上，毛主席专门召见了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陈正人，要他回到井冈山地区活捉“活阎罗”肖家璧。毛主席说，“他是革命的死敌，也是我的死敌”！

遥想当年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肖家璧充当了蒋匪军的帮凶，大肆捕杀参加革命的群众，反复点火焚烧大小五井、茨坪等地方，血洗井冈山，还在红军撤出井冈山后，占据了井冈山近二十年，为害一方，不可一世。

毛主席一直牢牢地记住这一笔账。

1949年，是该清算这笔账的时候了。

此外，还有另一笔账，同样让毛主席有过噬骨蚀心之痛，一直都无法释怀。

这，就是发生在1931年的“中共黄金大劫案”！

话说，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

在这年初冬，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临时中央急需经费开展革命活动。

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一方面伸手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一方面发密电到瑞金，要中华苏维埃政府火速拨款。

共产国际的援助是远水难解近渴，主要还是靠苏区政府解决问题。

苏区的经济也是捉襟见肘。

但毛主席拍板：全力支持临时中央，一次性拨给临时中央黄金120两。

这些黄金是通过打土豪没收来的，零零碎碎，不易携带。

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请金匠把它们重铸成每根重10两的金条，共12条，装入量身定做的白铜小盒里，用锡焊封死盒口，交由地下交通员逐级传递，传往上海。

黄金是从1931年11月6日送出的，沿途要经过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等6个地下交通站。

即黄金由第一个地下交通员从瑞金带出，之后经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地下交通员的手完成交接，最终由第七个地下交通员带到上海。

但是，时间过去了40多天，临时中央还没收到这批黄金。

从12月22日起，临时中央一共向苏区发了五封催询电报。

到了1932年元旦，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最终确认，黄金已经在运输途中被劫了。

但是，在那种严酷的革命环境下，苏区政治保卫局根本无力侦破此案。

因为临时中央没能收到这批黄金，原计划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宣告流产；九名被捕的同志因没法营救而惨遭杀害；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缺医少药遗憾离世；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毛主席为此痛心疾首。

新中国成立了，这个案子应该彻底查清了。

毛主席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组织精干人手进行调查。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组建有一个名为“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下设六个调查组。

罗瑞卿把这起案件命名为“特费失踪案”，交给“悬办”第三组着手调查。

第三组共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其中的蒋文增为组长。

由于案子已经过去了18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破此案，还得从传递黄金的第一位地下交通员查起，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黄金被劫的节点。

第一位地下交通员姓甚名谁，现在身居何处呢？

四人前往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索要答案。

林伯渠见到他们后，发了一声长叹：“如果邓发同志还在，案件查起来会容易一些。”

老覃在前年写过《毕加索送毛主席一幅画，这幅画因飞机失事而消失，见过它的人不多》一文，文中提到，邓发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遇难于1946年4月8日的飞机失事中了。

林伯渠的言下之意，是邓发当年虽然未能侦破此案，但已经掌握到了黄金丢失的节点了。

但是，眼下没有办法，只能从第一位地下交通员查起了。

林伯渠当年只负责拨款、铸金，安排交通员运送黄金的事不归他管，他只知道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姓秦。

嗨！天下姓秦的人多了去了，哪里去找？

林伯渠跟着又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线索：这位姓秦的交通员曾经是高自立的警卫员。

高自立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四人马不停蹄，立刻奔赴东北，找高自立。

幸亏四人办事利落，行动迅速，他们赶到沈阳的时候，是1949年12月26日。

而高自立患病住入了医院，病情危急，去日无多。

实际上，高自立在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

话说回来，四人见到高自立的时候，高自立的脑子还算清醒，准确地告诉他们：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四人看到高自立的病情如此严重，愈加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马上调头赶往十三兵团的驻地广西南宁。

不得不说，革命是一个大熔炉，当年高自立的警卫员小秦，现在已经成长为了一名堂堂的副师长了。

秦副师长对于18年前的那桩特别使命印象深刻。

他说，他当时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为了执行这项任务，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以“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为由，带着要运送的物品骑马离开了瑞金。一共走了6天，才抵达南平，并顺利找到了接头人——南门关帝庙的庙祝。

他说：“我并不认识那个庙祝，只是在和他对上暗语后，把东西交给了他，收下了他递过来的凭证，就匆匆返程了。”

四位侦查员都急了，让他好好回忆一下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

秦朴苦想了半天，只记得对方是个中年人，相貌中等，身材中等，仅此而已。

看来，线索到这里就中断了。

当晚，蒋文增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这一令人泄气的情况时，却从“悬办”处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悬办”已经调取到了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18年前负责运送黄金的前面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单单缺少了第七名交通员的资料。

那么，问题就出在第七名交通员的身上了。

原来，由于这批黄金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7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里面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

前面秦朴也说了，他把东西交给了庙祝后，从庙祝手里拿到了一个回去要上交给组织的凭证。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凭证是啥。

其实，这是个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上面刻了一个由林伯渠亲笔书写的“快”字。

这个“快”字一共有七画，被分割成了七块，每块只有一个笔画。

秦朴从庙祝手里得到的是“快”的第一笔：点。

他当然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了。

“悬办”负责人告诉蒋文增，作为凭证的“快”的前面五笔：点、点、竖、横折、横、撇，都收回来了，独独缺了最后的一笔：捺。

这就说明，黄金就是在第七个交通员手里丢失的，案子就得从这个交通员身上找突破口。

于是，四名侦查员跳过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名交通员，直接到杭州找第六位地下交通员。

这位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他与第一位交通员秦朴比较起来，混得比较惨。

他的直接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脱离了党籍，成为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一家竹行做店员。

面对侦查员的调查，他无比高兴。

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革命经历得到组织的肯定了。

他眉飞色舞地说：“那次跑交通的经过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可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

接下来，他整理了一下思路，回忆说：“我是在1931年12月2日接到任务的，我在当天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第二天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下了火车后，我按照上级的指示去‘汉源栈房’等候接头人。在客栈住下后，下午四点左右，我踱出房间，在客栈登记处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闲聊，耐心地等待接头人。不多会，门外进来了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问账房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到客栈入住。我估摸他就是接头的下线了，就拱手对他说‘我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你要找的人可是找我？’他打量了我一下，点了点头。我就带他去我的房间。在房间里，对上了暗语。我把东西交给他，他把交割凭证交给我，又点了点头，一声不吭，拎起那个白铜小箱子走了。”

显然，和秦朴不了解和他交割的庙祝是什么人一样，刘志纯也不了解和他交割的这位黑衣人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侦查员胥德深从刘志纯的描述中注意到一个问题：黑衣人走进的“汉源栈房”时，客栈老板和账房并不认识他，说明他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那么，他来到了松江，应该入住了松江的某一个旅馆。

要查这个黑衣人的来历，可以从旅馆的旅客入住登记账本里查。

于是，四人一同奔赴松江。

通过在当地询问，得知18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和“大福祥旅馆”。

“汉源栈房”和“邢天华客栈”已经关门倒闭，“清福阁旅馆”、“九峰三泖旅社”和“大福祥旅馆”都还保存有至少三十年的旅客入住登记账本。

四人查看了这三家的旅客入住登记账本在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的记录，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在“大福祥旅馆”订过一个房间，“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两家旅馆那两天并没有客人投宿。

由于周德冲是本地人，与那个黑衣人的外地人特征对不上，可以排除。

另外，根据刘志纯的描述，黑衣人并未入住“汉源栈房”，那么，黑衣人当年是否入住了“邢天华客栈”呢？

问题是，“邢天华客栈”已经关门倒闭了，没有了账本，没法再往下查了。

怎么办？

眼看春节快到了，四人简单商议了一下，准备返回上海，等过了春节再作计议。

动身返沪之前，侦查员胥德深对蒋文增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很久没见过面了，想去看看他。

于是四人同去军分区司令部拜访杜参谋。

杜参谋为人豪爽，在家里设宴盛情款待。

虽然烧炒的都是一些家常菜，却烹饪得非常美味。

四人赞不绝口。

杜复明得意之余，唤出家里的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

四位侦查员热烈邀请老柏入席同吃，轮流向他敬酒。

一桌人吃得兴高采烈，不亦乐乎。

但是聊起到案情的进展，四位侦查员不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老柏呷了口酒，非常肯定地说：“那年头松江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你们调查漏了它。”

还有可以住宿的地方没查？

四个侦查员酒醒了一半，都盯着老柏看。

老柏把杯中的酒一仰而尽，说：“松江城里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司令部曾向‘江苏省保安总部’申请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50张床位的招待所。招待所对内营业，社会人员嘛，只要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也可以入住。你们说的18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我在松江的‘富春楼’当大厨，经常被保安团司令部请去帮忙做菜，知道保安团司令部里有这样一个招待所。”

保安团是国民党的机构，当然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保安团的资料应该还保存在松江专区公安处。

侦查员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决定到松江专区公安处寻找这个保安团的相关讯息。

专区公安处的档案室里果然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从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

侦查员没费多少功夫就翻查出了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

查那年12月1日至5日的记录，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其中两个是一对夫妇，是来自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入住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单身旅客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

值得注意的是：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那么，这个梁壁纯是不是和刘志纯接头的黑衣人呢？

梁壁纯并非松江人，松江专区公安处没保存有他的档案资料，但有郭洪顺的资料。

郭洪顺的个人档案显示，他是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 年因渎职被解职，去向不明。

郭洪顺和梁壁纯是什么关系呢？

从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上可知，梁壁纯是郭洪顺的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是来松江“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的。

那么，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和刘志纯接头的黑衣人，就只有从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的身上入手了。

四名侦查员感到事不宜迟，登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车，前往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的情况。

查出的结果让人失望：郭北昌已于1941年9月因病去世，“祥德源国药号”也于该年10月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了。

难道，线索就这样断了？

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祥德源国药号”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到它的原址或许还是可以打听得到的一些东西的。

四人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附近找年长居民打听梁壁纯的情况。

这一打听，有了惊人的发现。

有一位年近六旬老翁说，“祥德源国药号”的确有一个姓梁的店员，嘉定人，炮制处理中药材和按方抓药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

“突然失踪”这四个字更加坚定了侦查员的推测：这个梁壁纯就是他们要找的地下交通员！

那么，就必须想方设法找出梁壁纯的下落来。

梁壁纯是嘉定人，嘉定可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好几个，到哪儿找呢？

这可是个大问题。

侦查员兵分两路，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看看有没有可能从中找到梁壁纯在嘉定老家的详细住址；一路是寻找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打听到梁壁纯家里的一些什么事。

但是，这两路调查全都一无所获。

那么，只能向嘉定县公安局寻求帮助了。

嘉定县公安局的徐副局长很热心，也很有办法。

他说：“这样吧，我让县工商联集中县城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看看谁认识这个曾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梁壁纯。”

不得不说，这个办法真是好！

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的陆积福时年73岁，身体健硕，精神状态很好，他在座谈会上刚一听到梁壁纯的名字，就笑了，说：“梁壁纯就是从我们‘积福堂’出去的，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徒。”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从陆老爷子的口中，侦查员得知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其妻贞姑是黄渡镇人，他们共生育了三个子女，一家四口在民国二十年左右搬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这回，侦查员按图索骥，毫不费劲地在洋泾镇上找到了化名为“申继谷”的梁壁纯。

面对侦查员的调查，梁壁纯没有丝毫隐瞒，痛痛快快地说出了当年运送黄金的全部经过。

原来，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的胞弟郭斗昌是一名优秀的中共地下党员，梁壁纯被他发展成为了党员。

郭斗昌牺牲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中，粱壁纯因为工作出色，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

1931年11月底，梁壁纯接受到一项任务：到松江的“汉源栈房”接运一个白铜小箱。

向他交代任务的上级严肃地对他说：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梁壁纯不敢怠慢，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了上海，于12月3日下午在松江 “汉源栈房”接到了要送运的小铜箱。

但是，在携货返沪时，出事了。

他是在1931年12月4日上午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的。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沿大盈江行驶，在白鹤镇拐入吴淞江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下船。

12月4日晚上九点，他在青浦上船；到了曹家渡轮船码头下船的时候，是12月5日早上六点。

下船后，天色未明，天气很冷，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他在曹家渡桥叫了一辆黄包车，吩咐拉往法租界住处。

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黄包车夫竟然是个劫匪。

过渡桥时，黄包车夫的两个同伙不知从哪儿窜出来，把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他的口鼻，使他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时，发现是躺在了曹家渡大旅社的一个客房里。

原来，劫匪只是求财，并不想弄出人命，用迷药把他迷倒后，送到了曹家渡大旅社来了。

为了让这件事有个交待，他让曹家渡大旅社的老板蒋博捷、管事的经理乐书秋出具了一个自己被迷昏后送到旅社的书面证明，一式两份，双方各存一份。

结付了房钱，离开旅社后，梁壁纯想起了领导说的“人在货在”的话，觉得就算有这份文书，也脱离不了干系。

思前想后，他决定一不休、二不做，回嘉定接了妻儿，改名换姓，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隐居起来。

梁壁纯交待完毕，指点侦查员在他家灶膛下挖出了一个陶瓷药罐里，说：“药罐里装的就是曹家渡旅社当年出具的证明。”

为了印证梁壁纯所言不谬，四位侦查员于1950年3月5日前往曹家渡调查。

“曹家渡大旅社”还在，人员也没怎么变换，经理乐书秋果真拿出了另一份证明材料。

那么，那批黄金就是被黄包车夫和两个同伙劫走了。

可惜的是，事发时是冬天的早晨，天气冷，光线暗，当然，主要是时间相隔太过久远，梁壁纯和“曹家渡大旅社”的店员都说不出黄包车夫和他那两个同伙的相貌特征。

侦查员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寻找线索了。

1950年3月8日，共有18名有过20年以上从警经历的原法华、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受邀到长宁公安分局座谈。

侦查员刚刚说起民国年间发生的黄包车夫抢劫案，这些老刑警齐声说，这种事，太多了，根本查不过来。时间已经过了18年了，要找出你们说的那个黄包车夫，无异是大海捞针。

侦查员的心都沉了下来。

然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来找组长蒋文增反映情况。

他说，旅社的职工裘青当年是个茶役，见证了劫匪用黄包车拉梁壁纯来店的全过程，他说他前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那辆黄包车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69，可以根据这个牌照号码去查一查。

本着死牛当活马医的原则，侦查员就根据这个牌照号码去查。

一查，这个牌照号码为300169的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曹胜林已经改行做了乐器厂的厂长。他说，那辆车是他的私人用车，从没拉过外人，而且，他的车夫，现在在人力车行业工会上班的老凌可以作证。

好吧，根据梦话进行还真是无稽之谈。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曾到长宁公安分局参加过座谈会的一名老刑警向蒋文增支了个招。

他说，提篮桥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旧社会的小偷、小盗、小流氓，这些人一直在黑道上混，你们不妨去发动他们，声明凡是提供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可以减刑或者提前释放。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侦查员觉得，这个办法相当靠谱。

于是依计而行。

1950年5月10日，案情有重大突破！

提篮桥监狱里一个名叫冯安宝的流氓犯检举说，他家有一辆牌照号码为300196的黄包车，是私人用车，曾在1931年12月上旬被他的表哥吉家贵，以及表哥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一同借去用，过了好几天才还了回来。而且，他们三人在还车之后，都富裕了起来，表哥还在上海开起了一家杂货店。

天！冯安宝说的这个牌照号码300196和龚青梦到的牌照号码300169也太接近了！

而且，根据冯安宝的说法，他的表哥吉家贵，以及阿古、小克在短时间里突然暴富，确实有重大作案嫌疑。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连夜出动，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的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小箱—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19年的抢劫巨案供认不讳。

他的同犯庄克在 1937年参加了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在与日寇作战时阵亡；另一名同犯刘阿古则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交由地方监督管制。冯安宝检举立功，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门卫。